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尔协议二是银行资本监管的国际框架,由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2004年6月发布,并于2006年6月整合为完整版本。作为巴塞尔协议体系中的第二个主要框架,它旨在使监管资本要求更准确地反映银行实际承担的风险。该框架的三大支柱相互支撑,分别是最低资本要求、监管审查,以及通过公开披露实现的市场约束。
该框架取代了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中大部分相对简单的风险分类规则。它对信用风险采用了更为细化的处理方式,明确规定了针对操作风险的资本要求,并规定了银行可以使用内部估计值计算监管要求的条件。这些变化使风险计量、数据质量和监管判断成为国际银行监管的核心要素。
巴塞尔协议二并非对银行直接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其规定通过各国或地区的实施措施获得法律效力,实施时间与适用方式也因司法管辖区而异。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该框架及更广泛监管体系中的缺陷。后续修订及巴塞尔协议三在保留巴塞尔协议二三大支柱架构主要内容的同时,强化了资本、杠杆率和流动性标准。
起源与发展
1988年达成的最初版《巴塞尔资本协议》为开展国际业务的银行确立了统一的最低资本标准。其核心指标是合格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不得低于8%。这一框架有助于确立国际通行的基准,但其信用风险分类较为粗略,将经济实质不同的风险暴露一概而论。例如,许多私营企业贷款均被赋予100%的风险权重,而不考虑借款人资质上的显著差异。
20世纪90年代,银行在借款人评级、贷款定价和信贷组合管理方面建立了日益精细的体系。与此同时,证券化及其他金融技术使银行能够改变监管资本要求,却未必按相同比例降低其内在的经济风险。这为监管套利创造了机会,即通过安排交易来获得有利的监管待遇,而非实现相应程度的风险降低。分类粗略的监管制度还可能促使银行在同一类别中保留收益较高、风险较大的资产,同时将较安全的资产转移出去。
巴塞尔委员会于1999年6月首次就替代框架发布征求意见稿,随后又于2001年1月和2003年4月发布了进一步的征求意见方案。这些征求意见稿不仅涉及具体的资本要求,还探讨了内部风险管理与外部监管之间的关系。定量影响研究考察了拟议规则将如何影响资产组合、业务模式和技术成熟度各不相同的银行。委员会力求提高框架对风险的敏感度,同时使银行体系的最低资本总量大体保持不变。
修订后的框架于2004年6月发布。许多司法管辖区的监管机构和银行业机构参与了框架的制定,但委员会本身由各国主管当局组成,并非全球性立法机构。国际清算银行为委员会秘书处提供办公及行政支持,但巴塞尔协议II是委员会制定的一项标准,而不是由国际清算银行管理的贷款计划或条约。
2006年6月发布的综合版本汇集了2004年框架、最初协议的相关条款、1996年市场风险修正案,以及2005年商定的交易账簿及相关修订。这一区别很重要,因为“巴塞尔协议II”既可能指2004年的核心协议,也可能指范围更广的综合框架。因此,其发展历程是一系列征求意见、技术调整和监管准备工作的过程,而不是全球在某一天同时完成的一次性切换。
资本计量与三大支柱架构
巴塞尔协议II保留了一项基本理念:银行应根据其风险加权暴露,持有最低限额的合格银行资本。资本是吸收损失的资源,与存放在中央银行的银行准备金有着根本区别。资本要求通常并不意味着必须将等额现金存入单独账户,而是对银行融资结构、获认可的资本工具与风险承担活动之间的关系施加约束。
总体最低资本充足率仍为:
在计算这一比率时,风险加权资产总额包括信用风险加权资产,以及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资本要求折算出的风险加权资产:
其中, 和 是以货币金额表示的资本要求。乘数12.5是8%的倒数,用于将资本要求换算为资本充足率计算中所用的分母数值。
该框架基本沿用了原有的监管资本定义,而未对其进行全面重构。一级资本包括实缴普通股权益和公开储备等核心要素,并须进行相应的监管调整。二级资本包括符合资格条件及限额要求的补充资本工具和储备。根据沿用的市场风险规则,仍可在有限范围内使用三级资本来满足市场风险资本要求。危机后监管对普通股权益的大幅重视,主要是巴塞尔协议III带来的发展。
第一支柱规定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最低资本计算方法,但并未声称这些计算涵盖了所有重大风险。集中度风险、流动性风险、银行账簿利率风险以及治理方面的缺陷,可能需要通过第二支柱作进一步评估。第三支柱要求公开披露信息,旨在帮助投资者、交易对手和其他市场参与者评估银行的风险与资本状况。
巴塞尔协议II通常以并表方式适用于开展国际业务的银行集团,也包括相关的控股公司层级。并表的目的是防止风险仅仅因为业务通过不同实体开展而未获识别。对于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实体的投资,还须依照进一步的规则进行并表处理或资本扣除。因此,所报告的资本充足率不仅取决于风险权重,还取决于监管范围、合格资本、扣除项,以及对资产负债表外风险暴露的处理方式。
信用风险标准法
在巴塞尔协议II的标准法下,监管机构为明确划分的各类风险暴露规定了风险权重,外部信用评估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1988年的制度相比,标准法的风险划分更为细致,但并不要求银行估算内部评级法所使用的全部统计参数。对于缺乏必要数据、系统或监管批准,因而无法使用内部模型计算监管信用风险的机构而言,标准法尤为适用。
对于一般公司风险暴露,该框架对评级为AAA至AA−的债权赋予20%的风险权重,对评级为A+至A−的债权赋予50%的风险权重,对评级为BBB+至BB−的债权赋予100%的风险权重,对评级低于BB−的债权赋予150%的风险权重。未评级的公司风险暴露通常适用100%的风险权重。这些类别采用一套常见评级体系的符号作为示例;在实施时,监管机构需要认定合格的外部信用评估机构,并将其评估结果对应到监管类别。在符合该框架规定条件的前提下,监管机构也可允许公司债权不依赖外部评级,统一适用100%的风险权重。
这一机制可以用一笔金额为100个货币单位的公司贷款来说明。在风险权重为100%时,该笔贷款产生100个单位的风险加权资产,在其他调整之前,对应的最低资本要求为8个单位。在风险权重为20%时,它产生20个单位的风险加权资产,对应的资本要求为1.6个单位。贷款金额并未改变,改变的是监管上对其风险的衡量。因此,信用评级可能直接影响资本要求,但评级并不保证借款人会偿还贷款。
其他风险暴露类别各有不同的规则。符合监管规定的合格零售风险暴露,在满足性质、分散程度和规模等方面的标准后,通常适用75%的风险权重。符合条件的住房抵押贷款风险暴露,可在规定条件下适用35%的风险权重。主权和银行风险暴露分别适用各自的权重表,并设有由各国自行裁量的事项。某些逾期贷款适用较高的风险权重,其处理方式还取决于专项准备金的计提情况。这些区分体现了一种判断:借款人类型、担保情况、投资组合分散程度以及还款状况都会影响风险。
信用风险缓释可以降低计量的风险暴露,或以保护提供方的风险特征替代原有风险特征,但前提是满足法律和操作方面的要求。获得认可的技术包括合格的金融抵押品、保证、信用衍生工具,以及符合条件的净额结算安排。在抵押品综合法下,采用监管规定或经批准的内部折扣率,对风险暴露和抵押品的价值进行调整,以反映潜在的价格和汇率变动。期限错配以及法律可执行性方面的不确定性,可能限制风险缓释的认可程度。因此,标准法将外部风险评估与交易层面的详细规则相结合,而非仅仅为每个借款人赋予一个风险权重。
内部评级法
内部评级法(IRB)允许获批银行在监管规定的公式中,对部分信用风险参数采用内部估计值。这并不意味着银行可以自行决定其监管资本要求。公式、风险暴露分类、最低估计标准及批准条件均由监管机构规定。区分内部计量与监管控制,是这一框架的核心。
四项主要输入参数是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违约风险暴露(EAD)和有效期限。PD表示借款人在一年内发生违约的可能性。LGD衡量发生违约时,在考虑回收金额及其回收时间后,损失占风险暴露的比例。EAD反映预计在违约时尚未清偿的金额,包括可能从已承诺额度中提取的款项。预期信用损失的一个基本表达式为:
这一预期损失计算式本身并不是完整的资本计算公式。内部评级法框架区分预期损失与非预期损失,并规定了将预期损失金额与合格准备金进行比较的规则。
对于公司、主权和银行风险暴露,初级内部评级法通常要求银行自行估计PD,其他参数则采用监管规定值。高级内部评级法允许获批银行在满足最低标准的前提下,自行估计包括LGD和EAD在内的更多参数。零售风险暴露采用单独的结构,由银行按风险暴露池提供估计值,而不沿用初级与高级的划分。专业贷款也有专门的处理方法,包括在适用情形下采用监管分类法。
公司风险暴露的内部评级法公式以简化的单因子信用资产组合模型为基础。其核心思路是,先估计严重的共同经济冲击下的损失,再扣除预期损失,从而得出用于覆盖非预期损失的资本计量值。该模型以一年为期限,按99.9%的置信水平进行校准。资产相关性假设以及适用时的期限调整,将借款人特征与最终资本要求联系起来。相关规则还对中小企业借款人设置了企业规模调整。
获得使用资格所需满足的条件远不止数学计算。银行需要具备有实质区分能力的评级体系、独立验证机制、书面记录的违约定义、可靠的历史数据,以及能够对估计结果提出质疑的治理安排。内部评级必须在授信审批、风险管理、资本配置及相关流程中发挥实质性作用,这就是“使用检验”。必要时,LGD估计必须反映经济低迷时期的状况,而不能仅依据有利时期的回收经验。
这些要求使内部评级法的实施成为一项重大的组织工程。即使银行拥有复杂先进的模型,也可能因数据不完整,或评级未融入决策过程而无法获得资格。反过来,监管批准也不意味着估计中的不确定性已经消除:低违约率资产组合、不断变化的授信标准,以及对严重经济衰退的观测数据有限,仍是重要制约因素。
操作风险、市场风险与复杂风险暴露
巴塞尔协议II在第一支柱中明确引入了操作风险资本要求。操作风险被定义为内部流程、人员和系统不完善或失效,或外部事件所导致的损失风险。该定义包括法律风险,但不包括战略风险和声誉风险。例如,内部欺诈、处理差错、交易系统故障,以及外部干扰造成的某些损失,都属于操作风险。这一类别涵盖了即使借款人正常还款、市场价格保持稳定,也可能造成重大损失的风险。
操作风险主要有三种计量方法。在基本指标法下,资本要求为过去三年中年度总收入为正的各年总收入平均值的15%;总收入非正的年份不计入该平均值的分子和分母。标准法将银行活动划分为八条业务线,分别对其总收入适用12%、15%或18%的系数,并按照框架规定的规则进行汇总。这些方法以收入作为操作风险暴露的粗略替代指标,而非直接计量每一种损失的形成机制。
高级计量法允许经批准的银行使用内部操作风险计量系统。这些系统必须综合运用内部损失数据、相关外部数据、情景分析,以及业务环境和内部控制因素。其量化标准大体相当于一年期、99.9%分位数的损失度量。不过,操作风险建模存在一些特有的难题:极大额损失十分罕见,法律相关损失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逐步显现,而且不同机构的历史数据往往缺乏一致性。
对于市场风险,巴塞尔协议II主要沿用了1996年修正案确立的框架,而非建立一套全新的制度。银行可以采用标准化计算方法,也可以使用经批准的内部模型,包括符合监管条件的风险价值模型。内部模型框架采用99%的置信水平和十个交易日的持有期,并配套使用回溯检验和乘数。后来的事实表明,其对交易头寸的处理在某些承压和流动性不足的市场中并不充分。
复杂交易横跨上述风险类别。证券化采用专门的资本处理方式,因为某一分层的风险取决于其受偿顺序、信用增级和对基础资产池的风险暴露,而不只是某个借款人的身份。衍生品和证券融资交易还会产生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当一份合约的重置价值为正时,交易对手可能违约。因此,风险暴露可能随价格、净额结算、抵押品和保证金安排而变化。纳入2006年框架的2005年修订涉及交易对手信用风险、交易账簿事项以及双重违约效应。这些规定说明,巴塞尔协议II不能被简化为一张贷款风险权重表。
第二支柱:监管审查与内部资本评估
第二支柱旨在弥合标准化最低资本计算与单家银行所面临的全部风险之间的差距。其基本前提是,符合第一支柱的要求并不一定意味着资本充足。银行的业务集中于某个行业、依赖不稳定的资金来源、内部控制薄弱,或面临利率变动风险,都可能需要在最低资本计算公式之外予以关注。补充资本是一种可能的应对方式,但加强治理、降低风险敞口和改善内部控制同样重要。
该框架提出了四项核心原则。银行应建立一套程序,根据自身风险状况评估整体资本充足程度,并制定维持资本水平的策略。监管机构应评价这些评估,以及银行监测自身合规情况的能力。监管机构应要求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高于监管最低标准,并有权要求银行增持资本。当银行资本可能降至与其风险状况相适应的水平以下时,监管机构还应及早干预。
银行的这一内部程序后来被广泛称为“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简称ICAAP。该程序应将董事会及高级管理层的监督、风险识别、资本规划、内部控制和监测衔接起来。ICAAP并非仅仅换用另一套电子表格来重复第一支柱的计算,而是需要结合银行的业务战略及其在不利条件下获取资本的能力,考虑最低资本要求未能充分涵盖或完全未予涵盖的重大风险。
压力测试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一家商业地产资产组合在地域上高度集中的银行,可以考察抵押品价值下降、借款人违约增加以及市场融资渠道收窄的综合影响。关键问题不仅在于其当前资本充足率是否超过8%,还在于损失和资产负债表变化是否会在规划期内侵蚀这一缓冲空间。管理层应对措施的可行性同样重要:如果许多机构同时采取相同的应对措施,出售资产或发行股票的计划就可能难以实施。
银行账簿利率风险体现了各支柱之间的区别。银行若以短期负债为长期固定利率资产融资,即使资产没有发生违约,当利率结构变化时,其经济价值或收益也可能发生变化。第二支柱为监管机构评估此类风险敞口提供了途径,而不必将其等同于交易账簿的市场风险。
监管审查还要求对模型质量、法律架构和实施情况作出判断。对于国际银行集团而言,母国与东道国监管机构之间的职责划分尤为重要。并表层面的资本充足,并不能自动保证在压力时期可以将资源自由调拨至每一家子公司。因此,第二支柱既开展对整个机构的分析,也关注风险与资本实际所在的地区和实体。
第三支柱:信息披露与市场约束
第三支柱旨在使市场约束成为最低资本要求和监管的补充。其基本逻辑是:如果披露的信息足够充分且具有可比性,投资者、存款人、债权人和交易对手就能影响银行的行为动机。更充分的信息可能影响融资成本、风险敞口限额以及对管理层的评价。这一目标针对的是银行与向其提供资金或与其开展交易的各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披露框架涵盖监管并表范围、资本构成、资本充足状况以及重大风险敞口。信用风险披露包括风险敞口金额、信用质量、减值以及资本要求计算方法等信息。采用内部评级法(IRB)的银行还须额外披露评级体系、参数估计和实际结果等信息。证券化、信用风险缓释、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银行账簿利率风险也各有具体的披露要求。
巴塞尔协议II将定性描述与定量信息相结合。对治理安排或风险政策的描述可以说明职责分工和所用方法,而数值表格则可以展示风险敞口分布和资本占用情况。例如,披露各评级等级的平均估计违约概率时,如果同时说明评级的确定方式及后续实际违约情况,信息就会更有价值。其目的并非公开每一项内部计算,而是提供足够的信息,以便外部作出有实质意义的评估。
披露频率因信息类型和机构而异。一般要求每半年披露一次。某些定性信息可以按年度报告,而对于大型国际活跃银行,则要求其每季度披露关键资本比率及其构成项目。具体信息是否需要披露,取决于其重要性;对于专有信息或保密信息,则设有适用范围严格限定的例外。获准适用例外通常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就相关事项提供更概括性信息的义务。
监管信息披露与公开发布的财务报表相互关联,但并不相同。会计并表范围可能不同于监管范围,会计账面价值也可能不同于资本计算所用的风险敞口计量值。因此,有用的披露应当解释相关差异,而不是让人误以为财务报表与监管报表可以相互替代。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及其他会计制度的发展变化,也会影响读者对准备金、估值变动和已确认损失的理解。
不过,市场约束也有其局限。一些债权人受到明确承诺或预期中的公共支持保护,因而缺乏监督风险的动力。其他信息使用者可能缺少评估复杂资产组合所需的资源,而技术性过强的披露反而可能掩盖重大风险敞口,而非使其更加清晰。此外,市场可能在长期掉以轻心之后突然作出反应。因此,第三支柱被设计为一种辅助机制,而不是审慎规则或监管机关法定监管权力的替代品。
各国实施情况及实际影响
巴塞尔协议II的国际性质并不意味着各国在国内的实施方式完全一致。巴塞尔委员会为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制定了标准,但这些标准如何纳入本国法律体系,以及是否也适用于较小的机构,则由各国主管当局决定。各司法管辖区的银行业结构、监管资源、数据可得性以及外部评级所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因此,实施过程涉及对适用范围、获准使用的方法、过渡安排及监管审批等事项作出选择。
欧盟通过2006年的《资本要求指令》一揽子法规实施巴塞尔协议II,其中主要包括第2006/48/EC号和第2006/49/EC号指令。相关规定于2007年开始施行,过渡性选项及高级方法则按照该框架的实施时间表陆续推行。欧洲的制度并非仅适用于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这一狭窄群体,也涵盖相关投资公司。这种更广泛的适用范围,使巴塞尔协议II成为区域法律框架的一部分,而不只是针对少数跨境机构的标准。
美国于2007年针对本国规模最大的国际活跃银行机构,通过了关于高级方法的最终规则,并于2008年生效。机构必须经过全面的监管审查和平行运行程序,取得资格后才能将高级计算方法用于监管目的。美国大多数银行并未立即转向巴塞尔协议II。这一实施时点对于评估金融危机至关重要:许多损失在相关机构实施该框架之前就已累积,而各国制度中仍保留了大量以巴塞尔协议I为基础的要素。
实施该框架对银行的运营提出了很高要求。银行必须汇集长期的违约及回收历史数据,在各法律实体之间以一致的方式归类风险暴露,形成评级体系的书面文档,并核对风险数据与会计及监管报告,确保其一致。例如,回收数据集需要区分抵押品处置所得、追偿成本以及违约后经过的时间。整合不良的系统可能会得出看似精确、实则建立在不一致信息之上的资本估计。因此,巴塞尔协议II推动数据治理从一项技术支持职能上升为具有审慎监管意义的议题。
该框架对资本要求的影响因资产组合和所用方法而异。风险敏感性更强的规则,可能降低某些高质量或分散化风险暴露的资本要求,同时提高对资质较弱借款人或此前资本配置不足业务的资本要求。新增的操作风险资本要求可能抵消其他领域的资本要求降幅。获取监管批准所需的成本也意味着,拥有雄厚技术资源的大型机构更有条件采用高级方法,由此引发了对使用模型的银行与采用标准法的银行之间竞争差异的关注。
过渡期资本底线限制了采用高级方法后最低资本要求相较于先前框架能够立即降低的幅度。这些保障措施反映出模型校准和实施方面存在的不确定性。即使在正式采用该框架之后,监管验证、各国的自由裁量权以及资产组合构成的差异,仍使各银行资本比率的直接可比性低于统一的表面百分比所呈现的程度。
金融危机期间的批评与后续改革
金融危机暴露了危机前资本监管框架的局限,但将危机完全归咎于巴塞尔协议II并不符合历史事实。2007年市场动荡开始时,这一框架在各地的实施进度并不一致,一些主要金融机构仍适用旧规则。尽管如此,危机揭示了风险计量、激励机制和监管设计方面的缺陷,这些缺陷与巴塞尔协议II直接相关,并影响了其后续修订。
一项核心批评涉及对外部评级的依赖,尤其是在结构性产品方面。高评级证券化分层产品可能适用相对较低的资本要求,即使其表现取决于有关违约相关性、房价和市场流动性的假设。一旦这些假设不再成立,评级便会急剧下调,某些金融工具的市场也会丧失流动性。问题并不只是个别评级有误;监管规则可能将共同的分析缺陷转化为众多机构相似的风险敞口。
第二项担忧是顺周期性。在经济形势良好时,较低的实际违约率、坚挺的抵押品价值以及温和的市场波动,可能使计量出的风险处于低位,并推动信贷扩张。在经济下行期间,评级迁移、预估损失上升和资产价值下跌,则可能恰在银行发生亏损之际加大资本压力。银行通过压缩贷款或出售资产来恢复资本比率的做法,可能加剧经济周期波动,并引发资产贱卖。巴塞尔协议II包含一些缓解措施,例如要求估计长期违约概率(PD),以及采用经济下行期的违约损失率(LGD),但这些措施并未消除周期性影响。
第三个问题是,风险加权资本比率无法全面反映银行的整体抗风险能力。银行可能在报告令人满意的资本比率的同时,维持较高的财务杠杆、依赖短期批发融资,或持有风险被低估的头寸。一家看似具备偿付能力的机构,仍可能遭遇严重的融资压力。巴塞尔协议II并未规定后来由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比例所体现的、国际统一的量化流动性标准。
2009年出台、通常被称为“巴塞尔协议2.5”的一揽子改革,强化了交易账簿和证券化业务的监管要求。它在既有市场风险计量指标之外引入了压力风险价值,并增设增量风险资本要求,以应对相关交易账簿信用头寸的违约风险和评级迁移风险。这些调整回应了已有证据所揭示的问题:常规市场风险模型及证券化资本要求低估了压力情景下的潜在损失。
巴塞尔协议III于2010年首次发布,随后又经过修订。它提高了资本质量和数量要求,引入资本缓冲和不以风险为基础的杠杆率,并增设全球流动性标准。2017年的改革进一步限制了内部模型的使用,修订了标准法,并以标准法计算结果为基准,设立了总量层面的产出下限。这些改革还以修订后的标准法取代了巴塞尔协议II的各类操作风险计量方法。在保留风险敏感型监管要求和三大支柱的同时,这些改革限制了对任何单一模型指标的依赖,避免仅凭此类指标衡量银行的抗风险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