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协定是两个或多个税收管辖区依据国际法订立的协议,用于协调各自税制的适用。大多数税收协定是双边协议,涵盖对所得征收的税种,有时也涵盖对财产征收的税种。协定分配跨境所得的征税权,规定消除双重征税的方法,并确立行政合作和争议解决程序。现代税收协定还旨在防止逃税以及不当享受协定优惠。税收协定通常对国内法规定的税收加以限制或协调,而不是独立创设纳税义务。
目的与范围
跨境活动可能使同一笔所得同时面临不同税收制度下的征税主张。一个管辖区可能因为所得取得者是其居民而对该所得征税,另一个管辖区则可能因为所得来源于其境内而征税。
例如,一家位于某国的居民公司可能通过设在另一国的分支机构赚取利润。居民国可能对该公司的全球所得征税,而分支机构所在国则对其在当地赚取的利润征税。如果没有消除双重征税的措施,两国就可能对同一笔所得征税。
税收协定通过明确以下事项来处理这种征税权重叠:
- 协定适用的人员和税种。
- 如何确定协定意义上的居民身份。
- 特定所得可由来源地管辖区、居民管辖区征税,还是双方均可征税。
- 来源国征税受到哪些限制。
- 居民管辖区必须如何消除协定允许产生的双重征税。
- 税务机关如何交换信息和解决分歧。
规定某项所得“可以在”某一管辖区“征税”的条款,通常是允许该管辖区对该所得征税,并不一定排除另一管辖区的征税权。规定某项所得“仅”在某一管辖区征税的条款,通常赋予该管辖区独占征税权,但仍须受协定中其他适用条款的约束。
大多数综合性协定涉及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有些协定也涵盖财产税。遗产税、继承税或行政协助事项可能另由专门协议处理。综合性所得税协定通常不适用于增值税、关税或社会保障缴款,不过,信息交换条款的适用范围可能比协定中所得征税权分配规则的适用范围更广。
历史发展与协定范本
现代税收协定随着跨境商业活动的扩展和各国所得税制度的发展而形成。20世纪20年代,国际联盟推动了有关国际双重征税的研究工作,并于1928年形成了协定范本。
此后,出现了两个影响尤为深远的框架:
- 《经合组织税收协定范本》,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制定。其重要前身《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草案》于1963年发布。
- 《联合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范本》,于1980年在联合国主持下首次发布。
这两个范本都为谈判提供了模板,但都不会自动对各国具有约束力。实际协定是谈判的结果,其条文可能与范本存在较大差异。
经合组织范本通常更侧重居民国征税,而联合国范本则在若干领域为来源国保留更广泛的征税权。当谈判双方之间的投资流量不对等时,这一区别尤为重要。
范本注释是具有重要影响的解释辅助资料。其法律分量因法律制度和具体情形而异,尤其是在注释于协定缔结后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居民身份与协定优惠资格
协定居民身份
享受协定优惠通常以符合协定定义、属于一个或两个缔约管辖区的居民为前提。居民身份通常取决于是否因住所、居所、管理机构所在地或其他类似联系而负有纳税义务。仅在某一管辖区取得所得,通常不足以确立协定居民身份。
同一人可能依据两国的国内法同时被认定为居民。因此,协定设有双重居民身份判定规则,也称加比规则。
对个人而言,这些规则通常依次考察永久性住所、重要利益中心、习惯性居处和国籍,必要时再由双方主管机关协商确定。对公司及其他实体,处理方式各有不同:有些协定采用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标准,另一些则要求主管机关通过相互协商确定其居民身份。
对于合伙企业、信托、税收透明实体、养老基金及免税实体,居民身份规则可能更为复杂。其待遇取决于协定和相关国内法。
享受优惠的条件
仅有居民身份,未必就有资格享受所有协定减免。某些条款还要求所得取得者是该所得的受益所有人。当取得者充当代理人、名义持有人或通道时,这一要求可能限制其享受优惠,但其确切含义取决于适用的法律框架。
许多协定还包含适用范围更广的反滥用条件。这些条件用于区分符合资格的跨境安排与为获取违背协定宗旨的优惠而设立的架构。
征税权的分配
税收协定将所得划分为不同类别。所得分类决定适用的征税规则;并不存在一项适用于所有国际所得的统一规则。
营业利润与常设机构
一项常见的协定规则规定,只有外国企业通过设在一国的常设机构在该国开展经营,该国才可对该企业的营业利润征税。此时,来源国可以对归属于该常设机构的利润征税。
常设机构通常指具有足够实质性的经营存在,往往是办公室、工厂或分支机构等固定营业场所。根据具体协定,通过非独立代理人开展活动、持续时间超过规定期限的建筑工程,或在特定条件下提供服务,也可能构成常设机构。
并非所有当地活动都会构成常设机构。协定可能对某些准备性或辅助性活动作出排除规定,但须以协定的具体措辞和反碎片化规则为准。
子公司不会仅因被外国母公司持有,就自动成为母公司的常设机构。子公司自身的利润通常作为独立企业的利润征税。
股息、利息与特许权使用费
协定通常允许居民国对股息和利息征税,同时允许来源国在一定限度内征税。协定规定的税率上限,往往会降低跨境支付原本应承担的预提税。
特许权使用费的待遇差异很大。有些协定将其征税权专属赋予居民管辖区,另一些则允许来源国征收预提税。相关定义也各不相同,包括对设备使用款项、软件相关款项和技术服务的处理。
协定规定的上限并不是国际统一税率。其适用可能取决于持股比例、持有期限、收款人身份或其他条件。如果国内法规定的税负低于协定允许的水平,协定通常并不要求该国提高税负。
其他所得
常见条款还涉及:
- **不动产:**土地和建筑物所得通常可以在财产所在地征税。
- **财产收益:**征税权取决于资产类型;不动产以及价值主要来自不动产的股份,往往适用特别规定。
- **受雇所得:**征税通常取决于受雇活动的实际履行地点;短期停留的免税例外须同时满足若干条件。
- **退休金与政府服务:**专门条款可能根据付款类型、居民身份、国籍或付款政府来分配征税权。
- **国际海运与航空运输:**通常由特别规则分配符合条件的营运利润的征税权。
- **其他所得:**兜底条款涵盖其他条款未作规定的所得。
受雇所得条款有时被概括为“183天规则”,但实际停留时间只是可能适用的条件之一。雇主身份以及报酬是否由常设机构负担也可能影响处理结果,而且各协定采用的计算期间并不相同。
消除双重征税
法律性双重征税与经济性双重征税
法律性双重征税是指多个管辖区对同一纳税人在同一期间取得的同一笔所得征税。税收协定主要处理这一形式的双重征税。
经济性双重征税是指同一项基础所得在不同纳税人手中被重复征税。例如,先对公司利润征税,再对向股东分配的利润征税;或关联公司之间的利润分配认定不一致。协定处理部分经济性双重征税,但并不涵盖其所有形式。
免税法与抵免法
采用免税法时,居民管辖区将特定境外所得排除在其税基之外。不过,有些税制在确定其他所得适用的税率时,仍会将该境外所得计入考虑,这种做法称为累进免税法。
采用抵免法时,居民管辖区对境外所得征税,但允许抵免符合条件的境外税款。普通抵免通常以该笔所得在居民国应负担的税额为限。
普通抵免的简化计算公式为:
其中, 为抵免额, 为符合条件的来源国税额, 为同一笔所得在居民国应负担的税额。
例如,一笔金额为100的境外所得,在来源国缴税15,在居民国抵免前应缴税25,则居民国给予15的抵免,并另征10。如果来源国税额为30,抵免上限为25,则仍有5的税额未获抵免,除非另有规则提供减免。
实际计算可能涉及所得分类、费用分摊、时间性差异和结转规则。即使不存在协定,国内法也可能单方面提供消除双重征税的措施。
关联企业与争议解决
当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条件不同于独立企业之间本会约定的条件时,协定通常允许作出调整。这使协定规则与转让定价及独立交易原则相衔接。
如果一国调增某公司的应税利润,另一国在认可初始调整具有正当性的情况下,可以作出相应调整。如果不作协调处理,跨国企业内部的同一笔利润就可能被重复征税。
相互协商程序通常简称为 MAP,允许主管机关就不符合协定的征税寻求解决办法。案件可能涉及居民身份、常设机构、预提税、所得分类或转让定价。
相互协商程序通常要求主管机关努力达成协议,但并不总能保证争议得到解决。有些协定规定,在符合特定条件时,可对未解决的问题进行仲裁。申请期限以及该程序与国内申诉程序之间的关系各有不同。
行政合作与反滥用规则
协定通常授权交换可以预见与税收管理和执法相关的信息,但须遵守保密保障及其他限制。有些协定还规定协助追缴税款。
这些条款与专门的税收信息交换协议及多边行政合作文书并行存在。因此,综合性税收协定并非税务机关开展合作的唯一法律依据。
择协避税是指通过中间管辖区安排投资或付款,以获取协定优惠。反滥用规则可能包括:
- **主要目的测试:**如果获取某项优惠是某项安排的主要目的之一,可以拒绝给予该项优惠,除非给予优惠符合相关条款的宗旨和目的。
- **利益限制条款:**利用所有权、经营活动或其他符合要求的联系等条件,确定享受优惠的资格。
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项目加强了国际社会对协定滥用的关注。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多边公约于2017年开放签署,使参与管辖区能够修改所涵盖双边协定的适用,而无须就每一项协定分别谈判修订议定书。其效果取决于各管辖区列入涵盖范围的协定、保留、通知及选择的匹配情况,并不会统一修改所有协定。
法律实施与经济局限
协定的签署、生效和开始适用是不同阶段。协定可能需要经过国内批准程序,其条款对预提税和其他税种开始适用的日期也可能不同。此后,还可以通过议定书修改协定。
协定与国内立法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各国的宪制。在国际法上负有遵守协定的义务,与协定条款和国内法律规定冲突时法院应适用何种规则这一国内法问题,属于不同层面。
税收协定能够减少影响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境贸易的不确定性与税收障碍。不过,其经济效果仍取决于国内税收规则、行政能力、投资条件和协定设计。
税收协定也涉及来源地管辖区与居民管辖区之间的税收分配选择。降低来源国预提税,可能使投资者受益,也可能因居民国必须给予的境外税收抵免减少,而使居民国能够征收更多税款。当投资流量不对等时,形式上互惠的让步未必会产生对等的税收收入影响。
其他局限还包括解释不一致、遵从成本、争议解决缓慢,以及避税机会。数字化商业模式和无形资产所得可能对传统上以实体存在为核心的规则构成挑战。因此,存在税收协定,本身并不能消除双重征税、防止所得不被征税,也不能据此认定其对税收收入和投资的影响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