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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 金融与投资 / capital-market

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通过股权、债务及相关工具融通长期资金,将储蓄与投资需求相连接,并分散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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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是金融市场的组成部分,政府、企业及其他组织通过它获得长期资金,投资者则取得对未来收益的金融索取权。其主要工具是股票和长期债务证券,但其运作也依赖投资基金、衍生品、证券融资以及支付与结算系统。资本市场既涵盖新证券的发行,也涵盖已发行证券的后续交易。它包括公开交易所、交易商网络和私下交易,而非单一机构或交易场所。

资本市场将当下的储蓄与可能在多年后才产生收益的支出连接起来,这些支出包括企业扩张、住房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资本市场还为金融索取权定价,提供转移风险的机会,并影响资源在不同企业、行业和国家之间的配置。资本市场能否发挥积极作用,取决于信息质量、法律权利保障、竞争状况和金融基础设施。能够支持生产性投资的市场,也可能传导金融冲击、放大杠杆效应,并使投资者和发行人面临融资条件骤变的风险。

范围与界限

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的传统区别在于融资期限和用途。货币市场主要交易短期工具,通常指原始期限为一年或以下的工具。资本市场则主要交易股权和原始期限较长的债务工具。股权没有合同约定的偿还日期,而债券可能在两年、十年或数十年后到期。这种分类有实用价值,但并非绝对:临近到期的长期债券仍属于债券市场,而短期融资安排也可能对长期证券市场的运作至关重要。

另一个区别是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之分,前者发行新的金融债权或权益,后者供已有债权或权益转手交易。公司出售新发行的股票时会获得资金,但此后一位投资者将这些股票卖给另一位投资者时,公司通常不会获得任何资金。不过,这两个市场在经济上相互联系。如果投资者预期一种新证券能够方便地卖出,就可能接受较低的预期收益率。二级市场的价格也为发行人获取额外融资的条件提供了参考基准。

资本市场是金融中介体系的一部分,但并不等同于银行业务。在传统银行贷款中,借款人向贷款机构负债,而贷款机构通过吸收存款和承担其他负债来筹集资金。对于公开交易的公司债券,投资者持有的是对发行人的可转让债权。实际中,两者之间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银行承销债券、开展做市业务、向证券公司提供授信额度并投资证券,而投资基金也可能直接发放贷款。私募信贷和证券化进一步模糊了基于借贷关系的放贷与基于市场的融资之间的界限。

金融资本还必须与有形和无形的生产性资源区分开来。股票代表对企业的一项法律权利,而不是企业使用的机器、软件或知识。因此,股价上涨并不自动意味着生产能力提高或资本形成增加。同样,股票市场总市值衡量的是上市股权的市场价值,而不是一个经济体内所有企业资产的价值。因此,资本市场分析需要综合考察多个维度:证券发行、存续证券、交易状况、投资者参与情况,以及所筹资金的用途。

历史发展

现代资本市场是在早期贸易融资、政府举债和合资经营等安排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世纪及近代早期,欧洲各国政府发行可转让的债权凭证,商人则通过组建合伙企业来分散远途贸易的风险。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成立是其中一项重大发展。该公司可转让的股份,以及围绕这些股份在阿姆斯特丹兴起的交易活动,有助于在企业的长期资本与投资者出售所持权益的能力之间建立持久联系。这并不意味着证券融资的所有组成要素都由此诞生,但它是迈向有组织的公司股权交易市场的重要一步。

长期公债的发展奠定了另一项基础。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成立与政府融资密切相关,英国政府证券也成为伦敦金融体系的核心工具。18世纪和19世纪,主权债券市场随着商业网络和帝国网络的扩张而发展。股份公司的发展和有限责任制度获得更广泛的认可,使企业能够汇集不直接参与经营管理的投资者的资金。法律规范的统一提高了公司相关权益的可转让性,也使扩大投资规模更加容易。

工业化极大地增加了对长期融资的需求。铁路在产生运营收入之前就需要投入巨额资金,因此成为19世纪债券和股票市场尤为重要的融资主体。伦敦为世界许多地区的企业和政府提供融资,纽约则随着美国经济的扩张而发展壮大。纽约证券市场的制度起源可追溯至1792年的《梧桐树协议》。市场扩张也伴随着投机风潮、违约和信息披露争议,表明可转让权益不仅需要有意愿的买家,还需要配套规则。

20世纪,市场不断深化,公共监管也日益加强。1929年股市崩盘和大萧条之后,美国先后通过了《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机构投资规模扩大,但许多经济体仍限制国际资本流动。自20世纪70年代起,金融自由化、浮动汇率以及计算机和电信技术的发展推动了跨境证券发行和电子交易。随后,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证券化、融资结构和风险管理方面的薄弱环节,促使各方对交易、清算、信息披露及金融机构进行改革。

经济功能与资源配置

资本市场最直接的功能,是将储蓄者与进行长期支出的组织联系起来。家庭可能希望积累养老财富,而企业则可能需要为一座将运营数十年的工厂筹集资金。证券使这些不同的时间跨度得以并存:即使个别投资者出售其持有的证券,发行人仍可保有长期融资。市场融资可以补充留存收益和银行信贷,使企业有可能开展超出创始人或现有贷款人所能提供资金范围的投资。

资本市场也有助于价格发现。投资者会将预期的未来收益与投入资金所承担的风险和机会成本进行比较。他们的交易形成价格和收益率,将分散在各方的、对企业前景、公共财政和经济状况的判断汇总起来,尽管这种汇总并不完善。这些信号会影响项目是否推进,以及哪些企业能够以有利条件筹集资金。较高的估值可能减轻发行股票对现有股东权益的稀释,而较高的债券收益率则会推高借款成本。价格不仅反映经济活动,还能通过融资条件影响经济活动。

第三项功能是风险的分配与转换。投资者可以持有多家企业发行的证券,而不必将自身收益寄托于单一企业的成败。企业可以让股东分担经营风险,并由债券持有人享有合同约定的偿付权利。投资基金则进一步将小额资金汇集起来,构建多元化投资组合。分散投资能够降低对个别发行人特有风险的敞口,却无法消除经济衰退或普遍性利率变动等影响整个经济的风险。因此,证券市场只是重新分配风险,而非使风险消失;风险最终如何分布,取决于投资组合构成、合同规定的受偿顺序以及借贷的运用。

资本市场还能够影响企业管理和经济调整。股东投票、债权人设置的契约条款、收购活动,以及可能失去融资渠道的压力,都可能约束低效投资或资源挪用。资金可以流向新技术和扩张中的行业,支持创新与经济增长。这些机制并不会自动实现效率。信息不对称、扭曲的激励、市场集中以及投机性反馈,都可能使资金流向缺乏生产效益的用途。因此,评估一个市场是否运作良好,应考察它如何配置资源、分担损失,而不能仅看它产生了多少交易,或资产价格上涨得有多快。

股权、债务及相关工具

股票代表所有者权益。普通股股东通常享有剩余索取权:只有在合同义务得到履行后,才能获得分配;在无力偿债时,也先于债权人承担损失。其回报可来自股息和股价变动。普通股通常附带表决权,但不同类别的股份可能具有不同的表决权。优先股可在特定分配或清算所得的分配中享有优于普通股的顺位,但具体权利各不相同。股权融资尤其适合现金流不确定的企业,因为普通股股息通常不会像偿付债务本息那样形成固定的支付义务。

债券确立了支付利息、偿还本金或兼具两者的合同义务。政府发行主权债券;地方政府、公共机构、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则发行其他形式的债务证券。债券在期限、计价货币、偿付顺位、担保安排和支付结构等方面各有不同。固定利率债券按约定票面利率付息,浮动利率工具的利率则随参考利率调整。通胀挂钩债券根据约定的物价指数调整特定款项的支付额。可转换债券兼具债务特征和在规定条件下转换为股权的权利,表明债务与所有权之间的界限可以通过合同安排衔接。

证券化以一组金融债权(如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或应收款项)为支持,创设证券。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偿付款项来自抵押贷款池,而非仅仅依靠经营性企业的一般收入。证券化结构可将现金流划分为偿付优先级和损失风险敞口各不相同的档次。这有助于扩大投资者群体并重新分配信用风险,但也可能带来结构复杂性、对贷款服务安排的依赖,以及基础资产借款人行为的不确定性。例如,抵押贷款提前偿还可能改变投资者收到现金的时间。

相关工具包括基金份额和金融衍生工具。共同基金或交易所交易基金使投资者能够投资于一个组合,而非单一发行人。期货、期权和互换使投资者不必购买标的证券,也能调整对利率、股票价格、汇率或信用事件的风险敞口。可持续发展相关工具则增加了合同或报告方面的要求:绿色债券将募集资金指定用于符合条件的环保项目,而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则将特定财务条款与绩效目标挂钩。无论是主题标签还是复杂结构,都不能消除通常存在的信用风险、估值风险或流动性风险;投资者的索取权仍由相关法律条款及发行人的履约能力决定。

发行人、投资者与中介机构

资本市场发行人的目标和财务约束存在显著差异。政府举债是为了筹措支出资金、为到期债务再融资以及管理现金流。企业发行股票或债务工具,是为了支持投资、收购其他企业、调整融资结构或置换现有债务。公共机构和基础设施项目实体则可能为特定项目融资。同一发行人可以同时利用多个市场:一家跨国公司可能既保有银行授信额度,又发行境内债券、借入外币资金并将股票上市。具体选择取决于成本、期限、控制权方面的考量、投资者需求及法律要求。

投资者包括家庭和各类机构,其负债状况差异很大。养老基金投资是为了履行养老金支付义务,而人寿保险公司则必须考虑保单赔付的时间安排及不确定性。共同基金按照既定的投资方针和赎回安排进行投资。主权财富基金管理公共资产,其目标可能包括稳定经济或为后代积累储蓄。对冲基金采用多种策略,有时涉及大规模借款或空头头寸。投资者的多样性有助于分担风险,但如果面临相同的业绩基准、估值规则或融资约束,表面上不同的机构仍可能作出相似反应。

中介机构为市场参与和交易提供组织与服务。投资银行协助设计证券结构、筹备发行、向投资者配售金融工具,有时还会投入自有资本承销。经纪商代表客户交易,自营商则为自身账户交易。做市商随时准备报出买价和卖价,但须遵守市场规则,并受商业条件限制。资产管理机构选择投资标的并管理投资组合;托管机构保管证券并办理相关行政事务。审计师、法律顾问、指数提供商、数据供应商及信用评级机构提供专业服务,影响市场信息的生成和解读。

这些关系既能提高效率,也会引发激励冲突。即使客户着眼于长期,资产管理机构也可能因短期内跑赢基准而获得奖励。承销银行可能既希望为发行人客户争取有利条款,又希望让投资者客户获得有吸引力的配售份额。评级机构的报酬可能由其所评债务的发行实体支付。这类安排涉及委托—代理问题:中介机构的利益未必与依赖其服务的一方完全一致。信息披露、适用情况下的信义义务、竞争、内部控制和合同设计,都是为限制此类冲突而采取的措施,但没有任何一种能够将其彻底消除。

在一级市场筹集资金

一级市场发行始于融资决策:需要筹集多少资金、用于何种目的,以及承担哪些义务。发行人在债务融资与股权融资之间作出选择时,会考虑预期现金流、现有义务、股权稀释、税收和市场状况。借款可以保留表决控制权,但会带来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和再融资风险。股权没有固定到期日,能够吸收亏损,但需要分享未来利润,也可能改变控制权。因此,比较两种融资方式时,不能只看当前利率与股息收益率,还要考虑现有投资者承担的风险,以及发行人能够保留的灵活性。

首次公开募股将公司的股份首次面向公众投资者发行,通常同时安排股票在交易所上市交易。该过程一般涉及尽职调查、财务报告、招股说明书或同等披露文件,以及发行规模和价格的确定。承销商可以通过簿记建档收集投资者的认购意向,也可以采用其他配售程序。公开发售的股份可以是新发行的股份、现有股东出售的股份,或两者兼有。只有发行新股所得的款项才归公司所有;在解读备受瞩目的上市项目所筹集的资金时,这一区别十分重要。

已上市的发行人可以通过增发、配股或私募筹集更多股权资金。配股给予符合条件的现有股东认购机会,通常按照其持股比例分配,有助于缓解股权稀释方面的顾虑。债务发行可以通过政府债券拍卖、债券承销团发行或私下交易进行。主权债券拍卖的规则会明确投标的排序方式以及中标者的付款方式。发行公司债券通常需要就期限、票息、契约条款、担保和赎回条款进行协商。私募发行可以降低公开发行所涉及的部分成本,但通常须遵守相关司法管辖区规定的限制。

一级市场的发行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二级市场状况和投资者预期。债券的发行收益率通常以相对于基准国债收益率或互换利率的利差表示。股票发行定价则可能参考可比公司的估值、预计未来盈利以及观察到的认购需求。发行成本包括法律费用、承销费用、信息披露负担以及潜在的价格影响。有利的市场环境可以带来发行窗口,而市场动荡则可能使窗口骤然关闭。因此,发行人需要在等待更优融资条件与赶在市场状况恶化之前落实资金之间作出权衡,尤其是在现有债务即将到期时。

二级市场交易与市场流动性

二级市场交易使投资者能够调整投资组合,而无须发行人偿还或重新发行证券。投资者卖出证券的原因可能是获得了新信息、风险承受能力发生变化、需要现金,或投资授权有所调整。这种交易能力使期限较长的证券也能适应投资者较短的个人投资期限,从而支持长期融资。不过,可交易并不意味着流动性有保障。一种证券即使在法律上可以转让,也可能难以在不大幅让价的情况下迅速卖出。

不同金融工具和司法管辖区的交易安排各不相同。许多上市股票通过电子订单簿交易,买卖订单按照既定的优先规则进行撮合。债券交易通常更依赖交易商和双边协商,尽管电子平台的使用范围也在扩大。一些交易场所采用定期集合竞价,另一些则允许连续交易。证券交易所可以制定上市要求、运营交易系统并监督会员行为,但上市证券也可以在其他场所交易。因此,市场结构也涵盖了交易所、其他交易场所、交易商及场外交易之间的关系。

流动性有多个维度。买卖价差衡量买入报价与卖出报价之间的差额。市场深度指在接近现行价格的水平上能够成交的数量,而市场韧性则指买卖订单失衡后,价格和可交易数量恢复的速度。这些维度未必同步变化:报价价差很窄,可供交易的数量却可能很少。交易商通过持有证券库存来满足即时交易需求,但也要求获得补偿,以弥补库存风险、运营成本以及与信息更充分的对手方交易的潜在风险。因此,交易成本既取决于证券本身,也取决于交易时的市场条件。

卖空和证券借贷可以支持交易与价格发现。卖空者借入证券后将其卖出,随后再设法买回,以归还出借方。这种交易涉及价格上涨、抵押品以及能否持续借到证券等风险。更广泛地说,当许多投资者同时希望卖出,或中介机构减少风险承担时,流动性就可能恶化。此时,价格不仅反映对未来偿付的预期,也反映交易的紧迫程度。资产贱卖可能通过压低市场估值,将困境传导给其他持有人,即使这些持有人最初并不需要卖出。

清算、结算、托管与抵押品

达成交易协议本身并不意味着证券和资金的转移已经完成。清算负责确定并核对交易各方的义务,结算则通过最终划转履行这些义务。中央证券存管机构维护证券账户,支持簿记划转,从而替代了大量实物证券凭证的处理工作。托管机构将投资者接入这套基础设施,并负责处理股息、利息、投票信息及公司行动。这些服务往往不如交易活动引人注目,但所有权转移在法律上的确定性和操作上的可靠性,是投资者信心和市场参与的根基。

中央对手方可以介入交易双方之间,在符合条件的交易中,成为每一卖方的买方、每一买方的卖方。通过净额结算,它可以减少参与者需要结算的义务数量或金额。它还通过成员准入标准、抵押品、违约基金及其他资源管理交易对手风险敞口。中央清算改变的是风险的分布,而非消除风险:风险敞口集中到一家机构,因此,该机构的治理、财务资源和恢复安排就显得尤为重要。并非所有证券交易都采用中央清算,不同市场的清算模式也各不相同。

券款对付将证券划转与相应的资金划转相挂钩,降低一方已交付证券而另一方未付款的风险。结算周期规定了从交易达成到结算完成的预期间隔。2024年5月,美国将大多数适用证券交易的结算周期从两个营业日缩短为一个营业日,通常称为T+1。缩短周期减少了未结算风险敞口累积的时间,但也压缩了交易分配、资金筹措、外汇兑换和差错更正的可用时间,对跨境投资者而言尤其如此。

抵押品和保证金用于保护参与者,使其免受交易对手违约造成的损失。初始保证金用于应对特定期间内风险敞口的潜在变化;变动保证金则随着头寸重估而进行价值划转。抵押品折扣是对资产的认可价值作出折减,以计入价格不确定性或变现成本。证券还通过回购协议市场流转,在这一市场中,出售证券并约定回购可提供有担保融资。这些安排将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联系起来。在市场承压时,保证金要求上升和抵押品价值下降可能迫使参与者出售资产,使原本旨在保护单个交易对手的机制转变为向整个金融体系传导压力的渠道。

估值、收益与资本成本

证券估值将当前支付的价格与不确定的未来现金流联系起来。对于支付金额固定、采用单一恒定折现率的债券,一个基本表达式为

P=∑t=1TCt(1+y)t+F(1+y)T,P=\sum_{t=1}^{T}\frac{C_t}{(1+y)^t}+\frac{F}{(1+y)^T},

其中,PP 为价格,CtC_t 为时点 tt 的票息支付额,FF 为到期偿还的本金,yy 为每期收益率。更精细的模型会对不同日期采用不同的折现率,并明确纳入违约或嵌入式期权的影响。该公式说明,支付金额固定的债券,其价格与要求收益率呈反向关系。

收益率曲线描述某一特定类别金融工具在不同期限上的收益率。其形态反映了市场对未来短期利率的预期、期限溢价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债券价格还受到信用风险、市场流动性、税收和合约条款的影响。久期概括了债券价格对收益率变动的敏感程度;当收益率小幅平行变动时,修正久期给出如下近似关系:

ΔPP≈−DmodΔy.\frac{\Delta P}{P}\approx-D_{\mathrm{mod}}\Delta y.

这是一种局部近似,并非适用于大幅变动的精确规律。凸性反映了久期未能涵盖的部分曲率,而带有嵌入式期权的证券,其价格反应可能随预期行权行为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股权估值更难确定,因为股东获得的是剩余分配,且这种分配可能无限期延续。现金流折现模型估计未来可向投资者分配的款项或可供投资者获取的现金流,并采用经过风险调整的折现率。相对估值法比较不同企业的市盈率等指标,但需要谨慎考虑会计处理差异、增长前景和风险。估值倍数低本身并不能证明价值被低估。同样,成长中的企业即使目前尚未盈利,也可能拥有较高估值,不过这种估值必然取决于对其最终创造现金能力的预期。

投资组合理论将要求收益率与各项投资风险之间的相互作用联系起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将一种均衡关系表述为

E(Ri)=Rf+βi(E(Rm)−Rf),E(R_i)=R_f+\beta_i\bigl(E(R_m)-R_f\bigr),

其中,贝塔系数衡量某项资产的收益率对市场投资组合收益率的敏感程度。这一模型建立在严格的假设之上,并不保证实际收益;实证研究还考察了其他风险因子以及实际情况对模型预测的偏离。对于发行人而言,投资者要求的收益率决定了资本成本。因此,即使预期经营现金流保持不变,利率、通胀预期和风险溢价的变化仍可能改变项目估值与融资决策。

信息、治理与投资者权利

资本市场交易涉及对未来收益的索取权,而投资者在购买时无法直接观察这些收益。发行人通常比外部投资者更了解自身的经营状况,因此可能产生逆向选择。获得资金后,管理者可能采取有利于自身却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动,从而产生道德风险。这些问题可能提高投资者要求的回报率,甚至使本来值得开展的融资完全无法实现。信息披露、核验、合同保护以及可依法执行的权利,有助于提高承诺的可信度,但无法消除商业活动固有的不确定性。

公开证券市场通常要求定期公布财务报表,披露重大事件,以及所有权和治理方面的信息。资产负债表反映某一时点的财务状况,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则从不同角度反映一段时期内的经营表现。会计准则有助于提高可比性,外部审计则在规定范围内提供鉴证。但两者都不能证明某项证券的定价合理,也不能保证一家公司不会倒闭。此外,资产价值、预计负债或未来义务等项目涉及估计,这意味着即使账目在形式上符合规范,仍然需要加以解读。

公司治理决定公司内部如何配置权力与落实问责。董事会监督管理层,股东行使规定的表决权,债权人则依靠合同保护和破产清偿中的优先顺位。治理问题因所有权结构而异。在股权分散的公司中,相对于分散的股东,管理者可能拥有相当大的自主裁量权。在股权集中的公司中,控股股东与中小投资者之间则可能发生利益冲突。因此,关联交易、表决权不平等以及公司商业机会的分配,可能与高管薪酬或董事会构成同样重要。

信息还会通过分析师、投资者、信用评估和交易融入价格。有效市场假说区分不同的信息集和市场有效程度,为考察价格在多大程度上充分反映可得信息提供了分析框架。它并不意味着价格绝不会剧烈变动,也不意味着每一次估值都正确。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研究过度自信、注意力有限以及其他系统性行为模式如何影响决策。市场有效性研究还必须考虑衡量异常收益与选择正确基准模型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难题。在实践中,可靠的信息和有效的治理能够改善价格发现的条件,却无法确保价格毫无偏差。

监管、金融稳定与危机机制

资本市场监管有几个不同的目标:保护投资者免受欺诈和不当行为的侵害,促进公平有序的交易,改善信息披露,以及限制对金融稳定的威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不同的工具。发行规则规范证券的销售方式;行为规则约束中介机构及交易活动;审慎要求则着眼于受监管机构抵御财务冲击的能力。在美国,成立于1934年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承担联邦证券监管的核心职责。其他司法管辖区则由证券监管委员会、中央银行、政府部门和专门监管机构分担相关职责。

维护市场诚信的规则通常涵盖内幕交易、市场操纵、误导性陈述和利益冲突。其具体定义和执法标准各不相同。交易场所可采用波动性中断机制、价格涨跌幅限制或全市场熔断机制来应对异常情况。这些措施可以为信息处理和业务协调争取时间,但无法决定证券的基本面价值,也不能消除损失。监管还必须兼顾传统交易所之外的活动,包括交易商市场、投资基金、私募发行和数字化销售渠道。

金融不稳定往往源于财务杠杆、流动性错配和风险敞口相关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借贷会在资产价值上涨时放大收益,也会在资产价值下跌时加剧损失。如果机构以短期负债为长期或难以出售的资产融资,一旦融资方撤回资金,就可能被迫变现资产。开放式基金也可能面临类似问题:投资者可以迅速赎回,但投资组合中的资产却无法以同样的速度出售。此时,各机构为降低风险敞口而采取的个体理性行为,可能压低价格、触发追加保证金要求,并引发更多机构抛售。

2007—2009年的危机通过抵押贷款相关证券、短期批发融资以及相互关联的金融机构,展现了这些联系。危机后的改革包括扩大标准化衍生品的中央清算、加强交易报告,以及依据巴塞尔协议框架提高银行资本和流动性要求。监管关注范围也扩大到影子银行和系统性风险。2020年3月的严重市场动荡表明,即便是政府债券市场,也可能承受严峻的流动性压力。因此,宏观审慎政策着眼于整个金融体系内的相互作用,而不是假定只要逐一评估的各家机构都足够稳健,就能保证市场稳定。

国际资本市场与跨境融资

国际资本市场使发行人能够从本经济体以外的投资者处筹集资金。跨境融资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境外投资者购买境内证券、在离岸市场发行债券,或在多个司法管辖区上市。这些安排不同于外国直接投资,后者涉及持久的投资关系,并对企业具有重大影响力。国际证券投资通常侧重于可交易的金融债权或权益,而非经营管理控制权。这一区别对于国际收支核算、投资者行为以及金融状况的传导渠道都十分重要。

跨境参与可以扩大投资者群体、支持更大规模的发行,并分散对国内经济冲击的风险敞口,但也会带来汇率风险和法律风险。一家以本币取得收入、却背负美元计价债务的企业,在本币贬值时,其以本币计算的债务负担就会上升,除非相关风险敞口得到抵消或对冲。以本币借款能够减少这种特定的币种错配,但无法阻止外国投资者撤资。通过衍生工具进行对冲会改变风险敞口的形式与分布,同时也可能带来额外的抵押品需求或再融资需求。

国际融资深受全球货币与金融状况的影响。主要经济体的利率变化会改变新兴市场证券的相对吸引力,以及外币借款的成本。由于美元在国际金融中发挥着广泛作用,美元融资条件尤为重要。投资组合再平衡、汇率波动以及风险认知的变化,都可能导致资本流动突然逆转。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外币负债、期限错配以及国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都可能带来危险,不过各受影响经济体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

跨境市场还面临法律与监管体系分散的问题。破产程序、预提税、投资者资格、信息披露标准以及结算安排,都可能阻碍原本类似的交易。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等机构开展的国际合作,涵盖监测、标准制定与监管协调等领域。欧洲联盟为跨国家司法管辖区整合市场的努力提供了一个重要范例,但其成员国在税收、破产法和金融结构方面仍存在差异。市场一体化能够改善市场准入与风险分担,但当冲击跨境传播时,协调应对措施也因此变得更加重要。

市场发展与技术变革

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仅是设立交易场所。一个运转良好的市场需要可依法执行的权利、可信的信息、可靠的结算机制、合适的金融工具,以及能够评估并持有这些工具的投资者。政府债券发行可以提供基准收益率,并支持抵押品市场的发展,但发行不规律或存量债务结构分散可能妨碍流动性。企业发行证券需要有足够多符合条件的企业,以及愿意承担经营风险的投资者群体。小型经济体可能长期面临规模制约,因此,相比在国内逐一建立全套机构,采用区域性基础设施或开放跨境市场准入可能是值得考虑的替代方案。

金融发展与经济表现之间的关系取决于这些配套条件。具有深度的市场可以增加融资选择,改善风险配置,但仅凭交易量并不能证明储蓄得到了生产性利用。投机活动或交易技术的变化可能推高证券交易量,却未必带来企业投资的相应增长。因此,衡量市场发展时,需要区分市场规模、可及性、效率和稳定性。中小企业能否获得融资尤为重要:即便成熟的大型发行人拥有充足的融资渠道,上市成本、信息问题和分析师覆盖不足,仍可能使中小企业通过公开市场融资得不偿失。

数字技术改变了订单的提交、撮合、监控和结算方式。电子平台降低了部分搜寻和沟通成本,而算法执行可以将大额订单拆分,在不同时间和交易场所执行。高频交易利用自动化系统,对市场信息和订单流迅速作出反应;其影响取决于交易策略和市场状况,而非仅仅取决于速度。数字化销售渠道可以扩大市场参与范围,但低成本的市场准入并不能消除投资风险。随着各类机构日益依赖相互连接的系统和共同的技术服务商,运营韧性、网络安全、数据质量以及对自动化控制措施的监督变得越来越重要。

代币化是另一个正在探索的领域,即在分布式账本或其他数字基础设施上记录证券或相关权益。它可能为转让、记录保存或可编程交易提供新的安排,但其本身并不能解决所有者的法律身份、相关权利的可执行性等问题,也不能免除可靠现金结算的必要性。传统证券的数字化表示还必须与不赋予持有人对发行人现金流索取权的加密资产加以区分。它们对市场的意义取决于法律设计、互操作性、流动性和运营可靠性,而不只是所采用的记录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