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外交易市场通常简称为 OTC市场,是一种通过交易商、经纪商、电子平台或直接协商来安排交易,而非仅通过有组织的证券交易所开展交易的金融市场。这一术语描述的是交易的组织方式,而不是某一特定投资类别。场外市场可交易的金融工具十分广泛,从政府债券、外汇,到小型公司的股票以及高度定制化的衍生品,均涵盖其中。
场外交易在国际金融中占据核心地位,因为许多金融债权种类繁多、交易频率较低,或需按个别需求量身定制,难以纳入单一交易所的订单簿。场外交易的灵活性有助于投资、融资和风险管理,但其分散化结构也可能增加价格比较、监管以及交易对手风险敞口管理的难度。现代场外市场涵盖多种制度安排:有些交易仍通过私下协商达成,另一些则在受监管的电子交易场所进行,交易信息会公开披露,并通过中央对手方清算。
范围与界限
场外市场的核心特征,是在传统交易所框架之外组织交易。交易所通常为参与者制定准入标准、交易规则和统一的交易执行机制。相比之下,场外交易通过关系网络,或通过法律地位及交易安排不同于交易所的场所达成。这一区别涉及交易的执行方式:它本身并不能决定一笔交易是否受到监管、是否透明、是否标准化,或是否实行集中清算。
场外交易还必须与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加以区分。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的区别,在于金融债权或权益是首次发行还是再次转售;交易所交易与场外交易的区别,则在于交易如何组织。新发行的债券可以通过交易商组成的承销团分销,随后在场外交易;而交易所上市股票的转售,既可以在其上市交易所进行,也可以通过场外交易执行安排完成。
不同资产类别和司法管辖区使用的术语有所不同。在美国股票市场的语境中,“场外证券”通常指未在全国性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证券。不过,交易所上市股票也存在场外交易,包括由充当批发商的经纪交易商执行的交易。因此,非上市证券与场外交易并不是同义概念。同样,在衍生品监管中,即使某种工具已经标准化、在受监管的平台上交易并实行集中清算,它仍可能被归类为场外衍生品。
场外市场也不等于不受监管的市场或非法市场。交易商可能受到牌照要求、资本规定、行为规范及交易报告义务的约束,并接受公共监管机构的监督。交易也可能受证券法、破产法以及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的合同规范约束。这使正常的场外交易活动有别于黑市;黑市的核心特征在于交易本身遭到禁止或以违法方式进行,而不在于采用何种交易架构。
不过,两者在制度层面的界限正日益模糊。一些场外交易平台采用限价订单簿,而交易所也可能允许按照特定规则协商达成大宗交易。因此,更有参考价值的比较方式,是分别考察几个维度:哪些主体可以参与、价格如何形成、报价是否公开、交易以双边还是多边方式执行,以及交易如何清算和结算。这些维度能够解释,为什么两个同被称为场外市场的市场,在参与便利程度、韧性和投资者保护方面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历史发展与电子化转型
在现代交易所成为主导性机构之前,场外交易便已从金融债权的直接买卖中发展起来。商人、银行家和证券交易商通过私人关系、书信往来以及后来的电话网络安排交易。交易所将部分标准化工具的交易集中起来,但许多债券、货币和交投较不活跃的股票仍通过交易商网络流转。“柜台交易”这一说法让人联想到在交易商柜台前进行的交易,不过,如今的交易活动很少涉及实体柜台。
在美国,成立于1913年的全国报价局向市场分发场外交易证券的纸质报价信息。其粉红色报价单逐渐与未上市股票联系在一起。这类出版物帮助交易商寻找潜在交易对手,但并未建立集中式交易执行系统。公布的报价可能只是表明交易意向,并不像现代电子订单簿中的确定报价那样,能够立即据以成交。
纳斯达克于1971年启用,标志着一项重要变化。其最初的系统以电子方式发布场外股票的交易商报价,而非像后来那样作为功能完备的交易所运营。交易商在交易执行中仍发挥着核心作用。此后,纳斯达克引入了更全面的电子交易功能,并于2006年开始作为全国性证券交易所运营。其发展历程表明,电子报价、自动化交易执行与取得交易所地位,是制度层面上彼此不同的发展。
面向机构的外汇和固定收益市场也从电话交易转向电子系统。路透社于20世纪80年代推出电子交易服务,其他与之竞争的交易商间外汇交易平台则在20世纪90年代不断扩展。电子系统减少了沟通延迟,使可直接成交的报价更易获取,并让市场参与者能够更快地比较多家交易商的报价。不过,对于大额交易、流动性不足的工具,以及需要商讨复杂条款的交易,语音协商仍然十分重要。
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加速了另一种转型:为此前以双边方式运作的市场建立监管和交易后基础设施。2009年二十国集团匹兹堡峰会提出,标准化场外衍生品应实行集中清算,并在适当情况下通过交易所或电子平台交易,同时将交易信息报送至交易数据库。此后,主要司法管辖区通过立法,将这些承诺转化为具体义务。
电子化转型并未消除场外市场,而是改变了其内部组织方式。如今,交易商可以通过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向客户持续推送报价,以电子方式执行交易,将其提交清算,并自动报送交易信息。由于交易工具的分类或交易执行场所的法律地位,这笔交易仍可能属于场外交易。因此,技术现代化与制度上的集中化同步推进,却并未使交易所交易与场外交易之间的区别消失。
交易商、经纪商与交易机制
在许多场外市场中,典型的中介机构是做市商,即愿意以自有账户买卖某种金融工具的公司。交易商同时报出买入价和卖出价,使原本可能难以找到合适交易对手的客户能够即时成交。这两个价格之间的差额称为买卖价差。价差收入用于补偿交易商的运营成本、持仓风险、融资需求,以及与掌握更多信息的参与者交易所承担的风险。
交易商与经纪商有所不同。交易商以交易主体的身份行事,成为交易的一方;经纪商则主要为其他各方撮合交易,并可能收取佣金。同一家金融机构可以在不同交易中分别担任这两种角色,但须遵守适用的规则和披露要求。交易商间经纪商为专业中介机构之间的交易提供便利,有时会让参与者在交易执行或后续处理阶段之前保持匿名。
许多批发市场在历史上形成了两个相互联系的层次。在交易商对客户这一层,银行和其他中介机构与资产管理机构、企业、政府及其他最终用户进行交易。在交易商之间这一层,交易商重新分配头寸,并管理在与客户交易中承接的风险。这种划分并非绝对:电子平台和非银行流动性提供者扩大了直接参与的范围,也改变了两个层次之间的平衡。
一种常见的交易执行方式是询价,简称 RFQ。客户指定金融工具、交易规模,有时还会提出其他条款,然后要求一家或多家交易商报价。向多家交易商发出询价可以促成竞争,但也可能泄露客户拟议交易的信息。向单一交易商询价较难直接比较价格,但在洽谈大额或特殊交易时可能很有用。根据平台规则和市场惯例,报价可以是在规定时限内有效的实盘报价,也可以只是指示性报价。
其他交易机制包括持续流式报价、电子订单簿、定期拍卖,以及直接通过语音协商。“全互联”平台允许更广泛的参与者彼此交易,而不要求每笔交易都经过传统的交易商对客户渠道。这类平台能否有效运作,取决于参与者的交易意向是否匹配、是否具备充分的信用安排,以及是否有动力公开可成交的报价。
因此,市场准入不仅取决于技术。参与者在接受报价之前,可能需要先建立经批准的交易关系、备齐所需文件、获得信用额度,并落实结算安排。两名客户即使关注的是同一种金融工具,也可能因交易规模、信用状况、执行方式和商业关系不同而获得不同报价。因此,场外市场结构既包含价格竞争,也包含以关系为基础的金融中介。
交易工具与经济用途
场外交易涵盖几大主要资产类别。外汇市场主要通过分散的交易商网络和电子平台运作,而非依托单一的全球性交易所。其交易包括即期交易、直接远期交易、外汇掉期、货币互换和期权。国际清算银行估计,2022年4月,场外外汇交易的日均成交额约为7.5万亿美元。这一数字衡量的是交易活动规模,而非持有货币的价值,也不代表相互抵销的交易完成后仍然存在的经济风险敞口。
政府债券和公司债券也广泛采用场外交易。同一家企业发行人可能拥有众多债券,其到期期限、票面利率、受偿顺序和合同条款各不相同。因此,交易需求分散在大量单只证券上。交易商帮助投资者寻找交易对手,也可能暂时持有债券作为库存。即使是流动性很高的政府债券市场,也同时存在交易商之间的电子交易,以及通过交易商平台或协商开展的客户交易。
场外交易股票包括未在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票、部分外国公司证券,以及通过专业报价系统报价的其他工具。这些发行人在规模、信息披露质量和财务状况方面差异很大。场外交易股票并不一定是低价投机性证券,不过,某些细分市场确实包含交易清淡、公开信息有限的公司。不能仅凭“场外交易”这一标签判断某个发行人的质量。
金融衍生工具领域包括远期、期权和互换。利率互换可基于约定的名义本金,将固定利率支付与浮动利率支付相交换。货币远期可在当前确定未来货币交易的汇率。信用违约互换通过合同转移特定信用事件风险,合同项下的付款取决于约定事件及结算条款。
当企业的风险敞口与标准化期货合约不够匹配时,定制化尤为重要。例如,预计在某个特定日期收到外币款项的出口商,可以协商订立日期和金额均相匹配的远期合约。债务本金随时间逐步偿还的借款人,可以订立名义本金按计划递减的互换合约。这类安排能够减少基础风险敞口与对冲工具之间的不匹配,但定制化也可能使合约更难转让或提前终止。
担保融资是另一个主要领域。回购协议,简称回购,将证券转让与日后按约定价格进行反向交易的约定结合起来。回购为交易商融资、证券库存持有及货币市场活动提供支持。有些回购交易仍采用双边安排,另一些则使用三方服务或中央清算。这些不同的安排表明,场外交易工具也可以依托高度组织化的运营基础设施。
价格形成、流动性与交易成本
场外交易市场的价格通过报价、议价、中介机构之间的竞争以及相关金融工具的交易形成。交易商在评估债券时,可能会考虑其预期现金流、当前的收益率曲线、发行人的信用状况、可比证券,以及持仓的融资或对冲成本。衍生品交易商可能会将估值模型与可观察的市场输入数据相结合,并根据交易对手风险敞口、融资和资本占用情况进行调整。由此得出的可成交价格,不一定等于会计上的公允价值估计值。
流动性包含多个维度:交易成本、在接近当前价格的水平上可成交的数量、完成一笔交易所需的时间,以及市场在失衡后恢复的能力。即使没有公开的订单簿,场外交易市场也可以具有很高的流动性。反过来,即使有大量公开显示的报价,也不能保证大额交易能够按这些价格完成。报价对应的交易量、报价是否具有约束力、获得信用支持的能力,以及报价变动的速度,都会产生影响。
交易商的买卖价差可以示意性地表示为
其中各项分别代表交易处理费用、存货风险、信息相关损失和资本相关成本。这是一种经济意义上的分解,而非普遍适用的会计恒等式。各项因素会相互影响,交易商也可能综合考虑多种产品或不同客户关系,策略性地报价。尽管如此,这个表达式仍说明了为什么仅靠竞争并不能使所有买卖价差都降至零。
当交易对手可能更了解某种金融工具的价值或即将出现的需求时,信息不对称就尤为重要。面对这种逆向选择风险,交易商可能会扩大报价价差,或减少报价对应的交易量。客户也面临不确定性:如果缺乏汇总的价格信息,他们可能无法判断某个报价是否具有竞争力。向多家交易商询价可以改善成交结果,但需要投入时间和操作资源,也可能暴露交易意图。
交易规模会以不同方式影响这些成本。小额交易的处理成本占交易金额的比例可能较高,而大额交易则可能带来显著的存货风险和市场冲击风险。对于流动性不足的债券,交易商可能只有在找到愿意进行反向交易的另一位投资者之后才会报价。在这种情况下,交易商提供的是搜寻交易对手和执行交易的服务,而不一定承诺长期持有全部头寸。
公开交易报告可以通过披露近期成交情况来改善价格发现。在美国,简称为 TRACE 的交易报告与合规引擎于2002年开始发布公司债券交易信息,此后覆盖范围逐步扩大。不过,透明度涉及制度设计上的取舍:立即公布一笔流动性不足的大额交易,可能会在交易商尚未将头寸转售分散之前就暴露其持仓。延迟披露和限制披露的交易规模,旨在提供有用信息与控制此类风险之间取得平衡。
交易对手风险敞口、法律文件与结算
场外交易会产生相关义务,交易达成后,这些义务必须保持法律上的可执行性,并能在操作层面得到有效管理。在现货证券交易中,主要关注点可能是证券与资金的交收。在长期衍生品交易中,双方对彼此的风险敞口可能持续多年。当交易对手可能无法履约时,就会产生信用风险;而流动性风险则涉及在义务到期时获取现金或可交易资产的能力。
对于衍生品而言,风险敞口会随市场价格变化而改变。如果一份合约对某一方具有正的重置价值,那么当交易对手违约、该方必须重建头寸时,该方就可能蒙受损失。合约的名义金额通常是用于计算支付款项的参考数额,一般并不等于实际面临风险的金额。例如,利率互换通常只交换利息款项,而不交换作为计算基础的名义本金。
法律文件可减少这些义务所涉及的不确定性。国际掉期与衍生工具协会制定了广泛使用的主协议,包括1992年版和2002年版。主协议确立交易关系的通用条款,单笔交易的确认书则载明具体交易细节。相关抵押品文件可规定合格资产、估值程序、门槛金额、划转时间及争议解决机制。标准化文件使双方无需每次都重新协商所有法律条款,从而便于持续开展交易。
净额结算是一项核心机制。支付净额结算可将同一天到期、以同一种货币计价的应付款项合并。终止净额结算则允许在发生约定的违约或终止事件后,终止其适用范围内的交易并进行估值,最终形成双方之间单一的应付净额。其有效性取决于相关法律体系,尤其是破产法是否认可其可执行性。在经济上相互抵消的头寸,并不会自动提供法律上有效的保护。
抵押品可进一步限制无担保风险敞口。变动保证金通常随当前市场价值的变化而调整;初始保证金则旨在覆盖违约后平仓或重建头寸所需期间内的潜在未来风险敞口。抵押品本身也可能带来风险:其价格可能下跌,估值可能引发争议,突如其来的追加保证金要求也可能迫使相关方出售资产。当风险敞口随着交易对手履约能力的恶化而增加时,就会产生错向风险。
结算安排解决的是另一类问题。货银对付将证券交付与款项支付挂钩,降低一方已交付却未收到相应资产的风险。同步交收安排对外汇交易中的两种货币发挥类似作用。这些机制可以降低本金风险,但无法消除重置成本风险敞口、操作故障,也不能免除按时完成结算所需的流动性。
中央清算与系统性风险管理
中央对手方(CCP)介入交易双方之间,成为每一位卖方的买方和每一位买方的卖方。视具体法律机制而定,这一过程通过合约更替或具有同等效力的安排实现。经中央清算的场外交易可以保留原有的经济条款,同时将双边交易对手关系转化为各方对清算系统承担的义务。
中央清算能够实现多边净额结算。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三家机构在一连串交易中可能各自承担着可相互抵销的付款义务。在双边安排下,可能仍有多笔独立的全额款项需要支付;而清算系统则可以通过净额结算规则,减少付款义务的笔数或金额。风险敞口降低可以减轻抵押品和运营负担,但实际效果取决于哪些产品和参与者被纳入同一清算安排。
中央对手方通过成员准入标准、初始保证金和变动保证金、违约基金缴款,以及处理参与者违约的程序来管理违约风险。其违约损失分担顺序规定了各类财务资源吸收损失的先后次序。这些安排并未消除风险,而是将风险管理集中到一家机构,其持续运营因而对更广泛的市场变得重要。清算会员及其间接受影响的客户,仍面临追加保证金要求、对运营环节的依赖以及极端损失情景带来的风险。
2008年危机暴露了双边衍生品交易网络的薄弱之处。雷曼兄弟破产后,大量交易头寸需要终止结算并通过新的交易予以替代。美国国际集团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是其出售的信用保护所附带的抵押品交付义务。这些事件凸显出,市场损失、合同触发条款、融资压力以及不确定的交易对手风险敞口,如何在不同机构之间相互作用。问题并不只是衍生品的存在,而是杠杆、相互关联的义务与不足的冲击吸收能力叠加在一起。
因此,危机后的改革既力求扩大中央清算的应用,也着力强化未纳入中央清算的合约安排。并非所有衍生品都适合清算:中央对手方需要可靠的估值方法、充足的市场流动性,以及切实可行的违约方投资组合处置策略。高度定制或交易不频繁的工具可能无法满足这些条件。针对非中央清算衍生品的资本和保证金要求,可以应对由此产生的部分双边风险。
中央清算也带来了涉及系统性风险的政策权衡。规模更大的清算网络能够改善净额结算和风险共担,但对少数中央对手方的依赖,也使其治理、抗冲击能力、恢复计划和处置安排变得更加重要。追加保证金要求即使能够保护中央对手方免受信用损失,也可能传导市场压力。因此,应当比较的是不同风险集中与损失吸收机制,而不是将存在风险的双边市场与一个毫无风险的清算系统相比较。
监管与市场透明度
场外交易的监管通常取决于所涉金融工具、中介机构、客户类别和司法管辖区,而非依据一个普遍适用的市场定义。证券交易商可能需要遵守注册登记、资本要求、客户保护规则,并接受监督。衍生品市场参与者可能另须履行注册登记和业务行为方面的义务。交易场外金融工具的银行还受到审慎监管标准的约束,包括巴塞尔协议三框架及各国实施这些标准的相关规定。
在美国,2010年《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确立了掉期交易监管的主要框架。监管职责主要由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根据所涉金融工具分担。该框架包括对指定产品的清算要求、交易报告要求、某些中介机构的注册登记要求,以及对符合相关条件的部分掉期交易的执行方式要求。特定交易对手和交易可适用豁免及专门规定。
在欧洲联盟,2012年通过的《欧洲市场基础设施条例》引入了涵盖衍生品交易报告、清算以及未清算合约风险缓释的要求。自2018年起适用的《金融工具市场指令II》及其配套条例,扩展了有关交易场所、透明度和投资服务的规则。欧洲法律区分受监管市场、多边交易设施和有组织交易设施,这表明,在传统交易所之外开展的电子交易,在法律上并不一定是不受正式监管的交易。
透明度有几种不同的含义。交易前透明度涉及成交前的报价和交易意向。交易后透明度涉及已完成的交易,包括价格、规模和时间。监管报告则向监管机构或交易数据库提供信息,并不一定将所有细节公之于众。因此,一个市场可能对监管机构高度透明,但向公众披露的信息有限;也可能公布成交价格,却不披露参与者身份。
面向零售投资者的场外股票交易规则,与规范批发市场掉期交易的规则,所关注的问题不同。当证券交易不频繁,且投资者难以获取独立分析时,发行人公开信息、报价资格、欺诈防范以及经纪商义务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美国,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第15c2-11条规则对交易商提供的某些场外证券报价规定了信息方面的条件,具体适用须遵循该规则的各项条款及例外规定。报价设施本身并不为发行人的财务状况提供认证。
跨境交易使上述各项安排更加复杂。一笔交易可能涉及位于不同国家的交易对手、设在另一司法管辖区的平台,以及受又一法律体系管辖的抵押品。因此,监管机构会通过合作协议、替代合规、等效性认定或认可制度,处理相互重叠的监管要求。这些机制旨在维持有效监管,同时避免交易和清算因国界而发生不必要的分割。
经济功能与结构性权衡
场外交易市场的存在,部分原因在于金融合约各有差异,集中交易因而成本高昂。借款人的还款安排不同,投资者持有的投资组合不同,企业面临的风险敞口也与特定货币、日期和经营活动有关。与标准化工具相比,协商订立的合约能更贴切地满足这些需求。其好处是减少合约条款与实际需求之间的不匹配;相应的代价则可能是合约更难转让,以及对原有交易商关系的依赖加深。
因此,寻找交易对手和建立交易关系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参与者若要买卖某种不常见的债券,或进行大额货币交易,就必须找到愿意交易的对手方、评估报价,并商定可接受的条款。这些活动会产生交易成本。交易商通过维持交易网络和持有存货来降低搜寻成本,但其居于中心的地位也可能带来市场势力,尤其是在客户几乎没有切实可行的替代选择,或难以比较价格时。
理论研究将这些市场视为由各类主体组成的网络,主体在存在摩擦的条件下相遇、议价并交易。达雷尔·达菲、尼古拉埃·格尔莱亚努和拉塞·海耶·彼得森于2005年发表的研究《场外交易市场》建立了一个搜寻与议价模型,说明交易摩擦如何影响价格和流动性。这类模型解释了为什么其他方面相似的资产可能以不同价格成交,以及投资者联系交易对手的能力为何会影响议价结果。它们是对以集中竞价为核心的模型的补充,而非替代。
交易商的承接能力还将市场运行与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联系起来。持有存货会占用融资和资本,并使交易商承受价格变动风险。当波动加剧或融资成本上升时,交易商可能缩小报价对应的交易规模、扩大买卖价差,或设法更快地对冲头寸。这可能导致投资者恰恰在寻求调整投资组合时难以交易。反过来,愿意且有能力持有风险头寸的交易商,则可以吸收买卖需求之间的暂时性失衡。
电子化竞争和更广泛的市场参与可以降低搜寻成本,但也会带来新的依赖。自动定价依赖市场数据、通信网络和模型;这些环节的中断或报价的突然撤回,都可能妨碍交易执行。高频交易和非银行机构提供流动性的做法,已经改变了部分场外市场,尤其是流动性较高的外汇市场,但并未在公司债券或定制化衍生品市场中形成完全相同的结构。一种交易技术是否有用,取决于交易工具及其参与者的特点。
如何兼顾定制化与可比性,始终是市场设计面临的一个问题。标准化的法律条款、通用的数据格式、可靠的标识符和投资组合压缩,可以让定制化市场更易于管理,而不必要求每份合约都转为交易所交易。投资组合压缩通过终止或替换经济效果相互抵消的衍生品,在保留约定风险敞口的同时,减少存续合约数量或名义金额。其效果说明,市场规模、交易量、名义总值和实际金融风险必须分别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