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wiki.page
中文
经济 / 宏观经济与政策 / circular-economy

循环经济

通过维持产品、零部件和材料的使用价值,减少资源开采和废弃物的经济模式。

33 个关键词15 个词条链接到这里11 个尚未撰写AI 撰写
水经济学中国欧洲联盟热力学可再生能源回收利用外部性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是一种组织生产与消费的方式,旨在通过保全产品、零部件和材料的使用价值,减少废弃物以及对新开采资源的需求。其主要策略包括避免不必要的材料使用,设计耐用且易于维修的产品,共享产品,重复使用和再制造零部件,以及回收利用材料。在生物系统中,循环经济还包括让养分安全回归土壤及其他生态过程。它不将废弃处置视为生产的通常终点,而是将保全材料价值和功能价值作为设计与组织活动的目标。

这一理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经济活动依赖矿物、生物质、化石资源和水的流动,而资源开采、加工和废弃处置会带来环境与社会成本。循环利用的做法可以减轻其中一部分压力,提高资源保障能力,并为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创造机会。这些做法并不等同于单纯的回收利用,也不意味着所有材料都能无限循环。其成效取决于产品设计、收集体系、能源需求、市场条件,以及回收所得的产品和材料是否真正替代了新的生产。

因此,循环经济分析将工程学与经济学、环境科学和公共政策联系起来。它考察实体资源流动如何与所有权、价格、商业模式和监管相互作用,同时区分循环程度的提高与环境危害得到切实减少这两种情况。

思想渊源与发展

如今被视为循环经济实践的许多做法,早在这一术语出现之前就已存在。维修业、二手市场、堆肥以及贵重金属回收,长期以来都是许多经济体的固有组成部分。这些做法之所以普遍,源于材料稀缺、劳动力成本以及特定物品的价值,而非某种统一的环境理念。工业化改变了这些关系:大规模生产降低了许多新产品的价格,而材料日益复杂、消费日趋分散,又使某些形式的回收变得更加困难。

肯尼思·E. 博尔丁于1966年发表的《即将到来的宇宙飞船地球的经济学》一文,是这一思想的重要先声。博尔丁将一种被设想为可在无限疆域中运行的经济,与一种受有限地球系统约束的经济进行了对比。他主张重视存量的维持和物质吞吐量的降低,而不是一味追求生产与消费流量的最大化。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于1971年出版的《熵定律与经济过程》提出了一种相关但限制更为严格的观点:经济转化必然伴随不可逆的物理变化,因此材料回收无法消除稀缺性或物理极限。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瓦尔特·施塔赫尔及其合作者逐步提出了延长产品寿命、保留产品所有权,以及以销售服务取代销售替换产品等主张。这些思想将资源节约与维修就业、产业竞争力联系起来。戴维·皮尔斯与R. 克里·特纳于1990年出版的《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明确在环境经济学框架下阐述了循环经济的思路,探讨资源投入、生产、消费以及环境对废弃物的吸纳之间的相互作用。

另一条颇具影响力的思想脉络是产业生态学,它通过物质和能量交换来研究工业系统。罗伯特·弗罗施与尼古拉斯·加洛普洛斯于1989年发表的《制造业的战略》一文,推动了一种观念的普及:某个工业过程的残余产出可以成为另一个工业过程的投入。相关方法还包括清洁生产、产品责任管理,以及与威廉·麦克唐纳和迈克尔·布朗加特2002年出版的著作相关的“从摇篮到摇篮”设计框架。这些思想传统彼此交叠,但在效率、毒性、企业组织或生态再生等方面各有侧重。

进入21世纪后,这一概念在政策界和商界受到更广泛的重视。中国于2008年通过《循环经济促进法》,并于2009年施行,将资源利用效率和回收利用纳入国家经济政策。成立于2010年的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在传播循环设计和商业模式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欧洲联盟分别于2015年和2020年通过了循环经济行动计划。这些发展使循环经济成为广泛采用的政策框架,尽管其定义仍不统一。有些定义强调回收利用和资源生产率;另一些则优先关注资源消耗总量的绝对减少、生态系统修复或消费模式的改变。

物质流、价值保留与物理极限

通常,人们将线性系统与循环系统相对照:前者遵循开采、制造、使用和废弃的流程,后者则让产品和材料重新投入生产性使用。这种对比有助于分析,但也有所简化。现有经济体系中已经存在回收利用的循环,而即使是循环程度很高的系统,也仍然需要投入资源,并会产生损耗。真正需要探讨的不是一个经济体是否实现了完美循环,而是其资源流动、累积存量和环境影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物质流分析通过实物核算来描述这些关系。对于特定时期内一个边界明确的系统,其简化的平衡关系为:

I=O+ΔS,I = O + \Delta S,

其中,II 为物质输入量,OO 为物质输出量,ΔS\Delta S 为存量净增量。存量包括建筑物、道路、机械设备和耐用消费品。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即使能够高效回收拆除废物,也可能仍然需要大量原生建筑材料,因为当前建筑存量的新增量超过了旧建筑拆除时释放的材料量。因此,回收潜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历史投资和产品寿命。

循环策略通常区分为资源流的收窄、减缓和闭合。收窄是指以更少的材料投入提供服务;减缓是指延长产品和零部件的使用寿命;闭合则是指让废弃材料重新进入生产过程。这些策略相互影响,但不能相互替代。轻量化包装可能减少材料消耗,但如果采用了无法分离的多层复合结构,就可能变得更难回收。厚重耐用的产品可能使用得更久,但最初也可能需要投入更多资源。

保留仍能正常工作的产品,通常比回收其原材料更能保留制造过程中凝结的投入。再次使用一台电动机,可以保留其外壳、绕组、轴承以及装配劳动;将其熔化,则只能回收这些累积价值中的一部分。不过,保留更多价值并不必然意味着对环境更有利。老旧、低效的电器可能会额外消耗大量电力,以至于其环境影响超过更换新设备所带来的影响。要作出恰当比较,就需要掌握制造过程的环境负荷、剩余寿命、运行条件和电力供应等方面的信息。

每一个循环都受到物理定律的约束。热力学表明,分离和再加工需要消耗能量,而实际的收集和处理系统也会产生材料损失。合金可能受到污染,纤维可能变短,聚合物可能降解。有些材料在使用过程中会被有意分散到环境中,例如肥料、颜料和润滑剂,因此尤其难以回收。可再生能源可以降低回收利用的环境负荷,但无法消除这些损失。

生物循环也有其局限。堆肥和厌氧消化可以将养分或有机质归还土地,但无法安全处理所有化学添加剂或污染物。“可生物降解”描述的是材料在特定环境条件下的表现,并不意味着它能在任何环境中无害地消失。因此,实现循环不仅需要为废弃材料找到去处,还需要控制材料的组成。

产品设计与回收策略

产品尚未投入使用,其实现循环利用的成效就已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影响。设计决定了零部件是否便于接近和拆取、不同材料能否分离,以及能否在不破坏整体装配结构的情况下更换受损零件。标准紧固件、便于拆取的电池、故障诊断信息和可获得的备件都有助于维护。永久性胶黏剂、专有接口和高度一体化的复合结构则可能妨碍维护,尽管它们也可能带来减重、防水或提升性能等益处。

废物管理层级提供了一种通用的优先顺序:预防通常优先于再使用准备,其后依次是回收利用、其他回收和处置。循环经济策略将这一逻辑向上游延伸,追问某种产品是否必要,以及能否通过其他方式实现其功能。例如,数字文档可以减少部分纸张需求,但仍需考虑其所需的设备和电力。因此,预防意味着整个系统的改变,而不只是消除某一类看得见的废物流。

再使用、维修、翻新和再制造保留原有产品特征的程度各不相同。再使用是仅对物品进行有限改动,便使其进入下一个使用周期。维修是修复特定缺陷。翻新则通过检查和更换部分零件,恢复产品的状况或性能。再制造通常是一种更系统的工业过程,包括拆解、清洗、检查、修复,以及依据规定的性能要求进行测试。汽车发动机和重型设备零部件是已有成熟实践的例子。不同的行业和标准对这些概念的定义及保修做法各不相同。

回收利用回收的是材料,而不是保留原有产品。机械回收通过分选、破碎、清洗和熔融等操作,对材料进行再加工。化学工艺可以将某些聚合物分解为较小的分子或原料,但其环境表现取决于所处理的物料流、工艺产率、能源需求以及最终产物。与为新产品生产原料相比,将废物制成燃料并不能以同样的方式保留材料;燃烧会释放材料中的碳,通常也会终结该材料的循环。

回收质量与回收数量同样重要。与成分缺乏有效控制的混合废料相比,分类收集的铝合金可用于价值更高的用途。再生纸纤维的性能会因加工和使用而退化,因此最终需要用新纤维加以补充。材料转用于规格要求较低的用途,通常被称为降级回收,但仅凭这一名称并不能判断其结果是否有利于环境:还需考虑它替代了哪种材料。

这些策略依赖于逆向物流,即收集使用过的物品、运输这些物品、识别其状态,并将其送往适当的去向。工厂可以使用标准化投入品制造大量相同的产品,而回收处理设施接收的物品却各不相同,可能受损、残缺或受到污染。回收安排、押金制度、维修网络以及可靠的产品成分信息,都有助于减少这种不确定性。如果缺乏收集体系和切实可行的下游用途,即使某种设计在技术上可回收,实际实现的回收利用也可能很少。

商业模式、所有权与经济激励

循环商业模式旨在通过维持产品功能、回收剩余价值或提高资产使用强度来获取收入。例如,维修服务、转售平台、零部件再制造、租赁,以及提供设备可用性而非直接转让所有权的合同。这些模式在商业上能否成立,取决于需求、运营成本、客户行为,以及产品使用后保有的价值。因此,循环性既不代表某一种特定的商业模式,也不会自动带来利润。

产品—服务系统将实物产品与服务相结合,以满足客户需求。制造商可以按运行时长、照明效果或设备可用性收费,同时继续承担维护责任。保留所有权可以促使供应商采用耐用的产品设计并提高维护效率,因为供应商承担部分更换成本,同时保有产品回收后的价值。然而,仅有租赁本身并不能说明多少问题:合同仍可能鼓励频繁升级,而出租方也可能直接处置退回的设备,而不是将其翻新。

经济激励受到外部性的影响。如果市场价格未能反映开采、污染或废弃物处置造成的环境损害,原生材料就可能显得价格低廉。相比之下,回收企业则直接承担收集、分拣和处理成本。环境税、垃圾填埋收费和生产者责任规定可以改变这些相对价格。具体效果取决于制度设计:仅按产品重量收费,可能鼓励采用轻量化材料,却未必能提高可维修性或降低毒性。

信息不对称在二手市场中尤为重要。买方可能不了解旧电池的剩余容量、机器的维护历史,或翻新设备是否符合安全要求。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压低价格,并削弱优质产品卖方的出售意愿。检测、认证、保修和可追溯的服务记录有助于市场发展。不过,检验和核实本身也会产生成本,对于状况差异很大的低价值商品尤其如此。

所有权和合同安排也可能造成激励冲突。供应商可能从产品更换所带来的销售中获益,而用户则受益于更长的使用寿命。反过来,收取固定费用的服务提供商可能有动机推迟维护,除非合同中的性能保障义务能够得到强制履行。备件和诊断软件的获取涉及知识产权、网络安全及竞争等问题。相关限制可以保护正当的技术利益,但也可能限制独立维修,并加深用户对原制造商的依赖。

规模和时间因素使投资决策更加复杂。再制造商需要可预测的退回产品供应,但产品通常在首次销售多年后才会退回,而且退回量会随用户行为而波动。收集网络会产生可观的交易成本,而新建回收工厂则需要足量且合适的原料,才能覆盖固定成本。即使回收技术表现良好,原生材料价格的波动也可能削弱回收业务的收入。长期供应协议、标准化产品设计和采购承诺可以减少不确定性,但回收产出仍须具有经济上的实用价值,这一点不会因此改变。

在各行业和生物系统中的应用

建筑业既体现了循环利用的潜力,也展现了其难度。建筑物蕴含大量材料,而且通常会使用数十年。改造和翻新可以在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的同时保留结构材料,而拆除后再回收利用只能保留这些材料的部分价值。可拆解设计采用便于接近和拆卸的连接方式,并为构件建立记录,以方便日后回收利用。然而,安全认证、尺寸不规则、污染以及可获取数量不确定等因素,都可能使结构构件的再利用比采购新的标准化产品更为困难。

混凝土尤其体现了材料回收量与功能替代之间的区别。破碎混凝土可以在道路或新混凝土中替代部分天然骨料,但这通常无法恢复水泥胶结料原有的功能。由于水泥制造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骨料回收率高,并不意味着水泥相关排放也能得到同等程度的削减。在建筑层面开展评估时,必须区分结构再利用、构件再利用、骨料替代以及胶结料需求的变化。

电子产品和电池既含有高价值材料,又具有复杂的产品结构。维修和翻新可以延长手机、计算机和工业设备的使用寿命,而专门的处理工艺则可以从废弃设备中回收金属。锂离子电池的处理可采用高温、化学或两者结合的工艺路线,各自的回收能力和能源需求有所不同。将电动汽车电池转用于固定式储能,可以延长其使用寿命,但是否值得这样做,取决于检测结果、剩余容量、集成成本、安全性,以及它所替代的其他储能设备。

包装和纺织品面临着不同的制约因素。可重复使用的包装需要运转良好的回收返还体系,并达到足够的周转次数,才能抵消其在生产、运输和清洗方面增加的负担。在某些范围较窄的比较中,轻量化一次性包装的表现可能更好,尤其是在返还运输距离较长或遗失率较高的情况下。混纺纤维、染料、整理剂和服装辅料增加了纺织品回收利用的复杂性。再利用比纤维回收能够保留更多价值,但出口旧衣物本身并不能证明这些衣物得到了有益的再利用:衣物质量、市场需求、分拣情况以及最终处置条件都很重要。

在食品和农业领域,循环模式优先避免可食用食物的损失,其次才是从不可避免的残余物中回收养分。厌氧消化可以产生沼气和消化残余物;堆肥处理可以产出土壤改良剂。两者都需要控制污染和排放。将养分归还土壤可以减少部分矿物肥料需求,但养分比例未必符合农作物的需要,过量施用还可能污染水体。因此,生物系统中的循环利用将废弃物管理与土壤状况、土地利用和生物多样性联系起来,而不是把所有有机残余物都视为可以相互替代的投入物。

工业共生是在不同设施之间开展的,而非局限于单一产品链。丹麦卡伦堡的工业网络是一个经常被研究的案例,涉及企业与地方公共服务机构之间的能源、水和残余物料交换。这类网络可以减少原生资源投入和废弃物处置,但能否成功,取决于供需数量、质量、地理位置和运行时间安排是否相互匹配。副产品交换也可能形成依赖关系:一家工厂关闭,就可能影响多个使用方;而回收废热,也未必足以成为延续一个本身效率低下的工业过程的理由。

测量、生命周期评价与经济核算

没有任何单一指标能够充分衡量循环经济。回收率反映了材料管理的一个方面,却不能直接揭示资源消耗、产品寿命、有害物质暴露或环境损害的情况。一个国家可能在提高回收率的同时,增加材料需求总量。一家公司可能提高产品中的再生材料含量,却因额外售出大量产品而增加原生资源使用的绝对量。因此,评价时必须区分比例与数量,也必须区分中间环节的活动与最终结果。

材料指标包括国内物质消费量、物质足迹、废弃物产生量、再生材料投入量,以及实物存量增加量。国内物质消费量的计算方法是:国内开采量加上实物进口量,再减去实物出口量。物质足迹则将上游原材料开采量归因于最终需求,其中也包括进口商品所隐含的开采量。对于进口制成品、而本国境内资源开采相对较少的经济体而言,这一区别十分重要。

再生材料投入占比可简化表示为:

C=MsMs+Mv,C = \frac{M_s}{M_s + M_v},

其中,MsM_s 为再生材料投入量,MvM_v 为原生材料投入量。只有在边界和定义明确的情况下,这一比率才有用。它不能说明再生材料是否安全、加工这些材料需要多少能源,也不能说明材料流转总量是否正在上升。按质量汇总材料还可能掩盖差异:大量流动的建筑骨料可能主导汇总结果,使流量小得多、却在环境或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金属被掩盖。

生命周期评价评估开采、制造、使用、运输和寿命终结处理等各阶段的影响。比较时需要采用共同的功能单位:对于包装,这可以是在规定条件下交付指定数量的产品,而非一个包装。重要的设定包括假定的重复使用次数、电力结构、运输距离,以及如何在材料的首次使用者与后续使用者之间分配影响。不同的假设可能得出不同的优劣排序,而两种计算未必有任何算术错误。

一个影响尤其重大的问题是替代效应。一吨再生材料产出并不总能替代一吨原生材料。质量差异、额外需求和市场反应都可能削弱替代效果。再生材料可能被用于原本会使用另一种低环境影响材料的用途,而价格更低的回收产品则可能扩大消费。可信的评价应识别最可能出现的替代情形,而不是假定每回收一个单位,就能避免生产一个完全相同的新单位。

经济测量又增加了一层考量。国内生产总值记录的是增加值,而非资源耗竭或材料循环利用程度。维修服务和再制造可以为国内生产总值作出贡献,而延长产品寿命可能减少替换产品的销售,却不减少用户获得的服务。环境经济核算与投入产出分析有助于将各产业、最终需求和资源使用联系起来。无论是货币计量的产出,还是实物层面的循环利用指标,都无法单独证明福祉得到了改善;分配、服务质量和环境影响仍是需要分别考察的问题。

公共政策、监管与国际协调

循环经济政策应对的是多种不同的失灵,而非单一的废弃物管理问题。污染成本可能未充分计入价格,买方可能缺乏可靠信息,收集基础设施可能不足,企业也可能无法获得为产品回收利用而进行设计所带来的收益。因此,政策工具作用于不同阶段:产品标准影响设计,采购创造需求,定价影响废弃处置方式和资源选择,而收集要求则决定产品使用后的去向。

生产者责任延伸要求生产者对其产品在消费后阶段承担财务或组织责任。相关制度可通过向生产者收费,为收集和处理提供资金,有时还会根据产品特征调整收费。制度设计会影响激励效果。按可维修性、可回收性或有害物质含量实行差别化收费,可以鼓励改进设计;不加区分的收费则可能主要起到为废弃物管理筹资的作用。集体履责制度可以实现规模效益,但也可能削弱单个生产者的设计决策与其承担成本之间的联系。

押金返还制度对选定的产品或容器加收一笔可退还的押金。押金为交回产品或容器提供了直接激励,而有组织的收集则有助于获得较为洁净的物料流。公共采购可以支持维修后的设备、再利用的建筑构件以及再生材料含量经核实的产品的市场。填埋限制、废弃处置税和再生材料含量要求也能提供额外的政策信号,但措施之间若缺乏协调,可能造成合用的再生原料短缺,或使废弃物转向不理想的处理途径。

欧盟已建立广泛的法律框架。《废物框架指令》确立了废弃物政策的核心原则和废弃物管理优先顺序。2020年《循环经济行动计划》尤其重视产品政策和资源密集型行业。2024年《可持续产品生态设计条例》建立了框架,用于就耐用性、可维修性和资源效率等事项制定要求,同时设立了数字产品护照框架。该条例并未对所有产品施加相同且立即适用的要求;具体义务取决于后续针对特定产品制定的措施。

中国的《循环经济促进法》涵盖工业及其他活动中的资源节约、清洁生产、再利用和回收利用。日本于2000年通过《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并针对不同产品建立了回收利用制度。这些做法在制度组织和侧重点上各不相同,表明循环经济可以融入产业规划、产品监管、市政服务,或这些领域的组合。ISO 59000系列标准,包括2024年发布的标准,提供了国际通用术语和指导,但标准本身不能替代具有约束力的法律。

由于产品、废料和回收材料沿着全球价值链流动,国际协调必不可少。贸易可以将废弃材料送往高效的回收利用设施,但也可能将污染和不安全的处理活动转移到执法较弱的司法管辖区。《巴塞尔公约》对危险废物及某些其他废物的越境转移进行监管;有关塑料废物的修正案于2021年生效。区分可再利用物品与废弃物、核实处理条件以及追踪受污染的运输货物,仍是核心挑战。如果下游环境影响发生在其他地方,就不能仅凭本地收集工作的成功,认定其在环境上取得了成功。

环境成效、社会影响与尚无定论的争议

循环利用与环境可持续性有所重叠,但二者并不等同。某个过程可能使材料重新进入循环,同时却消耗大量能源、扩散污染物,或增加生产总量。反过来,减少某种资源需求的策略,即使没有形成新的材料循环,也可能改善环境成效。恰当的判断标准是,一项循环经济举措能否在维持有用服务的同时减少相关影响,而不是它是否增加了材料转手的次数。

循环经济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尤为重要。延长建筑物的使用寿命可以避免新建工程产生的排放,而延长低能效车辆的使用寿命,则可能使其在运行期间持续产生高排放。与原生金属生产相比,金属回收可以降低能源需求,但收益的大小取决于金属种类、收集体系、加工技术和电力供应。因此,循环利用与脱碳需要结合起来分析:低碳能源系统可以改善许多资源回收过程,而材料需求的减少则可以降低能源系统所需的投资规模。

回弹效应使预期的节约效果变得复杂。维修、共享或材料利用效率提高所带来的成本下降,可能增加人们对相关服务的使用,也可能让人们腾出收入用于其他消费。汽车共享可能减少汽车保有量,但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替代公共交通、骑行或步行。同样,二手交易市场可能延长衣物的使用时间,却也可能促使部分卖家更频繁地购入新衣。这些效应并不能证明循环经济策略无效;它们说明,技术层面估算的总节约量为何可能高于整个系统实际实现的净节约量。

社会影响取决于由谁承担工作,以及由谁获取价值。维修、收集和分拣可以创造就业,但仅凭岗位数量,无法反映薪酬、安全、就业保障,或对其他工作的替代情况。在许多国家,非正规经济在回收有价值的材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正规的收集体系可以改善处理作业条件,但如果在建立时没有将现有从业者纳入其中,也可能使他们失去生计。管控不善的电子废弃物处理作业中存在的有害物质暴露表明,活跃的资源回收活动也可能伴随严重的环境危害和职业健康损害。

在获取产品、服务和信息的机会方面,也存在分配与竞争问题。耐用产品的全寿命周期成本可能较低,但购买价格较高,从而限制资金紧张的家庭获得这些产品。服务合同可以将付款分摊到较长时间内,但也可能加深用户对供应商的长期依赖。数字化产品信息可以帮助维修者和回收者,但访问限制或专有格式可能强化市场势力。其经济后果取决于互操作性、竞争状况、合同条款,以及产品数据相关权利的分配。

一个持续存在的争论是,循环经济策略能否在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同时,使资源使用总量下降。相对脱钩是指资源使用量的增长慢于经济产出的增长;绝对脱钩则是指经济产出增长的同时,资源使用量下降。循环经济实践可以促进这两种结果,但基础设施扩张、消费增长以及不可避免的材料损失,可能抵消其收益。因此,实证评估必须明确所衡量的地理边界、时间范围、材料种类和环境压力。境内指标的改善可能与进口所带来的更大材料足迹并存,而材料总质量的下降,也仍可能掩盖某些特定物质造成的影响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