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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储备

外汇储备是货币当局持有的官方外币资产,用于支持对外支付、维持货币稳定并增强对经济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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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储备是一国货币当局持有的外币资产,可用于满足对外融资需求、干预外汇市场,以及增强市场对货币和金融制度安排的信心。外汇储备通常由中央银行管理,但其法定所有权和实际管理职责也可能由中央银行与财政部或其他公共机构共同承担。外汇储备的作用不仅取决于账面价值,还取决于能否随时动用、能否在市场上变现、币种构成,以及与潜在外币偿付义务之间的关系。

狭义的外汇储备主要包括外币存款和证券。在更广泛的日常用法中,这一概念往往指全部官方储备资产,其中还包括货币黄金、特别提款权以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储备头寸。这些资产类别具有不同的法律和金融特征,不应视为可以相互替代。

外汇储备将国内货币政策与国际金融体系联系起来。它可以缓冲国际支付受阻带来的冲击,为外汇市场干预提供资金,并降低国外融资突然撤出所带来的风险。积累和持有外汇储备也会产生成本和风险。因此,适宜的储备资产组合取决于一国的汇率安排、对外负债、金融机构状况,以及获取其他应急流动性来源的能力。

定义、认定条件与机构界限

国际统计标准将储备资产定义为货币当局可随时动用并控制的对外资产,用于满足国际收支融资需求、干预外汇市场及相关目的。“对外”通常是指对非居民的债权,而不只是以外币计价的金融工具。因此,中央银行存放在居民商业银行的美元存款,虽然以外币计价,通常也不属于储备资产。这一区分将可用于国际支付的债权与国内经济体内部的债权区别开来。

资产的可动用性同样重要。如果一项资产在需要时无法出售、转让或支取,就可能无法提供有效的储备支持。储备资产通常必须以可兑换外币计价和结算,货币黄金则属于一个特殊类别。常见的储备资产包括外国政府证券,以及存放在外国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国际机构的存款。对于不太常见的金融工具,则需要更仔细地考察其变现能力和可动用性;仅仅以外币计价,并不足以使其符合储备资产的认定条件。

官方储备资产总额由几个不同的部分构成。外汇部分包括通货和存款、证券以及其他符合条件的债权。货币黄金是货币当局作为储备资产持有的黄金,并非其他发行人的债务。特别提款权(SDR)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国际储备资产;它不是流通货币,但可以通过参与成员和指定持有者之间的安排,兑换为可自由使用的货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代表成员对该机构持有的流动性债权,其中包括储备档头寸。

储备的机构归属因国而异。在英国,大部分官方储备归外汇平准账户所有,由英格兰银行担任代理机构。在美国,储备分别由财政部的外汇稳定基金和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持有。这些安排不同于另一些国家:在后者,中央银行持有并管理几乎全部官方储备,且将其列入自身资产负债表。

储备还必须与商业银行、家庭、养老基金及主权财富基金的对外资产相区分。这些资产可能增强一国经济整体的对外资产负债状况,却未必能供货币当局立即动用。主权财富基金可能以积累长期财政储蓄为目的进行投资,接受不适合应急储备投资组合的流动性不足和市场风险。公共机构之间的资产划转,只有在货币当局取得对符合条件资产的实际控制权时,才会改变储备的可动用性。

官方储备的历史演变

在古典金本位制下,国际货币储备主要由黄金和可兑换为黄金的债权构成。货币当局利用这些储备,维持本国货币与黄金之间法定的比价关系。外汇余额,尤其是对伦敦等主要金融中心的债权,日益成为黄金储备的补充。这种安排节约了黄金的使用,却也使储备持有国依赖于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兑换能力和金融实力。持有对外国的金融债权,并不等同于直接持有黄金。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暴露出以有限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将各国货币联系起来的制度安排的脆弱性。1922年的热那亚会议倡导金汇兑本位制,即部分国家以可兑换为黄金的货币作为储备。此后,银行倒闭、国际债务问题以及竞争压力削弱了人们的信心。英国于1931年暂停黄金兑换,大萧条则导致广泛的外汇管制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割裂。当各国同时试图维护本国的对外收支状况时,储备短缺可能使经济紧缩在国际间传导。

1944年经谈判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使美元成为战后储备安排的核心。参与国的货币实行可调整的平价,而美国承诺按每金衡盎司纯金35美元的价格,向外国官方机构提供美元兑换黄金。因此,美元债权成为国际储备的重要来源。罗伯特·特里芬指出了其中的结构性矛盾:向世界提供美元流动性,需要美国对外负债不断增长,但负债持续增长又可能削弱人们对美元可兑换为黄金的信心。这一矛盾后来被称为特里芬难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69年创设特别提款权,部分原因是为了回应人们对全球储备供给是否充足及其构成的担忧。1971年8月,美国暂停向外国官方机构提供美元兑换黄金。1973年,主要货币转向浮动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运行机制由此终结。然而,对储备的需求并未消失。各国政府仍需管理汇率、履行外币债务,并保护面临国际资本流动风险的金融体系。

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许多新兴经济体加快了储备积累。充足的储备日益被视为抵御融资突然逆转、避免艰难的对外收支调整的保障。2014年6月,中国官方公布的外汇储备达到约4万亿美元。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也表明,即使金融体系成熟的国家,也可能面临某些储备货币,尤其是美元的严重短缺。

储备如何积累并体现于资产负债表

中央银行通常通过向国内银行或其他市场参与者购买外币来积累储备。假设一家出口商收到美元,并通过银行体系将其卖出。如果中央银行买入这些美元,其国外资产就会增加。支付购汇款通常会形成以本币计价的中央银行负债,例如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结算余额。除非有其他操作予以抵消,这笔交易会使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和负债同时增加。由此产生的储备积累是金融债权的交换,而不是在没有相应交易的情况下凭空创造国民财富。

贸易顺差并不必然带来官方储备的等额增加。出口收入可以用于支付进口、开展私人对外投资、偿还债务,或供居民购置境外资产。反过来,即使没有经常账户顺差,只要货币当局买入对外借款或投资流入带来的外汇,储备也可能增加。外国直接投资、证券投资资金流动、政府借款及其他金融交易,都可能影响可供官方购买的外汇规模。最终结果取决于私人部门的行为和当局的汇率政策。

公布的储备存量变化还必须区分为交易引起的变化和估值效应。一个有用的会计关系式是:

Rt−Rt−1=Tt+Vt+Ot,R_t-R_{t-1}=T_t+V_t+O_t,

其中,RtR_t 是以统一报告货币计量的储备存量,TtT_t 表示储备交易,VtV_t 表示估值变化,OtO_t 表示数量或分类方面的其他变化。如果储备以美元报告,即使没有发生购买,欧元升值也会提高欧元计价资产的美元价值。债券价格和黄金价格的变化同样会改变公布的储备总额。投资收益也是储备持有量变化的来源之一。

当购买外币带来超出需要的国内流动性时,当局可以实施冲销操作。当局可以出售国内证券、发行央行票据、吸收付息存款,或使用其他工具,回笼新增的结算余额。在这种情况下,储备积累伴随着中央银行本币负债结构的变化,而不是银行可自由运用的流动性的单纯扩张。当本币负债的利息支出高于国外资产的收益时,冲销操作可能产生成本。

通过借款形成的储备尤其需要谨慎看待。政府可以发行外币债券,并将所筹资金存入中央银行,从而在增加储备总额的同时增加外债。货币互换也可以在承担偿还义务的同时获得外币。此类交易可能改善短期流动性,但它们对公共部门净财务实力的提升,小于账面储备增幅所显示的程度。因此,分析储备增长时,既要考察其规模,也要考察其来源。

汇率干预与货币传导

储备在实际操作中最直接的用途,是干预外汇市场。当局卖出外币、买入本币时,会满足市场上的部分外汇需求,同时回收本币流动性,除非这一货币效应被其他操作抵消。买入外币的作用则相反。干预的目的可以是维持固定平价、抑制汇率异常剧烈的变动、恢复市场正常运行,或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影响市场状况。

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当局承诺按指定汇率或在狭窄的汇率区间内兑换本外币。当私人部门的外汇需求超过供给时,储备为履行这一承诺提供了手段。货币局制度对外汇储备支持与特定本币货币负债之间的对应关系有着尤为严格的要求。即便如此,货币负债获得全额储备支持,也不意味着储备能够覆盖经济体内的全部商业银行存款或所有外币债务。

在非冲销式干预下,本币流动性的变化会影响利率、信贷条件和支出。冲销式干预则试图将外汇操作与国内货币政策立场分离,但仍可通过多种渠道影响市场。当官方交易改变了投资者可持有的本币资产与外币资产的供给,而这些资产又不能完全相互替代时,就会产生资产组合平衡效应。当干预传递出有关未来政策的信息时,就会产生信号效应。在交易清淡或运行受阻的市场中,如果交易改变了订单流,市场微观结构效应也可能发挥重要作用。

干预是否有效取决于具体情势,干预投入与汇率变动之间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关系。规模不大的交易可能影响失调的市场,而规模大得多的操作,也未必能维持与基本政策及资本流动不相符的汇率。1992年英镑在欧洲汇率机制内承受的压力,说明了以储备支撑汇率承诺的局限。9月16日,在市场干预和宣布调整利率均未能维持英镑汇率水平后,英国暂停了英镑参与该机制。

储备并不能消除不可能三角所描述的约束:一国无法同时维持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以及完全独立的货币政策。持有储备可以争取时间和灵活调整的空间,却无法使内在矛盾的政策组合永久维持下去。浮动汇率也不会消除持有储备的所有理由。实行浮动汇率的经济体仍可能面临外汇市场运行受阻、公共部门外币支付需求,以及急剧贬值引发的金融不稳定。

评估储备充足性

储备充足性评估关注的是,可动用的官方国外资产是否足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外部融资压力。没有任何单一比率能够为所有国家回答这一问题。相关风险敞口包括进口、短期外债、非居民持有的证券、居民向境外转移资金的能力、银行体系的币种错配,以及对出口收入的依赖程度。同样规模的储备,对于外币债务有限的经济体可能十分充裕,但对于债务规模庞大且即将集中到期的经济体则可能不足。

进口覆盖率是历史最悠久的指标之一。如果年度进口额为 MM,储备为 RR,则储备可支付的进口月数为

Import cover=12RM.\text{Import cover}=12\frac{R}{M}.

能够支付约三个月进口的储备,长期以来一直被用作初步评估基准,对难以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经济体尤其如此。但它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安全门槛。进口融资通常不会同时全部中断,而一些国家面临的资本流出规模远大于其每月进口支出。各国在大宗商品依赖程度、季节性支付以及进口商品的必需程度方面的差异,也会影响对这一指标的解读。

对于深度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经济体,短期外债往往更具参考价值。圭多蒂—格林斯潘规则建议,持有的储备应足以偿还一年内到期的外债。按剩余期限计量的债务,既包括原始期限较短的借款,也包括临近偿还期的长期债务。这一指标反映了再融资风险,即债权人拒绝续贷的可能性。然而,仅凭这一指标,无法涵盖股权投资撤出、居民资本外逃、公共部门或有负债,以及支持国内银行所需的资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充足性评估框架针对不同国家组别采用综合指标。其中,面向新兴市场的方法考虑了多种潜在的资金流出或流入减少来源,包括短期债务、其他对外负债、广义货币和出口收入。各项权重因汇率制度及其他特征而异。在这一框架中,相关综合指标的100%至150%通常被用作参考区间,而非必须机械遵循的规定。各国具体情况、资本流动限制、市场融资渠道以及其他可用的流动性资源,仍是评估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压力测试通过模拟多种不利事件同时发生,为比率分析提供补充。例如,一种情景可能同时包含出口收入下降、部分银行债务无法续借、非居民投资者撤资以及公共债务还本付息。在计算相关比率时,分子应采用扣除受限部分并考虑预定流出后的可动用储备,而不能简单使用公布的储备总额。分析人员还会区分流动性与偿付能力:储备可以弥补暂时的融资中断,但如果债务偿付或支出所依赖的基础现金流不足,储备就无法无限期地维持下去。

投资组合构成与投资管理

储备管理通常优先考虑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其中前两者对第三者构成约束。安全性包括防范发行人违约、运营失误以及过大的市场损失。流动性是指能够以可预期的成本迅速获得所需货币,即使在市场承压时期也不例外。收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储备规模相对于公共财政而言可能相当庞大;但如果一项高收益资产在危机期间无法出售,就可能无法实现持有储备的初衷。

储备投资组合通常包括存放于其他中央银行和高评级银行的存款、短期国库券以及期限较长的主权债券。一些当局还持有机构证券、超国家机构债券或其他获准投资的工具。投资决策会考虑信用风险、期限、市场深度、结算安排以及法律上的可执行性。仅有较高的信用评级并不足够:一种工具的违约风险可能很低,但交易流动性有限。反过来,流动性很强的长期债券也可能在市场收益率上升时遭受大幅价格损失。

币种配置往往与预期用途有关。当局可能持有偿还外债本息、进行市场干预、支付进口款项或支持国内金融机构所需的货币。美元在国际银行业务、贸易计价和证券市场中的地位,支撑了对美元储备的强劲需求。欧元则提供了另一个主要的流动资产池。适量配置英镑、日元、加拿大元或澳大利亚元等货币,可以分散风险敞口,不过市场规模和交易承载能力也对分散化构成了现实限制。

利率风险通常通过久期来管理;久期综合反映债券投资组合对收益率变化的敏感程度。短久期资产的价格波动通常较小,到期也较早,但预期收益可能较低。当局往往将储备划分为满足即时需求的流动性部分,以及投资期限较长的投资部分。投资基准明确规定允许配置的币种、期限、发行人以及风险限额,从而可以依据明确的管理目标评估业绩,而不是仅看单一的利润数字。

托管和运营安排也是储备质量的组成部分。证券可以通过外国中央银行、国际证券存管机构或商业托管机构持有。管理者需要可靠的支付系统、法律文件、独立估值和应急程序。回购协议可用于以证券换取现金,而金融衍生工具可用于调整汇率或利率风险敞口。这些工具也会带来与抵押品、交易对手和结算有关的义务。如果对这些义务缺乏妥善管控,即使投资组合从资产类别上看似保守,仍可能存在显著的操作风险。

经济成本与积累的限度

储备为应对外部融资冲击提供了一种集体保险,但评估其收益时,也必须考虑其成本。最直观的成本是储备资产收益与购入这些资产所需融资成本之间的差额。如果中央银行持有低收益的外国证券,同时发行收益率较高的国内冲销工具,由此产生的负利差就可能减少其收入。这项成本会随着国内外利率的变化而变化。

简化的年度持有成本计算公式为

C≈(id−if)R,C \approx (i_d-i_f)R,

其中,idi_d 为相关的国内融资利率,ifi_f 为储备投资组合的外币收益率,RR 为以一致单位表示的储备存量。该表达式未计入汇率变动、信用损失、运营成本以及预防危机所带来的收益。它也不意味着每一单位储备都按政策利率融资。中央银行的实际负债包括流通中的货币、不计息存款余额、付息准备金以及成本各异的冲销证券。

汇率变动会在以本币计价的账目中产生估值损益。本币升值会降低外币资产的本币价值,本币贬值则会提高其本币价值。这类会计影响不一定会改变储备所能购买的外国商品数量或所能支付的外债金额,但仍可能影响中央银行的权益、向政府上缴的利润,以及围绕储备管理的政治讨论。会计准则可能将已实现收益与未实现的重估损益分开处理,从而使不同机构之间的比较变得困难。

更广义的机会成本,涉及将资源投入流动性较高的对外资产,而不是用于其他公共用途。将其与基础设施或教育支出作比较时,需要谨慎:中央银行通常无法在不引发额外货币、财政及汇率影响的情况下,将外汇储备转化为国内支出。尽管如此,当储备超过合理的保险需求时,其新增收益可能递减,而经济仍可能面临代价高昂的融资约束。恰当的做法是比较完整的政策方案,而不是仅仅比较政府债券与国内投资项目的收益率。

储备积累也可能产生国际影响。官方持续购买外国资产,可能伴随着抑制本币升值的措施,并影响全球资本流动的构成。另一方面,储备需求可以支持主要政府债券市场的流动性,并降低各国被迫紧急举债、进而引发不稳定的可能性。因此,新增储备的影响取决于积累储备的原因、融资方式及其所抵御的风险。庞大的储备存量既不必然证明经济实力雄厚,其本身也不足以证明汇率政策不当。

金融危机与国际流动性安全网

危机期间,在无法获得私人信贷时,外汇储备可用于支付必要的对外款项。储备可以支持政府偿还债务、向国内银行提供外币,或在交易商退出市场时提供市场流动性。当银行或企业借入外币债务、收入却主要以本币计价时,这些功能尤为重要。本币贬值会加重这些债务的本币偿付负担,而再融资中断则会造成迫切的现金需求。因此,资本流入的突然停止可能使汇率压力与银行及企业的财务困境同时出现。

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外汇储备总额可能具有误导性。泰国的远期合约承诺减少了可用于捍卫泰铢汇率的资源,而短期外币负债也给该地区其他经济体带来了压力。韩国虽然在危机前公布了相当可观的储备规模,却仍在1997年末遭遇了严重的外币融资困境。资产是否可用及其存放地点、即将到期的债务,以及对海外银行业务的债权,都至关重要。此后的改革更加重视可动用储备,以及远期头寸的披露。

外汇储备是更广泛的国际金融安全网中的一层。其他层次包括双边中央银行货币互换额度、区域融资安排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融资工具。货币互换额度可使一家中央银行按照合同条款,以本币换取另一家中央银行的货币。区域安排,例如东亚的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通过汇集资金或承诺提供资金,为参与经济体提供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融资可用于支持国际收支,其获取资格和附带条件因融资工具及具体情况而异。

在2007—2009年危机期间,美联储与外国中央银行建立或扩大了美元互换安排。这些中央银行随后可以在各自辖区内发放美元贷款,帮助缓解美元融资市场的失灵。这种做法不同于单纯要求各国动用此前积累的美元储备。它表明,货币发行方可以通过特定交易对手,在国际上发挥最后贷款人的作用,不过,并非所有经济体都能获得此类安排,也不应假定这些安排会永久存在。

动用储备会带来政策上的两难。使用过慢,可能放任本可避免的冲击;但消耗过快,又可能削弱市场对剩余缓冲能力的信心。因此,当局会将储备操作与其他措施结合起来,可能包括汇率调整、提供国内流动性、对外借款,以及调整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向银行发放外币贷款时,还需要关注抵押品和偿还能力。官方储备可以应对暂时性的外币短缺;而用其吸收私人部门持续产生的信贷损失,则会将另一类风险转移至公共部门。

储备货币、多元化与地缘政治约束

储备货币是货币当局作为储备而大量持有的货币。其吸引力不仅取决于发行经济体的规模,还取决于其他重要条件,包括可兑换性、深厚的金融市场、充足的可交易资产供给、可靠的法律制度,以及成熟的支付与结算体系。一种货币若广泛用于计价和借贷,也会产生持有相应货币储备的需求,因为货币当局可能恰恰在国际融资变得困难时需要使用这种货币。

整个战后时期,美元始终是最主要的储备货币。美国国债市场的规模,以及美元在国际银行业务和交易中的广泛使用,支撑着美元的地位。1999年推出的欧元成为第二大储备货币。其他货币所占份额较小,而且在不同储备组合中的重要程度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数据库(简称 COFER)汇总跟踪参与统计的货币当局以保密方式报送的各币种持有情况。

多元化可以降低对单一货币或发行主体的风险敞口,但无法消除风险。转而持有另一种货币,会改变储备组合与未来支付需求之间的匹配关系。在规模较小的市场购买证券,可能面临流动性约束,尤其是在许多储备管理者试图同时出售资产时。货币黄金并非任何发行主体的负债,因此能够发挥分散风险的作用,但其价格会波动,而且用于支付时通常需要出售、兑换或抵押。存储地点和交易安排也会影响黄金能否被实际调用。

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估值货币篮子的决定于2016年10月生效,表明人民币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针对该篮子设定的准入标准。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并不意味着一种货币在所有交易中都能完全自由兑换,也不意味着储备管理者必须持有这种货币。投资准入、资本管制、市场流动性和操作安排仍然是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广泛地说,储备货币地位是在公共政策与私人部门金融使用的相互作用中逐步形成的,而不是靠一次行政认定确立的。

地缘政治事件可能揭示传统市场风险指标未能涵盖的约束。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多个司法管辖区禁止涉及俄罗斯央行的交易,使其管辖范围内的大量储备资产遭到冻结。这一事件凸显了在法律上拥有一项债权与能够实际控制该债权之间的区别。因此,储备管理者除了考虑信用和流动性,还必须考虑适用法律、资产托管地的司法管辖、面临制裁的风险,以及结算渠道的可用性。在境内保管黄金可以降低部分境外司法管辖风险,但无法消除影响国际交易的所有限制。

统计披露、治理与问责

储备统计只有在不同机构之间、不同时间段内采用一致的编制方法,才能发挥最大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统计框架将储备资产与其他对外资产区分开来。其《国际储备和外币流动性》数据模板在储备总额之外,还补充披露其他外币资产、预定短期外币流出、或有外币流出及部分特定头寸的信息。这种更全面的列报方式有助于识别储备总额这一单一指标可能掩盖的压力。

总储备是一项相对标准化的资产指标,而“净国际储备”则需要明确界定。根据分析目的或金融规划的不同,扣除项目可能包括与储备相关的负债、IMF信贷、短期外币债务或特定衍生工具头寸。因此,两个国家公布的“净储备”数据可能无法直接比较。要作出有意义的比较,就必须先明确所纳入的资产、扣除的负债、估值方法以及对使用受限资产的处理方式,然后才能判断相对实力。

信息披露必须区分存量与流量,以及当前市值与购入成本。报告时点十分重要,因为干预操作和市场波动可能迅速改变头寸。公布数据所使用的货币也会影响表面趋势:即使非美元资产的数量未变,美元升值也可能使其折算后的美元价值下降。有关期限、远期承诺和证券借贷的信息,有助于说明所报告的资产是否仍可动用。储备与流动性数据模板是在20世纪90年代危机之后制定的,部分目的正是弥补此类信息缺口。

治理安排通常将投资政策制定权、日常执行和独立风险控制职能相互分离。治理机构或指定的公共主管部门负责批准目标、合格投资工具、基准和限额。投资组合管理人员在这一授权范围内开展交易,另由独立职能部门监测风险敞口、对持有资产进行估值、核对账目并评估合规情况。外部审计和清晰的会计政策为问责提供支持。这些控制措施十分重要,因为储备业务可能涉及大额交易、保密的市场信息,以及分布于多个法律管辖区的资产。

透明度并不意味着必须立即公布每笔交易或每项持有资产。详细的实时披露可能暴露干预策略,也可能使集中度较高的市场中的交易执行更加困难。因此,主管部门需要在业务保密与定期公布资产总额、投资原则、风险管理框架和财务结果之间取得平衡。公众评估要充分发挥作用,就应区分三个独立问题:储备是否足以应对对外风险,投资组合是否在授权范围内管理,以及导致储备积累的整体政策是否适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