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是美国于2010年7月21日为应对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而颁布的一部联邦法律。该法由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签署,重组了金融监管体系,加强了对衍生品和大型金融机构的监管,设立了新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并为那些一旦倒闭便可能威胁金融稳定的金融公司建立了特别清算程序。该法案在国会的主要发起人是康涅狄格州参议员克里斯托弗·多德和马萨诸塞州众议员巴尼·弗兰克。
该法针对金融危机暴露出的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可能在整个金融体系中蔓延的风险,二是对个别产品、机构及商业行为的监管存在的缺陷。全法共十六编,涵盖的议题包括银行资本、住房抵押贷款审批、信用评级、高管薪酬、举报人奖励,以及某些矿产的相关信息披露等。该法并未以单一监管机构取代现有监管体系,而是在既有机构之间重新划分职责,并设立了若干新机构。
《多德—弗兰克法案》既是一部法律,也是一整套庞大的配套实施规则的基础。其实际效果取决于监管机构制定的规章、监管决定、法院判决及后续修法。2018年《经济增长、放松监管与消费者保护法》调整了其中一些重要的门槛和要求,但并未废除其核心制度框架。
起源、立法通过过程与法律框架
金融危机暴露出传统银行监管范围之外的薄弱环节。抵押贷款被打包成证券,通过短期借款融资,并分散到银行、投资公司、保险公司和投资基金手中。住房相关资产的损失动摇了市场对金融机构的信心,而这些机构的债务又通过借贷、证券交易和衍生品相互关联。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以及联邦政府向美国国际集团提供援助,表明普通吸收存款银行以外的机构陷入困境,也可能冲击更广泛的金融体系。
当时的监管职责分散在多个机构,各机构的法定职责和监管方式不尽相同。一些金融活动可以转向监管要求较低的机构或产品,这种做法通常被称为监管套利。与此同时,联邦层面的消费者保护职责也分散在银行监管机构及其他主管机关之间。危机还暴露出一项制度缺口:受保存款银行已有专门的处置程序,而其母公司及许多非银行金融公司只能适用普通的破产程序。
奥巴马政府于2009年6月公布了一项金融改革提案。众议院于2009年12月通过其主要改革法案,参议院则于2010年5月通过了自己的版本。两院协商委员会协调了两个版本的分歧。2010年6月30日,众议院以237票赞成、192票反对通过协商委员会报告;7月15日,参议院以60票赞成、39票反对通过该报告。最终法案成为第111-203号公法。该法的通过与此前应对危机的措施一脉相承,但在法律上彼此独立;此前的措施包括授权设立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
最终立法将机构改革与对现行法律的详细修订相结合。第一编涉及金融稳定;第二编确立有序清算权限;第七编重构衍生品监管;第十编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第十四编改革抵押贷款业务。其他各编涉及保险、信用评级、投资者保护、支付基础设施及各类信息披露要求。该法还将联邦存款保险的标准保额永久提高至25万美元,适用于每位存款人在每家受保银行、每一账户所有权类别下的存款。
许多条款要求监管机构界定技术术语、制定豁免规定,并确定合规时间表。因此,法律的颁布并不意味着所有要求都会在同一天开始实施。一些法律变更很快生效,而涉及抵押贷款、衍生品和银行交易业务的重要规则,则历经数年才完成制定并付诸实施。这一制度设计使行政法和跨机构协调成为该法实施的核心。
金融稳定机构与监管重组
第一编设立了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由财政部长担任主席。拥有表决权的成员包括联邦主要金融监管机构的负责人,以及一名具有保险专业知识的独立成员。无表决权的参与者包括州级监管体系的代表和若干支持性机构的负责人。委员会的职能包括识别金融稳定面临的威胁、协调监管应对措施,以及弥补监管空白。
其中一个核心概念是系统性风险,即某家机构、某个市场或金融基础设施陷入困境,可能严重损害整个金融体系运行的风险。规模固然重要,但并非唯一需要考虑的特征。相互关联的债权债务关系、对不稳定融资来源的依赖、关键服务难以替代,以及组织结构的复杂性,都可能使一家机构的倒闭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一家承担关键清算职能的小型机构,可能带来不同于规模更大但关联程度较低的企业的风险。
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可以指定某些非银行金融公司接受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监管,并对其适用强化审慎标准。法定程序要求获得当时在任且拥有表决权的成员三分之二的赞成票,其中必须包括财政部长的赞成票。这种指定并不会将保险公司或投资公司变为银行,而是使被指定公司受到额外的并表监管框架约束。根据第八编,委员会还可以将金融市场公用设施以及某些支付、清算或结算活动认定为具有系统重要性。
《多德—弗兰克法案》在财政部内设立了金融研究办公室,通过数据收集、标准化和研究,为金融稳定分析提供支持。该办公室旨在解决监管中反复出现的一个问题:各机构可能了解自身管辖范围内的企业,却缺乏对整个金融体系风险敞口的一致认识。法案还设立了联邦保险办公室,负责监测保险业,并履行特定的联邦及国际层面的职能。法案并未以一个综合性的联邦保险监管机构取代各州保险监管专员。
法案撤销了储蓄机构监管局,将其职责主要移交给货币监理署、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这一举措减少了一个联邦监管机构,但保留了由多个监管机构并存、联邦与州均可颁发银行特许执照的整体体系。因此,这次重组是选择性的,而非全面性的:证券、商品、银行、保险和消费者保护监管在机构设置上仍彼此独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则提供协调机制,而非自行行使全部监管权力。
强化监管、资本与压力测试
《多德—弗兰克法案》旨在降低大型金融机构陷入困境后引发全系统危机的可能性。第165条要求美联储为适用机构制定强化审慎标准,涵盖风险资本、杠杆、流动性、风险管理、集中度限额、处置计划及银行压力测试。原法一般将这一框架适用于合并资产总额至少为500亿美元的银行控股公司,以及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指定的非银行金融公司。后续立法调整了这一以资产规模为依据的适用框架。
资本与流动性分别应对不同的脆弱性。资本为损失提供缓冲:一家公司的权益资本越多,在负债超过资产之前,就越能承受更大幅度的资产价值下跌。流动性则关乎公司能否按期付款,即便其资产无法立即以合理价格变现。具有偿付能力的机构,可能因短期债权人拒绝续作融资而倒闭;流动性充足的机构,也可能因资产损失过大而资不抵债。因此,强化监管既关注资产负债表的抗风险能力,也关注融资结构。
压力测试评估金融公司在假设的不利条件下可能有何表现。测试情景可包括严重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房地产价格下跌和金融市场冲击。监管机构据此估算损失、收入和资本可能受到的影响,而不是将情景当作经济预测。《多德—弗兰克法案》为监管机构开展的压力测试和公司自行开展的压力测试提供了法律依据,不过,具体的测试频率、适用门槛和信息披露要求后来均经过立法与监管规则的调整。
该法案的资本条款还包括以参议员苏珊·柯林斯命名的《柯林斯修正案》。该修正案为特定机构设定了最低杠杆资本要求和风险资本要求,并限制对大型控股公司采用比受保存款机构更宽松的合并资本标准。此外,第165条要求适用机构建立并维持风险管理机制,包括在规定情形下设立风险委员会。这些要求将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纳入审慎监管,而非认为资本比率可以完全替代对组织治理的监督。
不应将《多德—弗兰克法案》与巴塞尔协议三框架等同起来。巴塞尔协议三是由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制定的一套国际银行业标准,而《多德—弗兰克法案》是美国的国内法律。危机后,两者的实施过程有所交叠,部分措施的目的也相近,但其法律渊源不同。在评估实施成效时,这一区别十分重要:2010年以后银行抗风险能力的变化,是《多德—弗兰克法案》、国际资本与流动性改革、监管举措、市场压力以及公司自身风险管理调整共同作用的结果。
处置规划与有序清算
该法案的核心目标之一,是使大型金融公司的倒闭能够得到妥善处置,而不必依赖金融危机期间采用的那些紧急措施。其应对方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提前规划如何依据一般破产法律处置倒闭公司,以及为特殊情况设立专门的行政清算制度。这些措施旨在解决通常所说的“大而不能倒”问题,即当局可能因一家公司的无序倒闭会给其他主体带来难以承受的损失,而感到不得不为其提供支持。
根据第165(d)条,适用该条规定的公司必须向美联储和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提交处置计划,通常称为“生前遗嘱”。计划须说明,当公司陷入严重财务困境或倒闭时,如何依据《破产法典》对其进行迅速、有序的处置。编制此类计划,需要厘清各法律实体、关键业务、融资安排、运营依赖关系,以及转让或逐步终止业务所面临的障碍。监管机构可以要求公司纠正计划中的缺陷,并可依照规定程序提出额外要求,或要求剥离业务或资产。
法案第二编设立了有序清算权,适用于某些金融公司:如果不采取这一机制,其倒闭就会对美国金融稳定造成严重不利影响。启动该机制,须由指定机关依法作出认定并提出建议;它并非在金融公司资不抵债时就会自动启用的替代程序。视公司类型不同,参与提出建议的监管机构也有所不同。财政部长在与总统磋商后作出决定;对于公司不同意接受处置的情况,法律规定了司法介入程序。
在这一框架下,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担任接管人,可以转移资产和负债、设立过桥金融公司,并维持有序结束经营所必需的业务运作。法律要求股东和债权人依照其规定承担损失,并规定撤换对公司状况负有责任的管理层。法律还设立了旨在避免纳税人承担清算损失的机制。财政部可通过有序清算基金提供临时融资,并设有偿还机制,包括在必要时征收特别费用。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随后制定了“单一入口”策略,即从集团最上层的控股公司着手处置,同时让具备持续经营能力的经营性子公司继续运作。这是一种实施策略,而非法律规定的唯一方法。其有效性取决于是否有充足的损失吸收资源,以及能否在结构复杂的集团内部调配支持资源。跨境业务还会带来更多困难,因为外国监管机构可能会保护当地资产,或适用各自的破产规则。因此,处置规划既涉及本国法律赋予的权限,也涉及国际合作。
沃尔克规则与对银行业务活动的限制
第619条通常被称为沃尔克规则,限制银行实体开展特定的交易和投资活动。该规则以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的名字命名,在遵循法定例外和监管定义的前提下,原则上禁止自营交易,并限制银行实体与对冲基金及私募股权基金的关系。其基本理由是:享有存款保险保障并可使用央行融资工具的机构,在主要为自身账户承担某些交易风险时,应受到限制。
自营交易并不等同于银行买卖证券的所有交易。银行及其关联交易商也会为了服务客户、维持做市所需的证券库存、承销证券、对冲风险及管理流动性而开展交易。该法允许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开展其中若干类活动,也对特定政府债务工具及其他交易作出了豁免。因此,在实施过程中,监管机构需要区分被禁止的持仓行为与获准开展的业务活动;如果只看单笔交易,两者可能十分相似。
这一区分对做市业务尤为重要。交易商可以暂时持有证券,使客户不必等到另一名具有相反交易需求的客户出现,就能买入或卖出。这类库存使交易商面临价格波动风险,但这种风险敞口并不必然意味着,建立该头寸主要是为了进行自营投机。因此,监管框架会考察活动性质、合理预期的客户需求、风险限额、薪酬安排以及合规体系。同样,用于降低风险的对冲活动必须与可识别的风险相关联,而不能仅仅把投机头寸冠以对冲之名。
受限基金条款针对的是银行实体在符合监管定义的基金中持有的所有权权益,以及与这些基金之间的某些关系。“受限基金”是一个法律类别,并非所有集合投资工具的统称。相关规则设有排除条款和豁免条款,并允许在规定限度内开展特定的基金设立、发售和投资活动。由于法定定义涉及多种金融结构,这些条款的实施不仅影响了传统对冲基金,也影响了需要更细致监管规定的证券化结构和投资安排。
五家联邦机构于2013年12月通过了首套最终实施细则,现有业务活动的主要合规期限为2015年7月,部分投资则获准延期。此后的修订调整了合规义务、交易账户条款以及对受限基金的监管安排。2018年的立法将部分规模较小的银行机构排除在该规则的适用范围之外。与历史上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框架所实行的业务分离不同,沃尔克规则并未普遍禁止银行集团开展证券承销或交易商业务,而是在仍可提供多种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内部,按业务活动类型划定界限。
衍生工具市场、清算与报告
第七编重构了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尤其针对在传统交易所之外交易的互换合约。危机前,许多互换属于双边合约,公开报告有限,监管力度也参差不齐。这些合约的复杂性、交易对手风险敞口以及抵押品要求,都可能使风险在机构之间传导。该法案旨在提高这些市场的透明度,并降低主要参与者违约所带来的风险。
监管职责主要由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分担。CFTC负责监管其管辖范围内所界定的互换,包括许多利率类、商品类及宽基信用类工具。SEC则负责监管证券型互换,包括以单一证券或窄基证券指数为标的的工具。混合型互换需要两家机构协调监管。这种分工沿用了商品监管与证券监管之间的既有界限,而没有为所有衍生工具设立统一的监管机构。
该法案要求,在监管机构作出必要认定后,特定的标准化互换必须通过中央对手方清算。清算机构介入交易双方之间,成为每个卖方的买方、每个买方的卖方,并通过初始保证金、变动保证金、会员要求及其他财务资源管理违约风险。清算可以减少部分双边风险敞口,并实现多边净额结算,但并不能消除风险。相反,它将重要的风险管理职责集中于清算机构,因此,清算机构自身的韧性和恢复安排至关重要。
对于既受清算要求约束、又适用交易要求的互换,除非符合豁免条件,交易通常必须在交易所或互换执行设施上进行。向互换数据存储库报告,使监管机构能够掌握交易和头寸信息;公开发布规定的交易数据,则在遵守发布时间和匿名性规则的同时,提高价格透明度。该法案还对互换交易商和主要互换参与者引入了注册登记及业务行为义务,并由相关主管机关实施资本和保证金要求。
并非所有互换都必须进行中央清算。符合资格的非金融终端用户,若使用互换对冲或缓释商业风险,在满足相关条件时可以适用法定例外。航空公司对冲燃油成本的做法,体现了商业风险管理与交易商金融中介业务之间的区别。跨境交易的处理始终是实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一笔交易可能涉及多个司法管辖区的企业、分支机构、客户和清算安排。因此,监管机构必须处理替代合规、外国监管制度以及美国监管要求的适用范围等问题,而不能假定将交易转移至境外就能消除其在美国境内的风险。
消费者金融保护与抵押贷款改革
第十编设立了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将多部联邦消费者金融法律所规定的规则制定职责集中于该局。其核心职能包括发布规则、监督受其管辖的企业、调查违法行为、执行适用法律以及受理消费者投诉。该局于2011年7月21日开始行使移交给它的主要职权。尽管出于特定的机构安排,该局设在联邦储备体系内,但其制度设计旨在确保它独立履行法定职责。
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监督权限涵盖资产超过100亿美元的银行、储蓄机构和信用合作社,以及这些机构的相关关联企业。该局还监督特定类别的非银行服务提供商,包括抵押贷款公司、发薪日贷款机构和私人教育贷款机构,并可通过制定规则,对其他消费者金融市场中规模较大的参与者实施监督。规模较小的存款类机构,其遵守联邦消费者金融法律的情况通常仍由各自的审慎监管机构检查。因此,职责的移交并不意味着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成为所有服务提供商的直接检查机构。
该局的一项重要实体监管权力涉及不公平、欺骗性或滥用性的行为或做法,通常简称为UDAAP。其中,“滥用性”是法律对既有消费者保护框架作出的一项重要补充。它针对的是特定形式的行为,包括妨碍消费者理解,以及利用消费者缺乏理解、无力保护自身利益或对服务提供商的合理信赖来不合理地牟利。这些权力与规范信贷信息披露、债务催收、平等信贷机会等事项的专门法律并行适用,并不意味着该局拥有监管所有金融产品或设定一切金融价格的不受限制的权力。
第十四编涉及抵押贷款的发放与承贷审核。其偿还能力条款通常要求,债权人在发放适用的住宅抵押贷款时,必须以合理、善意的方式认定借款人具有偿还能力。实施规则列明了应考虑的因素,包括收入或资产、相关情况下的就业状况、抵押贷款相关偿付义务、其他债务以及信用记录。“合格抵押贷款”规则为满足特定条件的贷款提供明确的法律保护,但合格抵押贷款资格并不代表政府担保贷款不会违约,也不意味着该贷款适合每一位借款人。
其他条款限制那些会激励贷款发起人引导借款人选择成本更高贷款的薪酬安排,加强对某些高成本抵押贷款借款人的保护,并对估价和贷款存续期服务作出规定。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还推行了整合式抵押贷款披露表格,将《诚实信贷法》与《房地产结算程序法》的要求合并;其中,《贷款估算表》和《贷款交割披露表》于2015年开始使用。这些改革将消费者保护与金融稳定联系起来:宽松的承贷审核和误导性的贷款条款不仅会损害个别家庭的利益,也会增加贷款机构和投资者之间具有相关性的信贷损失。
投资者保护、证券市场与公司信息披露
《多德—弗兰克法案》扩大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证券市场和公司治理方面的职责,着手解决信用评级、投资顾问监管、资产证券化、高管薪酬及执法等方面的薄弱环节。这些规定并非全都直接限制银行业风险;其中许多规定旨在改善投资者可获得的信息,或调整上市公司和金融中介机构内部的激励机制。
该法案加强了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包括对内部控制、利益冲突以及评级表现和评级方法的信息披露提出要求,并在SEC内部设立了信用评级办公室。法案还要求联邦机构审查各自的监管规定,删除其中要求依赖信用评级的特定条款,代之以适当的信用状况评估标准。其目标是减少对评级的机械依赖,而非禁止投资者使用评级。评级仍然只是私人机构作出的评估,并不构成对金融工具安全性的保证。
在证券化方面,第941条要求制定监管规定,原则上要求发起人保留资产支持证券至少5%的信用风险,同时允许豁免,并规定具体的合规方式。这项政策旨在使组合证券化资产的企业与承担这些资产表现风险的投资者具有一致的利益取向。完全以合格住宅抵押贷款作为支持的抵押贷款证券化交易享有法定豁免,具体通过监管规定落实。因此,风险保留要求并未对所有证券化交易施加完全相同的经济义务。
该法案还改变了对私募基金顾问的监管方式。它取消了部分顾问此前适用的一项宽泛豁免,增加了注册和报告要求,同时保留或新设了针对特定类别的豁免,包括某些风险投资基金顾问和规模较小的私募基金顾问。监管机构通过PF表等规则获取信息,以协助保护投资者和监测系统性风险。顾问完成注册,并不意味着联邦政府认可其所管理基金的投资策略,也不意味着承诺投资者不会遭受损失。
针对上市公司的规定包括:就高管薪酬举行不具约束力的股东投票、对薪酬委员会提出要求、披露首席执行官薪酬与员工薪酬中位数的比率,以及强制要求制定薪酬追回政策。SEC于2022年通过了落实上市公司薪酬追回要求的最终规则。此外,该法案还在SEC设立了举报奖励计划:符合资格的个人若自愿提供符合条件的原创信息,在属于该计划适用范围且达到法定门槛的执法案件中,可获得实际收取的金钱制裁款项的10%至30%作为奖励。该法也规定了反报复保护,但这些保护的确切范围受到诉讼判例的影响。
支付、保险与专项披露条款
《多德—弗兰克法案》的若干重要内容,并不属于其最广为人知的银行业和衍生品改革。其中,第1075条《德宾修正案》要求美联储监管适用该条款的发卡机构收取的借记卡交换费,使其相对于规定的交易成本保持合理且成比例的水平。交换费是在银行卡网络内部支付的费用,用于在商户的收单银行与发卡机构之间分配收入。它不同于商户为受理银行卡支付而可能承担的全部费用。
实施细则最初将适用机构的交换费上限设定为每笔交易21美分加交易金额的0.05%;符合欺诈防范要求的合格发卡机构还可额外加收1美分。资产少于100亿美元的发卡机构不受这一法定交换费限制的约束。该修正案还涉及支付网络排他性安排以及商户对交易路由的选择权。这些条款关注的是支付系统中的竞争和成本分配,而非发卡银行的资本充足状况。
第八编建立了一个框架,用于加强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市场公用设施以及某些支付、清算和结算活动的监管。这类基础设施或许鲜为零售客户所知,却是资金和证券转移不可或缺的环节。即使最初的运营问题只发生在一家机构,其引发的中断也可能导致众多机构无法结清债务。一旦被认定具有系统重要性,相关设施或活动就须遵守更严格的风险管理标准和监管安排,从而将运营韧性与该法案更广泛的金融稳定目标联系起来。
保险条款的范围较为有限,并非由联邦政府全面接管保险监管。除设立联邦保险办公室外,该法案还纳入了《非认可保险与再保险改革法》。其条款涉及各州对超额及剩余险的征税和监管,以及再保险监管的若干方面。联邦保险办公室获得了信息收集、监测、国际保险事务和某些特定保险协议方面的规定权限,而各州仍在保险公司的许可审批和监管中发挥核心作用。
该法案的专项企业披露要求包括有关冲突矿产的第1502条,以及有关资源开采发行人付款的第1504条。冲突矿产条款涉及锡、钽、钨和黄金,其披露义务取决于这些矿产的用途,以及它们是否可能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或其邻国。该条款并非全面禁止从这些国家购买矿产。第1504条涉及在石油、天然气或矿产的商业开发过程中向政府支付的特定款项。这两项条款均需制定大量实施规则,也都曾遭遇诉讼或立法干预,表明一部金融改革法律如何同时成为推行透明度要求的载体,并对国际商业活动产生影响。
实施、修订、诉讼与评估
该法案的实施需要多个管辖权限相互交叉的监管机构制定大量规章。有些措施必须由相关机构联合采纳,另一些则取决于先行明确相关定义,或建立报告及交易基础设施。合规期限往往根据机构规模、业务活动或产品类别分阶段设定。因此,仅统计某一时点已完成的规章数量,并不能反映法案中有多少内容已在经济活动中实际生效:一项规章可能涉及一个重要市场,而另外数项规章可能只涉及范围较窄的程序性要求。
影响最为重大的法律修订是《经济增长、监管放松与消费者保护法》,由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2018年5月24日签署。该法将自动适用第165条强化监管标准的一般资产门槛从500亿美元提高至2500亿美元,同时设置过渡条款,并保留美联储对资产规模在1000亿至2500亿美元之间的公司适用这些标准的权力。该法还调整了压力测试要求,在其他若干领域放宽监管,并豁免某些规模较小的银行实体遵守沃尔克规则。这些变更并未废除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衍生品清算要求或有序清算框架。
此后,监管机构根据资产规模、跨司法管辖区业务、非银行资产以及对短期批发融资的依赖程度等因素,对审慎监管要求作出差异化调整。由此形成的框架按类别区分公司,而不是将每一项要求统一适用于所有大型银行。2023年3月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倒闭,促使各界重新审视差异化监管、监管实践、流动性管理、利率风险与未投保存款之间的关系。这些事件并不能证明,存在一个可归因于某一部法律或某一次修法的单一原因;官方审查发现,监管和银行自身均存在多方面不足。
法院裁决也改变了该法案的实际运作方式。在“塞拉律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诉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案”(2020年)中,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法律对总统罢免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单一局长所设的限制违反了分权原则。法院将该限制条款从法律中剥离,而非认定整个机构无效。在“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诉美国社区金融服务协会案”(2024年)中,法院驳回了依据宪法拨款条款对该局资金筹措机制作出的质疑。在“数字房地产信托公司诉萨默斯案”(2018年)中,法院裁定,举报人必须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举报,才有资格获得《多德—弗兰克法案》举报人反报复条款的保护。
评估该法案时,需要区分其宣示的目标与可衡量的结果。更高的资本缓冲、更广泛的中央清算、更多的交易报告,以及更加正式化的处置规划,都是金融结构和监管方面可以明确识别的变化。衡量这些变化的益处时,也必须考虑合规成本、市场流动性可能发生的变化,以及推动业务转向监管较少渠道的激励因素。实证研究难以构建可信的反事实情景,因为《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实施与危机后的经济复苏、国际监管改革、技术变革及货币政策转向同时发生。非银行机构杠杆、清算机构韧性、易遭挤兑的短期融资以及跨境处置等问题,仍是检验这一框架覆盖能力的具体课题,并不会仅因法案颁布就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