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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克

耐克是一家美国运动用品公司,其全球业务涵盖产品设计、外包生产、运动员代言及批发与直营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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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克公司是一家美国跨国企业,从事运动鞋、服装、器材及配件的设计、营销和分销。公司总部位于俄勒冈州比弗顿附近,前身是菲尔·奈特与比尔·鲍尔曼于1964年创立的跑鞋经销商蓝带体育。耐克品牌于1971年问世,公司于1978年正式更名为耐克公司。其名称源自古希腊神话中的胜利女神。

凭借产品技术研发、运动员代言、鲜明的品牌形象及国际分销网络,耐克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体育用品企业之一。其钩形标志和“Just Do It”(想做就做)口号的知名度远远超出了竞技体育领域。公司的业务涵盖跑步、篮球、足球、训练以及融入运动风格的日常服装,旗下子公司及品牌包括匡威和乔丹品牌。

耐克也是现代全球价值链的一个重要实例。公司掌控产品开发、营销和分销环节,而几乎所有鞋类和服装产品均由独立承包商生产。这种组织结构使耐克在有关国际生产、劳动条件、商业文化和环境责任的讨论中具有重要影响力。在截至2024年5月31日的财政年度,耐克报告的营收约为514亿美元。

起源与公司发展

耐克起源于俄勒冈大学的跑步运动圈。该校田径教练比尔·鲍尔曼通过试制和改良跑鞋,力求减轻鞋重、改善贴合度并增强抓地力。曾在鲍尔曼指导下参加跑步训练的菲尔·奈特,在斯坦福大学学习商科期间,对进口日本跑鞋产生了兴趣。两人的合作,将鲍尔曼对运动员需求的实践经验与奈特在分销和国际采购方面的兴趣结合起来。

蓝带体育于1964年开始营业,经销日本鬼冢虎生产的运动鞋;鬼冢虎是如今亚瑟士的前身品牌。公司最初直接向跑者和教练销售运动鞋,田径比赛现场也是其销售场所之一。1966年,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开设了第一家零售店。与竞技跑者的密切接触,帮助公司发现了市场对专业运动鞋的需求。当时,美国跑步市场的规模远小于后来20世纪70年代慢跑热潮兴起时的规模。

1971年,蓝带体育准备以自有品牌销售运动鞋,耐克品牌由此诞生。员工杰夫·约翰逊提出了Nike这一名称,平面设计专业学生卡罗琳·戴维森则创作了Swoosh标志。戴维森最初获得的设计报酬为35美元;此后,公司为表彰她的贡献,给予了包括股票在内的额外报酬。从经销商转变为品牌所有者,从根本上改变了公司的业务:它不再主要销售其他制造商的产品,而是逐步掌握了产品规格、视觉形象和市场定位的主导权。

鲍尔曼的试验促成了华夫格外底的诞生,其带有纹路的橡胶凸起能以较少的材料提供抓地力。1974年推出的Waffle Trainer成为一款重要的畅销产品。耐克与长跑运动员史蒂夫·普雷方丹的合作,也确立了早期以运动员为核心的推广模式。这些发展将产品设计与具有鲜明特色的运动群体联系起来,而非将运动鞋视为没有差异的普通消费品。

1978年,公司正式更名为耐克公司(Nike, Inc.),并于1980年完成首次公开募股。此后的扩张既依靠内生增长,也通过收购实现。耐克于1988年收购Cole Haan,1995年收购Bauer,2002年收购Hurley,2003年收购匡威,2008年收购Umbro。后来,公司出售了Cole Haan、Bauer、Hurley和Umbro,但保留了匡威。这些交易反映出,公司对于哪些业务契合自身核心能力,以及管理层希望将投资集中于哪些领域的看法不断变化。因此,耐克的发展既包括进入新的产品类别,也包括定期整合业务,重新聚焦运动鞋、服装及相关品牌。

产品、品牌与竞争定位

鞋类是耐克最大的产品类别,但公司的业务也涵盖运动服装、运动配件和部分运动器材。其鞋类产品包括跑步鞋、篮球鞋、足球鞋、训练鞋、网球鞋及其他运动用鞋,也包括主要用于日常穿着的鞋款。服装产品涵盖比赛队服、功能性训练服及日常运动服饰。装备类产品则包括球类、包袋和袜子等。专业运动装备与时尚产品之间的界限具有重要的商业意义:同一种鞋型既可以作为运动产品销售,也可以成为收藏品和日常穿搭单品。

耐克的产品开发和推广工作很大程度上围绕不同运动项目和消费群体展开。跑鞋注重缓震、重量、耐用性和跑步效率;篮球鞋对抓地力、包裹性和稳定性有更高要求;足球鞋则需要适应不同的比赛场地,以及脚与球之间的接触需求。这些要求为产品差异化创造了机会。不过,购买决策也受到设计、与运动员的关联、购买便利性以及文化意义的影响,因此,技术性能相近的产品不一定只能依靠价格竞争。

飞人乔丹源于耐克与迈克尔·乔丹的合作关系,乔丹于1984年与公司签约。首款飞人乔丹球鞋于1985年上市。此后,乔丹品牌逐步拓展至服装、其他运动项目,以及与乔丹本人之外的运动员开展代言合作。这表明,与某位运动员的关联可以逐渐发展为持久的商业品牌形象。尽管乔丹品牌在营销和产品设计上具有鲜明的独立特色,但在耐克的财务报告中,它被纳入耐克品牌,而不是像匡威一样作为独立运营的公司单独列报。

匡威的定位则有所不同。该品牌创立于1908年,于2003年被耐克收购,尤以查克·泰勒全明星系列鞋款闻名。其产品在历史上与篮球运动有着密切联系,但如今已广泛用作休闲鞋。匡威保留了自身的品牌形象和分销安排,耐克也单独披露其业绩。这使集团能够服务于偏好不同的消费者,而这些消费者未必会被耐克注重运动性能的形象所吸引。

耐克的竞争对手包括阿迪达斯、彪马、新百伦、亚瑟士、安德玛,以及专注于特定运动项目或价格区间的企业。竞争对手因国家、分销渠道和运动项目而异;并不存在一个涵盖所有运动服饰购买行为的单一竞争市场。高端马拉松跑鞋、学校运动队服和低价休闲运动鞋,各自面对的替代产品并不相同。耐克的规模使其能够开展广泛的营销和产品开发,但专业化竞争对手也可以凭借独特的技术卖点,或与特定运动群体更紧密的联系来赢得顾客。因此,耐克的竞争地位既取决于其全球品牌知名度,也取决于它能否在各个产品类别中持续契合消费者需求。

产品工程与技术开发

耐克的技术开发着眼于运动员、产品与运动场地表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运动鞋必须兼顾缓震、能量回馈、稳定性、抓地力、重量、贴合度和耐用性。这些目标可能相互冲突:增加材料或许能提升耐用性或支撑性,却也会增加重量;而十分柔软的缓震材料可能需要额外的结构来保证稳定。耐克通过实验室研究、运动员测试、材料研究和原型制作开展研究与开发。一项性能声明只适用于特定产品及其测试条件,并不自动适用于所有采用同名技术的产品。

Nike Air 于1978年首次商业化应用于 Tailwind 跑鞋,通过在鞋内设置充气缓震单元来提供缓震。该技术的开发借鉴了航空航天工程师弗兰克·鲁迪的研究成果。Air 气垫单元用于补充或替代部分传统泡棉缓震材料,并通过调整几何形状、气压和位置来优化性能。1987年推出的 Air Max 1 让部分缓震单元透过中底显露出来。这既是工程上的选择,也是设计上的创新:原本隐藏的部件成为了具有辨识度的视觉特征。

其他技术系统则针对鞋的不同部位。2012年投入商业应用的 Flyknit 采用经过专门设计的针织鞋面,在不同区域使用不同结构。针织工艺可以根据需要,在相应部位提供弹性、透气性和支撑性;与某些裁剪缝制结构相比,还能减少部分裁剪废料。Flywire 利用高强度纤维丝,以较少的材料帮助固定足部。React 和 ZoomX 是两类泡棉技术平台,具有不同的材料特性和应用场景。这些名称代表的是一系列技术,而非某一种固定不变的鞋款规格。

耐克于2017年正式发售的 Vaporfly 竞速跑鞋,将轻质、高回弹的泡棉中底与弧形碳纤维板及独特的几何结构相结合。其性能来自整个系统的协同作用,而不只是因为加入了一块碳板。2018年发表的一项经同行评审的研究报告称,在该研究的测试条件下,与两款成熟的马拉松竞速跑鞋相比,一款原型鞋使跑步能量消耗平均降低了约4%。能量消耗降低并不意味着比赛用时会按相同比例缩短,而且不同个体的反应也存在差异。

先进竞速跑鞋的成功引发了有关装备监管的问题。2020年,世界田径联合会出台规定,包括将公路跑鞋的鞋底厚度上限设为40毫米,以及限制鞋内嵌入的刚性结构。此后,相关规则进一步发展,并针对不同比赛项目作出区分。产品工程与体育监管之间的这种关系十分重要:一款鞋即使可以合法销售给消费者,也未必获准用于所有经正式批准的赛事。因此,耐克的创新同时受到几套独立体系的约束——商业知识产权保护、科学测试、消费者预期,以及各运动项目关于装备参赛资格的规则。

合约制造与全球供应链

耐克的生产体系主要依靠外包,而非自行拥有大型鞋类和服装工厂。独立制造商按照耐克的规格要求生产成品,耐克则专注于设计、开发、品牌管理、销售和分销。一些承包商同时为多个国际品牌供货,另一些则高度依赖少数客户。这种安排将品牌与产品设计的所有权同大部分实际生产过程分离开来。

随着制造能力、成本、贸易规则和基础设施的变化,生产的地域布局也不断调整。日本在公司早期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随后韩国和台湾承接了大量生产,之后生产布局又扩展至亚洲其他地区。耐克报告称,2024财年,越南、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工厂分别生产了约50%、27%和18%的耐克品牌鞋类产品。服装生产的地域分布则更为分散。这些数据反映的是成品的制造地点,而非每一种原材料或零部件的来源。

一双鞋可能包含橡胶、泡沫材料、纺织品、黏合剂、塑料及专用零部件,这些材料和部件来自多个层级的供应商。因此,最终组装只是供应链中的一个环节。协调生产需要开展需求预测、材料订购、模具与工装准备、质量检查、运输排程,以及产品团队与制造商之间的沟通。生产和运输的前置时间较长,使需求预测尤为重要:订货过多会造成商品积压,订货不足则可能导致热门产品缺货。

这种模式既能提供灵活性,也能利用专业制造知识,但并不意味着企业无需承担固定投入,也不能消除对供应商的依赖。模具和工装可能专用于某款产品,工厂需要规划产能,符合要求的制造商也未必能迅速替换。这一模式的经济性既涉及规模经济,也涉及协调成本。集中订单可以降低单位成本、简化监督,但将生产集中在少数国家或工厂,也会增加遭受中断冲击的风险。

运输中断、公共卫生限制措施、自然灾害和关税变化,都可能影响交货时间和产品成本。在新冠疫情期间,工厂停工与国际航运拥堵凸显了跨地域生产网络的脆弱性。耐克还必须管理分布在工厂、在途货物、配送中心、门店及批发客户等环节的存货。如果产品因延误而错过预定销售季,即使实物质量没有变化,也可能需要打折出售。因此,供应链管理并非仅仅是一项采购职能:它将产品上市计划、营运资金、销售预测,以及及时供货所带来的商业价值联系在一起。

广告、运动员代言与文化影响

耐克的营销将产品与运动成就、个人追求及知名人物联系起来。运动员代言合约可能涵盖产品使用要求、广告出镜、签名款产品及其他推广活动。公司还与运动队、联赛和体育组织签约,为其提供队服或装备。这些协议的涵盖范围各不相同:运动员在比赛中可能穿着耐克鞋,但所穿队服则由另一份运动队或体育联合会协议所指定的供应商提供。

1988 年推出、由耐克与广告公司 Wieden+Kennedy 共同策划的“Just Do It”广告活动,将耐克的品牌诉求从精英竞技拓展至更广泛的领域,强调参与、坚持和挑战自我。耐克的 Swoosh 勾形标志几乎无需文字配合便能传达品牌信息,因此适用于不同语言和媒介。由此,耐克的广告既保持了统一的全球品牌形象,又能针对特定运动项目、受众和国家背景调整宣传方式。

迈克尔·乔丹与耐克的合作,成为以运动员签名款为核心的营销模式中尤具影响力的案例。篮球赛场上的表现、电视曝光、独特的鞋款设计,以及精心安排的发售活动相互促进。此后,耐克又与塞雷娜·威廉姆斯、勒布朗·詹姆斯、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和泰格·伍兹等运动员建立了重要合作关系。这些合作将品牌与不同运动项目及受众联系起来,而非依赖单一、通用的明星营销模式。

代言的商业效果并不等同于对产品技术性能的直接宣称。签名款篮球鞋的设计可能吸纳了代言运动员的意见,但大多数购买者的身体特征和比赛条件都与该运动员不同。代言也通过信号传递(经济学),传达有关正统性、地位和文化归属的信息。耐克的标志、名称、设计及部分发明受到不同形式的知识产权保护,但保护范围取决于司法管辖区及所涉权利类型。

耐克产品也已成为球鞋收藏、街头服饰、音乐和设计文化的一部分。与设计师和艺术家的联名合作,可能是对现有鞋款的重新诠释,而非引入根本性的新运动性能技术。限量发售和多次复刻,使原本相关联的产品在市场供应量上产生差异。部分鞋款形成了转售市场,其价格远高于最初的零售价,但耐克并不会因此自动获得转售款项或转售商的利润。

这些做法将运动用品与时尚界追求新意和差异化的周期联系起来。稀缺性可以提升关注度,而广泛供货则有助于扩大销量;如何平衡两者,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商业难题。当运动员、广告活动或合作伙伴引发争议时,广告方面的投入也会使公司面临声誉风险。因此,代言的价值不仅取决于运动成绩,也取决于这种关联能否长久维系,以及不同消费群体如何看待它。

批发、直营零售与数字商务

耐克主要通过两种途径触达消费者:向独立批发客户销售,以及通过自营门店和数字服务直接销售。批发客户包括体育用品连锁店、百货商店、专卖店和线上零售商。直营业务包括耐克品牌店、工厂店,以及公司自营的网站和应用程序。这种组合是全渠道零售的一个例子:消费者可以通过多个相互衔接、但在商业运作上各自独立的渠道接触同一品牌。

批发分销使耐克能够利用其他零售商的门店网络、客户关系和专业经验。例如,专业跑步用品店可以提供试穿和选配建议,让消费者在同一次到店过程中了解竞品。批发客户通常购入产品用于转售,并赚取自己的零售差价。与同类产品的直接销售相比,耐克通过这一渠道获得的售价较低,但无需承担零售商全部的场地、人员和销售费用。

直营销售使耐克能够更充分地掌控产品展示、商品组合、定价和客户关系。其数字生态系统包括 Nike App、SNKRS、Nike Run Club 和 Nike Training Club,但这些应用的功能各有不同:有些侧重购物或新品发售,有些则提供跑步或健身服务。数字账户可用于支持产品推荐和会员服务。这些服务的运营也带来了数据隐私、网络安全以及如何合理使用消费者信息等问题。

2024 财年,耐克直营业务收入约为 215 亿美元,耐克品牌的批发业务收入约为 278 亿美元。这些类别不包括单独披露的匡威业务,不应将其误认为是对全部合并收入的简单划分。直营销售约占耐克品牌收入的 44%。这些数字体现了两种渠道的规模:耐克数字业务的扩张,并未使独立零售商在商业上变得无足轻重。

比较不同渠道的经济效益,不能只看销售价格。直营零售需要门店、订单履约系统、退货处理、支付服务和客户支持,还需要投入资金吸引线上访客。批发分销则将其中一部分职能转移给零售合作伙伴。因此,提高直营业务占比可能改善某些利润率,同时也会增加运营成本和运营复杂性。直营模式并非在所有产品类别或市场中都必然更有利可图。

渠道策略还会影响库存和合作伙伴关系。限制批发供货可以加强对产品展示的控制,却也可能降低部分顾客购买产品的便利性。耐克自营网站上的大幅折扣,可能会与持有相同产品库存的零售商形成竞争。反过来,当耐克产品供应有限时,零售商也可能向消费者推荐替代产品。随着耐克在 2010 年代末至 2020 年代初扩大直营分销,这些矛盾变得尤为明显;此后,公司又强调了批发合作伙伴持续具有的重要性。

财务结构、报告与公司治理

耐克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为 NKE。其会计年度于每年5月31日结束,因此年度业绩所涵盖的期间与自然年并不一致。公司按照美国公认会计原则编制财务报表,并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报告。将耐克的业绩与采用不同会计年度截止日期的竞争对手进行比较时,必须注意区分各自的财务报告期间。

2024财年,耐克报告的合并营收为513.62亿美元,2023财年则为512.17亿美元。净利润约为57亿美元,毛利率为44.6%。其中,鞋类营收约334亿美元,服装约138亿美元,装备约21亿美元,匡威约21亿美元,此外还有金额较小的公司层面项目影响营收总额。经过四舍五入的各产品类别数据,相加后不一定与合并营收完全一致。

耐克品牌的业绩按地区划分为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大中华区;以及亚太和拉丁美洲。匡威的业绩单独列报。按地区报告有助于揭示需求、分销及经营环境的差异,但并不直接反映产品的生产地点。在消费市场取得收入与在供应商所在国进行生产,是两种不同的经济活动。

有几项会计指标与耐克的业务尤为相关。毛利率反映的是营收扣除销售成本后、尚未扣除营销及许多行政费用时的利润水平。耐克的“需求创造费用”包含大量广告与推广支出,其中包括代言相关费用。运费、产品组合、降价促销、投入成本和汇率的变化都可能影响盈利能力,其变动方向未必与销量一致。由于国际销售收入必须折算为美元,按报表计算的营收增长率也不同于剔除汇率影响后的增长率。

公司设有A类和B类普通股,两类股票在董事选举方面享有不同权利。奈特家族长期以来通过这一结构保持着重大影响力。马克·帕克于2006年接替菲尔·奈特出任首席执行官;约翰·多纳霍于2020年1月出任首席执行官;埃利奥特·希尔则于2024年10月接任。这些领导层更替发生在一个创始人影响力、职业化管理与公众股东监督并存的组织之中。

耐克通过派发股息和股票回购向股东返还资本,同时也对产品开发、分销、门店和技术进行投资。评估这些决策时,需要区分经营业绩与融资选择。回购股票可以减少发行在外的股票数量,并影响每股收益,但其本身并不会增加鞋类需求。同样,强大的品牌是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无形资产,但内部培育的品牌,其价值在资产负债表中的确认方式并不同于通过收购取得的资产。

劳工标准与供应商问责

耐克依赖合同制造,这使供应商工厂的劳动条件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记者、研究人员、学生和劳工组织揭露了国际服装和鞋类行业部分工厂存在的低工资、工时过长、健康与安全风险,以及限制工人组织活动等问题。耐克尤其受到关注,因为与经营许多工厂的独立企业相比,其面向消费者的品牌知名度要高得多。

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初制定了供应商行为准则,并逐步完善监督机制。在1998年的一次演讲中,菲尔·奈特承认,耐克产品与恶劣劳动条件之间的关联损害了公司形象,并宣布了改善工厂标准和加强监督的措施。2005年,耐克公开了合同工厂名单,这标志着一项重要转变:此前,行业通常将供应商身份视为商业敏感信息。此后,耐克又通过生产地图公布工厂信息。

供应商标准涵盖强迫劳动、童工、工作时间、薪酬、职业安全和结社自由等事项。合规计划可包括现场检查、工人访谈、文件审查、整改方案,以及决定是否继续从某家工厂采购。这些机制在实践中存在局限。审核只能反映特定时点的状况,记录可能不完整,工人也可能不愿坦率表达。因此,公布政策并不等于已证实整个生产网络都遵守了这些政策。

采购安排同样重要。品牌企业可能并不直接雇用工厂工人,但其订单量、交货期限、价格谈判以及对产品要求的变更,都可能影响供应商的生产经营条件。因此,责任由工厂所有者、采购方、劳务中介和公共主管部门共同承担。集体谈判、国家劳动法和有效的劳动监察制度,与品牌企业自行开展的监督有所不同;其中任何一种都不能自然而然地取代其他机制。

耐克就劳工实践发表的公开声明还引发了重大诉讼。在“卡斯基诉耐克案”中,加利福尼亚州一名社会活动人士对公司回应海外工厂劳动条件批评时所作的声明提出质疑。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于2002年裁定,在适用相关州法律时,涉案声明可以被视为商业言论。2003年,美国最高法院终止了对该案的审查,未对其背后的宪法问题作出裁决,双方随后达成和解。

该案涉及的是法律如何认定企业对外传播的信息,而不是由法院对有关工厂劳动条件的每一项指控作出判定。更广泛地说,耐克的经历推动供应商信息披露和劳工状况报告成为企业问责的重要议题。在分析时,仍须区分企业承诺、监督程序、经核实的实际状况,以及受影响工人能够获得的救济;这些都是负责任采购中相互关联但又各自独立的层面。

材料、环境影响与循环利用

耐克对环境的影响贯穿原材料生产、制造、运输、零售运营、产品使用和废弃处理等环节。对于鞋服企业而言,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多发生在办公室和门店之外,尤其集中在材料生产和供应商的生产环节。因此,企业自身运营产生的排放只能反映部分情况。在衡量整个价值链的排放时,必须区分外购电力、供应商使用的燃料、材料加工和货物运输等不同来源。

鞋类产品面临的困难尤为突出,因为它们需要组合使用功能各异的材料。一只鞋可能包含织物鞋面、聚合物泡沫、橡胶外底、黏合剂、涂层和加固部件。这些材料可以改善性能、提高耐用性,却也使拆解和回收利用变得困难。服装涉及另一组权衡:聚酯纤维、棉、皮革及其他材料在能源需求、农业投入、用水量和使用寿命终结后的处理特性方面各不相同。在所有可能的生产和废弃处理情境下,没有哪一种材料始终具有环境优势。

耐克推行了使用再生材料的计划,调整了制造工艺,并减少了某些类型的废弃物。其于20世纪90年代初启动的“Reuse-A-Shoe”计划收集穿旧的运动鞋,以回收利用其中的材料。“Nike Grind”则将回收的鞋类材料和制造过程中产生的材料用于产品和各类铺装面,包括部分运动地面。这类用途可以减少进入废弃处理环节的材料,但未必构成闭环回收,即将旧鞋转化为同等的新鞋。

2019年,公司推出“Move to Zero”,作为统领其可持续发展工作的整体倡议。相关举措包括使用再生聚酯纤维、采用可再生能源电力、开展材料创新,以及与供应商合作改善能源使用和排放表现。评估这些举措时,需要关注核算边界、基准年份,以及成果是以绝对量还是以单位产量表示。如果产量增长足够快,每双鞋的排放量下降仍可能伴随着总排放量上升。

循环经济的理念与高性能运动鞋密切相关,但落实起来并不容易。延长产品寿命、维修、转售、材料回收利用,以及便于拆解的设计,代表不同的策略,其成果不能相互等同。高度耐用的产品可能使用难以回收的材料,而更易回收的产品则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能特点。因此,环境评估不仅要考察产品的材料构成,也必须考虑其功能和使用寿命。

化学品管理和用水情况同样取决于供应商设施内的工艺,包括染色、整理和黏合剂施用。废水管控和有害物质限制要求各方协作,不能仅限于最终组装工厂。有关再生材料含量或减少生产废弃物的声明描述的是特定属性,本身并不能说明产品的总体环境影响。对耐克而言,运营层面的核心挑战在于,如何将产品设计和销售增长与其庞大、由独立企业拥有的生产网络中可衡量的改善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