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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是一套会计规范,旨在使企业财务报表在跨国使用时透明、可比且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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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通常简称为 IFRS,也称 IFRS 会计准则,是由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发布的一套会计规范。这些准则规定了报告主体如何在通用目的财务报表中确认、计量、列报和披露交易及其他经济事项。这套规范包括以 IFRS 命名的准则、仍然有效的国际会计准则(IAS),以及相关解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并非全球统一的公司法或税法,其法律效力取决于各司法管辖区是否采纳、核准或以其他方式予以认可。

这些准则为跨国评估企业的投资者、贷款人及其他使用者提供了共同的财务报告语言。其重要性在国际资本市场中尤为突出,因为各国会计实务的差异可能妨碍对企业盈利能力、负债状况和财务业绩的比较。共同的会计框架可以减少其中一些差异,但财务报告的可比性还取决于准则执行、审计、企业所受的激励因素,以及所依据的估计的质量。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涵盖的主题广泛,从收入、存货到金融工具、企业合并和保险合同均有涉及。其发展体现了一项持续的努力:在保持准则要求国际一致性的同时,兼顾不同的商业模式、法律体系和信息需求。

起源与组织架构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起源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该委员会于1973年由九个国家的会计专业团体共同成立,最初的任务是制定能够获得不同司法管辖区认可的国际会计准则,而这些地区的财务报告传统存在显著差异。早期准则有时允许采用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这有助于在国际层面达成共识,但也限制了会计处理的一致性。20世纪90年代,IASC致力于完善准则,并制定一套适用于跨境证券发行的核心准则。2000年,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建议其成员允许跨国发行人采用IASC的核心准则,必要时辅以补充措施。

2001年,经过重组的组织设立了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作为独立的准则制定机构。IASB承接了既有的国际会计准则(IAS)及其解释公告,而新准则通常以IFRS的名称发布。因此,IAS 2《存货》、IAS 12《所得税》及其他国际会计准则,只要未被撤销或取代,就仍是国际财务报告会计准则的组成部分。名称前缀的差异主要反映了组织沿革,并不代表权威性有所不同。戴维·特威迪于2001年至2011年担任IASB首任主席,汉斯·霍格沃斯于2011年至2021年继任;安德烈亚斯·巴尔科于2021年7月出任主席。

IASB隶属于非营利组织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基金会受托人负责监督治理、任命、筹资和正当程序,而不决定具体的会计技术结论。由公共主管机构组成的监督委员会进一步强化了其公共问责机制。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通过审议实施中的问题,支持准则的一致应用。该委员会可以拟订解释公告并提交IASB批准,也可以发布议程决定,说明现有规定为何已能为相关会计处理提供充分依据。议程决定并不创设新准则,但其中的解释性材料可能影响主体对现有规定的理解和应用。

准则制定通常包括研究、征求意见、公开会议、发布征求意见稿、分析意见函,以及考虑实施影响。在积累了足够的实践经验后,重要准则还可能接受实施后审议。这一程序体现了技术层面的准则制定与各司法管辖区立法采纳之间的区别:IASB可以发布准则,但本身无权强制企业遵守。2021年,基金会还成立了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该理事会负责制定可持续相关披露准则,而IASB继续负责国际财务报告会计准则。

目标与概念框架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的《财务报告概念框架》于2018年进行了重大修订,阐释了财务报告所依据的基本理念。它为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制定准则提供指导,也可在没有准则具体规范某项交易时,帮助财务报表编制者制定会计政策。概念框架本身并非会计准则,也不能凌驾于准则的明确要求之上。当某项要求反映了现实制约、过渡安排,或有意对某项更广泛的概念原则作出例外规定时,这一区别尤为重要。

财务报告的主要目标,是提供有助于现有及潜在投资者、贷款人和其他债权人作出向主体提供资源的决策的财务信息。这些决策取决于对未来现金流量以及管理层履行经济资源受托管理责任情况的评估。财务报表并非旨在计算企业唯一且确定的价值,也不以满足每一利益相关方的全部信息需求为目的。财务报表通常以持续经营为前提,并采用权责发生制会计;在这一基础下,交易的影响在发生时确认,而非仅在现金收付时确认。例如,赊销可能在收款前就产生收入和应收款项。

概念框架将相关性和如实反映确定为有用信息的基本质量特征。相关信息能够凭借其预测价值或证实价值影响决策;重要性则是相关性中针对特定主体的一个方面。如实反映要求对计量过程的描述和运用做到完整、中立且无差错,但并不要求估计完全准确。谨慎性是指在不确定情况下保持中立并审慎作出判断,而非系统性地低估资产或高估负债。可比性、可验证性、及时性和可理解性能够增强信息的有用性,但同时受到成本约束,即报告所带来的效益应足以证明其成本合理。

财务报表要素的定义构成了报告模式的基础。资产是主体因过去事项而控制的现时经济资源;经济资源是具有产生经济利益潜力的权利。负债是主体因过去事项而承担的转移经济资源的现时义务。权益是资产扣除负债后的剩余权益:

Assets=Liabilities+Equity.\text{Assets}=\text{Liabilities}+\text{Equity}.

收益和费用反映了导致权益增加或减少的资产和负债变动,但不包括权益请求权持有人的投入以及向其作出的分配。随后,确认和计量决定这些要素是否计入报表,以及以何种金额计入。法律形式具有相关性,但会计力求反映权利、义务和交易的经济实质。

财务报表、列报与披露

一套完整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财务报表包括财务状况表、损益及其他综合收益表、权益变动表、现金流量表以及附注。通常须提供上一期间的比较信息;在涉及追溯调整或重分类的特定情况下,还须额外提供一份期初财务状况表。财务状况表通常称为资产负债表,反映某一时点的资源及对这些资源的权利要求。其他主要报表则说明一段期间内的业绩、权益变动和现金变动。损益与其他综合收益可以合并列于一张报表,也可以列于前后相接的两张报表。

列报要求区分了应在主要报表中突出呈现的信息,以及更适合列入附注的详细信息。资产和负债通常按流动与非流动分类,除非按流动性列报能够提供更相关、更可靠的信息。除非准则明确要求或允许,否则通常不得抵销。不得因过度汇总或列示不重要的细节而掩盖重要信息。附注说明重要的会计政策信息,对报表所列金额作进一步分解,并披露仅凭主要报表无法了解的判断、估计不确定性、承诺和风险。

损益与其他综合收益承担不同的报告功能。其他综合收益包括各项具体准则规定不计入当期损益的项目,例如部分重估变动、境外经营折算差额以及某些金融工具的变动。其中一些金额会在规定条件满足时于以后期间重分类至损益,另一些则永不重分类。因此,综合收益总额的范围比利润表中的净利润更广。此外,《国际会计准则第7号》区分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非现金交易不会仅因影响了报表列示的资产、负债或利润而成为现金流量。

2024年4月发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8号——财务报表列报与披露》将取代《国际会计准则第1号》,适用于2027年1月1日或之后开始的年度期间,并允许提前采用。该准则引入了具有明确定义的小计项目,包括营业利润以及融资和所得税前利润,并规定了收入和费用的分类类别。对于主要业务活动涉及投资或向客户提供融资的主体,分类要求另有具体规定。《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8号》还要求披露在公开沟通中使用的某些由管理层界定的业绩指标。这些指标须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规定的合计或小计项目进行调节,以便更清楚地呈现其构成及调整,同时并不将所有管理层指标都视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所定义的指标。

资产、义务和费用的计量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采用混合计量体系,而非要求所有项目一律按历史成本或现行市场价值列报。不同准则分别采用历史成本、摊余成本、公允价值、使用价值及其他计量基础。《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3号》将公允价值界定为脱手价格,即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项资产所能收到或转移一项负债所需支付的价格。其公允价值层次体系优先采用活跃市场中相同项目的报价,其次才采用可直接观察程度较低的输入值。因此,公允价值并不等同于股票市场报价;某些公允价值计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估值模型。

对于不动产、厂房和设备,《国际会计准则第16号》允许采用成本模式或重估模式,但同一类别的全部资产必须一致采用同一种模式。折旧将应计折旧金额分摊至使用寿命内,耗用模式不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单独计提折旧。《国际会计准则第2号》通常要求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并禁止采用后进先出法计算成本。《国际会计准则第38号》区分研究支出与符合特定确认条件的开发支出,前者须计入费用。即使外购无形资产与内部形成的知识或品牌都能创造经济价值,这种区分仍可能导致两者在会计处理上的不对称。

《国际会计准则第36号》规范许多非金融资产的资产减值处理。当账面金额超过可收回金额时,即产生减值损失;可收回金额是使用价值与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两者中的较高者。若某项资产无法产生基本独立的现金流入,则须在现金产出单元层面进行减值测试。使用价值通常以预计现金流量为基础,并考虑货币时间价值和相关风险进行折现。例如,一项资产的账面金额为120,可收回金额为95,通常就需要确认25的损失。某些减值损失此后可在规定限度内转回,但商誉减值损失不得转回。

义务的计量也因具体事项而异。《国际会计准则第37号》规范预计负债、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区分应予确认的现时义务与需要披露的风险敞口。《国际会计准则第19号》运用精算假设计量设定受益养老金义务,并在考虑计划资产后确认其净额。《国际会计准则第12号》要求就会计账面金额与计税基础之间的许多暂时性差异确认递延所得税;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须满足可收回性要求。这些规则使财务报告与税收相互区分:财务报表中确认的费用不一定能在同一期间税前扣除,会计利润也不一定等于应纳税所得额。因此,对使用寿命、折现率、未来盈利能力和清偿成本的估计,会同时影响所报告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收入确认与租赁会计

2014年发布、2018年起强制实施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5号——客户合同收入》(IFRS 15),确立了以向客户转让所承诺的商品或服务为基础的收入确认模型。该模型分为五个步骤:识别合同、识别履约义务、确定交易价格、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项履约义务,以及在履约义务得到履行时确认收入。核心问题在于客户何时取得控制权,而不只是何时开具发票或收到款项。有些履约义务在某一时点履行,另一些则在满足规定条件时,适用在某一时段内确认收入的方式。

对于捆绑销售安排,交易价格的分摊机制尤为重要。假设客户支付1,000购买设备及配套支持服务,两者的单独售价分别为900和300。如果没有依据采用其他分摊方式,合同价格应按比例分摊:设备分摊750,支持服务分摊250。设备收入在控制权转移时确认,支持服务收入则随着服务的提供而确认。折扣、业绩奖金、退款及其他可变金额均需要估计。可变对价计入交易价格的金额应受到限制,以确保在相关不确定性消除时,已确认收入极可能不会发生重大转回。

IFRS 15还涉及其他判断,包括企业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合同变更是否产生新的履约义务,以及融资成分是否重大。主要责任人通常按总额列报收入,代理人则将其收取的手续费或佣金列报为收入。合同资产不同于无条件的应收款项,因为其收款权利除取决于时间流逝外,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合同负债通常产生于客户在企业履约前付款的情形。这些区分将收入确认与应收账款、合同成本及现金流量联系起来,但并不意味着这些概念可以互换。

2016年发布、2019年起强制实施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租赁》(IFRS 16),对承租人的会计处理作出了重大调整。承租人通常应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而不再仅将经营租赁作为各期租金费用处理。符合条件的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可适用确认豁免。租赁负债按规定范围内的租赁付款额的现值进行初始计量,使用权资产还需反映相关预付款、租赁激励及初始直接费用。后续会计处理通常将资产折旧与负债利息分别核算。由此形成的费用确认模式可能不同于按直线法确认租金费用的模式,报表所反映的财务杠杆也会提高,尽管签订租赁合同本身并不会改变合同约定的基础现金支付额。出租人的会计处理仍区分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

金融工具与保险合同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金融工具》(IFRS 9)通常自2018年起生效,涵盖分类、计量、减值和套期会计。金融资产的分类主要取决于管理该资产的业务模式及其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如果持有某项债务工具的目的是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且这些现金流量仅为本金及利息的支付,该工具便可能符合以摊余成本计量的条件。另一种符合条件的业务模式兼顾收取合同现金流量和出售金融资产,因此采用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方式。不符合相关条件的工具,通常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减值模型要求确认预期信用损失,而不是等到有证据表明损失已经发生后才予以确认。对于许多工具,初始确认时需确认未来12个月预期信用损失,即整个存续期内的损失中,与未来12个月内可能发生的违约相关的部分。如果信用风险显著增加,则需确认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对于已发生信用减值的资产,还须采用进一步的专门处理,包括调整利息收入的计算方式。某些应收款项和合同资产适用简化方法。估计时需考虑概率加权的结果、货币时间价值,以及包括预测在内的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因此,即使贷款余额相同,借款人、抵押品或经济预期的差异也可能导致损失准备金额不同。

IFRS 9还力求使符合条件的套期会计与风险管理更加一致。符合条件的套期关系可以减少套期工具(通常为金融衍生工具)与其所对冲的风险敞口之间的会计错配。指定、书面记录和有效性要求仍然十分重要;持有在经济上具有对冲作用的衍生工具,并不意味着自动符合套期会计的适用条件。《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7号》(IFRS 7)对金融工具及其风险提出了广泛的披露要求,包括信用风险敞口和流动性风险。《国际会计准则第32号》(IAS 32)则处理列报问题,例如某项工具应归类为金融负债还是权益;这一区分取决于合同义务,而非其商业名称。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7号——保险合同》(IFRS 17)于2017年发布,自2023年起生效,取代了IFRS 4。其一般计量模型综合考虑未来现金流量的当前估计值、折现、非金融风险调整,以及代表未赚取利润的合同服务边际。盈利合同的利润随着保险服务的提供而确认,而不是在合同开始时立即确认;亏损合同组的损失则需及时确认。符合条件的合同可采用简化的保费分配法,具有直接参与分红特征的合同则适用专门要求。该准则将保险服务业绩与保险财务收益或费用分开列示,并区分保险收入与实际收取的保费现金,将投资成分排除在收入之外。该准则规范的是其适用范围内合同的会计处理,而非对保险公司施加的审慎资本要求。

企业集团、收购与境外经营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0号》要求,除规定的例外情况外,母公司在控制一个或多个主体时,应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控制包含三个要素: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因参与被投资方而享有可变回报或承担可变回报的风险,以及有能力运用该权力影响这些回报。持有多数表决权通常意味着拥有控制权,但这既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必要条件,也并非总是充分条件。合同安排以及实际主导相关活动的能力也可能影响判断。合并时,集团的资产、负债、收益、费用和现金流量予以汇总,同时抵销集团内部交易及余额,从而将集团作为单一经济主体列报。

其他类型的关系适用不同的会计处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1号》区分了共同经营与合营企业:在共同经营中,参与方享有相关资产的权利并承担相关负债的义务;在合营企业中,参与方享有净资产的权利。《国际会计准则第28号》通常要求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采用权益法核算:投资的账面金额随投资方应享有的收购后经营成果份额及其他相关变动而调整。重大影响不同于控制;除非有相反证据,投资方持有被投资方20%或以上的表决权时,通常推定其具有重大影响。《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2号》要求披露在其他主体中所持权益的性质、风险及财务影响,其中包括在某些未纳入合并范围的结构化主体中持有的权益。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3号》通常要求对其适用范围内的企业合并采用购买法。购买方确认所取得的可辨认资产和所承担的负债,通常以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计量,并将相应差额确认为商誉。商誉可能反映预期的协同效应及其他无法单独确认的利益。按照完整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商誉不予摊销,但须每年进行减值测试,并在出现减值迹象时进行测试。廉价购买只有在复核相关计量结果后,才能确认收益。不构成业务的资产收购适用不同的会计处理;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则不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3号》的适用范围内,因此,这仍是一个需要运用判断来确定会计政策的重要领域。

《国际会计准则第21号》规范汇率相关事项,并区分主体的记账本位币与财务报表的列报货币。记账本位币反映主体产生和支出现金所处的主要经济环境。外币货币性项目通常按期末汇率重新折算,汇兑差额一般计入损益。将境外经营的财务报表折算为集团的列报货币时,通常会产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折算差额。《国际会计准则第29号》对记账本位币属于恶性通货膨胀经济体货币的主体另作要求:在需要折算的情况下,应先使用一般物价指数重述财务报表,再进行折算。这些处理将经营业绩与汇率波动及购买力下降所引起的变化区分开来。

国际采用、国家认可与执行

欧洲联盟要求依成员国法律设立、且证券在欧盟受监管市场交易的公司,自2005年起按照经欧盟认可的国际会计准则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由此推动了这些准则在国际上的广泛应用。第1606/2002号条例(EC)确立了相关框架。欧盟的认可程序会先对准则进行评估,再使其在欧盟法律框架内适用。因此,“欧盟采纳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发布的国际财务报告会计准则”所指的法律依据不同,即使两者对某一主体在某一报告期间产生的会计要求完全一致。

其他司法管辖区采用这些准则的方式各不相同。一些司法管辖区要求特定主体采用原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另一些则将准则纳入本国要求、加以修改,或保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的本国准则。澳大利亚自2005年起实施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为基础的要求,加拿大自2011年起要求大多数公众责任企业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日本则允许符合条件的公司自愿采用指定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国会计准则已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实现实质性趋同,但按照中国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并不自动等同于按照原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准则的适用范围也可能因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合并报表与单独报表以及受监管行业而有所不同。

美国仍要求本国证券发行人采用本国的公认会计原则。2007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通过规则,允许外国私人发行人提交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发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而无须按美国公认会计原则进行差异调节。这项许可并不意味着美国本国发行人也采用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在2002年签订《诺沃克协议》后,开展了大量准则趋同工作。收入确认已实现实质性趋同,但在开发成本、存货计价方法、减值,以及租赁和金融工具会计的某些方面,仍存在重要差异。

实施准则不仅仅是替换会计政策的文字说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号》要求首次采用者编制期初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财务状况表,并且除强制性例外和可选择的豁免外,通常应在列报的各期间一致运用会计政策。转换过程可能需要收集历史数据、调整估值流程、改造系统、培训员工,并解释从原有会计规则转换而来的调节项目。此后,董事、审计委员会、外部审计师、证券监管机构及法院在各国制度框架下共同支持合规工作。主体只有在符合所有适用要求时,才能明确且无保留地声明其遵循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因此,仅凭准则措辞统一,并不能保证财务报告结果一致。

经济影响、应用争议与较新的报告举措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在经济层面的合理性,部分在于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并使不同国家的财务报表更易于比较。统一的要求可以降低学习各国不同会计制度的成本,便利对跨国集团的分析,并扩大投资者可获取的信息范围。有关强制采用这些准则的研究,考察了交易流动性、融资成本、外国投资和分析师预测等方面的结果。研究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环境和研究设计。准则的采用往往与执法或市场制度的变化同时发生,因此很难将会计准则本身的影响与配套改革的影响区分开来。

一项反复出现的争论涉及原则与详细规定之间的平衡。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常被描述为以原则为基础,但其中也包含大量应用指引、例外规定和披露规则。在识别控制、估计可收回金额、评估预期信用损失,或确定收入应在何时确认等方面,都不可避免地需要作出判断。这种灵活性可以更好地反映经济实质上的差异,但也为应用不一致和盈余管理留下了空间。可比性并不意味着强行对不同性质的交易采用相同处理;同样,企业也不应仅仅为了获得偏好的报告结果而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

在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计量问题的争论尤为突出。批评者质疑,当市场缺乏流动性时,公允价值损失是否会加剧金融压力。另一些人则强调,及时确认损失是在揭示损失,而不一定是在造成损失;历史成本计量反而可能延迟反映状况的恶化。此外,还必须区分会计处理本身的影响,以及它与合同、银行资本要求和资产出售动机之间的相互作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采用多种计量基础,因此,将整个体系描述为按市值计价的会计制度,并不符合其实际结构。相关争论还涉及财务报表能否充分反映内部形成的无形资产,以及日益详尽的披露究竟有助于理解,还是掩盖了重要信息。

近期的举措着眼于报告成本,以及不同披露形式之间的联系。2009年首次发布的《中小企业国际财务报告会计准则》,是一套独立的简化准则,适用于符合条件且不负有公众受托责任的主体,其使用须遵循各司法管辖区的决定。相比之下,2024年5月发布、将于2027年生效并允许提前采用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9号——不负有公众受托责任的子公司:披露》,允许符合条件的子公司在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确认和计量要求的同时,适用简化的披露要求。与此同时,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于2023年6月发布了《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1号》和《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2号》。这两项准则涉及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包括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和机遇;它们并不取代会计准则。不过,气候相关假设仍可能影响现行会计估计,包括资产使用寿命、减值预测、预计负债和预期信用损失,因此有必要确保叙述性披露与编制财务报表时所作的判断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