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双轨制是指同一种商品通过两种制度上不同的渠道进行交换的安排:一是计划轨,实行行政定价,并附有交付或分配义务;二是市场轨,按协商价格或市场决定的价格进行交易。这一制度尤其与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经济改革相关。其核心特征不只是存在两种价格,而是原有计划义务与市场交换并存,而且往往同时存在于同一家企业之内。
结构与运行
在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中,主管部门决定相当大一部分生产、投入品分配和产品分配。价格可能主要服务于核算或分配,而不是根据供给与需求进行调整。价格双轨制在不立即废除这些安排的情况下,引入市场交易。
两条轨道通常按以下方式运行:
- **计划轨:**企业必须按行政定价向指定购买者交付规定数量的产品,也可能按管制价格获得配给的投入品。
- **市场轨:**超出计划义务的产量,或其他获准在市场销售的产品,可以按更灵活的价格交易。企业也可以在计划配给之外购买额外的投入品。
因此,一家生产企业可能按国家规定的价格交付一定配额的钢材,同时按协商价格销售额外生产的钢材。一家采购企业则可能通过计划获得部分钢材,再从市场购买额外所需的数量。
在中国的重要实践中,计划价格往往低于市场价格,但这并不是价格双轨制的必要特征。两条轨道的根本区别在于交易所遵循的规则,而不在于两者价格必然存在某种高低关系。此外,任何一条轨道都不一定只有一个统一价格:行政定价可能因产品和类别而异,市场价格则可能随地点、质量和议价条件而变化。
与黑市不同,市场轨是在改革框架内获得法律许可的。与一般的价格歧视不同,价格双轨制的主要目的不是按支付意愿划分客户,而是在保留既有分配义务的同时引入市场交换。
经济机制
边际上的市场激励
这一制度将既定数量所附带的义务,与支配额外生产的激励区分开来。
考虑一家简化的企业,其必须按行政定价 供应固定配额 。如果额外产出可以按市场价格 出售,那么当 时,其收入为
若生产成本为 ,则利润为
如果配额固定,最后一项就不会随产量变化而变化。因此,对于最优解为内点解的价格接受型企业,利润最大化意味着
尽管部分产出按行政定价出售,额外产出仍由市场价格和边际成本决定。
这一结论依赖于若干严格假设:配额必须固定且能够得到执行,企业必须能够保留额外生产所得的收益,而且额外投入品必须能按符合模型假设的条件获得。数量约束、市场势力、义务变动或行政干预,都可能改变结果。
保护既有权益
计划轨可以保留旧有分配制度所附带的利益。例如,一家有权以低价获得固定数量稀缺投入品的企业,可以在保留这一权利的同时,通过市场获取额外供应。
从经济学角度看,这种权益的价值类似于隐性补贴。在 的简化情形下,配额 所带来的价格优惠价值为
保留此类利益可以减少改革阻力。市场机会带来潜在收益,而计划轨则限制了取消既有安排可能造成的部分即时损失。这些保护并非没有成本:其负担由供应者、公共财政或其他参与者承担,具体取决于制度设计。
在中国的发展
价格双轨制是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渐进式改革的一部分。在农业领域,统购义务与在义务之外销售农产品的机会并存。这些变化与农业生产转向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方式相互作用,不过,当时的农业安排与后来工业领域的制度并不完全相同。
20世纪80年代,工业企业在指令性计划之外开展生产和销售的空间逐渐扩大。1984—1985年的改革扩大了工业品超计划销售和灵活定价的作用。计划分配仍然组织着相当大规模的交易,而市场渠道在额外生产和交换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
这种安排使改革试验得以开展,而不必立即取代整个计划体系。新兴和扩张中的生产者可以进入市场,既有企业则继续履行原有义务。随着市场交易增长,即使计划轨的绝对规模尚未消除,其占总产出的比重也可能下降。
这一转型既不整齐划一,也并非从未中断。不同商品实行的行政定价、指导定价、协商定价和市场交换各有不同组合。20世纪80年代末,通货膨胀以及对价格改革后果的担忧,使政策制定更加复杂。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定价进一步扩大,双轨制在工业品领域的重要性较此前大幅下降。不过,一些部门仍保留行政定价;这并不意味着原有制度原封不动地延续了下来。
效率与“无输家改革”论
对双轨制改革的一种重要解释是,它能够在保护参与者既有权益的同时,引入市场配置。刘遵义、钱颖一和热拉尔·罗兰等人的形式化分析,考察了这种方法在何种条件下能够实现帕累托效率配置,同时使参与者的处境不比未经改革的基准状态更差。
区分效率与分配至关重要:
- 市场轨可以引导额外生产和交换,使资源流向价值更高的用途。
- 计划轨可以保留既有价格和分配安排中隐含的利益转移。
在适当条件下,这两种功能并不必然冲突。例如,如果计划交付义务仍能得到执行,而参与者可以在计划之外自由交易,额外交换就能利用互利机会。
这是一个有条件的理论结论,并不是说现实中的每一次双轨制改革都会让所有人受益。其适用性取决于权益如何界定和执行、市场准入情况、交易机会,以及是否存在额外扭曲。转售限制、进入壁垒或投入品获取受限,都可能阻碍理想化模型所预测的收益实现。
即使某种安排相对于未经改革的基准状态改善了结果,也不一定意味着公平。保留历史形成的权益,也可能保留历史形成的特权。相对于某一初始状态的福利经济学意义上的改善,并不等于利益分配公平。
实践中的局限
套利与寻租
价差会产生套利激励:按行政定价取得商品,再按市场价格转售。获准的转售有时能够改善资源配置,但未经许可的挪用倒卖可能损害计划交付和供应保障。
当官员或企业管理者掌握低价配给时,获取这些配给的机会本身就具有价值。资源可能被用于寻租、谋求优先获取机会或隐瞒行为,而非生产活动。价差创造了机会;滥用的程度则取决于监督、执法以及分配权的控制方式。
行政管理的复杂性
双轨运行要求建立记录,区分计划交付、市场采购、投入品配给权益和合同义务。产品质量或分类上的差异,可能使合规情况难以核实。
这些要求增加了交易成本,并在企业与监管部门之间造成信息不对称。生产者可能有动机低报产能、重新划分产出类别,或争取对自身有利的配额调整。
市场准入不平等
市场轨的存在并不保证市场具有竞争性。既有企业可能继续在投入品、融资、运输或分销网络方面享有优先获取的待遇。新进入者可能面临进入壁垒,地区性限制也可能阻碍价格趋同。
因此,市场轨价格不仅可能反映稀缺程度,也可能反映市场势力和制度性特权。
义务的不确定性
如果经营成功的企业预期,每当产量增加,其计划配额就会随之提高,那么激励机制就会减弱。在这种情况下,今天的额外生产可能导致明天更大的强制交付义务。
对未来义务作出可信的限制十分重要,因为生产者不仅会对当前价格作出反应,也会对未来预期受到的待遇作出反应。企业对留成产出和收益的产权如果界定不清,同样会削弱投资激励。
与其他改革路径的关系
价格双轨制不同于立即放开价格的做法,后者以更广泛、更迅速的方式取消行政定价。双轨制的独特策略是在既有义务之外引入市场激励,而不是一次性废除这些义务。
它也不同于将永久性配给制与价格管制相结合的制度。在以改革为导向的双轨制中,市场轨旨在扩大交换的作用,并可能使计划轨的重要性随时间推移而下降。
向以市场为主的体系顺利过渡,可以通过几种机制实现:
- 在总产出扩大的同时,保持计划数量相对固定;
- 减少强制交付和分配义务;
- 缩小行政定价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距;
- 以更明确的财政安排取代隐性的价格特权;
- 改善市场准入、竞争和合同执行。
因此,价格双轨制既是一种定价制度,也是一种安排改革次序的策略。其经济影响取决于受保护的既有义务、额外生产激励,以及规范两条轨道之间交换的规则如何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