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是美国政府的独立机构,为参保银行和储蓄机构中符合条件的存款提供保障。该机构于1933年大萧条期间成立,并于1934年1月1日开始提供存款保险。其核心宗旨是向存款人保证,即使银行倒闭,受保资金仍可支取,从而维持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标准保险额度为:每位存款人在每家参保银行、每一账户所有权类别下的存款,最高受保25万美元。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还对部分机构开展检查和监管,管理由银行业出资的存款保险基金,并通常在参保银行或储蓄机构倒闭时担任接管人。这些职责将对个体存款人的保护与银行体系风险管理联系起来。该机构并不承保银行销售的所有金融产品,也无法防止所有银行倒闭,更不履行由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承担的中央银行职能。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发展历程反映了美国银行业接连经历的变化:20世纪30年代初公众信心的崩溃、储蓄与贷款协会危机、2007—2009年金融危机,以及2023年的区域性银行倒闭事件。其运作框架将法律规定的保险保障与监管、基于风险向银行业征收保费的机制,以及转让或清算倒闭机构的专门程序结合起来。
联邦存款保险的起源与发展
在联邦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之前,存款人通常须自行承担银行无力偿还债务的风险。一家银行持有的贷款和证券,其最终价值可能高于负债总额,却仍可能缺乏足够的可即时动用现金,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提款潮。流动性与偿付能力之间的这种差异,使银行业容易陷入自我强化的危机:对损失的恐惧促使存款人提款,迫使银行出售资产,进而加深公众对该机构的疑虑。
19世纪至20世纪初,各州政府曾尝试建立存款担保机制,但成效参差不齐。若干制度遭受了严重损失,原因在于它们所承保的机构同时受到同一地区农业或经济冲击的影响。这些早期尝试表明,保险制度的设计不仅取决于保费的收取,还取决于监管、风险分散、充足的资源,以及处置无力偿债的成员机构的能力。
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有数千家银行倒闭。银行业危机扰乱了支付系统,使民众无法支取储蓄,并削弱了信贷供给。1933年3月,富兰克林·D. 罗斯福总统宣布全国银行暂停营业,国会则通过紧急措施,规范银行恢复营业的条件。联邦存款保险正是在这一全面重建进程中诞生的,而非一项孤立的改革。众议员亨利·B. 斯蒂格尔是国会中保护小额存款人的重要倡导者。
1933年6月16日签署的《1933年银行法》设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临时保险计划于1934年1月1日启动,最初的存款保障上限为2,500美元。1934年7月1日,这一上限提高至5,000美元。《1935年银行法》确立了永久性制度框架,1950年的《联邦存款保险法》则整合并修订了规范该机构的主要法律条款。存款保险改变了银行倒闭所带来的后果:参保存款人不再一定要等到倒闭银行的资产清算完毕,才能收回保障范围内的资金。
随着名义存款余额增加和金融活动扩大,保障范围也逐步扩展。法定保障上限于1950年提高至10,000美元,1966年提高至15,000美元,1969年提高至20,000美元,1974年提高至40,000美元,1980年提高至100,000美元。这些上调均由立法决定,而非随通货膨胀自动调整。此后的储蓄贷款危机重塑了这一制度框架。1989年,立法撤销了已无力偿债的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并将一个为储蓄机构提供保障的独立基金交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负责。作为临时机构的重组信托公司承担了大部分倒闭储蓄机构的清理工作。这些变化拓展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职责,使其不再局限于最初为商业银行提供存款保险的职能。
法律地位、治理与监管职责分工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是依据联邦法律设立的政府公司,而非由投保人所有的私人保险公司。其保险义务由美国政府的充分信用作担保。不过,在实际运作中,其日常保险业务的资金主要来自向受保机构征收的保费及资金投资收益,而非国会的年度拨款。这一安排意味着,保险保障的法律担保与管理和维持该保障所需资金的常规来源有所区别。
该机构由五人董事会治理。其中三人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建议并同意后任命,包括董事长和副董事长。另外两人分别由货币监理官和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局长依其职务当然担任。联邦法律对同一政党成员在董事会中可占的人数设有限制。董事会在国会授予的权限范围内,制定重大政策、保费征收规则和监管措施,并作出处置决定。
美国的银行监管职责由联邦和州级机关分担。对于依据州法特许设立、已参加存款保险但未加入联邦储备体系的银行,以及依据州法特许设立的储蓄机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是其主要联邦监管机构。美国货币监理署主要监管依据联邦法律特许设立的国民银行和联邦储蓄机构。美联储负责监管州特许会员银行和银行控股公司。州银行监管机关仍承担州级特许所对应的职责,因此形成了监管权限相互交叠、而非完全由联邦监管的体系。
作为存款保险机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关注的范围并不限于由其担任主要监管者的机构。它依法有权获取信息,并可在特定条件下,对其他受保机构开展专项检查,或行使后备执法权。批准投保和终止保险保障也是重要的监管权力。机构的特许资格、联邦储备体系成员资格以及存款保险资格,在法律上是彼此独立的事项,尽管三者经常相互影响。
有几项职责界限值得注意。参加联邦保险的信用合作社由美国全国信用合作社管理局提供保险保障,而非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证券市场监管主要由包括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内的机构负责。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不制定货币政策,不设定联邦基金利率,也不运营美联储的贴现窗口。中央银行紧急贷款与存款保险都能支持银行体系稳定,但前者以合格抵押品为担保提供资金,后者则在受保机构倒闭时保障符合条件的存款债权。
保险保障范围与账户所有权规则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存款保险涵盖受保银行中符合条件的存款,包括支票账户、储蓄账户、货币市场存款账户和定期存单,也涵盖银行签发的某些票据,例如银行本票。保障范围包括截至银行倒闭之日的本金和应计利息,但须受适用的保险限额约束。保险赔付以受保机构倒闭为触发条件,并非针对欺诈、身份盗用、支付纠纷或投资价格波动所致损失的一般性担保。
标准保险限额为每位存款人在每家受保银行的每种所有权类别下享有25万美元保障。这一表述中的每个限定条件都很重要。同一家银行的不同分行不分别享有独立限额,不同品牌也未必代表不同的受保机构。反之,在分别持有银行牌照的受保银行存放的存款,通常各自享有独立保障,即使这些银行隶属于同一家控股公司也是如此。银行合并后,特殊过渡规则可在一段时间内,使原先存放在参与合并的各家机构中的存款继续分别享有保险保障。
同一所有权类别下的账户余额须合并计算。如果某人在同一家银行的个人独有支票账户中存有18万美元,在个人独有储蓄账户中存有10万美元,则该类别的存款总额为28万美元:通常,其中25万美元受保,3万美元不受保。由于法律权益不同,符合条件的不同所有权类别可以获得额外保障。这些类别包括单一所有人账户、联名账户、某些退休账户、信托账户、雇员福利计划账户,以及公司、合伙企业或非法人协会持有的账户。
对于符合条件的联名账户,每位共同所有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联名账户中的权益须合并计算,最高受保金额为25万美元。因此,由两人各持一半权益的合资格账户,合计可享有50万美元的保障,前提是两人在该银行其他联名账户中的权益未占用部分限额。某些退休存款,例如符合条件的个人退休账户存款,与普通单一所有人存款分开汇总计算。信托账户规则于2024年4月1日变更,将可撤销信托和不可撤销信托存款合并为同一保险类别。根据这一规则,所有人的信托存款可按每位符合条件的受益人获得最高25万美元的保障,但每位所有人在同一家银行的保障总额最高为125万美元。
存款保险不涵盖股票、债券、共同基金、年金、人寿保险保单、加密资产或银行保管箱内的物品。因此,货币市场存款账户与货币市场基金在法律上并不相同。通过经纪商或金融科技公司存放的存款,如果满足所有权及记录保存方面的要求,可能获得穿透式保险保障。此类安排并不意味着中介机构本身受到FDIC承保,而且非银行中介机构倒闭,与持有存款的银行倒闭并非同一事件。
存款保险基金与风险定价融资
存款保险基金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履行存款保险义务的资金储备。基金向受保机构收取保费,并获取投资收益,主要来自美国国债。基金资金用于偿付受保存款人,并为依法开展的处置工作提供资金;从倒闭机构资产中收回的款项则用于降低最终成本。因此,基金的账面余额不仅反映现金支出,也反映与机构倒闭有关的预计损失和回收款项。
现行基金由银行保险基金与储蓄机构保险基金于2006年合并而成。尽管商业银行与储蓄机构的业务日益重叠,此前维持两个基金的做法仍保留了两类机构在存款保险上的区分。合并后,两类机构共用一个资金池,为受保银行和储蓄机构提供保障。此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管理的是一个统一的保险基金,而不再按这些历史形成的机构类别分别设置储备。
保费根据风险确定,其目的是向预计会给基金造成更大损失的机构收取更多保费,尽管风险无法事先得到完全准确的衡量。保费核定方法按机构的类型和规模加以区分,并采用监管评估结果与财务指标。对于小型银行,相关指标包括资本充足程度、资产质量、盈利状况和融资特征。大型机构则适用更复杂的评分体系。这些安排将保费定价与信用风险、融资脆弱性以及处置倒闭机构的潜在成本联系起来。
2010年《多德—弗兰克法案》出台后,保费计征基数通常改为平均合并总资产减去平均有形权益,而不再以境内存款为基数。这一变化扩大了计征范围,使其能够更多地涵盖支撑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融资和业务活动。保费费率以基点表示,一个基点等于0.01个百分点。银行缴纳的保费取决于其适用费率和计征基数;如果不知道某一费率适用的基数,就无法正确理解该费率。
衡量基金充足程度的一项核心指标是准备金率:
《多德—弗兰克法案》将法定最低准备金率提高至1.35%。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还将长期目标准备金率设定为2%。两者是不同的概念:法定最低水平规定了恢复准备金率方面的法律义务,而目标准备金率则体现该机构的基金管理目标。即使基金余额没有相应下降,受保存款激增也可能拉低准备金率。严重的机构倒闭事件可能需要提高常规保费、征收特别保费,或动用法定借款权限。向美国财政部借款的权限提供了额外的融资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常规存款保险费用由年度财政拨款承担。
监管、消费者保护与倒闭前干预
存款保险使承保机构面临私人金融机构内部决策所带来的损失风险。因此,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将保险与监管相结合,力求在不安全的经营行为导致机构倒闭之前加以识别。检查人员审查资本充足性、资产质量、管理水平、盈利能力、流动性以及对市场风险的敏感度,这些都是非公开的 CAMELS 评级体系的组成要素。他们既评估各项量化指标,也评估内部控制、公司治理、贷款管理和风险管理的质量。
银行面临的不同风险可能相互强化。贷款过度集中于商业房地产,可能在房地产市场低迷期间造成相互关联的贷款损失。过度依赖未受存款保险保障的存款,可能使资金来源更不稳定。久期较长的固定利率证券在利率上升时,市值可能下跌,即使这些证券仍在按合同约定支付款项。因此,监管分析必须区分预期信用损失与利率风险敞口,并评估一旦存款提取迫使银行出售资产,这两类风险分别可能如何演变为流动性问题。
资本要求在损失与存款人或存款保险基金之间提供了一层财务缓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与其他联邦银行监管机构共同实施资本规则,包括与巴塞尔协议相关的风险资本要求,以及基于财务杠杆的衡量标准。风险加权比率考虑了不同资产之间的差异,而杠杆率则提供了一种对风险敏感度较低的约束。两者都不能全面衡量银行的稳健程度:即便快速提款危机即将爆发,监管资本仍可能显得充足;会计分类也会影响资产价值变动在所报告资本中的体现方式。
1991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确立了及时纠正措施制度,将资本状况类别的逐步恶化与日趋严格的监管限制相挂钩。这些限制可能涉及股息分配、业务增长、管理层薪酬及其他活动。除法定例外情形外,资本严重不足的机构通常须在法定期限内被接管清算或实施保全管理。该制度的目的之一,是减少监管宽容,即在机构状况不断恶化时仍倾向于推迟干预的做法。监管机构还拥有不完全以触及特定资本数值门槛为前提的执法权力。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消费者保护工作包括检查机构是否遵守适用的消费者金融法律、公平放贷要求以及《社区再投资法》。相关职责由其与其他主管机构共同承担;对于属于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监管范围的机构,尤其如此。运营监管还涵盖信息技术、第三方服务提供商和网络安全。银行可以将数据处理或面向客户的服务界面外包,但外包并不免除其合规和稳健运营的责任。这些工作通过纠正可能导致法律相关损失、运营中断或存款人信心流失的薄弱环节,间接保护存款保险基金。
银行倒闭、接管与存款偿付
受保银行倒闭时,负责颁发其银行特许执照的主管机关通常会将其关闭,并指定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担任接管人。在接管过程中,该机构承继银行的权利和责任,接管其资产,核定债权,并按法定清偿顺序分配回收款项。这是一项专门的行政程序,而非普通的公司破产程序。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作为接管人的法律身份,与其作为存款保险机构的公司法人身份相互独立,不过这两项职能在处置过程中往往同时发挥作用。
最常见的处置方式是购买与承接交易。一家经营稳健的机构购买倒闭银行的部分或全部资产,并承接指定负债,其中包括受保存款,有时也包括未受保存款。客户可以通过收购银行重新使用存款,服务中断时间很短,通常下一个营业日即可恢复。收购方可能继续经营原有分支机构,但具体交易的范围各不相同,既可能只是转移存款及部分选定资产,也可能是收购倒闭机构的大部分业务。
如果无法立即出售,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可以设立过桥银行,在寻求较长期解决方案的同时维持业务运转。在其他情况下,该公司会直接偿付受保存款,或将其转至另一家机构办理偿付。联邦法律要求尽快偿付受保存款,但复杂的所有权记录或存在争议的债权,可能延缓某些具体存款余额的核定。因此,能否持续向客户提供存款支取服务,部分取决于机构是否保存了足以准确识别所有权类别及受益权益的记录。
1991年的改革总体上要求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可行方案中,选择给存款保险基金带来成本最低的处置方式。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接受表面报价最高的方案。该公司会比较各方案的预期成本,包括资产回收款项、承接的负债以及其他交易条款。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与收购机构可以通过损失分担协议,分配未来特定损失的承担责任。这类安排有助于转移问题资产,但也使接管人仍须承担这些资产最终表现所带来的部分风险。
损失按法定顺序承担。股东先于债权人承担损失,而根据联邦存款人优先受偿规则,存款债权优先于一般无担保债权。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偿付受保存款余额后,即代位取得存款人对接管财产享有的相应债权。未受保存款人通常会就未获保险覆盖的余额取得债权,并可能随着资产出售或款项收回而获得偿付,但不能保证全额收回。倒闭银行发放的贷款并不会随之消失:借款人仍须履行合同,相关合同可由接管人管理或出售。接管程序可能持续多年,因为即使存款人已恢复正常使用存款,诉讼、贷款催收、资产出售和债权清偿等工作仍可能长期延续。
2007—2009年金融危机与危机后的制度框架
全球金融危机使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同时承受了个别银行倒闭和市场信心广泛崩溃带来的压力。房地产价格下跌、住房抵押贷款信用质量恶化,以及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亏损,削弱了许多机构的实力。融资市场变得动荡不安,而问题资产又使潜在买家难以对濒临倒闭的银行进行估值。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2008年处置了25家参保机构,2009年处置了140家,2010年处置了157家。这表明,即使最严重的市场恐慌已经过去,银行倒闭潮仍在持续。
华盛顿互惠银行于2008年9月倒闭,按资产规模计算,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参保存款机构倒闭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通过一项收购与承接交易,将其银行业务转让给摩根大通,未给存款保险基金造成损失。这一案例表明,规模极大的银行业务有时也能迅速转让,但前提是有买家愿意接手。其他银行倒闭案,尤其是房地产风险敞口高度集中的银行倒闭案,给基金造成了重大损失,并需要长期开展资产管理工作。
2008年10月,美国国会将标准存款保险限额从10万美元临时提高至25万美元。2010年,《多德—弗兰克法案》将这一较高限额永久化。此外,一些独立的临时计划为特定交易账户提供了额外保障。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临时流动性担保计划包括债务担保计划和交易账户担保计划,前者面向符合条件的新发行高级无担保债务,后者面向符合条件的无息交易账户。这些计划针对的是常规存款保险框架以外的融资和支付账户问题;它们属于应急措施,并非为银行所有负债提供永久保障。
危机也暴露了复杂金融集团处置机制的局限。参保银行可能只是某家控股公司的一个子公司,而该控股公司旗下还可能设有证券经纪交易商、衍生品业务部门和海外业务机构。处置银行并不意味着其母公司或关联机构也会自动得到处置。因此,《多德—弗兰克法案》第二编设立了有序清算机制,在作出特定法定认定后,可将其适用于某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公司。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这一框架下担任接管人,但该机制在法律上独立于普通参保银行的接管程序,采用的融资结构也不同。
《多德—弗兰克法案》还要求特定大型金融公司提交处置计划,通常称为“生前遗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美联储负责审查这些计划,计划须说明如何依据《破产法》处置公司,同时避免对金融稳定造成严重冲击。针对控股公司,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制定了“单一入口”策略,即由母公司层面承担损失,同时让仍具持续经营能力的运营子公司继续运作。此类规划旨在应对法律实体结构的复杂性、跨境协调以及关键服务的连续性等问题。这并不意味着每家大型机构都能获得救助保证,也不意味着普通存款保险的保障范围涵盖其股东和债券持有人。
2023年银行倒闭事件与系统性风险例外
2023年3月,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倒闭,使未受保存款和现代银行挤兑的速度再次受到关注。硅谷银行于3月10日被关闭,签名银行则于3月12日被关闭。两家银行对未受保存款的依赖程度都异常高,且客户群体持有大量与经营活动相关的存款余额。在硅谷银行,长期限证券敞口与利率上升、融资压力以及高度集中的储户网络相互作用。
这次危机的形成机制不同于单纯的贷款违约潮。收益率上升导致现有固定利率证券的市场价值下降。为满足提款需求而出售此类资产,可能使账面亏损转为实际亏损;原本旨在增强资本实力的公告,反而可能加剧担忧。数字银行服务使客户能够迅速发起大额提款,而相互联系的储户之间的信息交流又加快了这一过程。这一事件表明,即使许多底层证券的预期信用损失很低,资金来源集中和利率风险也可能引发危机。
2023年3月12日,财政部长根据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董事会和美联储理事会的建议,并在征询总统意见后,批准对这两家机构适用系统性风险例外。如果依法认定,遵守通常的最低成本要求将对经济状况或金融稳定造成严重不利影响,而拟采取的行动能够避免或减轻这些影响,这一例外便允许偏离该要求。两家银行的所有储户均获得保护,包括存款超过标准保险限额的储户。股东未获保护,部分无担保债权人也未获保护。
这一行动并未提高适用于所有银行的法定存款保险限额。它是针对具体个案行使紧急处置权,而非从法律上普遍担保每一笔未受保存款。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设立了过桥机构,随后安排出售两家银行的大部分业务和资产。存款保险基金因依据系统性风险例外保护未受保储户而产生的损失,须通过特别征费予以弥补。2023年通过的征费方案主要以各机构估算的未受保存款额为依据,并设置扣除项,将每家银行集团的首50亿美元从计征基数中扣除。
第一共和银行于2023年5月1日倒闭,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安排将其存款及几乎全部资产转让给摩根大通。这三起倒闭事件再次引发争论:存款保险应继续设定赔付上限,还是应扩大对企业支付账户的保障,抑或更普遍地扩大保障范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于2023年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考察了有限保障、无限保障和定向保障三种方案,并指出,为企业支付账户提供额外保护可能是一项有益的选择。这类分析本身并未改变法律。这一事件凸显了常设存款保险承诺、酌情采取的紧急干预措施,以及市场对政府未来行动的预期三者之间的区别。
经济影响、激励机制与国际意义
存款保险旨在解决金融中介所固有的协调问题。银行以客户可以迅速提取的负债,为期限较长或流动性较低的资产融资。即使储户认为一家银行的基本面稳健,只要预期其他人会抢先提款,也可能选择提款。可信的保险承诺降低了参与挤兑所能获得的好处,对于存款余额完全处于保障限额内的家庭和企业而言尤其如此。因此,即使尚未发生任何保险赔付,这种保障也能发挥稳定机构的作用。
同样的保障也会带来道德风险。由于受保存款不会因银行倒闭而遭受损失,受保储户监督银行放贷、杠杆水平或融资结构的动力便会减弱。银行因而可能以未能充分反映其风险的条件获得资金。按风险厘定的保费、资本要求、监管以及业务活动限制,部分目的就是抵消这一影响。这些保障措施分别针对问题的不同方面:保费为预期损失定价,资本提供吸收损失的资源,监管则约束那些风险可能尚未体现在财务比率中的经营行为。
有限保障让大额储户仍承担风险,从而保留一定的潜在市场约束作用。然而,这种约束并不完善。储户可能缺乏评估复杂银行所需的专业知识或信息,这正是信息不对称的一种表现。他们也可能面对不确定性时采取集体行动,而不是仔细区分不同机构。未受保存款在正常情况下可能显得稳定,却会在承压时突然流出。因此,政策上的权衡并非只是在全面保障与信息完全充分的私人监督之间作选择,还涉及信息不充分、行为的相关性,以及信贷和支付中断所带来的社会成本。
存款保险还与系统性风险以及通常所说的大而不能倒问题相互关联。如果债权人预期,大型机构倒闭造成的冲击会触发非常规救助,就可能在为其负债定价时,认定保障范围超出了明文规定的保险范围。这种预期可能削弱市场约束,并影响大型机构与小型机构之间的竞争。可信的处置程序力求将关键服务的持续运行与投资者债权及权益的保全区分开来。例如,保障交易账户可以继续使用,并不一定需要保护倒闭银行的股东或管理层。
在国际层面,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影响了存款保险制度的设计,并通过国际存款保险机构协会参与合作。制度设计中的常见问题包括强制参保、资金筹措安排、保障限额、赔付速度、公众认知,以及存款保险机构获取监管信息的权限。各国存款保险机构的职能有所不同:有的主要负责赔付受保存款,有的还拥有广泛的处置权。跨境银行业务使情况更加复杂,因为母公司、分行和子公司可能分别受不同国家的规则约束。因此,有效合作需要明确受保存款的保障责任、共享信息,并就如何处理业务横跨多个司法管辖区的集团倒闭作出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