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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行货币互换额度

中央银行货币互换额度是货币当局临时交换货币的协议,主要用于在金融紧张时期提供外币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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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行货币互换额度是指两家中央银行依据协议交换货币,并在日后按预先约定的条款进行反向交换的安排。互换额度赋予双方获取资金的渠道;提款则是依据该协议实际进行的一笔交易。根据具体设计,互换额度可用于提供紧急外币融资、支持国际交易以本币结算,或补充一国的对外流动性资源。因此,公布的额度规模并不等于实际借入的金额,也不等于最终向银行贷出的金额。

互换额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中央银行可以创造本国货币,却无法创造他国货币。例如,在美国境外经营的银行可能需要美元来为美元计价资产融资,或履行支付义务。在金融紧张时期,即使这些银行仍持有本国中央银行认可的合格抵押资产,私人市场的美元融资也可能骤然枯竭。互换额度使货币发行国的中央银行能够通过外国货币当局提供资金,而不必直接向境外每一家机构放贷。

现代货币互换安排形式多样,既包括六家主要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组成的常设网络,也包括涉及中国人民银行的双边协议,以及亚洲的区域性机制。这些安排在目的、启用条件和风险分担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要理解它们,就必须区分中央银行之间依据协议进行的货币交换与随后在国内开展的贷款业务,并将紧急流动性供给与汇率干预、发展融资及财政资源转移区分开来。

合约结构与可用额度的含义

货币互换额度是一种备用安排,而不是一笔始终存续的贷款。协议文件规定了可供交换的货币、额度上限(如有)、协议有效期、允许的交易期限、定价,以及申请和批准提款的程序。被称为“常设”的额度,按现行条款没有预设到期日,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任何一方都有权在任何时候无条件提取任意金额。每笔操作仍须遵守协议,并受相关政策决定的约束。

有必要区分法律上的双向使用权限与实际使用情况。协议可能允许双方各自获取对方的货币,但实际交易却绝大多数流向同一方向。在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互换网络中,美元供给历来占据主导地位,这反映了美元在国际融资中的作用。互惠安排并不意味着双方提款规模相等、经济依赖程度相同,或面临的融资中断风险相当。

签署协议时公布的金额,可能只是未到期交易余额的上限。它未必构成立即贷出该金额的承诺,也不能证明这些资金已经被使用。有些安排规定了明确的数额上限;另一些则允许按照约定程序开展操作,不预先设定总额上限。即便中央银行向符合条件的境内机构按需足额提供资金,机构能否获得资金仍取决于其是否具备资格、能否提供合格的抵押品,以及是否遵守操作规则。因此,若不说明相关制度性限制条件,“无限额”就是一种不够准确的描述。

中央银行的这类安排也不同于商业性的外汇掉期和交叉货币互换。商业性外汇掉期通常将一次货币交换与一次按远期汇率进行的反向交换结合起来。交叉货币互换则往往涉及在较长期限内交换利息支付,也可能交换本金。官方流动性互换采用了类似的合约技术,但其政策目的、交易对手和资金分配机制,使其有别于外汇市场上的普通交易。

同样,货币互换额度也不只是捍卫某一汇率的承诺。历史上的官方互换有时用于支持外汇市场干预,而现代美元流动性额度主要着眼于融资状况。互换额度也不等于赠款,或国家财富的无条件增加:提款在带来外币资金的同时,也产生了偿还义务。在比较已公布的协议规模、储备统计数据,以及有关一国可获得多少金融支持的说法时,这些区别十分重要。

提用资金如何进入银行体系

典型的美联储美元流动性互换包含两个相互衔接的阶段。首先,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向外国中央银行提供美元,并按交易开始时的汇率,收取等值的该中央银行所发行的货币。双方同时约定,到期时按同一汇率进行反向交易。外国中央银行须为其获得的美元支付利息。

例如,假设一家合作中央银行提用100亿美元,当时1美元可兑换0.90单位的该国货币。该中央银行交付90亿单位的本币,并获得100亿美元。到期时,它归还美元本金并支付约定利息,同时收回最初交付的本币本金。如果利息按货币市场的单利惯例计算,美元利息支付额可表示为

I=D r n360,I=D\,r\,\frac{n}{360},

其中,DD 为美元本金,rr 为年化利率,nn 为天数,此处假定采用实际天数/360的计息惯例。每笔操作均以实际合同约定的惯例为准。

初始交换与反向交换采用同一汇率,意味着通常的汇率波动不会改变按合同应向美联储偿还的美元本金。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安排不存在信用风险。如果交易对手未能履约,合同的强制执行以及货币债权可变现的价值就会成为需要考虑的问题。这种设计将日常汇率风险与违约可能造成的更广泛后果区分开来。

其次,获得美元的中央银行将美元分配给其辖区内符合条件的机构。它可以采用固定利率全额配给招标、拍卖或其他规定的操作机制。境内借款机构须提供合格抵押品,并承诺向本国中央银行还款。该中央银行负责确定参与资格和抵押品规则,并承担对这些借款机构的信用风险敞口;美联储的交易对手仍是外国中央银行,而非各家商业银行。

因此,这两个阶段涉及不同的风险关系。商业银行倒闭,并不会免除其中央银行向美联储还款的义务。反过来,商业银行质押的资产也不会自动成为直接交付给美联储的抵押品。一些公开说明将整个操作描述为以外国银行抵押品为担保的美元贷款,有时会模糊这两个层次之间的区别。

这些交易在尚未结清期间列入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并在偿还时结清。提供美元可能扩大美联储的负债规模,但不会形成永久存续的外币支持。续期需要再次开展操作,或依据适用条款延长原有操作的期限。这种到期安排,是区分临时流动性援助与长期融资的关键。

国际货币融资为何会中断

流动性互换额度的经济依据,首先在于资产、负债与官方支持渠道之间存在币种错配。美国境外的银行可能持有长期美元贷款或证券,却依靠短期美元借款为其融资。银行也可能先借入本币,再通过外汇掉期获取美元。这两种融资结构都可能产生再融资需求,而在市场动荡时,这些需求往往难以满足。

本国中央银行可以向具备偿付能力的机构提供本币银行准备金,但这些准备金不能直接用于清偿美元债务。该机构必须将其兑换为美元,或获得美元信贷。在市场承压时期,贷款人可能拒绝续贷,投资者可能从货币市场基金撤资,交易商也可能缩减资产负债表承载能力。此时,即使机构持有的长期资产仍具有可观价值,也会面临流动性风险。

对私人市场货币兑换渠道的高度依赖,可能使这种压力在不同市场之间传导。银行争相通过掉期获取美元,可能使跨币种基差偏离通常水平。这一基差按照相应的报价惯例,衡量融资成本关系偏离抛补利率平价所隐含关系的程度。美元融资溢价扩大,意味着相对于基准现货货币市场利率,通过合成方式获取美元的成本已经上升。这可能反映融资需求、信用担忧、监管约束或中介机构承载能力有限等因素,而非单一原因。

如果银行为应对压力而迅速抛售美元资产,价格下跌就可能引发进一步亏损和追加保证金要求。此类资产贱卖的影响可能远远超出最初缺乏美元的机构,波及其他借款人和投资者。由互换额度支持的贷款工具,可以通过接受合格抵押品、提供替代融资来源来阻断这一过程。它使最后贷款人职能在实际运作中跨越币种边界,而无须由货币发行国的中央银行直接监管每一家境外机构并向其放贷。

此类安排的目标通常是维护市场正常运转和货币政策传导,而不是为每一项国际投资提供担保。对美国而言,境外美元严重短缺可能通过资产抛售、信贷收缩和中介功能受损,反过来冲击国内信贷市场。因此,向境外提供美元,既能使外国机构受益,也能服务于本国金融稳定目标。

不过,流动性支持无法消除根本性的偿付能力问题。如果借款人的资产价值低于其债务,额外的短期融资可能只是推迟损失确认。互换额度能否有效运作,取决于接收方中央银行的抵押品管理、监管,以及区分暂时性融资压力与更深层资产负债表问题的能力。

从汇率支持到全球金融危机

1962年3月,美联储与法兰西银行建立了首项互惠货币安排。此后签订的更多协议形成了一个网络,用于配合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管理,并应对官方持有美元所带来的压力。在当时的环境下,货币互换可以临时提供用于市场干预的外币,并帮助应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汇率的影响。

这些安排所处的货币体系,与当今的离岸美元市场有着显著差异。固定汇率承诺和官方兑换安排,使央行有必要获取彼此的货币以进行市场干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官方货币互换仍然存在,但其用途和重要性发生了变化。到1998年,除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安排外,美联储早期互换网络中的其他安排均已到期,不再续期。

现代流动性互换模式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形成。2007年12月12日,美联储宣布与欧洲中央银行和瑞士国家银行建立临时美元互换安排,最初批准的额度分别为200亿美元和40亿美元。当时,抵押贷款相关资产的亏损,以及银行风险敞口的不确定性,扰乱了银行间市场;这些安排是缓解期限融资压力的一系列措施的一部分。

2008年,互换网络迅速扩大。9月雷曼兄弟倒闭后,各银行体系的美元融资压力加剧。美联储与更多央行建立了互换安排,或提高了现有安排的额度,其中包括日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丹麦、挪威、新西兰、巴西、墨西哥、韩国和新加坡的央行。这一范围比最终形成的常设网络更广,但覆盖面仍然有限,并非面向所有央行。

2008年10月,美联储宣布相关安排,使欧洲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和瑞士国家银行能够以固定利率、全额满足需求的方式提供美元资金;日本银行随后也采取了相应做法。这些操作改变了已公布额度上限的意义:只要需求符合资格,并按照负责分配资金的央行的规定提供合格抵押品,资金供应量就可由需求决定,而不再受制于预先设定的较小拍卖规模。

2008年12月,美联储央行流动性互换的未偿余额达到约5830亿美元。这一规模表明,离岸美元需求可能庞大到需要官方协调应对。随着形势好转,提款规模逐渐下降,危机期间的临时安排于2010年2月1日到期。但这些安排到期,并不意味着其背后的脆弱性已经消失:欧洲融资形势再度紧张,很快促使美元互换安排重新启用。

常设网络及后续危机应对操作

2010年5月,美联储重新与加拿大银行、英格兰银行、欧洲中央银行、日本银行和瑞士国家银行建立临时美元互换额度。恢复这些安排,是为了应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期间美元融资市场再度出现的压力。这些安排为缓解融资中断提供了一种手段,使各中央银行不必完全依靠自身储备来支持美元操作。

2011年11月30日,六家中央银行宣布采取协调措施,其中包括将美元流动性互换的定价下调50个基点。调整后的美元利率为相应的隔夜指数掉期利率加50个基点。它们还建立了临时双边安排,以便在必要时提供各参与辖区的货币流动性。2013年10月,六家中央银行将现有的临时双边流动性互换安排转为常设安排。

由此形成的网络由加拿大、欧元区、日本、瑞士、英国和美国的中央银行组成。这是一个由双边工具构成的网络,而非单一的资金池。其互惠结构允许提供美元以外的货币,但危机期间的实际使用仍高度集中于美元。常设安排随时可用,减少了在融资市场恶化之际重新谈判设立一项全新工具的必要性。

在新冠疫情引发金融动荡期间,六家中央银行于2020年3月15日宣布调整相关安排。它们将美元互换定价再下调25个基点,降至隔夜指数掉期利率加25个基点,并在一周期限融资之外,增设每周开展的84天期限操作。随后,它们又将七天期美元操作的频率提高至每日一次,使流动性获取能够更及时地满足即时支付和再融资需求。

2020年3月19日,美联储还与另外九家中央银行建立了临时互换额度。澳大利亚、巴西、韩国、墨西哥、新加坡的中央银行及瑞典中央银行各获600亿美元的额度上限;丹麦、挪威和新西兰的中央银行各获300亿美元。2020年5月下旬,中央银行流动性互换未偿余额达到约4,490亿美元,虽低于2008年的峰值,但规模仍然可观。

2023年3月,在银行业再度承压之际,常设网络中的六家中央银行再次将七天期美元操作从每周一次增加至每日一次。这一事件表明,操作频率本身也可以成为政策工具:更频繁地提供流动性,可以缩短机构必须完全依赖承压市场的时间。频率、期限和定价的调整是彼此独立的决策,不一定涉及扩大网络。

人民币互换安排与区域性替代机制

并非所有中央银行货币互换都遵循美联储的模式。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广泛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网络,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类安排通常以人民币交换伙伴方的货币,其目标包括便利双边贸易、支持投资结算,以及推动在跨境交易中使用本币等。

支持人民币结算的协议可以向伙伴中央银行提供人民币,再由该央行向本国机构提供人民币。这可以减少符合条件的交易通过第三种货币中转的需要。其效果取决于实际的人民币支付需求、参与银行使用结算基础设施的能力、货币兑换安排,以及有关资金提用的条款。签署大规模协议本身并不意味着已产生大量商业用途,也不意味着计价惯例发生了相应转变。

一些伙伴国家也曾在面临外部融资压力时提用中国货币互换安排下的资金。所提资金能否用于外汇干预、第三种货币支付或其他用途,取决于具体协议及任何额外许可。因此,将所有人民币互换额度都视为可自由兑换的美元融资并不准确。同样,评估账面上的外币资产总额时,也必须一并考虑相关的偿还义务和使用限制。

区域性安排提供了另一种模式。清迈倡议于2000年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启动,由东盟与中日韩经济体之间的双边互换安排发展而来,参与方包括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中国、日本和韩国。清迈倡议多边化于2010年生效,随后总规模扩大至2,400亿美元。

尽管被称为多边化安排,这一机制并不等同于一个已足额实缴、存放于共同账户中的储备资金池。在该安排下的交易启动之前,各成员仍自行持有其储备。资金获取受出资份额、借款限额、监督及审批程序的约束。潜在可用额度中的一部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的方案挂钩,另一部分则可在特定条件下,无须此类方案即可使用。

这些差异使得仅按公布规模进行比较很困难。常备美元流动性互换安排、本币结算安排和区域性国际收支融资机制都可以称为互换,但它们所提供的币种、期限、酌情决定的空间及政策条件各不相同。不能简单地将其名义金额相加,仿佛它们都是同一个全球应急基金中同样可用的组成部分。

与储备、回购及国际援助的关系

互换额度是国际金融安全网的一层。其他层次包括各国的外汇储备、区域融资安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资金,以及以证券为担保提供贷款的融资工具。这些工具的区别在于:由谁承担融资成本、资金能多快到位、需要提供哪些资产或作出哪些政策承诺,以及援助旨在解决市场流动性问题,还是更广泛的对外调整问题。

储备是货币当局已经持有的资产,而互换额度提供的是在特定条件下获取资金的渠道,一旦动用,就会产生相应的偿还义务。持有储备会带来机会成本,因为流动性较高的储备资产,其收益可能低于其他投资,而且可能需要成本高昂的国内融资作为支撑。可信的互换额度可以补充储备缓冲,但无法完全替代储备:能否动用额度可能取决于提供方的酌情决定,可获取的币种未必符合需要,而且额度可能是临时性的,或仅限于特定用途。

一种相关但不同的工具是回购协议。2020年3月,美联储宣布设立临时性的外国及国际货币当局回购便利,通常称为FIMA回购便利;该工具于2021年7月转为常设。符合资格的外国官方账户持有人,可以将托管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美国国债用于回购交易,临时获取美元。这使货币当局能够筹集美元流动性,而不必在承压的市场中出售这些证券。

两者的区别具有实质意义。货币互换是交换两种货币,并约定反向交换;回购则是以证券换取现金,同时约定日后进行反向交易。持有大量合格美国国债的国家,即使没有互换额度,也可能受益于回购便利。反过来,由互换支持的操作并不要求接收资金的中央银行动用等额的既有美国国债持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融资通常通过具有各自资格条件、期限和政策框架的工具,满足实际或潜在的国际收支需要。与面向银行的短期融资操作相比,这类融资可以在更长的时间跨度内支持调整。中央银行互换,尤其是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常设互换安排,不能替代债务重组、财政调整,也不能在对外融资问题源于持续性失衡时,替代全面的援助方案。

动用互换额度也不等同于量化宽松。两者都可能扩大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但资产购买与货币互换涉及不同的交易对手、资产、期限结构和传导渠道。互换操作通常设计为在到期时自动进行反向交易。其最直接的主要目标,是改善特定货币融资的可得性及定价,而不是影响国内期限溢价,或产生广泛的投资组合平衡效应。

有效性、准入与问责

不能仅凭实际动用金额来判断互换额度的有效性。动用金额较大,可能表明官方贷款成功应对了严重的市场压力;动用金额较小,则可能反映需求有限、条款缺乏吸引力、准入受限,或这一后盾的存在本身就有力地提振了信心。公告可以降低市场对未来被迫出售资产或支付违约的预期,从而在任何交易完成结算之前就影响市场价格。

实证分析通常考察公告发布和操作实施前后,融资利差、交叉货币基差、银行放贷及资产价格的变化。有关2008年和2020年干预措施的研究普遍发现,有证据表明官方提供美元资金有助于缓解融资压力。不过,要精确衡量其因果效应并不容易,因为相关公告往往与利率调整、国内流动性工具、资产购买及其他紧急措施同时出台。因此,不能直接将观察到的改善全部归因于互换安排。

工具设计会影响政策效果的传导。将定价设定在明显高于正常市场融资成本的水平,可以促使机构在承压时使用这一工具,同时让私人市场在形势恢复正常后重新承接融资业务。但过于昂贵的条款可能恰恰在机构需要融资支持时阻碍其使用。抵押品要求能够保护负责向机构投放资金的中央银行,却也可能将缺乏足够合格资产的机构排除在外。因此,操作准备、结算安排和所提供的期限,可能与公布的额度规模同样重要。

准入是另一个问题。常设互换网络覆盖的是主要金融中心,而非所有承担美元债务的经济体。货币发行方在设立互换额度时,会考虑金融联系、对本国的溢出影响、法律授权、交易对手风险及操作能力。网络之外的国家可能更加依赖外汇储备、区域安排、市场借款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由此形成的安全网覆盖并不均衡,而且,一条互换额度的可用性并不一定会自动延伸至伙伴中央银行管辖范围之外的机构或邻近经济体。

互换额度还涉及道德风险方面的担忧。对官方外币支持的预期,可能促使机构过度依赖短期融资,或在定价时低估货币错配的风险。但必须将这种可能性与危机期间放任无序去杠杆化所造成的即时系统性风险区分开来。宏观审慎政策、流动性监管和压力测试旨在危机发生前应对脆弱性;互换额度则在融资中断出现后加以应对。两者都不能取代对方的作用。

落实问责需要区分承诺提供多少资金、实际动用多少资金,以及资金最终流向何处。相关披露内容包括协议条款、未偿余额、到期结构、利息收入,以及接收资金的中央银行所采用的贷款框架。在美国,美联储每周发布的资产负债表会报告中央银行流动性互换的未偿余额,其他操作及交易披露则提供进一步细节。如果仅核算外币资产总额,而不考虑偿还义务及相关限制,就无法完整反映所提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