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兹涅茨曲线是关于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关系的一种假说。在其常见的图示中,纵轴表示不平等程度,横轴表示平均收入:随着经济发展,不平等程度起初上升,达到峰值后转而下降。由此形成的倒U型曲线以西蒙·库兹涅茨的名字命名;他在1955年发表的《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一文中提出了这一论点。这一假说旨在解释有限的历史证据,而非确立一条经济规律。
该假说将经济增长与就业、人口分布、资产所有权及政治制度的变化联系起来。其核心机制是:劳动者从收入相对较低的农业转向收入较高的城市经济活动,随后,更多人得以分享工业化的收益。后续研究探讨了这一机制能否解释历史上的不平等现象、各国是否遵循共同的发展轨迹,以及税收、教育、技术和政治决策如何改变这一轨迹。
这条曲线至今仍有影响力,因为它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结构性变化,最终是否会自行缩小不平等,还是说,更平等的分配有赖于特定的制度和干预措施?研究尚未证实普遍存在倒U型关系。库兹涅茨曲线这一名称也用于相关假说,其中最著名的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其关注的是污染,而非收入分配。
思想渊源与库兹涅茨的原始论述
库兹涅茨提出这一假说时,有关国民收入的系统性资料日益完善,但关于收入分配的可比证据仍然匮乏。他在国民经济核算方面的研究,帮助确立了研究长期经济增长所需的计量框架。收入分配分析则面临更多困难:国民收入总量的增长并不能揭示哪些家庭获得了新增收入,而税务记录和住户调查所涵盖的人群及采用的收入概念又各不相同。
库兹涅茨在美国经济学会发表会长演说后,于1955年3月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一文。文章主要依据美国、英格兰和德国的历史资料,同时也利用了涉及欠发达经济体的一些较为零散的比较资料。这些证据表明,在20世纪上半叶的某些时期,一些工业经济体的收入不平等有所缩小。但这些资料并未提供各国走完整条倒U形曲线的完整统计记录。库兹涅茨明确表示,他的解释带有很强的推测性,并承认这一论述所依赖的推理远多于确凿的实证证据。
在他的解释中,两种力量占据了重要位置。首先,储蓄集中于高收入群体,这可能使资产及其带来的收入更加集中。其次,城市化促使人口流向平均收入较高的部门;在他看来,这些部门内部的不平等程度也更高。在工业化早期,这两种力量可能拉大收入差距。与此同时,库兹涅茨也考察了一些最终可能抑制收入集中的变化,包括经济机会的扩大、各收入群体内部人口特征的变化,以及城市人口不断增加所带来的政治压力。
因此,人们熟悉的那条平滑曲线,实际上是对一套更为复杂的历史论述的简化表达。库兹涅茨并未确定一个收入门槛,认为不平等一旦达到该门槛就必然转而下降;他也没有声称所有社会都会遵循同样的路径。他的讨论将制度与政治调整纳入其中,而不是把收入分配仅仅视为产出增长的机械结果。后来的一些教科书在介绍这一假说时,赋予了它比原始表述所能支持的更强的决定论色彩。
文章问世的时代背景同样重要。它写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时若干工业国家的税收、财富所有权、工资结构和社会保障供给都已发生重大变化。后续研究所要追问的是:表面上呈现的下降阶段,究竟反映了经济发展的一个普遍阶段,还是源于那几十年间特殊的历史环境。
结构转型与两部门机制
这一假说的核心经济学直觉涉及结构转型,即生产和就业在农业、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重新配置。在最初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体中,大部分人口可能依靠务农获得相对较低的收入。工业化创造了一个规模较小、但生产率更高的城市部门,提供更高的收入。即使没有人变得更穷,不平等也可能加剧,因为部分劳动者比其他人更早获得了这些新机会。
设想一个简化的社会:所有农业劳动者的收入都相同,所有工业劳动者的收入也都相同,但高于农业劳动者。当几乎所有人都从事农业时,收入分布相对集中。随着工业劳动力队伍扩大,人口逐渐分成两个规模都相当可观、收入却不同的群体。当工业就业最终覆盖几乎所有人时,部门间收入差距对总体不平等的影响就会小得多。因此,即使两个部门各自内部的收入都没有变化,这一转型过程也可能产生一条倒U形曲线。
现实经济还存在一些更复杂的情况。城市就业人口包括专业人士、工厂工人、家政工人,以及非正规经济中的从业者,他们的收入可能相差悬殊。由于土地所有权集中、灌溉条件不均,或对雇佣农业劳动的依赖,农村社会也可能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因此,假设农业部门内部普遍平等,只是为了便于建模,而非普遍的历史事实。人口迁移起初可能加剧城市内部的不平等,同时却缩小城乡平均收入差距。
部门间收入差距本身也是内生的。劳动力流动可以减少农业劳动力的富余程度,从而提高农业收入;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增长则可以提高工业工资。另一种可能是,城市劳动力供给的增长快于正规就业的扩张,使非正规经济活动中的收入持续处于低位。住房成本、迁移限制、歧视以及受教育机会不均,都可能阻碍劳动者获得生产率更高的就业机会。收入分布的形态取决于这些过程,而不仅仅取决于城市人口所占的比重。
这种两部门解释与W.阿瑟·刘易斯于1954年提出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模型有关,但两者并不相同。刘易斯强调劳动力转移、利润、资本积累,以及剩余劳动力最终被吸纳殆尽。库兹涅茨假说关注的则是伴随经济发展的收入分配变化轨迹。刘易斯式的转型有助于解释工资和利润份额的变化,但其本身并不能证明,衡量整个经济体不平等程度的指标必然先升后降。
数学表示与转折点的含义
一种常见的实证表达式将不平等指标 与平均收入 联系起来:
其中, 为截距, 和 为系数, 表示未得到解释的变动。倒U形要求满足 和 。由此推得的转折点为
这个方程是一种统计模型设定,并非库兹涅茨最初提出的结构模型。仅凭二次项系数为负,并不足以证实这一假说:估计得到的最大值还必须落在有实际意义的收入范围内,而且这种关系必须得到足够可靠的识别,才能将其与近乎水平的直线或其他函数形式区分开来。
两部门机制可以用更直接的方式表示。设 为较高收入部门的人口占比,两个部门的平均收入分别为 和 ,其中 。仅为便于说明,假设每个部门内所有人的收入都等于该部门的平均收入。总体平均收入为
此时,基尼系数为
当所有人都属于同一个部门时,无论是哪一个部门,其值均为零;当两个群体同时存在时,其值为正。在各部门收入固定的情况下,它在下式所示的位置达到最大值:
峰值不一定出现在一半人口完成转移之时:由于平均收入在转移过程中发生变化,基尼系数中以相对收入进行的标准化会影响峰值的位置。
这个例子说明的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对现实国家的预测。一旦将部门内部的不平等、相对收入的变化以及家庭之间的差异纳入考量,曲线就可能变得更加平缓,转折点可能发生移动,甚至整条曲线都可能不再呈现。城市部门不断扩大,而其内部不平等又持续上升,可能导致总体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相反,农村收入迅速提高,则可能使不平等更早开始下降。
此外,水平差异与动态变化之间还存在根本区别。用同一时点不同国家的数据拟合出的二次曲线,描述的是这些国家之间的差异,并不一定能描述任何一个国家随时间推移将会经历的路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近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制度和收入分配状况;而单个国家即使平均收入变动很小,不平等程度也可能发生显著变化。因此,要将拟合出的转折点解释为各国发展过程中普遍适用的里程碑,就必须依赖方程本身无法提供的假设。
收入、不平等与发展的衡量
对库兹涅茨假说的检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衡量的具体内容。收入可以指个人劳动收入、家庭税前收入,也可以指扣税并计入转移支付后的可支配收入。有些数据集衡量的则是家庭消费。这些概念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劳动收入不平等描述劳动力市场报酬的分配情况;可支配收入不平等则将政府再分配和家庭成员收入合并的影响纳入其中。消费不平等往往低于测得的收入不平等,因为家庭会跨期平滑支出,不过调查设计和少报现象也会影响测量结果。
观测单位同样重要。个人之间的收入分布与家庭之间的收入分布不能等同看待。规模较大的家庭需要更多资源,但由于住房和其他物品可以共用,其需求通常不会与家庭人数严格成正比增长。等价尺度根据家庭规模和成员构成对家庭资源作出调整。家庭组建、人口老龄化、婚姻模式或家庭中有收入者人数的变化,即使在工资分布不变的情况下,也可能改变测得的不平等程度。
不同的不平等指标侧重的分布区段也不同。基尼系数概括总体离散程度,却可能掩盖收入分布顶端与底端方向相反的变动。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揭示收入向高收入者集中的程度,而分位数比率则比较收入分布中特定位置的收入水平。洛伦兹曲线展示人口累积占比所对应的累积收入份额;当两条洛伦兹曲线相交时,两者不平等程度的排序可能取决于选用的综合指标。因此,一个国家可能在基尼系数保持稳定的同时,出现收入最高的1%人口所占收入份额上升、部分低收入群体收入改善的情况。
历史数据的衡量尤其困难。所得税记录往往能提供时间跨度格外长的高收入群体数据序列,但其覆盖范围取决于申报门槛、免税规定、征管力度,以及应税收入定义的变化。住户调查覆盖的人口范围更广,却经常遗漏极高收入者,或低估其收入。任何一种来源都无法单独完整涵盖资本利得、留存在公司内部的收入或存放于离岸地区的资源。现代收入分配研究越来越多地结合住户调查、税务记录和国民账户数据,不过,为使这些来源相互衔接而进行的分配处理,涉及方法上的选择。
横轴的衡量也需要谨慎处理。国际比较通常使用经通货膨胀调整、再按购买力平价而非市场汇率换算的收入。价格基准的变化可能影响收入水平和转折点的估计值。GDP衡量的是国内生产,而非每个家庭实际可用的资源;其中包含一些不会直接转化为家庭现金收入的组成部分。由于这些区别,单一的不平等与GDP关系,无法充分概括其背后的分配过程。
历史证据与二十世纪的逆转
若干工业化经济体的长期证据支持库兹涅茨观察中的一个重要结论:在二十世纪的某些时期,收入集中程度显著下降。但对于贯穿整个发展过程、平滑地先升后降的单一趋势,这些证据的支持并不一致。由于缺乏可比的家庭层面数据,早期工业化的情况很难评估。历史研究利用税收评估资料、职业记录、工资、财产持有情况及其他来源重建收入分配状况,但这些资料的覆盖范围和准确程度各不相同。
在美国,基于税收资料编制的高收入群体收入序列显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收入高度集中,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显著下降,随后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再次上升。战争期间及战后初期工资差距的收窄通常被称为“大压缩”,这一概念尤其与克劳迪娅·戈尔丁和罗伯特·马戈的研究有关。这一过程涉及劳动力需求、工资决定机制、教育和战时政策的变化,而非收入跨过某个特定门槛后的简单反应。
托马斯·皮凯蒂对法国的研究,以及安东尼·阿特金森及其合作者对其他国家的研究,凸显了资本收入和巨额财富的重要性。战争、通货膨胀、经济危机、税收及所有权变化,降低了某些私人资产的价值或集中程度。仅凭实物资本遭到破坏,并不能解释所有国家的变化模式:各国受战争影响的程度不同,金融损失、公共政策以及随后对财富积累的限制也都发挥了作用。因此,二十世纪中叶不平等程度的下降,是多种冲击与制度变迁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共同作用的结果。
后来的发展对下降阶段会永久持续这一观念提出了挑战。在美国和英国,多项收入不平等指标在20世纪70年代后大幅上升。欧洲大陆各国和日本则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轨迹,具体取决于所考察的指标和时期。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劳动收入差距以及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变化并不总是同步。这些差异很难与一种普遍关系相吻合,即只要收入足够高,就会自动持续走向更加平等的分配。
皮凯蒂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于2014年出版英文版,推动了这一历史性重新评估在更广泛的读者中传播。对于库兹涅茨假说而言,其核心启示并非发展绝不可能减少不平等,而是不能将二十世纪观察到的不平等下降视为必然走向某个最终阶段的证明。长期分配格局可能发生逆转,而支配劳动收入的机制,也可能不同于支配继承财富、企业所有权和资本收入的机制。
跨国检验与因果推断问题
早期的国际研究往往看似支持倒U形关系。欧文·克拉维斯1960年的研究,以及费利克斯·保克特、蒙特克·阿卢瓦利亚、约翰·H. 杜洛伊等发展研究者于1973年发表的研究,推动了收入分配比较分析成为一个实证研究领域。阿卢瓦利亚于1976年发表的一项颇具影响力的研究,考察了各国的不平等、贫困与发展。这类研究有效利用了当时可获得的信息,但各国不平等的观测数据往往来自调查对象范围、收入定义和调查年份不一致的调查。
克劳斯·戴宁格和琳恩·斯奎尔于1996年建立的数据集是一项重大进展。他们的数据质量标准强调覆盖范围应具有全国代表性,收入或支出的统计口径应全面,并以住户为观测单位。他们随后于1998年发表的分析发现,传统的倒U形解释并不能像简单跨国比较所暗示的那样,描述一国之内具有系统性的关系。更好的数据并未排除所有可能的库兹涅茨式模式,但削弱了人们对其作为普遍发展规律的信心。
横截面证据与纵向证据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假设某个样本中的中等收入国家土地分配格外不平等,而高收入国家则实行了广泛的社会转移支付。即使这些国家都没有随时间经历倒U形变化,混合回归也可能得出倒U形关系。拟合出的关系将部分反映各国在历史和制度上的差异。国家固定效应可以吸收一些持续存在的差异,却无法自动解决制度变迁、统计口径变化造成的数据不连续,或其他随时间变化的因素所带来的影响。
此外还存在其他识别问题。不平等可能通过教育、政治冲突、信贷约束或储蓄影响经济增长,因此因果关系可能是双向的。教育、产业结构、人口变化和政策都可能同时影响平均收入及其分配。将这些变量加入回归可能有助于厘清作用机制,但也可能剔除发展产生影响的渠道。研究者必须区分发展与不平等之间的总体关联,以及在控制特定机制后剩余的效应。
函数形式也会影响结论。二次回归预设只有一个平滑的转折点,而三次项可能产生额外的弯折,但这些弯折在观测样本范围之外可能并不稳定。灵活的分析方法无需预设倒U形就能揭示非线性关系,但需要足够丰富的数据。可靠的检验必须考察转折点估计的不确定性、结果对国家样本选择的敏感性,以及观测数据的可比性。实证研究的总体结论是,库兹涅茨式变化确实会在某些时期出现,但仅凭平均收入无法可靠预测一国不平等程度的变化轨迹。
制度、技术与其他解释
现代解释将分配视为多种过程相互作用的结果,而非某一发展阶段的单一产物。其中一种解释关注技术变迁与技能需求。新的生产方式可能提高对受教育劳动者的相对需求;如果相关技能的供给增长缓慢,工资差距就可能扩大。扩大教育覆盖面可以抵消这种压力。教育与技术之间的这场“赛跑”,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相似的创新在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未必产生相同的工资分配结果。
技术还会影响任务、职业和企业,而这些影响无法简单归结为熟练与非熟练劳动的二分。自动化可能减少对某些常规任务的需求,而数字系统则可能扩大高生产率企业的经营规模。市场势力、无形资产所有权以及企业利润分配的变化,即使没有伴随传统意义上的技能溢价大幅变动,也可能改变家庭收入。这些机制可能使已属富裕的经济体重新出现不平等加剧的现象,与严格意义上仅发生一次转型的观点相矛盾。
劳动力市场制度影响生产率提升所带来的收益如何分配。集体谈判、工资决定机制、就业保护和最低工资都可能影响劳动收入的差距。它们的作用取决于覆盖范围、执行力度、就业结构,以及与其他制度的相互作用。因此,高生产率经济体的工资差距既可能相对较小,也可能相对较大。关键问题不仅在于经济体产出多少,还在于谈判、竞争和所有权如何决定各方对这些产出的分配权。
税收与转移支付体系进一步区分了市场收入不平等与可支配收入不平等。累进税制、养老金、家庭福利和失业援助可以显著改变家庭可支配的资源。两个税前收入不平等程度相近的国家,税后收入分配可能大不相同。反过来,可支配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也不一定意味着工资或所有权方面的不平等有所缩小。因此,财政制度既影响观察到的不平等程度,也影响对任何估计得出的库兹涅茨曲线的解读。
资产所有权增加了一个仅看劳动收入无法涵盖的维度。即使教育日益普及,获取土地、住房、企业股权和继承财产的机会不均,仍可能使财富不平等持续存在。信贷约束可能限制低财富家庭的投资,而资产价格上涨则让现有资产持有者获得不成比例的收益。政治制度可能通过扩大再分配或公共服务来应对这些变化,但这种回应并不会必然自动发生。这些替代性解释并不排除库兹涅茨机制的作用;它们说明,这一机制的作用强弱及方向为何取决于随历史而变化的条件。
国家、区域与全球层面的分配
库兹涅茨假说最初主要用于解释一国经济内部的不平等,不应将其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或全球所有个人之间的不平等混为一谈。各国平均收入可能趋于接近,同时一些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却在加剧。反过来,一国内部的不平等可能减轻,而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扩大。这些是不同层面的分配,其观察单位和背后的经济机制各不相同。
全球个人之间的不平等,既包含各国内部的差异,也包含各国平均收入之间的差异。近几十年来,人口众多的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和印度,收入快速增长,缩小了其居民与较富裕国家居民之间原本悬殊的部分差距。即使这些经济体的内部差距同时扩大,这一发展也可能降低全球相对不平等程度。具体结果取决于所采用的衡量指标、考察时期、购买力换算方式,以及对收入分布顶端的捕捉有多准确。
一国内部的区域不平等呈现出另一种相关但有别的模式。工业化初期,投资可能集中于特定城市、港口或制造业地区。集聚经济通过专业化供应商、劳动力资源和知识交流,进一步强化这种集中。杰弗里·威廉姆森在1965年的研究中考察了区域差距在发展过程中先扩大、后缩小的假说。人口迁移、基础设施扩展以及生产活动的扩散可以促进区域间的趋同,但持久的地理优势可能使这一趋势无法完全逆转。
区域平均水平不能等同于个人之间的不平等。一国各省平均收入的差距可能缩小,而每个省内部的不平等却可能加剧。人口迁移也可能通过改变人口构成来改变区域平均水平,而非意味着原有居民的处境有所改善。住房成本和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使比较进一步复杂化:城市名义收入较高,并不一定意味着物质生活水平也具有同等幅度的优势。因此,分配分析必须明确所比较的地理单位和人群。
全球化使以国家为边界的转型过程更加复杂。国际贸易、资本流动、人口迁移和跨国生产,都可能改变工资、利润和就业机会,而这些变化未必类似于封闭经济从农业向制造业转型的过程。布兰科·米拉诺维奇在2016年出版的《全球不平等》一书中提出“库兹涅茨波浪”,用这一框架解释技术、结构变迁、冲击及政治应对所驱动的不平等反复上升与下降。这一框架延伸了原假说背后的历史直觉,但放弃了对单一且不可逆的倒U形轨迹的预期。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将倒U形的构想应用于环境退化,而非收入分配。它认为,在收入水平较低时,某些环境压力会随收入增加而上升;当收入超过某个门槛后,这些压力便会下降。这一类比因吉恩·格罗斯曼和艾伦·克鲁格的研究而受到广泛关注,包括他们于1991年开展的关于北美贸易自由化对环境影响的研究,以及1995年发表的《经济增长与环境》一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一个独立的实证假说;库兹涅茨1955年的文章并未确立这一假说。
对这一假说的标准解释区分了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经济规模越大,生产和消费通常越多,因而可能通过规模效应加剧污染。产业结构的变化可能使经济活动转向污染强度更高或更低的部门。当更清洁的燃料、生产方法或污染控制设备降低单位产出的排放量时,就产生了技术效应。收入增长也可能提高人们对环境质量的需求,但能否切实改善环境,取决于制度、执法和可用技术。
不同污染物的实证结果差异很大。一些研究发现,某些局地空气或水污染指标与收入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尤其是在可以通过明确的治理措施减少排放的情况下。例如,燃料中的铅含量和硫排放可以通过监管和技术替代来降低。这些例子并不表明收入增长本身就会自动使环境变得清洁:具体的规章制度、基础设施以及生产方法的改变,都是因果过程的一部分。估算出的拐点也会因数据集和模型设定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若用来概括二氧化碳排放和气候变化这类具有全球性、累积性的环境压力,这一假说的说服力就较弱。一个国家的单位GDP排放量可能下降,但排放总量仍在上升。它也可能通过进口在其他地方生产、并在生产过程中产生排放的商品,来减少本国境内的排放。因此,区分国内生产排放与基于消费核算的排放至关重要。二氧化碳会在大气中累积,因此,即使年度排放量下降,也不会立即逆转已经累积的气候影响。
不同环境指标在可逆性和空间范围上也存在差异。城市烟尘减少,并不意味着已经丧失的生物多样性或已经枯竭的地下水得到恢复。某项受监测污染物的指标改善,也可能与物质资源消耗增加或生态破坏加剧同时发生。与收入分配假说一样,拟合出的收入—环境曲线本身既不能识别因果关系,也不能确立普遍适用的发展顺序。只有将这一环境扩展假说与具体污染物、地点、核算边界和变化机制联系起来,它才能提供最有价值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