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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资产救助计划

不良资产救助计划是美国财政部于2008年设立的救助举措,旨在通过投资、担保和住房援助稳定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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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是美国财政部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及之后实施的一系列紧急金融救助计划。该计划依据《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设立,最初授权财政部购买不良资产或为其提供担保,总额上限为7,000亿美元。实施重点很快转向收购金融机构的股权,同时增设其他项目,为信贷市场、汽车制造商、一家保险公司以及陷入困境的房主提供支持。

不良资产救助计划是联邦政府应对危机的核心举措之一,但并不涵盖全部金融救助行动。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紧急贷款、联邦存款担保范围的扩大,以及政府对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接管,均有各自独立的法律授权。不良资产救助计划的独特作用在于,通过投资、贷款、担保和援助,动用财政部资金并承担相应风险,以增强金融机构的稳健性,防止信贷活动进一步受阻。

该计划包含多种不同的经济安排:预期能够收回资金的投资、旨在恢复信心的担保,以及不以收回资金为目的的住房支出。因此,该计划的历史既涉及金融市场的稳定,也涉及公共部门承担的风险、问责、借款人援助以及危机损失分配等问题。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起源与立法授权

不良资产救助计划出台的背景是抵押贷款业务、证券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状况在2007年至2008年间加速恶化。美国住宅抵押贷款违约增多,导致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及其他与住房相关的金融工具价值下跌。由于这些证券被广泛持有,而且往往难以估值,相关损失动摇了市场对银行及其他中介机构资产负债表的信心。金融机构因无法可靠评估交易对手的风险敞口,开始不愿向其放贷。

问题既涉及流动性,也涉及偿付能力。一家机构可能持有能够持续产生收益的资产,却无法筹得履行眼前支付义务所需的现金;也可能因亏损而导致资产价值低于负债。危机期间,这两种情况很难区分。被迫出售资产可能压低市场价格,使其他机构蒙受进一步损失,并加剧金融传染。高财务杠杆则放大了资产价值相对较小的变动所带来的影响。

2008年9月的一系列事件使金融动荡骤然加剧。9月6日,房利美和房地美被联邦政府接管。9月15日,雷曼兄弟申请破产;9月16日,美联储向美国国际集团(AIG)提供紧急援助。雷曼兄弟倒闭造成的相关损失,使储备主要基金未能维持通常每份1美元的价格,加剧了投资者从货币市场基金撤资的势头。由此产生的压力波及金融机构和普通企业所依赖的短期融资。

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和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寻求国会给予广泛授权,以实施金融稳定计划。政府最初的提案着重于从金融机构购买问题抵押贷款相关资产。2008年9月29日,众议院以228票反对、205票赞成否决了最初的法案。经过修订后,参议院于10月1日以74票赞成、25票反对通过法案,众议院则于10月3日以263票赞成、171票反对通过。乔治·W. 布什总统于当天签署法案。

最终出台的《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设立了不良资产救助计划,并在财政部下设金融稳定办公室,负责管理该计划。该法立即授予财政部2,500亿美元的购买权限,规定了追加1,000亿美元权限的机制,并要求剩余3,500亿美元权限的启用须经过国会审查程序。该法的目标包括恢复流动性与稳定、保护纳税人利益、帮助民众保有住房,以及促进经济增长。这些目标相互关联,却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在决定优先采取哪些干预措施时,政策制定者面临艰难取舍。

法律设计及从资产购买转向资本注入

该计划的名称反映了其最初的重点,即从金融机构中剥离不良资产。原则上,购买抵押贷款相关证券可以用现金替换价值不确定的资产,降低损失的不确定性,并恢复功能已严重受损的市场中的交易。不过,这一做法面临估值难题。按照当时低迷的市场价格收购,可能迫使参与机构确认损失,从而削弱其资本;而以明显更高的价格收购,则可能将纳税人的利益转移给出售资产的机构。

这一矛盾体现了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问题。金融机构通常比政府更了解自身持有的资产,也有动机以对自身有利的条件出售资产。此外,一些证券交易稀少,因此实际成交价格未必能可靠地反映其内在价值。在危机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为大量性质各异的资产设计拍卖机制需要时间。如果证券的收购价格接近其账面价值,资产购买也不会自动增加可用于吸收损失的资本。

财政部转而利用法律对金融工具的宽泛定义,购买银行股权。注资可以增强机构吸收损失的能力,而无须政府逐一评估每项不良证券的价值。简单来说,银行资本是资产价值与债权人索偿权之间的缓冲。扩大这一缓冲可以增强信心,减轻出售资产或收缩贷款的压力。但这并不保证银行会立即扩大信贷:贷款需求、借款人资质、预期损失和监管要求同样重要。

资本与流动性资金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中央银行可以接受合格的抵押品并发放贷款,以缓解暂时的现金短缺,但贷款也会产生偿还义务。股权投资则能增加资金资源,而不产生相应的优先债权。因此,不良资产救助计划是对美联储最后贷款人职能的补充,而非替代。财政部承受投资损失的能力,使该计划承担了不同于传统央行贷款的风险承接职能。

7000亿美元的授权额度是法定权限的上限,并非即时支出,也不是对纳税人最终损失的估计。财政部承诺投入的金额低于这一额度,最终通过不良资产救助计划下的各项目实际拨付约4435亿美元。2010年7月颁布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将授权额度降至4750亿美元,并限制设立新的举措。不良资产救助计划作出新资金承诺的权限于2010年10月3日到期,但此前已设立的项目此后仍继续拨付资金、接收还款并处置投资。

银行资本重组与资本购买计划

资本购买计划按资金拨付规模计算,是不良资产救助计划中规模最大的单项举措。该计划于2008年10月14日公布,最初拟拨出至多2500亿美元,投资于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美国财政部最终向707家机构投入约2049亿美元。首批参与者包括九家大型金融机构,其中一些是已宣布合并交易的参与方。这些机构最初获配的资金总计1250亿美元,表明这项干预措施旨在稳定整个银行体系,而不只是针对其中最薄弱的机构。

对于大多数参与机构,财政部购买的是高级优先股,前五年的年股息率为5%,此后为9%。在股息分配和清算偿付顺序上,优先股通常优先于普通股,但仍次于债权人的债权。财政部通常还会获得认股权证,使其能够以指定价格购买普通股。这些认股权证让纳税人有机会分享机构复苏带来的收益,避免政府提供紧急支持后,所有收益仍归现有股东所有。某些类型机构适用的条款有所不同。

这一设计力求兼顾多个目标。标准化条款便于迅速执行,也使各项交易更容易相互比较。后期提高股息率,意在鼓励机构在条件允许时偿还资金。认股权证则为公共资金承担的风险提供补偿。同时,购买优先股而非普通股,通常限制了财政部在常规表决中的作用,并使日常经营管理仍由私人部门掌握。联邦银行监管机构负责审核申请,但机构的状况可能在获得资金后发生变化。

部分机构还获得了资本购买计划以外的额外支持。花旗集团和美国银行除先前获得的资本注入外,还分别通过定向投资计划获得200亿美元。另有一项安排,为花旗集团一组指定资产提供损失保障,财政部、美联储和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各自承担不同职责。这些干预措施反映出当局的担忧:规模庞大且关联广泛的机构一旦陷入困境,可能扰乱更广泛的支付系统和信贷市场。

2009年的监管资本评估计划通常被称为银行压力测试,它有助于推动银行体系有序摆脱对紧急资本支持的依赖。联邦监管机构在不利经济情景假设下,对19家大型银行控股公司进行了评估,并认定其中十家需要补充资本。这些测试本身并非不良资产救助计划的一部分,但与财政部的资本兜底安排相互配合。公开披露估算的资本需求、随后通过私人市场筹集资本,以及监管机构批准偿还资金,共同推动建立了更为规范的退出程序。

随着市场状况改善,大型机构普遍较快地偿还了资金。较小的机构往往在计划中停留更长时间,财政部最终通过拍卖和其他交易处置剩余持有权益。尽管对个别机构的投资出现亏损,资本购买计划的总回收金额仍超过投入金额,其中包括股息和认股权证收益。这一财务结果反映的是财政部投资组合的表现;它本身并不能说明该计划促成了多少额外贷款。

恢复证券市场与私人信贷

不良资产救助计划还支持了家庭和企业在传统银行贷款之外获取融资的市场。危机前,证券化已成为汽车贷款、信用卡应收账款、学生贷款及其他信贷的重要融资手段。当投资者撤出资产支持证券市场时,贷款机构失去了一个主要融资来源。由于连接贷款机构与投资者的市场机制失灵,即使信用状况相对良好的借款人,也可能面临融资渠道收窄或融资成本上升的问题。

应对措施之一是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简称TALF。该工具于2008年11月宣布设立,并于2009年3月启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向购买合格资产支持证券的合格投资者提供贷款,不良资产救助计划则为该工具提供信用保护。这一结构降低了投资者面临的融资风险,推动投资者重新增加对以消费者贷款和企业贷款为支持的证券的需求。合格抵押品的范围随后逐步扩大,纳入了某些商业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TALF说明,衡量金融救助的规模,不能简单地将所有已宣布工具的额度相加。财政部承诺提供的是一层损失保护,而美联储提供的是贷款资金。不良资产救助计划最初为该工具承诺的信用保护额度为200亿美元,后来随着预期风险敞口下降而有所缩减。相关财政风险取决于实际贷款额、抵押品价值、借款人投入的资金以及损失,而不只是公布的最高放贷额度。TALF最终未给不良资产救助计划造成损失。

2009年3月宣布的公私合营投资计划,则更直接地回到了处理不良资产这一最初目标。该计划中实际运作的存量证券部分,将私人资本、财政部股权投资和财政部债务融资结合起来,组成由私人投资管理人管理的基金。这些基金购买符合条件的既有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私人投资者共同分享收益并承担损失,政府融资则扩大了基金的购买能力。财政部最终通过该计划拨付了约186亿美元。

这种公私合营结构试图利用私营部门的专业知识和激励机制,帮助功能受损的市场形成价格。管理人负责挑选资产,并与财政部一道投入私人资金,从而减少对政府直接挑选个别证券的依赖。不过,公共融资影响了风险的分配,也可能影响投资者愿意支付的价格。因此,该计划引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在恢复交易的同时,避免给予参与投资者过多优惠。

这些举措针对的是金融中介的不同环节。银行资本计划增强金融机构的实力;TALF通过证券市场支持新增贷款;公私合营投资计划则支持对既有不良证券的需求。这些举措的规模和实施时间各不相同,而市场复苏也反映了美联储的行动、担保措施、经济预期的变化,以及私营部门资产负债表的调整。不能仅仅因为某项工具与某个市场的复苏发生在同一时期,就机械地将该市场的复苏归因于这一项工具。

对美国国际集团和汽车业的援助

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的援助范围并不限于传统银行,因为这场危机暴露了与金融体系相联系的机构和行业的脆弱性。美国国际集团(AIG)是其中尤为重要的一个案例。该公司经营着规模庞大的保险业务,同时也通过证券借贷和金融产品承担了大量风险敞口,其中包括对债务证券提供担保。资产价值下跌,以及追加抵押品的要求,引发了严重的融资危机。由于该公司与众多金融机构存在业务联系,其无序倒闭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联邦政府对AIG的援助始于2008年9月,由美联储率先实施,当时TARP尚未设立。随后,随着救助方案的调整,财政部通过TARP进行了投资。TARP向AIG拨付的资金总额约为678亿美元。援助过程涉及所持证券类型的调整、资产出售、债务偿还,以及最终出售政府持有的普通股。2012年12月,财政部出售了其剩余的AIG普通股。

核算AIG援助的财务结果时,需要格外谨慎,因为联邦援助并非仅通过单一渠道提供。单独计算,TARP对AIG的投资产生了亏损;但就范围更广的AIG整体援助方案而言,财政部和美联储公布的合计回报为正。财政部持有的部分股份是通过TARP以外的安排取得的。因此,关于AIG整体干预措施是否盈利的说法,不能与关于TARP项下AIG投资回报的说法混为一谈。

对汽车业的干预则源于不同的情况。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面临汽车销量暴跌、大规模重组需求,以及难以获得私人融资等困境。2008年12月,在一项单独的汽车业救助法案未能获得国会批准后,布什政府宣布利用TARP提供过桥融资。此后,奥巴马政府将重组作为提供进一步援助的条件。克莱斯勒和通用汽车分别于2009年4月和6月进入破产程序,通过政府支持的交易,将主要经营性资产转入重组后的公司。

财政部的汽车业融资计划共拨付约797亿美元。援助对象不仅包括汽车制造商,还包括汽车金融公司及相关项目。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GMAC,后更名为Ally Financial)尤为重要,因为经销商融资和消费信贷都会影响汽车销量。重组安排改变了所有权结构、债权、劳资协议、经销商网络以及公司的运营结构,并未让危机前的每一项金融债权或合同关系都原封不动地延续下来。

财政部最终从汽车业援助计划中收回约705亿美元;在未按其他会计口径调整的情况下,现金缺口约为92亿美元。政府于2013年出售了剩余的通用汽车股份,并于2014年完全退出对Ally Financial的持股。这项干预旨在防止汽车业在严重的经济衰退期间无序崩溃,因为其影响可能波及供应商、经销商以及各地区的劳动力市场。财务回报与更广泛的经济影响是两项不同的衡量指标:两者都不能直接证明,如果没有政府支持,情况会如何发展。

房贷救助与防止止赎

住房援助在运作机制和预期财务回报方面,都与不良资产救助计划的投资项目不同。用于支持房贷修改或其他房主援助的款项,通常属于支出,而非预期能够收回的投资。其宣示目标包括减少本可避免的止赎、提高房贷的可负担性,以及减轻家庭和社区遭受的损害。这些目标也关系到贷款机构和投资者的利益,因为止赎可能带来高昂的法律费用、房产损失和时间上的延误。

其中的主要举措是住房可负担贷款修改计划,简称HAMP,于2009年作为“住房可负担计划”的一部分推出。其核心机制是调整房贷条款,使符合条件的借款人更容易负担还款。在最初的框架下,一项标准目标是将每月房贷还款额降至借款人月总收入的31%。在遵守计划规则和投资者限制的前提下,贷款服务机构可以降低利率、延长还款期限,并采取暂缓偿还部分本金的措施。

HAMP向房贷服务机构、投资者和借款人提供财务激励。一项重要的筛选工具,是比较修改贷款与不修改贷款两种情况下预期所得款项的净现值。这反映了贷款服务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止赎未必是财务上最有利的结果,但分散的合同安排、行政管理限制和激励机制,可能阻碍对各方都有利的贷款修改。不良资产救助计划试图通过拨付款项改变这种利弊权衡,同时推动采用标准化程序。

计划实施过程中遇到了操作层面的困难。贷款服务机构必须核实收入、处理文件、与借款人沟通,并在将试行贷款修改转为永久安排之前,负责试行期间的管理。一些借款人从试行方案转入了永久贷款修改安排;另一些则不符合资格、未能完成必要步骤,或在之后再次违约。HAMP最终促成了约170万笔第一顺位抵押贷款的永久修改。这一数字反映的是计划完成的业务量,而非永久避免止赎的数量,因为借款人后续的情况各不相同。

其他住房举措则针对HAMP最初设计未能充分涵盖的问题,包括与第二顺位抵押贷款有关的援助、卖房所得不足以清偿贷款的短售等止赎替代方案,以及本金减免激励措施。2010年设立的“重灾区基金”向失业或房价下跌影响严重的各州住房金融机构提供资金。参与州制定了多种方案,例如为失业房主提供临时还款援助、帮助拖欠还款的房主补缴欠款以恢复贷款正常状态,以及其他因地制宜的措施。该基金最终获拨96亿美元。

并非所有联邦房贷救助都属于不良资产救助计划。涉及房利美和房地美持有或担保贷款的项目,即使采用了相关的贷款修改标准,也可能通过独立的资金安排运作。同样,再融资举措也不等同于由财政部出资的贷款修改援助。在比较支出总额或受助家庭数量时,这些界限十分重要。住房援助的成效还取决于就业状况、房价、贷款服务机构的表现、房贷债权归属,以及借款人的欠款是否超过其房屋价值。

监督、限制与政府退出

由于不良资产救助计划在紧急情况下授予了政府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国会为此设立了多种监督机制。美国政府问责局负责审查计划的执行情况和内部控制。国会监督小组负责审视计划的战略、交易及其影响。相关法律还设立了不良资产救助计划特别监察长办公室,通常简称为SIGTARP,承担审计和调查职责。这些机构各有职权,使财务报告、政策评估和刑事调查能够分别开展。

财政部发布了交易报告和财务报表,并制定了监控其投资的程序。监督内容包括受助对象的遴选依据、证券估值、利益冲突的处理,以及住房援助计划的成效。由于早期实施进度迅速,完整记录和透明度尤为重要。标准化的投资条款降低了部分交易成本,但公共部门仍需证明,其决策符合法定资格条件,并维护了政府的财务利益。

高管薪酬成为监管的一个重点领域。2008年的法律对受助机构设定了限制,2009年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又扩大了相关要求,涉及奖金、离职补偿以及部分薪酬的追回。财政部出台了实施细则,其中包括对获得特别援助的企业开展薪酬审查的安排。具体规定取决于支持的形式和时间,而相关限制通常在对政府的相应偿付义务尚未履行完毕期间持续适用。

调查还涉及不良资产救助计划受助机构及申请机构的行为,包括欺诈和虚假陈述。执法结果必须与对计划设计的评价区分开来。针对某一受助机构的刑事起诉,并不能证明所有受助机构都有类似行为;同样,偿还资金也不能消除有关某家机构合规或管理情况的所有疑问。审计、执法和经济评估衡量的是公共问责的不同方面。

退出投资需要在尽快收回资金、维护金融稳定和保障纳税人利益之间取得平衡。立即清算可能使账面亏损变为实际损失,或削弱仍在重建资本的机构。等待退出则可能使政府承受额外的市场风险,并延长公共持有股权的时间。财政部通过接受偿还、协商交易、公开发售股票、出售认股权证以及拍卖等方式减少持有的资产。银行监管机构也会评估相关机构在偿还后能否维持充足资本,从而影响部分偿还的时间安排。

因此,报告成本时必须区分几个概念。最初的授权额度、承诺投入金额、实际拨付金额、尚未收回的投资和最终成本并不等同。随着计划接近完成,财政部报告称,相对于约4,435亿美元的拨付资金,计划存续期内累计回收资金约为4,255亿美元。两者约180亿美元的差额只是现金流的比较,并非对经济成本的全面衡量。管理费用、政府融资成本,以及收付款项的时间和风险,都需要另行处理。因此,采用现金流折现法并进行风险调整的预算估算,可能与简单的收入减支出计算得出不同结果。

经济学解读与制度影响

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主要经济学依据是,在相互关联的金融体系中,机构倒闭可能造成超出直接涉事机构范围的损失。一家银行收缩贷款或迫于压力出售资产,可能使借款人和其他资产持有者的处境进一步恶化。这些影响属于外部性,也就是机构在自身决策中未充分考虑的后果。危机期间,各机构出于自保而采取的行动,叠加起来可能加剧价格下跌、资金撤出和信贷收缩。

资本支持和担保旨在阻断这些动态过程。改善资产负债状况可以增强债权人的信心,减少被迫出售资产的情况,并为确认损失和机构重组争取时间。对证券市场的支持意在恢复那些已无法正常运作的融资渠道。住房援助计划则针对另一种传导机制,试图缓解还款困难,并避免止赎带来的部分成本。这些干预措施并不以所有受援企业在危机前都具备稳健的经济基础为前提。

与之相伴的担忧是道德风险。如果债权人、管理者或投资者预期政府未来会提供保护,他们就可能承担比原本愿意承担的更大风险。公共援助还可能使特定机构获得其他机构无法取得的资本,从而影响竞争。优先股股息、认股权证、管理层更换、重组要求和薪酬限制,都是用来要求受援方承担成本或使政府获得补偿的机制。但这些机制的存在,并未消除市场对未来救助的预期这一更广泛的问题。

评估成效涉及一个反事实情境:如果没有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经济会沿着怎样的路径发展。这一路径无法直接观察。此外,该计划实施的同时,美联储也采取了非常规贷款措施、降息和资产购买行动,另有存款担保、财政刺激以及私营部门的自发调整。因此,干预后市场状况的改善,并不能单独揭示该计划在因果关系上的贡献。研究方法包括比较受援与未受援机构、考察市场对政策公告的反应,以及建立金融困境传播模型,但每种方法都依赖一定假设,也都面临样本选择问题。

分配问题同样有别于总体层面的稳定效果。支持一家金融机构,可能以不同方式惠及其债权人、存款人、员工、借款人和交易对手,而原有股东则可能面临股权稀释或损失。住房抵押贷款援助面向特定的合资格借款人,而非所有受到房价下跌影响的家庭。汽车业重组改变了投资者、员工、供应商和政府之间的权益安排。总体资金回收数据无法说明收益和负担究竟如何在这些群体之间分配。

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也是随后经济规制领域中金融监管变革的背景之一。《多德—弗兰克法案》建立了监测系统性风险和处置某些大型金融公司的新机制,危机后的资本与流动性标准则力求增强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这些改革在法律上独立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一组措施用于应对已经发生的紧急情况,另一组措施则旨在改变今后应对金融困境的规则。在评估金融稳定究竟源于临时性的公共支持、持久的制度变革,还是两者的相互作用时,这一区别仍然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