影子银行是一种金融中介体系,通过传统吸收存款的银行体系之外的机构和安排,提供信用、筹集资金或进行信用转换。它涵盖通过投资基金、金融公司、证券交易商、证券化载体和证券融资市场开展的活动。其本质特征并非违法或隐秘:许多参与者受到监管,并公开披露自身业务。影子银行的特点在于,它能够在不受同等监管框架约束、也无法常规性获得公共安全网支持的情况下,再现银行业务中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特征,尤其是以期限较短或可随时赎回的负债,为期限较长或难以出售的资产融资。
“影子银行”一词在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受到广泛关注。当时,抵押贷款证券化、商业票据、货币市场基金和回购协议等领域出现的动荡,使损失在整个金融体系中传导。影子银行也为家庭、企业和政府提供融资,并提供适合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工具。因此,它的经济重要性既体现在对信用供给的贡献上,也体现在这样一种可能性上:看似彼此独立的市场,可能形成一个相互关联、易受挤兑、被迫抛售和信贷中断冲击的体系。
这一概念的边界仍然十分重要。国际主管机构越来越多地使用范围更广的表述——非银行金融中介,但并非所有非银行金融活动都会带来类似银行的风险。理解影子银行,需要区分机构与活动、信用风险与融资脆弱性,以及单个中介机构的资产与其所参与的相互关联的融资链条。
定义与统计边界
成立于2009年的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最初对影子银行作了宽泛界定,指涉及正规银行体系之外实体和活动的信用中介活动。这一定义以功能为依据,关注的是一种安排实际发挥的作用,而不只是其法律形式。一家公司即使不自称银行,也可以借短贷长,或发行被投资者视为存款替代品的金融债权。
其中有三种转换尤为重要。期限转换是以期限较短的负债为期限较长的资产融资。流动性转换是向投资者提供比底层资产更容易赎回或交易的金融债权。信用转换则重新安排信用风险的分布,例如以同一贷款池为基础,创设具有不同受偿顺序的证券。财务杠杆使中介机构能够持有超出其自身损失吸收资源的风险敞口,从而可能放大上述任何一种过程。
自2018年以来,金融稳定理事会在监测报告中通常使用“非银行金融中介”这一术语。其广义统计口径涵盖多种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和投资基金。这一口径有助于描述金融体系的结构,但并不能直接衡量影子银行风险。将保费投资于长期证券的保险公司,与依靠隔夜融资持有证券头寸的杠杆化交易商,虽然都可能属于非银行机构,负债结构却可能截然不同。
金融稳定理事会较窄口径的监测框架将相关活动归为五类经济功能:易受挤兑冲击的集合投资工具;依赖短期融资的放贷活动;依赖短期融资或担保融资的市场中介活动;促进信用创造的活动,包括部分担保业务;以及以证券化为基础的中介活动和对金融实体的融资。分类需要监管判断,因为名称相似的机构在不同司法管辖区的运作方式可能不同。
这一方法也明确了若干概念边界。未使用杠杆的股票基金,并不一定仅因其处于银行业之外就被视为从事影子银行活动。反过来,由银行集团发起设立的证券化载体,即使其发起人受到监管,也可能构成影子银行链条的一环。影子银行这一概念也不同于非正规经济、非法放贷和洗钱。这些活动可能与金融中介活动有所交集,但不具备银行身份本身并不意味着存在违法行为。
历史发展与经济驱动因素
非银行信贷的历史远早于这一现代术语的出现。在二十世纪末之前,投资信托、抵押贷款公司、证券交易商和商业融资公司就已是金融体系中的常见组成部分。此后的变化在于,市场化融资的规模不断扩大,彼此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同时,相关技术的发展使贷款能够转化为证券,并通过批发市场获得融资。
在美国,货币市场基金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出现。当时,利率上限限制了银行对部分存款所能支付的利息,而货币市场基金为投资者提供了投资短期证券的渠道。其增长体现了一种反复出现的机制:市场条件与监管限制之间的差异,会激励人们开发替代性的金融债权工具。大型企业和机构投资者也在寻求适合其资金规模的现金管理工具,因为它们持有的资金余额远超普通受保存款的规模。
证券化的扩张提供了另一个重要基础。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市场,后来的证券化交易又将汽车贷款、信用卡应收款及其他债权汇集成资产池。计算机化的贷款服务、标准化合同以及日益精密的风险模型,使管理大规模资产池并将其现金流分配给不同投资者成为可能。信用评级惯例和投资者的投资授权要求,共同推动了对高评级优先级证券的需求。
批发融资也随着这些发展而扩张。证券交易商和其他中介机构利用回购协议及商业票据为投资组合融资。持有现金的机构提供短期资金,借款人则在传统银行贷款业务之外寻求信贷。日益深化的资本市场、国际资本流动、金融创新以及专业资产管理业务的增长,为这些发展提供了支持。
监管是影响因素之一,却不能解释全部现象。资本要求、会计处理、存款限制及机构业务权限方面的差异,可能促使业务向银行体系之外转移。这通常被称为监管套利。不过,市场化融资的发展也源于投资者对可交易证券、专业化资产管理和分散化风险敞口的重视。一些安排降低了融资成本,或将特定风险配置给愿意承担这些风险的投资者。
经济学家保罗·麦卡利于2007年推广了“影子银行体系”这一说法。随后爆发的危机使关注焦点从单个机构转向连接贷款发起机构、证券发行机构、交易商、基金和银行的链条。此后的研究和监管越来越倾向于将这些链条视为金融体系架构的一部分,而非一群处于体系边缘、未受监管的企业。
机构、工具与融资链条
影子银行并非单一行业。参与者在融资链条中处于不同位置,同一家机构也可能承担多种职能。金融公司发放或购入贷款;基金提供投资资金;交易商连接买卖双方,并为其持有的证券头寸融资;法律上独立的载体则持有资产,并以这些资产为基础发行金融债权。它们的共同点是,在常规的存款融资放贷活动之外参与信用中介活动。
货币市场基金投资于短期债务工具,并向投资者提供流动性相对较高的基金份额。其风险敞口取决于基金类型:有些主要持有政府证券,另一些则投资于私营部门的短期债务。投资公司债券的共同基金承担的是另一种中介职能:其持有的证券未必能像基金自身的赎回条款所暗示的那样便于变现。即使投资者将这两类基金用于现金管理,它们也都不等同于银行账户。
金融公司可以通过发行债券、使用银行授信额度、开展证券化或发行商业票据来筹措资金,提供消费信贷、汽车信贷、设备信贷或企业信贷。其脆弱性取决于融资期限与贷款回款期限的匹配程度。依靠长期债券融资的贷款机构,与必须反复发行短期票据才能维持同一贷款组合的机构,面临的再融资问题并不相同。
证券交易商为交易提供便利,并持有债券及其他金融工具的头寸。回购协议,简称回购,使交易商能够以证券换取现金,同时约定日后进行反向交易。在许多市场中,回购在法律上采取先出售、后购回的形式,但从经济实质上看,通常属于有担保融资。证券借贷也可以将资产所有者、证券借入方、现金再投资载体和交易商连接起来。
特殊目的载体可以购入一组贷款,并以这些贷款的回款为支持发行证券。有些载体发行较长期的债券,另一些则发行需要频繁滚动续发的资产支持商业票据。法律上的独立性可以使投资者免受与贷款发起机构破产有关的部分风险影响,但无法消除基础贷款的损失,也无法排除融资中断的可能性。
这些组成部分可以形成一条链条:金融公司发放贷款,载体购入贷款,交易商安排证券发行,基金则购买由此形成的金融债权。银行可能在多个环节提供授信额度、结算服务或融资。因此,如果把每个中介机构的资产都视为对最终放贷的独立贡献,就可能夸大实际流向家庭或企业的信贷规模。这条链条围绕同一项基础经济风险敞口,形成了多重金融债权。
证券化与信用转换
证券化将一组金融债权转化为证券,其偿付取决于这组债权产生的现金流。贷款发起机构将资产或其相关经济风险转移至一个向投资者发行债权凭证的架构中。资产汇集可以分散特定借款人的个体风险,而利息、本金偿还款和损失的分配方式则由合同规则决定。这一过程能够将借款人与那些不会自行发放或管理单笔贷款的投资者连接起来。
一种常见架构采用具有不同偿付优先顺序的分层证券。次级债权先于优先级债权承担损失,优先级投资者则以较低的预期收益为代价,获得更充分的保护。假设一个资产池的资产本金总额为100,其中次级证券为10。在简化的架构下,本金损失的前10由次级投资者承担,超过这一数额后,优先级本金才会受到影响。这种架构重新分配了风险,却并未消除资产池产生损失的可能性。
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以抵押贷款的还款现金流作为偿付支持,但其风险可能因贷款审核质量、借款人特征、地域集中度和合同保护条款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以政府担保抵押贷款为支持的证券,不同于主要依靠借款人偿付和私人信用增级的非机构证券。将所有抵押贷款证券化视为同一种活动,会掩盖这些差异。
当以贷款为支持的证券本身又被汇集,组成担保债务凭证时,信用转换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反复进行结构化处理,可能使风险敞口难以追溯,并对违约相关性的假设高度敏感。当众多借款人都受到同一轮房价下跌或就业状况恶化的冲击时,风险分散的效果就会减弱。较高的信用评级反映的是依据特定方法和假设作出的评估,并不保证证券的流动性或本息偿付。
“发起—分销”模式也可能改变激励机制。贷款发起机构通过发放贷款收取费用,安排机构通过构建证券收取费用,而投资者则依赖经由多个中介机构提供的信息。当发起机构保留的风险敞口很小、贷款质量又难以观察时,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问题就变得尤为重要。陈述与保证条款、核验标准、风险自留要求以及贷款服务安排,都会影响这些激励机制的实际作用。
证券化本身并不必然依赖脆弱的融资方式。如果一个载体以逐步摊还的贷款为基础发行长期证券,其再融资需求可能较为有限。当长期或难以估值的证券通过短期负债融资,或者合同中的触发条款迫使持有者在市场承压时出售资产,脆弱性就会增加。因此,关键问题不只是资产是否经过证券化,还包括损失最终由谁承担,以及各持有者如何为其头寸融资。
融资、杠杆与挤兑机制
传统的银行挤兑是指存款人在银行尚未来得及将资产变现时就争相提取现金。影子银行的挤兑则不一定表现为存款人在银行网点排队。投资者可能拒绝续购商业票据、从基金中撤资、拒绝开展回购交易,或要求提供更多抵押品。这些从个体角度看审慎的行为,汇集起来却可能迫使中介机构在市场下跌时抛售资产。
抵押融资体现了资产价值与融资之间的相互作用。假设市场价值为 的证券通过回购交易融资,抵押折扣率为 ,那么在简化的交易中,可借入的现金上限为
抵押折扣率是抵押品价值与所提供现金之间的差额占抵押品价值的比例。折扣率为2%时,价值100的抵押品可支持借款98;折扣率为10%时,同样的抵押品只能支持借款90。因此,即使资产价格没有变化,借款人也必须补充额外资源或缩减头寸。
价格下跌会进一步加剧压力。一家中介机构若持有资产100、负债95、权益资本5,其资产与权益之比,即杠杆倍数,为20倍。假设负债不变,发生3的损失后,资产降至97,权益资本降至2,杠杆倍数便升至48.5倍。要恢复原有杠杆水平,可能需要出售资产、筹集新的权益资本或减少借款。许多机构同时进行类似调整,可能引发资产贱卖。在这种情况下,推动价格变化的不仅是资产预期偿付金额的变化,还有融资压力。
基金可能面临另一种挤兑机制。如果投资者可以频繁赎回,而基金持有的证券交易并不活跃,那么早期赎回可能由现金或最易出售的资产支付。留给其余投资者的投资组合流动性会更差,他们也可能承担先前赎回所产生的交易成本。视估值和定价规则而定,这可能形成类似银行挤兑的先行者优势。
合同条款也可能加剧这些过程。追加保证金要求规定,在价格发生不利变动后,必须补充抵押品;评级下调或其他触发事件则可能减少可获得的融资。此类条款保护了个别债权人,却可能使整个体系同时对现金产生更大需求。此时,流动性风险与偿付能力风险便相互交织:被迫出售资产可能将融资短缺转化为已实现损失,而损失的不确定性又会降低债权人提供融资的意愿。
与受保险保障的存款不同,许多影子银行负债并不享有存款保险保障。其发行主体通常也无法常规使用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工具。尽管如此,投资者仍可能预期发起机构或公共部门会提供支持,从而使正式合同规定的保障与投资者感知的保障之间出现落差。
与银行的联系及系统性风险
银行与影子银行之间的界限并不严密。银行发放贷款后将其出售用于证券化,向非银行中介机构提供贷款,提供衍生品,持有基金份额或结构化证券,并经营证券交易业务。非银行机构则在银行存放存款,并通过证券市场和批发融资市场提供资金。因此,困境可能沿着任一方向传导。
银行的风险敞口可能是或有的,而非以已发放贷款的形式直接显现。例如,银行可能承诺,在某个商业票据载体无法再融资时向其提供流动性。一旦市场投资者撤资,这项承诺就会转化为对银行自身资金的需求。发起机构也可能出于声誉考虑,为关联载体提供超出合同义务范围的支持。因此,实际风险可能高于仅从该载体的法律独立地位所推断出的水平。
资产负债表报告至关重要,但无法涵盖关联性的所有维度。并表规则决定了某个载体的资产和负债是否纳入银行集团的财务报表。担保、未提用承诺、抵押品安排和衍生品风险敞口可能需要单独分析。净头寸还可能掩盖大规模的资金流入和流出,而这些资金流一旦中断,就会产生流动性需求。
当这些联系使局部扰动损害更广泛的金融服务时,就会产生系统性风险。直接信贷损失是其中一种传导渠道。其他渠道包括持有相同资产、依赖相同的交易商、资金提供方高度集中,以及同时面临抵押品追加要求。即便两家机构之间没有直接借贷关系,如果它们都必须在价格下跌时出售相同证券,二者仍可能存在紧密联系。
市场运行是另一条联系纽带。交易商帮助投资者买卖政府债券和公司证券,但其承接抛售的能力受到融资条件、风险限额和资本的约束。如果投资者同时寻求变现,交易商中介能力的下降就可能推高交易成本,并降低市场深度。压力随后可能从私人部门发行的信用工具蔓延至高评级证券,而投资者原本以为后者很容易卖出。
公共干预还会引出激励方面的问题。紧急支持可能防止无序清算并维护信贷供给,但对未来支持的预期也可能引发道德风险。因此,监管当局会区分提供临时市场流动性与保护投资者免受基础性信贷损失这两种做法。在实践中,干预方案的设计必须考虑抵押品质量、定价、资格条件、法定权限以及公共部门可能承担的损失,而不能将所有非银行机构一视同仁。
全球金融危机及后续事件
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住房抵押贷款信用风险如何与短期融资相互作用。在2007年之前的扩张阶段,非政府机构发行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将美国住房贷款与世界各地的投资者联系起来。一些结构化证券由依赖持续再融资的投资载体和中介机构持有。随着住房抵押贷款表现恶化,资产质量的不确定性使投资者不再愿意为持有此类证券风险敞口的机构提供资金。
2007年8月,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市场和投资基金出现动荡,表明投资者正更广泛地撤离结构化信贷敞口。一些投资载体无法再以可接受的条件发行票据,因而转而寻求银行支持或出售资产。问题并不仅限于住房抵押贷款最终造成的损失:这些损失究竟由谁承担尚不明确,也削弱了市场对交易对手和抵押品的信心。
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加剧了市场动荡。持有雷曼债务的储备首要基金宣布,其每份基金份额的资产净值已跌破一美元,这一事件被称为“跌破面值”。优质货币市场基金遭遇大规模赎回,加重了商业票据融资的压力。美国当局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由财政部为参与计划的货币市场基金提供临时担保,以及由美联储设立支持短期融资市场的融资工具。
这场危机并不意味着所有回购市场板块或非银行机构都经历了相同的风险传导机制。融资压力因抵押品质量、交易对手风险敞口、合同安排以及替代融资的可得性而异。尽管如此,这次危机表明,一旦市场对支撑相关债权的资产和机构失去信心,原本被认为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债权也可能变得难以赎回或再融资。
2020年3月,新冠疫情暴发,引发了广泛的“现金争夺”。投资者抛售资产,一些货币市场基金面临大量资金流出,甚至主要国债市场也承受了严重压力。各国央行开展大规模资产购买,并推出或重新启用紧急融资工具。这次事件表明,即使此前没有发生住房抵押贷款信用崩溃,融资和市场流动性问题也可能出现。
2022年9月,英国国债收益率急剧上升,使养老金计划采用的杠杆化负债驱动型投资策略面临大额追加抵押品要求。长期英国国债遭到抛售,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压力,英格兰银行为恢复市场正常运行而进行了临时购买。这次事件凸显了养老金领域的杠杆和流动性管理问题,尽管该领域的长期养老金负债与可能遭遇挤兑的银行存款存在显著差异。
各国差异与统计计量
影子银行反映的是各国的金融结构,而非某种普遍适用的机构模式。美国拥有发达的证券市场、规模庞大的货币市场基金,以及悠久的证券化历史。欧洲金融体系则兼具庞大的银行业、投资基金、金融公司和跨境金融中心。在其他地区,非银行信贷可能通过信托、租赁公司、专业贷款机构,或与银行密切相关的安排来开展。
在中国,“影子银行”一词通常涵盖信托贷款、委托贷款、理财产品,以及将信贷转移至传统贷款类别之外的融资安排。这些业务的法律形式及其与银行的联系各不相同。过去,一些产品虽然没有明确的合同担保,却让投资者形成了保本预期。这种预期影响重大,因为它可能削弱投资者对底层资产风险的关注。
中国监管部门于2018年出台了重要的资产管理新规,旨在整治隐性担保、期限错配和产品多层嵌套等问题。这些改革的重要性,部分在于其从业务功能出发的监管思路:即使产品所属的机构类别不同,也可能产生相似的风险。中国的经验也说明,仅以回购和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等美国金融工具为基础的术语,无法涵盖影子银行的所有形式。
跨境活动增加了统计计量的难度。一只基金可能在一个司法管辖区依法注册,在另一个司法管辖区接受管理,持有在其他多个司法管辖区发行的证券,并向国际银行借款。按法律注册地编制的统计,与按合并口径的企业集团或最终借款人所在地编制的统计,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因此,一些金融中心的基金业规模相对于其本地经济可能极为庞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向本地企业提供了同等规模的贷款。
资产总额也需要谨慎解读。报告资产的增长可能反映的是市场价格上涨,而非新增贷款。未经合并的总额可能包含金融中介机构之间的债权,而合并统计可以剔除其中一部分。报告覆盖范围或分类的变化可能导致时间序列出现断点。因此,涵盖范围较广的非银行部门总量数据,与范围较窄、侧重风险的估算数据,不应被视为可以互换。
金融稳定理事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国主管部门以及国际清算银行提供相互补充的监测与分析。目前持续存在的数据缺口涉及通过衍生品形成的杠杆、私募市场风险敞口、抵押品重复使用,以及双边融资安排。与投资者可能撤资的速度,或严重市场冲击下所需的现金规模相比,基金资产总额更容易观测。
监管与公共安全网
监管影子银行,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将所有银行监管规则套用于每一家非银行机构。不同活动会产生不同风险。依靠已承诺投入的股权资本融资的封闭式投资工具,面临的赎回机制不同于开放式债券基金;而依赖隔夜借款的证券交易商,其融资风险也不同于长期保险机构。因此,有效监管既要针对具体机构开展监督,也要制定针对具有可比经济功能的活动的规则。
银行监管通过对非银行机构风险敞口、表外承诺和证券化业务的监管要求,影响影子银行。金融危机后,巴塞尔协议三框架强化了银行资本和流动性标准。例如,流动性覆盖率要求适用该规定的银行持有充足的优质流动性资产,以应对按模型估算的短期现金净流出。这类规则有助于降低银行在融资压力下的脆弱性,包括应对关联实体产生的资金需求。
证券化改革涉及信息披露、贷款发放标准、利益冲突和风险自留。在美国和欧盟,危机后的监管框架通常要求保留一部分证券化信用风险,具体须遵守相关规则,并可适用特定豁免。这些措施旨在使发起机构、安排机构和投资者的激励保持一致,而不是取消证券化这一融资手段。
货币市场基金改革主要围绕投资组合流动性、资产质量、估值、信息披露和赎回安排展开。美国于2014年通过的改革要求,面向机构投资者的优质货币市场基金和免税货币市场基金采用浮动资产净值。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于2023年进一步通过规则,提高了最低流动性要求,并调整了流动性费用和赎回限制的制度框架。这些措施回应了实践中显现的问题:某些限制措施本身也可能影响投资者撤资的动机。
对于更广泛的开放式基金,监管关注点还包括流动性压力测试、赎回条款,以及将交易成本分配给进行申购或赎回的投资者的机制。摆动定价通过调整基金的交易价格,反映与净申购或净赎回相关的估算成本。其有效性取决于信息是否及时、操作机制如何设计,以及底层资产的交易特征;它不能替代使投资组合流动性与承诺的赎回条款相匹配的安排。
全体系监管属于宏观审慎政策的范畴。监管部门跨越机构边界,审视杠杆水平、相互关联性、共同风险敞口和流动性需求。紧急流动性支持机制则涉及另一个问题:在异常压力下支持某个市场,并不必然意味着每个参与者都能永久获得央行支持。准入条件、抵押品要求和损失分担安排,决定了公共保障的覆盖范围及其产生的激励。
经济功能与尚待解决的分析问题
影子银行通过将借款人与吸收存款体系之外的投资者连接起来,可以扩大信贷供给。专业放贷机构可能在设备融资、应收账款融资或特定行业积累专长。证券市场则让投资者能够选择期限和风险特征各异的投资标的。这些功能有助于拓宽融资来源,减少对少数几家银行的依赖。
风险如何分布,与风险如何产生同样重要。同一笔贷款,由拥有长期承诺资金的投资者持有时,面临的再融资压力可能小于由高杠杆中介机构持有时的压力。反过来,将债权分散到众多机构,也可能使风险所在更难辨识。只有当投资者不会在压力下同时寻求现金时,多元化的投资者群体才能增强体系的韧性。
私募信贷体现了这些差异。许多私募信贷基金采用承诺出资机制,并限制资金赎回,从而减轻了开放式基金所面临的即时赎回压力。尽管如此,借款人、基金或投资者层面的杠杆仍可能造成脆弱性,而估值频率较低也可能延迟暴露资产状况的恶化。相关分析应追踪合同约定的现金支付义务及融资关联,而不应假定交易频率较低就意味着没有风险。
数字金融工具也带来了类似的界定问题。以短期证券为储备资产的稳定币,可能一方面承诺随时赎回,另一方面所持资产的出售或结算却需要时间。其经济特征取决于储备资产质量、托管安排、法律上的求偿权、杠杆及赎回权。代币化改变的是债权的记录和转让方式,本身并不能消除期限错配或信用风险。也并非所有数字资产都构成信用中介活动。
一项核心研究难题,是区分真正的风险转移与法律或会计呈现方式的改变。将贷款移出银行,可以把风险分配给有能力承担风险的投资者;但担保、授信额度或出于声誉考虑作出的承诺,也可能使损失重新回到银行体系。因此,实证分析必须识别最终风险承担者、或有义务,以及融资安排在压力下的表现。
另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韧性与市场中介活动之间取得适当平衡。增加流动性缓冲、降低杠杆、提高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可以减少被迫抛售,但也会改变融资成本和融资可得性。针对某一类机构采取的措施,可能使业务活动转移到其他领域。因此,全体系压力分析考察的是借款人、基金、交易商、银行和投资者将如何共同应对压力,其中也包括:它们各自为维持流动性而采取的行动,可能如何改变其他所有参与者面临的价格和融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