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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 金融与投资 / cost-of-capital

资本成本

资本成本是投资者提供资金所要求的回报率,用于企业估值和评估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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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成本是为企业、项目或其他投资提供资金的出资者所要求的预期回报率。从投资者的角度看,它是对推迟消费和承担风险的补偿;从融资方的角度看,它是获取资金的经济成本。资本成本是一种机会成本:投入某项投资的资本,无法同时获得另一项风险相当的投资所能带来的回报。

这一概念将金融市场与实体投资决策联系起来。它为现金流折现法估值提供折现率,也是判断一项投资是否有望创造价值的基准。一家公司即使在会计上盈利,也可能未能给予其资本提供者充分的回报。反过来,即使融资不涉及明确的利息支付,例如使用留存利润或发行新股,也仍然存在经济成本。

资本成本并不是一个适用于所有组织或活动的统一比率。它取决于标的资产的风险、所使用的融资工具、税收、市场状况,以及现金流的币种和发生时间。因此,估算资本成本既要运用金融理论,也要对可比投资、预期回报以及估值假设的一致性作出判断。

经济含义与理论基础

资本成本是面向未来的必要回报率,而非历史支出,也不是有保证的实际结果。如果投资者对某项投资要求的预期年回报率为9%,那么发行人为筹集这笔资本所承担的成本就是9%,即使此后实际回报率与之相差甚远。出现亏损并不说明必要回报率为零;实际利润异常丰厚,也不能证明最初的融资成本同样高昂。

这一区别将资本成本与会计中列报的费用区分开来。利息通常列为费用,而普通股的必要回报则不然。不过,股东持有一家公司的股票,就意味着放弃其他投资机会。因此,留存收益并非免费融资:将资金留在企业而不是分配出去,意味着将股东的资源继续投入企业经营。相关成本是这项投资所要求的回报率,而不是留存资金所产生的管理成本。

资本成本的现代分析基础是伴随着投资理论和资产估值理论的发展而形成的。欧文·费雪在《利息理论》(1930年)中,将跨期选择、生产机会与利率联系起来。约翰·伯尔·威廉斯在《投资价值理论》(1938年)中,提出了通过折现未来分配给投资者的款项来对证券估值的方法。这些思路明确揭示了资产的预期现金流、折现率与当前价值之间的关系。

弗兰科·莫迪利亚尼和默顿·米勒于1958年对融资与估值所作的分析,是这一领域的一项关键进展。在市场无摩擦、不征收公司税以及投资机会等同等严格假设下,企业的总价值不取决于其债务与股权的构成比例。他们的论证以套利为基础:投资者可以自行复制其他融资安排,从而使原本相同的资产无法仅因融资选择不同而持续具有不同的价值。他们在1963年的修正中纳入了公司利息支出可抵税所带来的税收优势。

莫迪利亚尼—米勒定理并不意味着融资在现实市场中无关紧要。相反,它明确了仅靠融资本身无法创造价值的条件,并引导人们关注现实对这些条件的偏离。税收、财务困境、契约问题以及信息不对称,都可能使融资选择产生实质影响。

资本成本的根本参照标准,是风险相当的投资所能提供的回报率。如果股东承担了额外风险,企业仅仅赚取高于借款利率的回报,并不意味着创造了价值。同样,较低的历史融资成本也未必足以证明一项新投资是合理的。新的投资承诺应当依据当前的机会成本来评估,因为现有投资者本可以将其财富转投目前可选的其他投资。

债务及其他契约性融资的成本

债务成本是贷款人或债券持有人按特定合同条款提供资金时,当前所要求的回报。对于公开交易的债券,可观测的一个起点是到期收益率,即使债券承诺支付的利息和本金的现值等于其市场价格的折现率。旧债券的票面利率通常不能代表新融资的相关成本。如果同类新债务所要求的收益率为 6%,那么票面利率为 3% 的已发行债券就可能折价交易。

债务融资成本反映了基准利率,以及对额外风险和合同特征的补偿。这些因素包括信用风险、交易流动性、期限、偿付顺位、担保情况和嵌入式期权。例如,可赎回债券允许发行人在特定条件下提前偿还债务,这可能迫使投资者在利率较低时进行再投资。以有价值的抵押品作担保的贷款,其要求的收益率可能低于其他条件相当的无担保债务。

承诺收益率与预期回报率之间存在重要区别。到期收益率假定合同约定的各项款项均按期支付。当违约风险较大、部分款项很可能无法支付时,承诺收益率就会高于预期回报率。因此,将陷入严重财务困境的债券的承诺收益率用作债务成本,可能会高估贷款人所要求的预期回报率。在更完整的估值中,预期回收金额、违约概率以及信用风险中的系统性部分都十分重要。

如果利息可以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税前扣除,税后债务成本通常可近似表示为

rDafter tax=rD(1−Tc),r_D^{\text{after tax}}=r_D(1-T_c),

其中,rDr_D 为税前债务成本,TcT_c 为相关的企业边际税率。如果借款利率为 6%,适用税率为 25%,则按此近似公式计算的税后成本为 4.5%。这一计算假定税前扣除能够如期实现。税务亏损、利息扣除限额、不同税收管辖区之间的差异,以及扣除的延后利用,都可能减少或推迟这项税收收益。

贷款手续费、承销费、发行折价和承诺费也可能影响融资的综合成本。计入这些成本时应避免重复计算:从融资所得中扣除的费用可以体现在融资现金流中,而不应反复加到折现率上。对于浮动利率债务,还需要对未来的参考利率作出假设,而不能仅依赖最近一期的票面利率。

其他融资工具需要分别处理。优先股通常承诺先于普通股股东获得分配,但此类分配往往不能作为利息在税前扣除。对于每年固定支付 DPD_P、价格为 PPP_P 的永续优先股,其成本约为 DP/PPD_P/P_P。可转换债券将债务与转换为股权的期权结合在一起,因此,仅凭较低的现金票息并不能衡量发行人承担的全部经济成本。

估算权益成本

权益成本是股东因承担剩余索取权的风险而要求的预期回报率。与合同约定的债务偿付不同,未来向股东的分配具有不确定性,而且可能无限期延续。因此,权益成本无法直接观察,必须通过资产定价模型、市场价格、预测或可比投资来推断。

最广为人知的模型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威廉·夏普、约翰·林特纳和扬·莫辛分别于1964年、1965年和1966年在各自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中独立提出了这一模型。其标准表达式为

rE=rf+βE(E[RM]−rf),r_E=r_f+\beta_E\bigl(\mathbb{E}[R_M]-r_f\bigr),

其中,rEr_E 为权益成本,rfr_f 为无风险利率,E[RM]−rf\mathbb{E}[R_M]-r_f 为预期市场风险溢价,βE\beta_E 为权益收益率对市场收益率的敏感程度。若无风险利率为4%,权益贝塔系数为1.2,市场风险溢价为5%,则估算的权益成本为10%。

CAPM将总体波动性与系统性风险区分开来。在分散化投资组合中,公司特有的波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抵消。与整体市场收益率共同变动的风险则无法以同样的方式消除。因此,贝塔系数定义为

βE=Cov⁡(RE,RM)Var⁡(RM).\beta_E=\frac{\operatorname{Cov}(R_E,R_M)} {\operatorname{Var}(R_M)}.

如果一家公司的波动大多与市场变动无关,那么即使其波动性很高,贝塔系数也未必同样高。反之,如果一家公司的现金流在经济状况不佳时下滑尤为剧烈,投资者便可能要求较高的风险溢价。

CAPM的每项输入参数都存在测量问题。只有在违约风险及其他扭曲因素可以忽略的情况下,政府债券收益率才适合作为无风险利率的替代指标,而且其计价货币必须与估值所用货币一致。历史市场风险溢价会因样本区间和测量方法而异。根据股票价格推算的前瞻性风险溢价则依赖于预测。利用历史收益率估算的贝塔系数会受到观测频率、基准选择、融资变化和异常事件的影响。

另一种方法是固定增长股息模型:

rE=D1P0+g,r_E=\frac{D_1}{P_0}+g,

其中,D1D_1 为下一期预期股息,P0P_0 为当前股价,gg 为股息的永续增长率。对于分配稳定、增长可持续的企业,该模型最具解释意义。如果股息不能恰当地反映可供分配的现金、股息支付政策正在变化,或假定的增长率接近折现率,则不宜在未经调整的情况下使用这一模型。

多因子模型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市场因子。尤金·法马和肯尼思·弗伦奇于1993年提出的三因子模型,在市场因子之外加入了规模因子和账面市值比因子。这类模型可以描述已观测收益率的规律,但将其用于估算必要回报率时,需要判断估计的风险溢价能否持续。因此,不同但各有合理依据的模型,可能得出不同的权益成本估计值。

加权平均成本与资本结构

当一项投资同时通过债务和股权融资时,其整体融资基准通常以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表示。在考虑企业所得税的标准公式中,

WACC⁡=ED+ErE+DD+ErD(1−Tc),\operatorname{WACC} = \frac{E}{D+E}r_E + \frac{D}{D+E}r_D(1-T_c),

其中,EE 和 DD 分别为股权和债务的市场价值。优先股及其他重要的融资性索偿权,可以通过增加相应的加权项纳入计算。该公式综合了不同资本提供者所要求的回报率,同时计入了假定的利息税收抵扣收益。

与账面价值权重相比,市场价值权重通常更能反映机会成本。资产负债表上列示的股东权益反映的是历史交易和会计惯例,不一定代表投资者当前的估值。对于上市普通股,股权价值通常根据市值估算。债务则可能需要单独估算其市场价值,尤其是在合同利率与当前借款利率相差较大时。

例如,假设一家企业的股权价值为6亿元,债务价值为4亿元。其股权成本为10%,税前债务成本为6%,可实际适用的边际税率为25%。则其WACC为

0.60(10%)+0.40(6%)(1−0.25)=7.8%.0.60(10\%)+0.40(6\%)(1-0.25)=7.8\%.

这一比率仅适用于具有相应经营风险、融资假设和税务处理的现金流,并非自然适用于该公司可能开展的所有项目。

债务所要求的回报率通常低于股权,因为债权人享有合同约定的优先受偿权,而且通常承担较小的下行风险。然而,增加债务并不意味着可以简单地用始终低廉的资金替代昂贵的股权资本。更高的财务杠杆会使经营风险集中于规模更小的股权资本之上,从而提高股权所要求的回报率。当杠杆水平足够高时,随着违约风险上升,债权人也会要求更高的补偿。

在莫迪利安尼—米勒理论的无税假设下,这一关系通常写作

rE=rU+DE(rU−rD),r_E=r_U+\frac{D}{E}(r_U-r_D),

其中,rUr_U 为无杠杆企业所要求的回报率。股权成本的上升抵消了使用较低成本债务所带来的好处,使整体要求回报率保持不变。税收会改变这一结果,但在考虑债务的额外收益时,也必须同时考虑财务困境、代理冲突和融资约束。

实际估值往往采用可持续的目标资本结构,而不是某一时点的暂时融资状况。如果预计杠杆水平会发生显著变化,采用固定的WACC可能无法准确反映风险和税收收益的变化。债务的界定也需谨慎:应将融资性负债与已在现金流中反映的经营性义务区分开来。租赁的处理方式和超额现金的调整,必须在资本权重、现金流预测以及最终由企业价值调整至股权价值的过程中保持一致。

使折现率与现金流相匹配

折现率只有相对于所折现的现金流才有意义。一个主要区别在于,现金流是可供所有资金提供者分配,还是仅可供股东分配。企业自由现金流通常按税后营业利润加上不涉及现金支出的折旧,再减去资本支出和对营运资本的投资来计算。由于这类现金流尚未扣除向资金提供者支付的款项,通常采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进行折现。

相比之下,股权自由现金流已计入利息支付和净借款,应采用股权资本成本进行折现。如果在现金流预测中扣除利息后,又使用已反映债务融资影响的 WACC 进行折现,就会混用不同的估值框架。同样,如果在现金流和折现率中重复计入利息的抵税收益,就会高估价值。

对于初始投资 I0I_0、预期项目现金流 CFtCF_t 和适当的固定折现率 rr,净现值为

NPV⁡=−I0+∑t=1nE[CFt](1+r)t.\operatorname{NPV} = -I_0+\sum_{t=1}^{n}\frac{\mathbb{E}[CF_t]}{(1+r)^t}.

净现值为正,表明项目的预期回报高于其风险所对应的必要回报。例如,一项成本为 100、预计一年后收到 110 的投资,在必要回报率为 8% 时,净现值约为 1.85;在必要回报率为 12% 时,净现值约为 −1.79。预期收到的现金没有变化,估值之所以不同,是因为相关替代投资的回报率不同。

内部收益率是使净现值为零的折现率。对于先发生一笔初始现金流出、随后产生现金流入的常规投资模式,将内部收益率与资本成本进行比较可能有助于决策。不过,现金流正负号多次变化的项目,可能存在多个内部收益率,也可能不存在内部收益率。对于互斥投资,规模和现金流时点的差异也可能导致内部收益率与净现值给出不同的优劣排序。净现值能够直接衡量在既定假设下投资对价值的影响。

包含预期通货膨胀的名义现金流,需要使用名义折现率;实际现金流则需要使用实际折现率。两者的关系可表示为

1+rnominal=(1+rreal)(1+π),1+r_{\text{nominal}} = (1+r_{\text{real}})(1+\pi),

其中,π\pi 为假定的通货膨胀率。币种一致性同样重要:以美元计价的现金流预测需要使用美元折现率,即使企业在其他地区经营也是如此。

另一种估值框架是调整现值(APV)法。该方法先假设企业完全通过股权融资,对其进行估值,再加上融资影响的现值,其中包括可利用的税盾以及融资相关成本。APV 法能够更清晰地呈现债务安排变化的影响。它与 WACC 估值法是否等价,取决于两者对融资政策、税收收益及其风险的假设是否一致;它并不是一种能从同一税盾中创造额外价值的方法。

项目风险、可比企业与估算实践

公司整体的资本成本反映的是特定业务组合的风险。拟议项目的风险可能与该组合存在显著差异。不加区分地采用同一个最低要求回报率,可能导致风险较低的项目遭到否决,而风险较高、预期回报却不足以补偿投资者的项目反而获得批准。受监管的配电网络与处于早期阶段的商业技术项目,并不会因为同属一家母公司而具有相同的风险。

估算项目风险时,通常会参考业务与拟议活动相似的上市“纯业务”公司。这些公司可观察到的权益贝塔值同时包含经营风险和融资风险。因此,分析师通常会先剔除杠杆的影响,估算资产贝塔值,即无杠杆贝塔值,再根据项目计划采用的融资结构进行调整。在债务贝塔值可以忽略不计这一常见简化假设下,

βU=βE1+(1−Tc)D/E.\beta_U= \frac{\beta_E}{1+(1-T_c)D/E}.

相应的重新加杠杆计算则采用目标债务权益比。这些公式都是近似公式,其适用性取决于对债务风险和税盾的假设。

选择可比企业,并不只是挑选行业分类相同的公司。收入的周期性、固定经营成本、客户集中度、地域风险敞口及合同安排,都可能显著改变风险。按波动的市场价格售电的发电企业,其风险特征可能不同于签有长期固定电价合同的发电企业。同样,订阅收入对经济衰退的敏感程度,也可能不同于非必需的一次性购买收入。

非上市企业缺乏持续可观察的股价,也没有基于市场交易估算的贝塔值。上市可比企业可以作为估算的起点,但任何调整都需要明确的经济依据。规模小、所有权集中和可交易性有限并不是可以互换的概念。其中一些因素影响预期现金流或出售所得,另一些则可能影响必要回报率。叠加多项彼此重叠的溢价,可能会重复计入同一种不确定性。

预期现金流本身必须纳入现实中可能出现的不利结果。假定项目顺利完成、客户全面接受产品且不发生违约的预测,不会仅仅因为采用了较高的折现率,就成为无偏的期望值预测。这个问题在风险投资、药物研发和大型建设项目中尤为重要。采用概率加权情景或分阶段决策模型,可以区分失败风险与承担已定价风险所要求的回报。

估算结果通常会结合敏感性分析呈现,而不是给出一个看似精确的单一数值。长期资产对折现率尤其敏感,因为远期现金流在其价值中占有较大比重。根据恒定增长终值公式,

TVn=CFn+1r−g,TV_n=\frac{CF_{n+1}}{r-g},

当 rr 与永续增长率 gg 之间的差距较小时,两者的微小变化都可能导致价值发生显著变化。条件 r>gr>g 在数学上是必要的,但要在经济逻辑上保持一致,还必须具备可持续的增长、充足的再投资和稳定的风险特征。数值区间再窄,也不能消除这些假设中的不确定性。

宏观经济与国际决定因素

资本成本会随整个金融体系的状况而变化。无风险基准反映利率的期限结构,而风险融资还包含对不确定性和交易摩擦的补偿。因此,央行政策利率的变动不一定会使企业的长期融资成本发生同等幅度的变化。对未来短期利率的预期,以及期限溢价和风险溢价的变化,也会产生影响。

货币政策通过多种渠道影响资本成本。政策利率上升可能推高银行的资金成本和短期借款利率,改变债券收益率,并降低远期现金流的现值。资产购买及其他资产负债表政策可以影响期限溢价和市场流动性。不过,实际观察到的企业借款利率还取决于信用利差:在金融承压时期,政府债券收益率下降与私人部门融资成本大幅上升可能同时出现。

收益率曲线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使用单一的年利率是一种简化处理。更精细的估值会使用与各笔现金流期限相匹配的利率,并作适当的风险调整,逐笔进行折现。如果投资者预期未来利率会上升,或要求对久期风险给予较高补偿,那么即便隔夜利率很低,长期项目的融资成本仍可能居高不下。用短期借款为长期资产融资时,再融资风险还会带来额外的不确定性。

跨国估值需要区分经营所在地与估值货币。无风险利率应与现金流的计价货币保持一致,而不能仅根据资产所在国来选择。当地政府债券可能包含主权违约风险,因此未必能充当无风险基准。货币换算、预期通胀以及对汇率的假设必须相互一致。

国别风险敞口可能通过主权债务压力、资本管制、合同执行及其他风险影响必要回报率。对于在同一司法管辖区注册成立的不同企业,国别风险调整并不一定相同。收入来源遍布多个地区的出口企业,其风险敞口可能与仅在国内经营的公用事业企业不同。如果不考虑现金流情景或市场风险溢价中已经反映了多少相关风险,就直接在股权成本中加上主权利差,可能造成重复计算。

全球金融一体化同样重要。在高度一体化的资本市场中,进行国际分散投资的投资者可能会参照全球广泛的投资机会为资产定价。在分割的市场中,对本地投资者的限制、有限的市场准入,以及可实现的分散化程度差异,都可能影响必要回报率。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融资和市场流动性受到冲击,表明必要回报率上升的同时,融资的可获得性也可能恶化。资本成本反映了融资的价格,但仅凭这一指标,无法涵盖获取资金时面临的所有数量约束。

企业绩效、监管与计量局限

资本成本为评估企业绩效提供了基准。投入资本回报率(ROIC)将税后营业利润与投入经营性资产的资本进行比较。在计量口径一致的情况下,企业的回报率若高于其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就会产生正的经济利差。经济利润的一种常见表达式为:

Economic profit=NOPAT−WACC⁡×Invested capital,\text{Economic profit} = \text{NOPAT} - \operatorname{WACC}\times\text{Invested capital},

其中,NOPAT 表示税后净营业利润。因此,会计利润为正时,经济利润仍可能为负。

进行此类比较时需要谨慎,因为 ROIC 通常根据会计报表计算,而 WACC 则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必要回报率。资产的历史成本、收购、折旧政策,以及将无形资产投资计入当期费用的做法,都可能使比较结果失真。例如,研究与开发支出可能减少当期报表利润,却在未来数年持续产生收益。计量所得的 ROIC 较高,可能是因为会计资本基数未包含某些有价值的资产,而不一定意味着按经济口径计量的投资获得了异常丰厚的回报。

资本成本在收益率规制中也发挥着制度性作用。电网、供水系统及其他垄断性基础设施的监管机构,可以针对监管资产基数核定准许收益率。准许收益率旨在监管框架内考虑融资需求,并不保证投资者实际获得该收益率。实际结果还取决于需求、运营绩效、投资的监管处理方式,以及服务提供者与客户之间的风险分配。

监管估算涉及基准杠杆水平、债务成本的平均方法、市场风险溢价和通货膨胀处理方式等方面的选择。依据当前融资条件核定的准许收益率,与依据过去数年形成的高效债务组合核定的收益率并不相同。同样,若资产基数与通货膨胀挂钩,适用于该基数的收益率就必须与单独进行的通胀调整保持一致。这些制度设计细节既影响投资者获得的补偿,也影响向客户收取的费用。

私人部门财务评价所用的折现率,不能与公共成本收益分析所用的社会折现率互换使用。商业项目的 WACC 反映的是投资者要求的财务回报及其融资安排。公共项目评价还可能考虑外部性、代际影响,以及没有市场价格的收益或成本。因此,一个项目的财务净现值(NPV)与社会净现值可能不同,而两种计算本身仍然都能保持内部一致。

最后,资本成本的估计取决于所用模型,无法像实验室测量那样直接而精确地获得。股权风险溢价反映的是预期,贝塔系数的估计含有较大噪声,税收利益取决于未来情形,资本结构也会不断变化。企业可能采用高于估计 WACC 的投资门槛收益率,以反映资本配给、组织惯例,或为预测误差预留余地。这类门槛收益率是决策规则,不一定代表市场隐含的资本成本。在解读企业投资行为、监管决定及已发布的估值结果时,区分这两者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