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市是一种交易体系,其中交易的商品或服务、参与者的行为或销售条件违反适用的法律。交易对象本身可能属于违禁品,例如某些受管制的毒品;也可能是完全普通的物品,例如在配给制度之外出售的食品,或通过未经授权的交易商兑换的外币。黑市的规模和组织形式各不相同,既包括个人之间偶发的交易,也包括跨越国界、长期运作的商业网络。
黑市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将法律限制与供给与需求所产生的激励联系起来。黑市能够重新分配稀缺商品,使被禁止的消费活动得以延续,削弱税收征管,并使买家和劳动者面临欺诈、胁迫或不安全产品的风险。黑市造成的后果取决于交易对象、交易被认定为非法的原因、交易的组织方式,以及周围的制度环境。因此,对黑市的研究横跨经济学、法律史、犯罪学、公共行政学和经济活动测度等领域。
定义与界限
黑市的核心特征在于交易的某个关键环节违法,而不在于特定的地点、支付方式或组织形式。一笔交易可能因产品被禁售、卖方缺乏必要许可、价格超过法定上限,或逃避税收或边境管制而违法。不同司法管辖区对合法性的认定也可能不同:在一国合法制造的物品,若未经许可进口到另一国,就可能进入非法市场。
黑市这一概念与非正规经济有所重叠,但两者并不相同。非正规经济活动包括未得到正式法律或行政制度充分覆盖的生产与就业活动,其产出未必属于违禁品。因此,不应自动将未注册的小型维修商户与非法贩运组织视为同一种经济现象。同样,“地下经济”和“影子经济”往往强调蓄意向公共主管机关隐瞒活动,包括隐瞒本身合法的商品生产。不同统计研究采用的定义各异,因此,看似可以比较的估算结果实际上可能并不具有可比性。
灰色市场通常涉及通过制造商授权渠道以外的途径销售正品。此类交易可能合法、违法,也可能在法律上存在争议,具体取决于当地有关进口、经销合同、商标以及知识产权权利用尽的规定。因此,不应简单地将这一说法用作黑市的同义词。二级市场本身也并非非法:合法转售只有在违反相关限制时,才会成为黑市活动。影子银行同样并非天然违法;这一术语指的是在传统银行体系安排之外进行的信用中介活动。
黑市交易还必须与盗窃、敲诈勒索及其他不构成双方自愿交易的行为区分开来。赃物随后可能在黑市出售,但最初的盗窃行为本身并不是市场交易。这一区分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十分重要,因为其中对生产和交易的处理方式不同于对现有资产转移的处理方式。这也能避免因定义过于宽泛而将所有犯罪都等同于商业活动。
最后,“黑市”并不是对某种商品的固定分类。美国全国禁酒时期的酒类、外汇管制下的外币,以及战时配给制度下的食品,都说明随着制度变化,同一种产品可能在合法与非法渠道之间流转。分析时必须明确司法管辖区、时期以及所违反的规定,而不能根据产品的名声或支付方式推断其违法性。
经济形成机制与价格决定
当交易意愿与阻碍交易通过合法渠道进行的法律障碍同时存在时,黑市便会产生。禁令切断了合法供给,却未必消除了需求。许可限制可能将潜在供应者排除在外,而税收和进口关税则会激励人们隐瞒原本合法的交易。这些机制各不相同,但都可能使合法渠道所能提供的交易条件与非法交易所能实现的条件之间出现差距。这一差距必须足够大,才能补偿参与者承担的隐蔽成本和执法风险。
具有约束力的价格管制就是一个常见的例子。如果法定最高价格 低于竞争性均衡价格,需求量就可能超过供给量:
由此产生的短缺为私下转售、隐性加价、搭售或将商品从官方分配渠道转移出去创造了机会。由于非法供给会带来额外成本,黑市价格可能既高于法定价格上限,也高于没有价格管制时的市场价格。不过,战争破坏、进口中断或生产崩溃也可能造成短缺;仅凭黑市的存在,无法判定短缺的最初成因。
税收引发的黑市通过一种相关但不同的机制运作。同一种产品在高税辖区及其附近的低税辖区,合法零售价格可能存在显著差异。未经授权的中间商可能试图通过套利从这一差价中获利,规避目的地辖区的税收。他们可能获得的利润空间取决于运输成本、执法力度、产品特性以及税收差异的大小。关税差异也可能在海关边界两侧产生类似的激励,不过,有些价差会被合法分销成本抵消。
对参与黑市行为的一种简化经济学解释,是将预期收入与生产成本、隐蔽成本和处罚成本进行比较。若 表示收入, 表示一般成本, 表示隐蔽成本, 表示受到处罚的概率, 表示处罚的货币等值,则预期收益可表示为
这是一种分析上的简化,并非对行为的完整描述。监禁、暴力、概率的不确定性以及风险态度,并不总能归结为单一的货币数值。加里·贝克尔于1968年发表的《犯罪与惩罚:一种经济学分析》一文,推动了这种基于激励的违法行为分析方法在法与经济学中的确立。
执法使成本上升,并不必然导致消费减少或犯罪收入下降。结果取决于价格弹性、替代行为、市场进入以及产品质量的变化。限制供给可能推高价格,但总支出既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利润也未必上升:供应者可能面临更大的损失、更高的隐蔽成本,以及对受保护分销渠道更激烈的争夺。
组织、信任与履约保障
非法交易面临一个根本性的制度问题:参与者通常无法依靠普通法院来强制履行法律禁止的合同。卖方很难通过起诉追讨非法货物的货款,买方收到的数量少于承诺时,也未必能获得法律救济。因此,黑市会产生特有的交易成本,涉及搜寻、核实、保护和结算等环节。这些成本有助于解释,为何即使实际生产成本很低,非法商品的价格仍可能居高不下。
重复交易是正式履约保障机制的一种替代方式。买卖双方可能只与亲属、熟人、长期合作的中间人,或某些社群的成员交易;在这些社群中,不当行为会损害日后的交易机会。这些关系可以催生信用交易,但这种信用仍容易受到逮捕、失踪以及无法通过常规商业程序解决的纠纷的冲击。中间人赚取收入,不仅靠运送货物,也靠筛选参与者、担保交易,以及连接原本彼此隔离的网络。因此,信任是一种经济资源,而不是非法市场无害的证据。
保密性还会加剧信息不对称。买方可能无法核实商品的成分、来源或所有权,卖方则可能不知道客户是否可靠,或是否与执法部门有关联。当买方无法区分低质量卖家与高质量供应商,致使低质量卖家得以留在市场中时,就可能出现逆向选择。品牌、样品、声誉和非正式担保或许能部分缓解这一问题,但无法提供与独立执行的产品标准及法律责任同等的保障。
有些黑市涉及有组织犯罪,但这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许多非法交易由规模小、临时性或联系松散的群体完成。在保护、地盘控制或协调能够带来优势的情况下,可能出现层级更为分明的组织。控制某个通行关口、分销区域或腐败关系,可以产生市场势力和进入壁垒。暴力可以用来迫使他人履行协议或排挤竞争对手,但也可能扰乱生意并招致执法行动。暴力是否普遍,取决于交易商品、制度环境和市场的组织方式。
腐败可以将非法商业活动与公共机构或私营机构联系起来。贿赂可能降低接受检查的概率、使执法计划泄露,或为将商品从持牌供应链转入非法渠道提供便利。这些安排也会带来不确定性,因为庇护取决于特定的官员、职位或政治条件。当犯罪所得进入合法金融渠道时,就涉及洗钱:它指的是掩饰资金的非法来源或所有权,而不是最初的销售行为本身。并非所有黑市交易款项都会被清洗,也并非所有被清洗的资金都来自商品市场。
历史发展
非法市场的历史远早于现代工业经济。贸易限制、国家专卖和关税一再催生未经许可的交易。在近代早期的欧洲,走私商品包括盐、烟草、茶叶和纺织品等,具体种类取决于当地的税收与专卖制度。英国18世纪的茶叶贸易体现了财政制度与非法销售之间的联系。1784年《减税法》大幅降低茶税,削弱了走私者价格优势的一个主要来源,不过,执法力度和更广泛的商业环境也影响着茶叶贸易。
美国的全国禁酒令是合法市场转为非法市场的一个典型案例,相关史料尤为丰富。《宪法第十八修正案》和通称《沃尔斯特德法》的《全国禁酒法》确立了联邦禁酒制度,并于1920年1月生效。对酒类的需求并未消失,而是通过非法生产、进口和未经许可的销售继续得到满足。私酒贩运网络和地下酒吧成为这一时期的突出特征。1933年12月,《宪法第二十一修正案》通过,联邦禁酒令随之废止,但各州和地方的限制仍不尽相同。这段历史既展示了禁令创造的商业机会,也说明了要将禁令的影响与更广泛的社会变迁区分开来并不容易。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必需品实行配给和价格管制。英国于1940年1月开始实行食品配给,部分食品限制一直持续到1954年。非法销售可能涉及挪用物资、伪造或违规使用配给券,以及绕过授权渠道的交易。其他战时经济体也出现了类似问题,但其严重程度取决于供应状况和行政管理制度。配给制度旨在分配稀缺物资,而非法交易即使提供了买家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商品,也可能破坏这种分配安排。
苏联则提供了另一种制度背景。在中央统一管理的生产和分配体系之外,非官方经济活动包括私人服务、挪用国家资源以及未经许可的转售。并非所有非国营交易都属非法:官方允许的集体农庄市场与被禁止的活动同时存在。格雷戈里·格罗斯曼于1977年发表的苏联“第二经济”研究文章,推动确立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分析框架,用于考察谋取私人收益,以及在官方经济安排之外或违反这些安排开展的活动。人际交换网络也发挥着分配获取物资和服务机会的作用,而不一定采取现金市场交易的形式。
此后,向市场定价和私营企业的转型改变了许多活动的法律地位,却没有消除非法商业。因此,从历史上看,随着经济发展,黑市并不会简单地逐步转变为合法市场。新的限制、冲突、技术和贸易路线不断创造出不同的机会。进行历史比较时,区分违禁产品与受管制价格、区分有组织的非法贩运与普通人为获取稀缺家庭必需品所作的日常努力,才能获得更有价值的认识。
商品、服务与跨境贸易
黑市涵盖若干在经济性质上各不相同的类别。违禁商品市场的存在源于法律对相关商品或服务的限制。赃物市场则以非法获取物品为基础,即使这些物品本身只是普通消费品。受管制商品市场可能涉及未经必要许可销售的正品,而假冒商品市场则涉及对产品身份或来源的虚假表述。这些区别会影响生产成本、消费者掌握的信息、执法重点,以及合法供应者与非法供应者之间的关系。
受管制药物是被禁止或受到严格限制的商品中的一个主要例子。其市场因产品、司法管辖区和分销环节而异:种植、合成、批量运输和零售环节的参与者与竞争结构未必相同。法律限制可能使体积小、价值高的产品在运输上相对更具吸引力,但产品选择也反映了消费者偏好、生产技术和供应情况。非法性使质量核验变得复杂,而成分变化可能带来严重的公共卫生风险。仅凭价格无法可靠地判断这些风险。
烟草、燃料、酒类及其他应税商品的非法贸易,往往将合法生产与非法分销连接起来。正品可能被从授权渠道转移出去,也可能在未缴纳关税的情况下跨境运输。走私专指非法跨越国境或关境运送物品的行为,并非所有黑市销售的同义词。从分析角度看,虚假申报、滥用关税豁免以及转移过境货物,与隐蔽越境是不同的行为。同一批货物在其供应链的不同环节中,可能在合法与非法状态之间转换。
假冒商品还会带来其他问题,因为购买者可能并不知道产品涉及违法。明知是仿品而购买的配饰,与冒充获准上市产品销售的假药,性质并不相同。后者可能含有错误的成分、错误的剂量,或根本不含活性成分。世界卫生组织将故意虚假表述产品身份、成分或来源的伪造医疗产品,与未达到质量标准的获准上市的不合格产品区分开来。因此,并非每一种不安全或有缺陷的产品都能证明黑市的存在,也并非每一种未经授权的产品都是假冒产品。
其他非法市场涉及野生动植物、木材、考古文物、武器、个人数据和服务。这些市场造成的危害不限于直接参与交易的各方,还包括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文化遗产的流失,以及对数据隐私的侵犯。涉及劳工的情况尤其需要谨慎区分:未申报的工资安排、非法招工、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在法律和经济层面都是不同的现象。将它们视为同一市场类别,可能会掩盖参与是否自愿、收益由谁控制,以及哪些权利受到侵犯等问题。
外汇与货币不稳定
当外汇交易在法律许可的机构之外进行,或采用未经批准的汇率时,就会出现未经授权的货币市场或平行货币市场。这类市场往往与货币兑换、外汇资金获取或购汇用途方面的限制有关。同一经济体内可以同时存在官方汇率、经授权的市场化汇率以及非法汇率。因此,“平行市场”的含义比“黑市”更广:某些平行交易安排受到容许或正式认可,而非遭到禁止。
其核心机制在于,按官方汇率计算的外汇需求超过供给。如果官方分配制度提供的外汇比不受限制的市场更便宜,却又无法满足全部需求,那么获得外汇的资格本身就有了价值。进口商、旅行者、家庭和企业可能会寻求其他来源。如果未经授权的交易商能支付更多本币,出口商或海外汇款接收者就可能有动力将所得外汇转移至官方渠道之外。这些行为可能进一步减少官方渠道的外汇供给,但影响程度取决于执法力度和交易成本。
若 为官方汇率, 为黑市汇率,且两者均以每单位外币对应的本币数量表示,则通常采用的百分比溢价为
溢价为正,表示在非官方市场购买外汇的成本更高。比较时,必须确保日期、货币单位和交易类型一致。现金购买、银行转账、小额零售交易和大额批发交易可能适用不同汇率。因此,单个报价可能无法准确反映整个市场的状况,在货币快速贬值或市场受到扰乱时尤其如此。
高通货膨胀和不确定性可能增加人们将外币作为价值储藏手段的需求。在持有或交易外币受到限制的地方,这种需求可能支撑非法市场。不过,美元化既可以通过正式途径发生,也可以非正式地发生,本身并不违法。同样,非官方汇率溢价本身也不能衡量预期贬值幅度。其中可能包含稀缺租金、没收风险、支付限制,以及在不同司法管辖区之间转移资金的成本。
这些市场会影响对经济数据的解读以及货币政策的实施。如果按很少有参与者能够获得的官方汇率来计算收入或进口额,就可能得出误导性的比较结果。多重汇率还可能诱使人们获取享受补贴的外汇后转售牟利,而不是用于支付所申报的进口。另一方面,汇率安排的突然变化可能以不同方式影响各家企业和各个家庭的价格与资产负债状况。分析货币市场时,必须区分汇率本身与规范外汇获取和结算的规则。
数字市场与技术变革
数字通信改变了非法交易的买卖双方寻找彼此的方式,但并未消除信任、交付和执法等根本问题。普通网站、社交媒体、即时通信服务和专门的隐藏服务都可能为非法交易提供便利。黑市不一定在暗网上运作,暗网服务也不一定违法。判断的关键仍在于交易的性质,而不能仅看所使用的通信技术。
一些网络非法交易平台采用了合法电子商务中常见的功能:可搜索的商品信息、卖家资料、顾客评价、交易佣金和争议处理程序。这些功能能够降低搜寻成本,让此前毫无联系的人也能进行交易。资金托管安排试图降低买家付款后收不到货的风险,但这也引入了另一个需要信任的中介。平台管理者可能侵吞托管款、失踪,或失去对资金的控制,因此,平台机制只是用一组风险替代另一组风险,而非彻底消除风险。
“丝绸之路”是一个于2011年上线、2013年被美国当局关闭的网络交易平台,成为这种组织模式的突出案例。它将隐藏服务访问、比特币支付和信誉机制结合起来。它的重要性与其说在于开创了非法贸易,不如说在于展示了平台如何协调分散各处的参与者。此后出现的市场在设计和存续时间上各不相同。查封、欺诈和管理者离场一再打断这些市场的运作,因此,任何单一平台都无法可靠地反映整个市场的状况。
数字支付可以便利远程结算,但不应将其直接等同于匿名支付。现金、传统银行转账、支付账户、加密货币和稳定币各有不同的特性,留下的记录也不同。许多加密货币系统保存着公开的交易历史,但要识别特定地址背后的人,仍需额外信息。某种支付工具被用于非法活动,并不能证明该工具的大多数用途都是非法的。同样,没有传统金融中介参与,也不意味着交易不会留下证据。
买卖被盗账户凭据、恶意软件和非法获取数据的网络市场,也不同于实物商品市场。数字文件可以被复制和转售,而不会像实物那样耗尽,但随着密码更改或受影响系统得到安全加固,这些文件的用处可能下降。其价值取决于时效性、独占性、访问权限以及可验证性。这些市场与网络安全直接相关,而跨境托管、化名账户以及分散的司法管辖权则使执法更加复杂。获取、验证和利用访问权限始终不可或缺,这意味着即使是高度数字化的市场,也仍然存在组织运作上的瓶颈。
衡量与国民经济核算
黑市难以衡量,因为参与者有动机隐瞒交易数量、收入、身份和交易路径。任何单一的观测都无法全面反映其规模。警方查获量、逮捕人数、税务调查、住户调查、价格观测和财务记录,各自只能揭示这类活动的某些方面。这些指标的变化可能反映市场本身的变化、执法重点的调整、报告方式的改变,也可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没有进一步证据,查获量上升既不能证明市场正在扩大,也不能证明打击行动取得了成效。
研究人员采用直接和间接两类方法。直接方法包括保密调查、访谈、支出研究和行政调查。这些方法能够提供特定群体的详细信息,但也面临拒绝作答、误报和覆盖不全等问题。间接方法则根据申报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差额、异常的现金需求、劳动力市场特征或其他指标,推断隐蔽经济活动的规模。这类方法需要对不存在隐瞒行为时的情形作出假设。例如,现金使用情况还受到支付偏好、金融服务可及性、利率和预防性储蓄的影响。
统计模型有时会综合多个指标,估算无法直接观测的影子经济规模。其结果对变量选择、基准估计以及因果关系假设十分敏感。重要的是,这类模型的估算对象往往是被隐瞒的合法商品和服务生产活动,而非所有非法市场。因此,不应直接将已公布的“影子经济”占比视为黑市规模。要确保可比性,就必须统一定义、年份、地理范围和估值方法。
国民账户体系依据经济活动本身界定生产范围,而不只是看活动是否合法。如果商品或服务是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生产和交换的,那么非法生产也可能被纳入这一范围。相比之下,盗窃并不会仅仅因为所有权发生转移就构成新生产的产出。各国统计机构可能会估算某些非法活动,以提高统计的覆盖程度和可比性。将某项活动计入国内生产总值是一种核算处理,并不意味着在法律上予以承认或认可。
市场交易额也不同于增加值。将生产、批发和零售各环节的交易总额相加,可能会对同一产品重复计算。消费者支出、犯罪收入、利润以及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等估计值回答的是不同问题,不应混用。以零售价格估算查获物品的价值时,也需要同样谨慎:一批货物假定的街头零售总值,并不一定等于供应者实际收到或本可收到的金额。
由于地下市场的构成和地点不断变化,可靠的衡量往往需要利用相互独立的证据进行交叉验证。价格、纯度、可获得性、支出和执法数据相结合,可能共同支持某种解释,而任何单一数据序列都不足以确立这一解释。当估计结果是从一个规模很小的受观测群体外推至全国或全球市场时,不确定性尤其大。
公共政策与经济后果
黑市的影响各不相同,因为其所规避的法律限制有着不同的目的。绕过配给制度,可能使必需品转而流向出价更高的人;绕过不合理的许可门槛,可能促成更多交易;贩运危险产品或赃物,则可能伤害从未同意参与交易的人。因此,福利经济学会分别评估相关限制本身、非法交易及其更广泛的后果。仅仅存在自愿交易的买卖双方,并不能证明交易有益于社会。
主要成本包括暴力、不安全的产品、环境破坏、税收损失,以及用于隐瞒交易和执法的资源。这些成本可能涉及外部性,但必须区分转移支付与净资源成本。未缴纳的税款会影响公共财政和税负分配,而为非法交易支付的加价部分,并不一定全部构成社会净损失。相比之下,用于掩饰交易或守护非法经营地盘的资源,即使为某些参与者带来了收入,也可能构成实际成本。
政策工具包括刑事禁令、许可制度、产品标准、税收、边境管理、金融调查,以及改变供给的法律条件。其效果取决于执行方式和市场结构。打击占主导地位的中间商可能扰乱市场协调,但其他供应者也可能取而代之。对某一种产品的限制,可能使需求转向风险不同的替代品。执法还可能使交易路线转移、促使交易小额化,或改变产品成分,因此,评估结果不能只看逮捕人数或查扣数量。
合法化与非刑事化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变革。合法化是在监管框架内允许特定行为;非刑事化则是取消或减轻对特定行为的刑事处罚,但不一定建立合法的商业供应体系。两者都不会自动消除非法贸易。税收、年龄限制、许可成本、产品规则和获取渠道等方面的差异,可能使未经许可的市场与合法市场并存。反过来,法律变更后,记录在案的违法行为减少,本身也不能衡量有害活动是否减少,因为相关行为的法律归类已经发生变化。
分配效应同样重要。非法供应可能为一些家庭提供收入或获取生活必需品的渠道,同时也使其面临财物被没收、负债、胁迫或不安全工作条件等风险。收入较高的消费者可能更有能力支付非官方加价,而无法使用正规金融服务或流通渠道的人,则可能更加依赖风险较高的中间商。这些关系将黑市与收入不平等及获得制度性服务的机会联系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贫困是参与非法活动的必要或充分原因。
评估通常会综合考察价格、供应充足程度、产品安全、暴力、税收征管,以及受影响人群受到的待遇。因果关系的推断十分困难,因为改革往往与经济危机、执法变化或需求转变同时发生。在比较不同司法管辖区或不同时期的情况时,必须考虑这些差异,还要考虑一种可能:某一地区观察到的活动减少,反映的只是活动转移,而非总体规模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