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允价值是会计中使用的一种计量基础,用于反映资产或负债当前以市场为基础的价值。根据国际及美国的主要会计准则框架,公允价值是指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进行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项资产能够收取或转移一项负债需要支付的价格。按照这一定义,公允价值是一种脱手价格:它关注的是假设出售资产或转移负债时的价格,而不是最初支付的价格,也不是主体希望通过自身特定的资产使用方式收回的金额。
公允价值将财务报告与证券、房地产、企业及其他资源所在市场的状况联系起来。它对于金融衍生工具、投资组合、收购以及某些减值评估尤为重要。市场报价可以使计量相对直接;而对于未公开交易的企业、专用机器或复杂的金融合约,则可能需要借助模型并作出大量判断。因此,公允价值既涵盖可直接观察到的价格,也涵盖基于市场参与者假设得出的估计值。
这一概念并不要求财务报表中的每个项目都按当前市场价格计量。会计准则规定了何时适用公允价值、公允价值变动如何影响所报告的业绩,以及需要披露哪些与估计有关的信息。因此,要理解公允价值,就必须区分计量原则本身与围绕这一原则制定的确认和列报规则。
计量的定义与边界
公允价值是一种以市场为基础,而非针对特定主体的计量。某家工厂可能与企业高效的生产网络十分契合,因此企业对其估值很高;但这一优势只有在一般市场参与者也予以认可的范围内,才会影响公允价值。反过来,当适用的会计准则要求采用公允价值时,即使管理层打算无限期持有某项资产,也仍需估计其出售价格。公允价值计量反映的是特定日期的状况,而非对未来某个处置日期价格的预测。
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会计有着根本区别。历史成本以取得资产时支付的金额为起点,随后按照折旧、摊销或减值等规则进行调整。公允价值则更新计量结果,以反映当前的市场假设。一栋以1,000万货币单位购入的建筑物,折旧后的账面金额可能为800万,而公允价值为1,500万。不能仅凭两者不同就断定其中某个数字有误:它们回答的是不同的会计问题。
公允价值也不同于摊余成本。摊余成本采用实际利率法,在金融工具的存续期内分配利息和本金,并遵循适用的减值要求。固定利率债券按摊余成本计量的账面金额可能仍接近最初的购买价格,而其公允价值却因市场利率上升而下降。这种背离反映的是其合同现金流量的市场价格发生了变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发行人的偿付能力恶化。
其他估值概念各有用途。某些资产减值测试采用的使用价值,反映的是企业对资产或现金产生单元的预期使用情况。存货的可变现净值通常指估计售价减去完工成本和销售费用后的金额。公允价值通常不将交易费用计入所计量的价格。投资价值可能包含特定所有者独享的利益,而法律或税务上对“公平市场价值”的定义则取决于相关司法管辖区及其用途。
因此,“公允”一词并不意味着在道德上公正、对交易双方同样有利,或保证计量结果客观精确。它所指的是一个标准化的计量目标。即使公允价值估计编制得当,仍可能存在一系列合理的结果,尤其是在市场证据有限的情况下。公允价值也不等同于分析师对基本价值的估计:分析师可能有意不采信现行市场价格,而会计上的公允价值则优先采用符合要求的可观察市场证据。
会计框架的发展
公允价值计量最初随着针对特定交易制定的准则逐步发展,之后才形成统一框架。金融工具在这一过程中尤为重要,因为即使没有发生出售或结算,其经济价值也可能大幅变动。在美国,1993年发布的《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15号》扩大了按市场价值报告特定债务证券和权益证券的范围。1998年发布的第133号公告则确立了广泛适用的要求,将衍生工具确认为按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或负债,并对符合条件的套期保值作出特别规定。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于2006年9月发布了第157号公告《公允价值计量》。该公告并非全面规定哪些资产和负债应当按公允价值计量,而是提供统一的定义、计量框架和披露要求。其规定随后被纳入《会计准则汇编》第820专题,成为美国公认会计原则的一部分。计量框架与要求采用该框架的准则之间的区别,至今仍至关重要。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于2011年5月发布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3号——公允价值计量》,适用于2013年1月1日或之后开始的年度期间。该准则整合了此前分散在各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的指引。其制定过程与美国框架的制定密切协调,使双方在脱手价格的定义、估值层级以及市场参与者视角等方面实现了实质性趋同。不过,计量方法的趋同并不意味着两套体系要求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完全相同。
这些准则区分了何时计量、如何计量以及在何处报告变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规定了金融工具分类和计量的大部分要求;《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3号》规范收购会计处理;《国际会计准则第40号》则针对投资性房地产作出规定。当这些准则要求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时,除特定例外情况外,由《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3号》提供计量框架。同样,第820专题通常与美国其他准则配套适用,而不是取代这些准则的确认规则。
一些与公允价值相似的会计计量金额并不属于该框架计量要求的适用范围。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下,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和使用价值就是例子。股份支付交易和租赁会计也各有其计量要求。明确这些边界十分重要,因为表面上相似的估计可能采用不同的假设、计量日或会计单元。因此,不加区分地套用公允价值模型,即使模型本身十分精密,也可能得出不符合准则技术要求的结果。
市场、参与者与有序交易
公允价值假定交易在资产或负债的主要市场中进行,即主体能够进入、且交易量最大、活跃程度最高的市场。如果不存在主要市场,则采用主体能够进入的最有利市场进行计量。主体不必有意在计量日于该市场进行交易,但必须能够进入该市场。如果某一价格仅适用于特定类别的买方,而主体不属于该类别,就不能直接将其作为可采用的计量依据。
主要市场规则可防止主体任意选择能使报告数值最有利的交易场所。假设一项资产在其主要市场可售得100,在规模较小的另一市场可售得103。即使另一市场看起来更有利可图,通常仍应以主要市场的价格为准。如果需要确定最有利市场,则在比较出售所得净额或转移负债所需支付的净额时,应考虑交易成本和运输成本。一旦选定该市场,公允价值本身的计量就不再包含交易成本。
当所在地是资产的一项特征时,运输成本的处理方式有所不同。存放地点远离相关交易地点的商品,可能需要扣除运往该市场的运输成本。经纪佣金、法律费用及类似的交易特定成本并非资产的特征,因此不应从公允价值计量结果中扣除。例如,若主体能够进入的市场报价为100,运输成本为4,销售佣金为2,则公允价值可以是96,而不是出售所得净额94。
公允价值假定市场参与者相互独立、熟悉相关情况、具备交易能力,并且自愿而非被迫进行交易。他们掌握的信息包括通过通常和惯常的尽职调查能够获取的信息。这些假设排除了仅反映买方因不了解情况而犯错,或卖方处于特殊困境而急于出售的价格。不过,涉及财务困境的交易并不必然是非有序交易:必须评估有关证据,包括资产是否在市场上得到充分推介、出售过程如何,以及卖方是否被迫接受某一价格。
有序交易不是强制清算或急售。同样,低迷的市场也不一定是非有序市场。在流动性下降期间,由于投资者要求就风险和转售困难获得更高补偿,价格下跌可能是合理的。公允价值不能简单地忽略这些变化。关键在于区分真正的市场重新定价与不能代表有序交易的价格,而不是用管理层偏好的长期估值取代当前证据。
公允价值的三个层次
公允价值层次根据计量所用输入值的可观察程度进行划分。这并不是对资产作永久分类,也不是按数学方法的复杂程度对估值方法排序。随着交易活跃程度和可用信息发生变化,同一类金融工具在不同日期可能被划入不同层次。一项计量应整体归入对总体估值具有重要影响的输入值所属的最低层次。
第一层次是指在计量日能够获取的、相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未经调整的报价。在证券交易所广泛交易的普通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符合相关条件时,通常必须采用该报价,而不能用内部估值替代。持有的某只上市股票共计100,000股,每股报价为20,则其公允价值为200万,即使一次性出售全部持股可能影响市场价格,也应如此计量。不得仅因持仓规模较大而计提折价,即不得采用大宗持有折价。
第二层次包括除符合第一层次条件的报价以外的可观察输入值,例如类似工具的报价、非活跃市场中的价格、可观察的收益率曲线,以及有市场数据佐证的信用利差。普通利率互换即使没有针对该具体合约的交易所报价,也可以利用可观察的利率曲线进行估值。许多债券也属于第二层次,因为其估值依赖交易商信息、可比证券和可观察的市场关系,而非相同持有债券在活跃市场上的报价。
第三层次采用对估值具有重要影响的不可观察输入值。例如,依赖预测现金流的非上市公司估值、需要对未来租金作出重大判断的房地产估值,或价值取决于不可观察相关性的复杂证券估值,都可能属于这一层次。不可观察输入值仍须反映市场参与者会采用的假设。主体可以自身数据为起点,但如果合理可得的信息表明其他参与者会采用不同假设,就必须相应调整这些数据。
层次划分取决于输入值的重要性,而不只是是否存在任何可观察输入值。模型即使使用了可观察利率,也可能仍属第三层次,因为不可观察的违约相关性对结果有重大影响。同样,如果对可比对象的报价作出了重大的不可观察调整,也可能使该项计量归入第三层次。独立估值报告或第三方服务机构提供的价格,本身并不足以证明某项计量属于第一层次或第二层次。
当市场活跃程度上升或下降,或重要输入值变得可观察时,计量可能在不同层次之间转移。这一层次体系传达的是估计不确定性的性质,并不意味着每一项第三层次估值都是错误的,也不意味着每一个报价在经济意义上都是稳定的。
估值技术与校准
会计准则体系认可三大类估值方法: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市场法利用涉及相同或可比资产、负债或企业的交易价格及其他信息。例如,根据可比房地产的成交价格评估一栋建筑物的价值,或采用可比上市公司的盈利倍数估计一家非上市企业的价值。为提高可比性,可能需要针对被计量项目的特征作出调整,包括区位、增长情况、盈利能力、合同条款、控制权或限制条件等。
收益法将未来金额转换为现值。现金流折现法是其中一种主要方法。在简化模型中,
其中, 表示第 期的预期现金流, 是与该期限相适应的折现率。一笔一年后到期、金额为 110 的款项,在相关折现率为 10% 时,现值为 100。实际使用的公允价值模型可能需要采用概率加权情景、期限结构,并明确考虑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现金流与折现率必须保持内在一致。名义现金流应采用名义折现率,折现率所对应的币种也必须与现金流一致。不应既调减预期现金流,又在折现率中加入对应的风险溢价,从而重复计算风险。同样,可供所有资本提供者获得的现金流,应采用与之匹配的资本成本进行折现,而非仅采用股权回报率。这些一致性要求往往比增加计算的复杂程度更为重要。
期权定价技术也属于收益法。Black–Scholes 模型、格点法和模拟法可用于对具有非线性收益结构的合约进行估值。输入参数可能包括标的价格、行权价格、到期期限、波动率、利率及预期分派。对于更复杂的工具,模型选择以及对变量之间关系的假设,可能显著影响估值结果。相关工具的可观察价格能够提供约束,但未必能唯一确定每一项输入参数。
成本法估计当前重置一项资产的服务能力所需的金额,同时考虑实体损耗以及功能性或经济性贬值。这种方法尤其适用于直接市场证据有限的专用设备。它并非简单地按通货膨胀调整原始成本,也不一定等于复制资产所有历史特征所需的费用。
如果某一可观察交易价格代表初始确认时的公允价值,校准就是检验估值技术能否重现该价格。后续计量则应根据市场状况的变化进行更新,而不是机械地维持初始价格。一贯使用同一种估值技术有助于提高可比性,但当新信息或市场变化使另一种技术更能反映公允价值时,就应适当变更。
非金融资产与最佳用途
对于非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考虑其最佳用途,即市场参与者能够使该资产的价值,或使用该资产的资产和负债组合的价值达到最大化的用途。这种用途必须在实物上可能、法律上允许且财务上可行。这些条件可防止估值建立在技术上无法实现的重新开发、法律禁止的活动,或预期收益不足以抵偿用途转换成本的项目之上。
土地就是一个直观的例子。如果法律允许且经济上可行,一块目前建有仓库的土地用于住宅开发可能更有价值。因此,公允价值评估可以反映用途转换的潜力,而不只是仓库运营所产生的价值。不过,不能仅因某座假设建造的高层建筑能够带来高收入,就将其作为合理的估值假设;还必须考虑规划限制、地块特征、拆除成本、建造成本,以及市场参与者所要求的合理回报。
除非市场证据或其他证据表明存在不同情况,否则推定企业对资产的当前用途就是其最佳用途。这一推定避免了要求企业在每个报告日都对每项资产开展推测性的替代用途研究。如果资产价值确实取决于某种替代用途,估值就必须反映与该用途相关的假设和成本。例如,对于土地用途分区可能变更的情况,必须有证据支持,并恰当处理其中的不确定性,而不能毫无依据地假定相关许可已经获批。
有些资产只有与其他资产结合使用时,才能创造最大价值。一台专用生产设备单独转售时的价值可能很低,但作为正常运转的生产线的一部分,其价值可能相当可观。因此,公允价值计量可以假设该资产与市场参与者能够获得的互补资产结合使用。这一估值前提并不会自动改变相关会计准则规定的计量单元:一台单独确认的设备,仍然可以在假设买方会将其用于更大规模的运营资产组合的基础上进行计量。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某些无形资产。品牌可能与分销网络、客户关系和生产能力共同创造价值。买方打算停用某个收购而来的竞争品牌,并不一定意味着该品牌毫无价值;其价值可能包括市场参与者通过使用该品牌或限制其使用所能获得的利益。估值技术必须避免将同一经济利益分别独立归属于多项资产。
最佳用途是适用于非金融资产的概念,并不意味着管理层可以重新设想债券的合同现金流或金融负债所涉及的义务。金融工具应根据其合同特征、市场假设及适用的会计要求进行计量。
负债、信用风险与衍生工具
负债公允价值的计量假定,该负债在计量日转移给另一市场参与者,且转移后仍未清偿。假定的受让方必须履行该义务。这不同于直接向债权人清偿负债、通过协商消除负债,或立即支付合同约定的金额。之所以需要作出转移假设,是因为计量旨在确定承担现有义务的市场价格。
负债的公允价值包含不履约风险,其中包括报告主体自身的信用风险。这会产生一种乍看之下有悖直觉的结果:发行人信用状况恶化,可能使其债务的公允价值下降。如果承诺付款得到履行的可能性降低,投资者就会要求更高的收益率,债权的市场价值也随之下降。因此,从发行人的角度看,即使合同义务并未减少,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负债金额仍可能下降。
假设一家公司承诺在三年后支付1,000。信用质量恶化导致市场要求的收益率上升,便会降低这项付款承诺的现值。由此产生的会计利得并不意味着公司收到了现金,也不意味着债权人豁免了债务。列报规则针对特定情形对此作出了规定。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对于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归因于自身信用风险的价值变动通常列入其他综合收益,除非这种处理会造成或扩大会计错配。
如果无法取得负债的直接转移价格,另一方作为资产持有的同一项义务的报价可以提供计量依据。对于资产报价中所反映、但不属于负债本身的特有因素,可能需要作出调整。如果转移限制的影响已经隐含在计量框架中,就不应自动将其另行计作一项扣减或溢价。
这些原则对衍生工具尤为重要。对场外市场衍生工具进行估值时,可以先采用假定各方均履约的模型,再纳入交易对手及自身信用的影响。信用估值调整反映交易对手可能不履约的影响;债务估值调整则反映报告主体自身的不履约风险。抵押品、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的净额结算安排、保证金条款以及风险敞口出现的时间,都可能显著影响这些调整。
一项例外规定允许在满足特定管理和报告条件时,按市场风险或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净敞口,对某些金融资产与金融负债组合进行计量。这项计量例外本身并不允许在资产负债表中按净额列报。计量、法律上的可执行性与会计抵销,仍是彼此独立的问题。
应用与变动的确认
公允价值应用于混合计量的会计体系。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金融资产的分类主要取决于管理这些资产的业务模式及其合同现金流量特征。有些债务工具符合以摊余成本计量的条件;有些符合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条件;还有一些则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因此,两只经济特征相似的债券,如果分别在不同且符合相应条件的业务模式下持有,其会计处理可能不同。
利得和损失计入何处,与计量本身同样重要。在利润表中确认的变动会影响当期报告利润。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变动则会根据适用规则,影响综合收益和股东权益中的单独组成部分。重分类转入损益,即日后将累计金额转入损益,其处理方式也因类别而异。仅凭公允价值计量本身,并不能确定上述任何列报结果。
衍生工具通常以公允价值确认,但套期会计可以改变相关利得和损失确认的时间及其列报位置。企业使用衍生工具对预期采购进行套期保值时,如果不采用套期会计,可能会先报告衍生工具的价值变动,之后才确认该采购的经济影响。符合条件的套期会计旨在反映已有书面记录的风险管理关系。它既不取消对衍生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也不保证所有估值变动都不会影响报告利润。
收购是公允价值的另一项主要应用。在企业合并中,除规定的例外情形外,取得的可辨认资产和承担的负债通常按收购日的公允价值计量。这些计量结果会影响后续的折旧、摊销和减值。随后,商誉按照收购会计规则以剩余金额确定,而不是对某项可单独转让资产的公允价值进行独立估计。因此,购买对价与分配给所取得资源的公允价值各有不同的作用。
对于投资性房地产,《国际会计准则第40号》允许在满足规定要求的情况下采用公允价值模式或成本模式。在公允价值模式下,价值变动通常计入损益。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第16号》,符合条件的不动产、厂房和设备可以采用重估价模式,其增值和减值按照该准则的规定及以往重估价情况处理。这些例子表明,“公允价值会计”并不意味着对所有资产类别采用统一的处理方式。
公允价值也用于非经常性计量,例如某些减值计算。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第36号》,可收回金额为使用价值与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两者中的较高者。后者由于扣除了处置费用,并不等同于未经调整的公允价值。因此,一项计量可能运用公允价值框架,但在确定会计处理结果之前,仍需进行额外计算。
披露、估值控制与鉴证
公允价值披露有助于使用者区分可直接观察的计量结果与高度依赖判断的估计。主要会计准则框架要求披露所采用的公允价值层次、估值技术及重要输入值,具体要求因计量类型和报告框架而异。经常性公允价值计量尤其受到关注,因为其变动会持续影响所报告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
对于重大的第三层次计量,披露通常包括重要不可观察输入值的定量信息,以及期初与期末余额的调节表。该调节表可以列明购买、出售、结算、利得和损失,以及转入或转出第三层次的金额。其目的是区分估值引起的变动与交易或分类引起的变动。否则,第三层次余额的增加可能被误认为是未实现利得,而实际上只是新增投资所致。
敏感性信息说明估计结果对不确定假设的依赖程度。非上市企业的估值可能对折现率和长期增长率较为敏感;房地产估值则可能取决于租金增长率、空置率和资本化率。《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与美国准则对敏感性披露的具体要求有所不同。但无论采用哪一种准则,都不应将报告中的单一数值理解为:采用其他合理假设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估值控制并不止于选择公式,还包括确定适当的计量单元、核实所有权和合同条款、获取市场数据、评估市场活跃程度、审批模型,以及独立复核重大调整。对于经纪商或定价服务机构提供的价格,需要评估其形成依据:可执行报价、指示性报价和模型估计值所提供的证据并不相同。多个来源可能有助于相互印证,但多家服务机构也可能依赖同一套底层数据。
在管理层需要作出大量判断的情况下,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问题尤为突出。乐观的预测、选择性采用的可比交易,或折现率的微小变动,都可能对所报告的价值产生重大影响。因此,适当的治理安排应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将交易发起职能与估值复核职能分离,并建立模型验证、对模型结果或既定程序作出例外处理,以及将有争议的估计提交更高层级处理的程序。
外部审计关注估计和披露是否符合适用的准则框架,以及是否有充分、适当的证据支持。审计程序可能包括测试数据和控制、评价方法和假设、自行形成独立估计值或估计区间,以及聘请估值专家参与。鉴证并不能消除估计的不确定性。只要估计恰当反映了报告日的相关信息和市场状况,即使后来的市场结果与之不同,该估计在报告日仍可能是合理的。
金融稳定性争论与计量局限
在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公允价值引发了尤为激烈的争议。批评者认为,市场价格下跌可能迫使金融机构确认损失,削弱报表所列资本,并在市场下行时出售资产。此类出售可能进一步压低价格,使会计价值、融资约束与市场状况之间形成反馈循环。当金融机构受到具有实际约束力的资本要求、抵押品要求或合同触发条款的制约时,这一潜在机制的作用最为明显。
支持者则认为,当前价格能够揭示历史账面金额可能掩盖的损失与风险。从这一角度看,会计并未造成抵押贷款现金流恶化或市场流动性消失,而只是反映了这些变化的后果。延迟确认或许能让账面状况看起来保持稳定,却会使投资者和监管机构更难区分稳健机构与财务受损的机构。因此,这场争论既涉及及时信息的有用性,也涉及金融机构依据这些信息采取行动所产生的后果。
这种关系并非机械性的。许多银行贷款采用摊余成本而非公允价值计量,而且监管口径的银行资本并不总是未经调整就纳入所有会计估值变动。即使财务报表采用历史成本计量,金融机构也可能因追加保证金要求、抵押品重新定价或资金被提取而承受融资压力。因此,即便不考虑会计计量基础,合同与融资安排本身也可能引发资产贱卖,而会计确认又可能与这些压力相互作用。
交易清淡的市场确实存在计量难题。交易活动减少可能降低可观察价格所包含的信息量,并增加对模型的依赖。会计准则允许采用适当的估值技术,并要求评估交易是否有序;但并不允许管理层仅因认为价格不理想,就自动恢复按原始成本计量。反过来,不评估具体情况就机械地套用个别困境交易的价格,也可能使公允价值计量失实。
争论还涉及相关性与计量不确定性。活跃市场中的价格可能具有很强的可验证性,却波动较大;模型可能更适合用于特定资产,但所依赖的输入值又可能难以由外部人士核实。历史成本在取得资产时可能更容易提供凭据,但随着时间推移,其反映当前经济状况的能力可能减弱。没有任何计量基础能够消除所有判断:折旧年限、减值假设和预期信用损失同样需要估计。
公允价值无法确定,如果所有持有人都试图同时出售资产,每项资产各自能变现多少。报表所列价值通常是在相关市场假设下,针对特定核算单元确定的,而整个体系同时清算则会改变市场状况本身。公司的会计净值也不一定等于其业务的市场价值。未予确认的内部生成资源、不同的计量基础、交易成本以及对未来经营活动的预期,都可能使两者产生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