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清算银行(BIS)**是一家由成员中央银行共同持有的国际金融机构,总部位于瑞士巴塞尔。该行成立于1930年,致力于促进国际货币与金融合作,为中央银行及其他官方机构提供银行服务,并支持研究与标准制定工作。它是历史最悠久的国际金融机构。设于香港和墨西哥城的代表处,将其业务拓展至亚太地区和美洲。
国际清算银行兼具银行、政策论坛和研究机构的职能,地位独特。它吸收官方部门存款,管理投资组合,协助开展货币和黄金交易,并定期召集中央银行行长及其他官员进行讨论。该行还为多个委员会提供常设平台,这些委员会负责制定在银行监管和金融基础设施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国际标准。这些职能相互关联,但在机构职责上各有区分:设于国际清算银行的委员会所制定的标准,并不是由国际清算银行颁布的法律。
国际清算银行最初是为管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战争赔款而设立的。此后,尽管该赔款体系瓦解,该行在战时卷入争议,并一度面临清算提议,它仍延续至今。其后续发展随着国际金融所面临问题的变化而演进,涉及战后欧洲支付、汇率合作、跨境银行业务、金融危机、审慎监管以及数字货币等领域。它既不设定全球利率,也不是对各国货币体系拥有管辖权的全球中央银行。
创立、战争赔款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国际清算银行的诞生,源于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遗留金融问题的努力。1929年的《杨格计划》调整了德国的赔款安排,并提议设立一个新机构,承担受托和代理职能,同时促进各国中央银行之间的合作。1930年1月签订的《海牙协定》为其奠定了制度基础,国际清算银行于1930年5月17日在巴塞尔正式开业。参与创立的包括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的中央银行,以及代表美国的一组金融机构。
其组织结构兼具公共使命与银行经营的特点。国际清算银行以股份资本形式设立,但其宗旨及所享有的法律保障源自国际协定和创设文件。巴塞尔既不属于主要债权国或债务国,又与欧洲各金融中心交通便利。“国际清算”这一名称体现了其最初直接承担的赔款职能,不过其章程也设想了更广泛的作用,涵盖中央银行合作与国际金融业务。
赔款体系很快在大萧条期间瓦解。1931年的《胡佛延期偿债宣言》暂停了政府间债务的偿付,1932年的洛桑会议则实际上终结了赔款制度。因此,国际清算银行失去了很大一部分设立之初预定承担的业务。不过,它仍然是各国中央银行负责人会晤的场所,并继续开展黄金、外汇及其他银行业务。这次转型形成了贯穿其历史的一个特点:机构本身并未重新设立,职能却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清算银行在中立国瑞士继续营业。其董事会会议暂停召开,但银行业务仍在旨在维持该机构技术性定位的方针下继续进行。这些活动后来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1939年,德国占领捷克地区后,国际清算银行执行了一项指令,将捷克斯洛伐克通过国际清算银行账户存放在英格兰银行的黄金,转入德意志帝国银行的一个账户。战争期间,国际清算银行还接收了德意志帝国银行运来的黄金,其中一部分后来被认定为遭掠夺的货币黄金。战后的归还安排处理了这些黄金转移中的一部分。
国际清算银行在战时的所作所为,促使各方提出将其撤销的要求。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建议尽早清算国际清算银行。这项建议并未实施。盟国当局之间的分歧、各国中央银行的持续支持,以及人们认为该机构有助于欧洲金融重建,都促成了它的存续。该机构得以保留,并未消除其战时交易的历史意义;这些交易至今仍是评估其机构发展历程的重要内容。
战后货币合作与地域扩展
1945年后,在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为核心的货币秩序中,国际清算银行承担了新的职责。与这两家机构不同,它并未成为负责汇率监督或发展贷款的全球性政府间组织。它的独特作用在于促进货币当局之间的业务合作,尤其是在欧洲,当时外汇短缺和各种限制使贸易与支付变得复杂。
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担任欧洲支付同盟(EPU)的代理机构,该同盟于1950年至1958年间运作。起初,欧洲各国面临严重的美元短缺,高度依赖双边支付安排。在欧洲支付同盟框架下,参与国的各项双边收支差额被合并为一个净头寸。由此产生的顺差或逆差只需部分立即以黄金或美元结清,其余部分则在商定限额内通过信贷解决。国际清算银行承担记账和结算职能。这种多边净额结算减少了支持欧洲内部贸易扩张所需的储备。
随着西欧各国货币于1958年实现对外可兑换,欧洲支付同盟被《欧洲货币协定》取代。国际清算银行继续在欧洲货币安排中担任代理机构。20世纪60年代,面对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固定汇率承受的压力,它还支持各国央行开展合作。其作用包括促进货币当局之间的磋商和金融安排,而非决定各国的汇率政策。
欧洲货币一体化使该机构承担了更多行政职责。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中央银行行长委员会成立于1964年,在巴塞尔举行会议,并由设在国际清算银行的秘书处提供支持。此后,该行还为欧洲货币合作基金和欧洲货币体系提供相关服务。该委员会的工作推动了货币联盟的筹备,但后来成立的欧洲货币局和欧洲中央银行均为独立机构,并非国际清算银行本身在组织上的继承者。
20世纪70年代初固定汇率制度的瓦解,以及国际银行业务的发展,使关注重点转向金融市场稳定与监管。随着时间推移,成员构成和参与范围在地域上也变得更加多元。1998年在香港设立亚洲代表处、2002年在墨西哥城设立美洲代表处,体现了这一更广泛的国际布局。截至2024年,国际清算银行共有63家成员中央银行和货币当局,其所在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球的95%。因此,该行从历史上以欧洲为基础的机构,发展为覆盖范围广得多的国际网络,但成员资格仍具有选择性,并未向全球普遍开放。
法律地位、所有权与治理
国际清算银行是一个国际组织,其法律架构由1930年海牙协定、其《创立宪章》《章程》以及规范其在东道司法管辖区地位的协议共同确立。它具有法律人格,并享有旨在保障其独立履行职能的特权与豁免。这些保障使其有别于仅依据国内公司法设立的普通商业银行。与此同时,其股本、财务账目和银行业务也使其具备许多依据条约成立的国际组织所不具备的特征。
国际清算银行的股东仅限于中央银行和货币当局。但情况并非一直如此:历史上,私人投资者曾持有部分国际清算银行股份,不过并不行使与中央银行代表权相联系的表决权。2001年,该行强制回购了私人持有的股份,并将股东资格限定为中央银行。此次回购引发了有关补偿的仲裁,表明国际清算银行的国际地位并不意味着其所有法律和财务关系都能免于依据适用安排进行的裁决。
其主要治理机构包括成员中央银行大会、董事会和管理层。大会处理的事项包括批准年度账目、分配利润以及对《章程》作出某些修改。董事会确定该行的战略和政策方向,并监督管理层。总经理在董事会授权下负责该行的业务运营,由高级管理层和各专业部门提供支持。
董事会的组成既保留了创立时架构的部分要素,也纳入了更广泛的成员。根据《章程》,某些中央银行行长担任当然董事,其他董事则通过规定程序任命或选举产生。这不同于每个成员在主要执行机构中均拥有同等席位的制度。还须区分国际清算银行治理机构中的代表资格与其所承办委员会的成员资格;各委员会均有自身的参与安排和职责范围。
国际清算银行的财政年度于3月31日结束。其账目以特别提款权(SDR)为记账单位,而非瑞士法郎或美元。特别提款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一篮子货币确定的国际储备资产;将其用于会计核算,并不意味着国际清算银行发行特别提款权。该行公布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年度报告,以及有关财务风险和治理的信息披露。
机构独立性也影响着实际运作。国际清算银行不接受各国立法机关的常规预算拨款,其工作经费由银行业务和投资活动所得收入支持。不过,其所有者仍是公共货币机构。因此,其治理兼具财务自主性与间接的公共问责机制,后者通过成员中央银行、法定报告、外部审计,以及对其活动和成果的公开披露来实现。
银行业务与资产负债表运作
国际清算银行主要为中央银行、货币当局和国际组织提供金融服务。其客户群体与零售银行不同:它不提供家庭活期账户、消费贷款或普通企业银行服务,而是围绕外汇储备、日常运营所需流动性及官方投资组合的管理提供服务。其客户范围比股东成员更广,因为符合资格的官方机构无须持有国际清算银行股份,也可使用其银行服务。
接受官方客户的存款并向其发行投资工具,是该行的一项核心业务。这些产品具有不同的期限和流动性特征,使储备管理人员能够根据预期支付需求和投资限制配置资金。国际清算银行将所筹资金投资于金融资产,并管理相关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其收益部分来自资产回报与资金成本之间的差额,以及手续费和其他银行业务收入。
因此,该行自身的资产负债表对其履行公共职能至关重要。官方机构的存款是国际清算银行的负债,而非向某个综合性国际救助基金缴纳的专项资金。与之对应的资产包括投资以及对金融交易对手的债权。资本和储备金用于吸收潜在损失,并维持外界对该行的信心。与其他金融中介机构一样,国际清算银行需要主动管理资产和负债的期限、币种及风险特征,尽管其职责和客户结构与商业银行有所不同。
该行还提供外汇交易执行、黄金业务和资产管理服务。黄金业务可包括买卖、托管相关安排和掉期。例如,官方机构可以通过掉期暂时用黄金换取货币,而不是直接出售所持黄金。由此产生的交易必须从合同和会计角度加以理解:托管的黄金、存放在银行的黄金和用于掉期的黄金,不一定产生相同的所有权权利或交易对手风险敞口。
资产管理服务包括为官方机构量身定制的投资组合,以及集合投资安排。这些服务使中央银行无须在内部建立所有相关职能,即可获得业务操作方面的专业支持,或进入特定市场。国际清算银行还协助交流储备管理实践,包括信用评估、基准构建和业务操作控制等方面的方法。这些活动将其银行业务与其在技术合作方面更广泛的作用联系起来。
国际清算银行可以向中央银行提供信贷,也曾参与过桥融资和国际协调的支持安排。不过,其能力仍受到自身资源、职责和风险控制的限制。它不能随意创造各国货币,也不是能够普遍提供支持的最后贷款人。以某种主要货币提供的紧急援助,最终仍取决于有能力供应该货币的机构,包括发行该货币的中央银行,或从其他来源筹得的资金。
会议、委员会与机构网络
定期会议是国际清算银行影响国际货币事务的核心机制。各国央行行长和高级官员在巴塞尔及其他地点会面,讨论经济形势、金融脆弱性以及业务操作中的问题。每两个月举行一次的会议,为各自在不同国内职责框架下履职的官员提供了持续交流的机会。这些讨论有助于增进相互理解,而不要求与会者采取共同的货币政策,或公布协商一致的立场。
讨论与决策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各国央行仍须依照其法定职责,自行负责运用本国的政策工具。央行行长参加国际清算银行会议,并不意味着将国内利率的控制权移交给该机构。不过,保密交流仍可能发挥重要作用:有关融资压力、市场运行或政策传导的信息,可以帮助有关当局解读仅凭公开数据难以理解的变化。
设于国际清算银行的几个常设委员会,将这一网络的作用落实为更有组织的分析和标准制定工作。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制定国际银行业标准。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CPMI)处理支付、清算和结算安排方面的问题。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CGFS)研究金融市场动态及其对稳定的影响。市场委员会则侧重于市场运行和央行业务操作。
这些机构的历史和成员构成各不相同。市场委员会成立于1962年,最初是讨论黄金和外汇问题的论坛。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的前身是欧洲货币常设委员会,后者于1971年随着离岸货币市场和国际银行业务市场的扩张而成立。支付领域的委员会于2014年由支付结算体系委员会更名为现名。名称和职责的变化,反映了其关注重点从界定较窄的市场或工具,转向联系日益紧密的金融体系。
为相关组织提供驻地,并不意味着它们都属于国际清算银行的下属部门。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于2009年成立,接替了金融稳定论坛,其秘书处设在国际清算银行,但理事会有自身的治理架构和职责。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和国际存款保险机构协会同样具有独立的机构身份。这些机构设于巴塞尔,有助于负责银行、保险公司、存款保护及更广泛金融稳定事务的当局相互联系,但不应将它们的工作成果一概归于国际清算银行管理层。
培训和实施支持也是这一网络的组成部分。国际清算银行与巴塞尔委员会于1998年联合设立金融稳定学院,帮助监管当局理解和实施金融标准。其工作包括举办会议、开展政策分析和提供在线学习。这些工作尤为重要,因为在国际层面就标准达成一致,与在不同法律体系中一致落实这些标准,是两项不同的任务,需要不同的专业知识和机构资源。
银行监管与金融基础设施标准
国际清算银行与国际监管之间最广为人知的联系是巴塞尔协议。这些协议由巴塞尔委员会制定,并非由国际清算银行直接颁布。1974年底,在国际银行业发生动荡之后,十国集团成员国的中央银行行长成立了该委员会。其中,1974年6月赫斯塔特银行倒闭一事影响尤为深远:它暴露出外汇交易中的一种风险,即一方支付了一种货币,却未能收到另一种货币。
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通常称为《巴塞尔协议一》,规定在其框架适用范围内开展国际业务的银行,资本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不得低于8%。该协议既旨在增强银行的稳健性,也力求减少各国资本要求不同所造成的竞争不平等。其风险分类相对简单,便于实施,但也将实质上存在差异的风险敞口同等对待。因此,银行按此衡量的资本充足程度可能与其实际经济风险存在偏差。
2004年发布的《巴塞尔协议二》引入了对风险更为敏感的框架,以最低资本要求、监管审查和市场约束为三大支柱。它扩大了风险计量的作用,包括允许银行在满足监管条件的前提下采用内部估计方法。随后,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银行体系的重大弱点,包括财务杠杆过高、优质资本不足,以及短期融资不稳定。这些问题不能仅归结为信用风险。
由此形成的巴塞尔协议三改革提高了银行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引入资本缓冲,设立了不以风险为基础的杠杆率底线要求,并增设流动性标准。流动性覆盖率针对短期压力情景,而净稳定资金比例则关注较长期限内的资金来源稳定性。逆周期资本缓冲允许监管当局在信贷状况导致整个体系的脆弱性上升时,要求银行持有额外资本。
这些标准的实施仍须依靠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巴塞尔委员会的文件本身并不对银行施加具有法律强制力的要求。各地监管当局将商定的标准转化为监管规定,在实施时间表、适用范围或框架允许的选择上,有时会有所不同。委员会监测实施情况及监管的一致性,但它不是超国家银行监管机构,也不能直接吊销商业银行的牌照。
金融基础设施标准是与银行监管并行的另一项工作领域。2012年,支付委员会与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发布了《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这些原则涵盖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支付系统、证券结算系统、中央证券存管机构、中央对手方和交易数据库,涉及法律基础、治理、信用与流动性风险、结算最终性以及运营韧性等方面。同步交收等机制将一种货币的最终转移以另一种货币的最终转移为条件,从而降低外汇结算风险,应对赫斯塔特银行事件所凸显的此类风险敞口。
经济研究与国际金融统计
国际清算银行开展货币经济学、银行业、国际金融和金融稳定等领域的研究。其主要出版物包括《年度经济报告》《季度评论》、工作论文和统计资料。这些出版物各有用途:《年度经济报告》代表该机构就重大政策问题作出分析,而工作论文则允许研究人员阐述不一定代表国际清算银行官方立场的观点。在判断某种政策观点是否代表该机构时,这一区别十分重要。
国际清算银行研究的一个特色方向,是考察信贷、资产价格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其对金融周期的分析强调,信贷和房地产价格的扩张与收缩,持续时间可能比通常的经济周期更长。在上行阶段,抵押品价值上升可以支持更多借贷,而借贷增加又能支撑资产需求。当形势逆转时,偿债负担、抵押品价值下降与贷款标准收紧可能相互强化。
这些研究推动了宏观审慎政策的发展。宏观审慎政策着眼于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而不只是单个机构的状况。国际清算银行的研究考察了信贷与GDP之比的缺口、偿债比率及房地产价格指标,探讨它们能否作为风险积累的信号。这些指标并不能机械地预测危机。对其作出解读时,需要考虑结构性变化、数据修订、金融发展阶段和借贷构成等因素。
国际银行业统计是国际清算银行尤为重要的一项公共资源。属地银行业统计主要按照报送数据的银行营业机构的所在地,对其头寸进行归类,并提供币种和交易对手等信息。合并银行业统计则按照控股银行集团的国籍归类风险敞口,并将其各地境外机构的数据合并计算。这两种视角回答的是不同问题:前者有助于追踪跨境融资和货币流动,后者则有助于评估各国银行体系的境外风险敞口。
三年一度的中央银行调查衡量外汇市场和场外市场衍生工具交易的活跃程度。2022年4月,外汇日均成交额约为7.5万亿美元,高于2019年4月的约6.6万亿美元。这些数字是对特定形式的重复计算作出调整后的交易总额,并不衡量净资本流动,也不衡量为贸易融资所需的货币数量。要理解这些庞大的总量数字,必须了解该调查的方法。
国际清算银行的其他数据集涵盖债务证券、对非金融部门的信贷、住宅房地产价格、有效汇率和金融衍生工具。这些数据集的价值往往在于统一各国信息的统计口径,并说明覆盖范围上的差异。例如,跨境美元信贷既可通过银行贷款提供,也可通过债券市场提供,因此仅凭银行业数据无法描述完整的风险敞口。因此,统计工作有助于分析各国汇总数据可能掩盖的融资结构和资产负债表之间的关联。
创新、数字货币与支付试验
国际清算银行于2019年设立创新中心,旨在研究与中央银行业务相关的技术,并在不同司法管辖区开展实际试验。这项工作不同于传统的政策研究,因为项目可能产出软件原型、技术设计方案或受控环境下的演示。创新中心各分中心与伙伴中央银行合作,而覆盖范围更广的国际清算银行创新网络则支持成员机构之间的协作。原型开发完成,本身并不意味着获准在实际运行的金融系统中部署。
其中一个重点领域是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批发型中央银行数字货币项目研究金融机构用于结算的数字形式央行货币,而零售型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则涉及可能向公众开放使用的工具。两者面临不同的设计问题。批发型项目通常侧重于证券结算和互操作性;零售型项目还必须考虑分发、使用便利性、隐私、运营韧性,以及与现有银行存款和现金的关系。
Helvetia项目由国际清算银行与瑞士国家银行及SIX合作开展,探索使用央行货币结算代币化金融资产。其实验研究了两种方式:一是在分布式账本上发行批发型央行货币,二是将代币化资产平台与现有央行支付系统连接起来。两者的区别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资产可以在新的技术平台上以数字形式表示,而不一定要求结算资产也迁移至同一平台。
跨境项目研究因货币、法律体系、运营时间和合规流程各不相同而产生的问题。Dunbar项目于2022年公布了实验工作成果,探索利用多种中央银行数字货币进行国际结算的共享平台。Icebreaker项目于2023年公布成果,研究了一种连接假设的零售型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系统的模式。这类实验旨在测试可能采用的系统架构,并不意味着参与的中央银行已决定发行相关货币。
代币化是另一个反复涉及的主题。它是指在可编程平台上表示各项权利,使转让与合同条件的执行能够更直接地协调。潜在应用包括货币与证券的同步交换,以及特定交易步骤的自动化。经济和法律问题仍须与软件层面的问题分开考虑:代币持有人必须享有明确定义的权利,转让必须具有法律认可的效力,系统还必须明确,在中介机构或技术组件发生故障时,由谁承担损失。
创新工作还涵盖网络安全、监管科技、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应用。相关项目可能探索当局如何识别金融风险或改进监管报送,但并不预设所有任务都应自动化。数据隐私、访问控制、模型可靠性和治理始终是设计中需要重点考虑的约束因素。在这一领域,国际清算银行的贡献在于提供共享的实验环境并公布研究成果,而不是充当全球技术监管机构或商业支付平台运营商。
机构权限的局限、问责与政策争论
国际清算银行的影响力更多地依赖于专业知识、持续合作及其成员的地位,而非直接的强制权力。它不能征税,不能为成员国立法,不能强制改变各国政策,也不能为所有跨境金融债务提供担保。它可用于银行业务的资源同样有限。将其简单地称为“中央银行的中央银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它与客户的关系,却可能掩盖一些事实:它既不发行世界货币,也不肩负全球货币政策职责,更不具备无限的紧急贷款能力。
国际清算银行的定位不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成员国共同治理,开展经济监督,并根据自身的贷款安排提供融资。国际清算银行则由各中央银行所有,侧重于合作、金融服务、研究以及为标准制定提供支持。世界银行的发展融资职责又与两者不同。这些机构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相互协作,但彼此并无隶属关系,其金融工具也不能相互替代。
保密性带来了一种长期存在的矛盾。坦诚的讨论有助于官员分享有关脆弱金融机构、市场压力或潜在政策行动的敏感信息。公开每一次交流可能妨碍这一过程,或泄露足以破坏市场稳定的信息。另一方面,闭门会议也使外界观察者更难了解某些国际政策立场是如何形成的。国际清算银行公布大量研究成果、标准相关材料、财务报表和机构信息,但并不公开每一次央行行长讨论的文字记录。
代表性是另一个问题。国际清算银行的成员范围已经扩大,重要委员会的成员范围也在全球金融危机后有所扩展。不过,参与仍未覆盖所有国家和地区,其历史形成的架构也使一些机构能够比其他机构更持续地发挥作用。国际标准还可能影响那些没有直接参与起草的司法管辖区。对外沟通、意见征询和实施援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不对称,但并未消除行政能力或影响力方面的差异。
审慎标准应适用多大范围,仍是技术层面争论的话题。提高统一程度可以减少将业务转移到监管薄弱司法管辖区的机会,但相同规则与当地银行业结构及金融发展状况相互作用时,可能产生不同效果。对风险更加敏感的要求可以更好地区分风险,但也会增加复杂性和对模型的依赖。较为简单的杠杆约束更便于比较,却无法区分低风险资产与高风险资产。这些权衡需要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处理,并不会因为国际清算银行的存在而自动得到解决。
国际清算银行的分析立场也涉及有关通货膨胀、货币紧缩、信贷繁荣,以及价格稳定与金融稳定之间关系的更广泛争论。国际清算银行的研究经常强调长期债务积累和金融失衡的风险,包括消费价格通胀持续低迷时出现的此类风险。这些分析对成员中央银行没有约束力,各央行的决策取决于不同的法定职责、经济状况和政策判断。因此,在评估国际清算银行的作用时,必须区分该机构的出版物、委员会达成的协议、个人研究论文以及各国的政策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