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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 微观经济与贸易 / time-discounting

时间贴现

时间贴现描述结果的发生时间如何影响其现值,并由此影响个人选择、财务计算和公共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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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贴现是指赋予某一结果的价值随其发生前的等待时间而变化的过程。在经济学中,它通常指的是:与其他方面相同但较早实现的结果相比,人们赋予未来才会获得的收益或承担的成本较低的权重。时间贴现是消费、储蓄、借贷、投资和公共政策决策中的核心因素。心理学中的相关研究探讨人们如何比较在不同时间可获得的结果,常见方法是让人们在较早获得的较小奖励与较晚获得的较大奖励之间作出选择。

时间贴现并非由单一机制产生。延后收到的一笔款项之所以价值较低,可能是因为这笔资金若用于其他用途便可获得回报,也可能是因为预期未来的消费会更加充裕、款项能否到账存在不确定性,或个人本身就偏好更早享用。这些解释各有不同的含义,不应混为一谈。尤其是,观察到一个人偏好立即拿到钱,本身并不足以证明其在心理上具有强烈的当下偏好。

理论上的主要区分在于指数贴现与非指数贴现模型:前者对不同延迟时长采用恒定的比例贴现率,后者则允许贴现率随时间跨度而变化。这一区分很重要,因为某些非指数贴现偏好会使先前计划与后来的实际选择发生反转。在集体决策层面,贴现决定了如何将当前支出与延伸至未来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收益进行比较。

思想起源与发展

时间贴现分析源于关于资本、利息以及消费如何在不同时期分配的争论。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1871年)中,讨论了预期快乐的持续时间和强度对当下决策的影响。欧根·冯·庞巴维克在《资本实证论》(1889年)中,对现期物品为何能够比未来物品享有溢价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解释。他的解释包括当前与未来供给状况的差异、对未来需求的预见不充分,以及及早使用资源所带来的生产机会。

欧文·费雪在《利息率》(1907年)和《利息理论》(1930年)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他将消费上的急切程度与把当前资源转化为未来产出的投资机会区分开来。在这一框架中,市场利率由偏好、资源和生产可能性相互作用而形成,并非仅仅直接反映人们的急切程度。这一区分至今仍然重要:一个人对未来效用进行贴现时采用的贴现率,不一定等于金融资产所能提供的收益率。

弗兰克·拉姆齐于1928年发表的论文《储蓄的数学理论》,考察了较长时期内的最优积累问题。拉姆齐反对仅仅因为未来的享受发生得更晚,就对其进行贴现;不过,后来的模型往往引入正的纯时间偏好率。保罗·萨缪尔森于1937年发表的论文《效用计量札记》,提出了简洁的贴现效用表达式,后来成为经济学中的标准形式。它的吸引力在于分析上的简便:只需一个效用函数和一组时间权重,就能评价整个体验序列。

后续研究对这种表述能否普遍描述实际行为提出了质疑。罗伯特·斯特罗茨在1955—1956年发表的论文《动态效用最大化中的短视与不一致性》中,分析了人们未来的选择偏离先前计划的情形。理查德·塞勒1981年的研究表明,测得的贴现率会随延迟时长、金额以及收益或损失的不同而呈现系统性变化。乔治·安斯利以短期内急剧下降的贴现率解释偏好逆转;戴维·莱布森1997年的论文《金蛋与双曲贴现》,则推动了宏观经济分析中一种便于处理的、侧重当下的偏好模型的确立。

这些进展形成了两条相互关联但又有所区别的研究路线。一条利用贴现构建内部逻辑一致的跨期选择和金融估值模型;另一条则研究实际选择如何偏离这些模型,以及造成偏离的原因。现代行为经济学大量借鉴了第二条研究路线,但这并不意味着,相对于简单模型所观察到的每一种偏离都是错误。

折现函数、效用与折现率

标准的折现效用模型对一系列消费的评价如下:

U0=∑t=0TD(t)u(ct),U_0=\sum_{t=0}^{T}D(t)u(c_t),

其中,ctc_t 表示时点 tt 的消费,u(ct)u(c_t) 表示该消费带来的效用,D(t)D(t) 表示从零时点来看该消费的折现因子。通常将其标准化为 D(0)=1D(0)=1。在正时间折现下,D(t)D(t) 一般随延迟时间的增加而下降。效用函数描述在给定时点如何评价结果,而折现函数则描述时间如何改变这些结果的权重。

区分折现因子与折现率至关重要。折现因子是乘以未来价值的系数;折现率则描述将某一结果推迟到更远的未来时,其价值按比例降低的程度。在连续时间下,对于可微且取正值的折现函数,其对应的瞬时折现率为:

r(t)=−D′(t)D(t).r(t)=-\frac{D'(t)}{D(t)}.

因此,折现因子递减并不一定意味着折现率递减。指数折现的折现因子递减,但折现率保持不变。非指数折现函数的折现率则可能随延迟时间的增加而下降、上升,或呈现不规则变化。

对效用折现也不同于对金钱折现。假设效用的增量递减,也就是说,当消费水平已经很高时,额外一单位消费所带来的效用较少。一个预期未来收入会大幅增加的人,即使并不单纯偏好更早获得效用,也可能更愿意在今天增加一单位消费。这一结果反映的是边际效用,不一定是不耐心。反过来,如果一个人预期自己会经历一段低消费时期,就可能对在那段时期获得的资源赋予特别高的价值。

一个简单的货币比较可以说明这种识别问题。如果一个人认为今天获得100个货币单位与一年后获得110个货币单位无差别,那么,在对金额进行线性估值且未来付款确定无疑的条件下,这意味着一年期货币折现因子为 100/110100/110,约等于0.909,对应的有效年折现率为10%。如果存在非线性效用、交易成本、借贷约束,或对能否收到款项存有疑虑,同样的选择就无法识别出纯粹的效用折现率。

这一基本的加总公式还包含实质性的假设。它将各时点的效用视为可与其他时点的经历相分离。习惯、期待、适应,以及对逐渐改善或逐渐恶化的经历序列的偏好,都可能不符合这一假设。负时间折现在数学上同样可能存在:一个人可能更愿意晚些享受一次在其他方面完全相同的愉快体验,原因或许是期待本身就有价值。对于这类偏好,应当谨慎解读,而不能直接将其归为非理性。

指数贴现与财务估值

在连续时间下,指数贴现赋予未来结果的权重为

D(t)=e−ρtD(t)=e^{-\rho t}

其中,ρ\rho 是恒定的贴现率。在离散时间下,对应的表达式为 D(t)=δtD(t)=\delta^t,其中 0<δ≤10<\delta\leq1。若 rr 为每期的实际利率,则货币贴现因子为 δ=1/(1+r)\delta=1/(1+r)。与该实际利率等价的连续复利利率为 ρ=ln⁡(1+r)\rho=\ln(1+r),因此利率的数值取决于所采用的复利计算方式。

指数贴现的核心特征是乘法性:

D(s+t)=D(s)D(t).D(s+t)=D(s)D(t).

对一个结果先后按两个相继的时间区间进行贴现,与按这两个区间的总长度一次性贴现,所得结果相同。在适当的正则条件下,这一性质刻画了指数形式。它也支持平稳性:将所比较的两个结果同时向后推迟相同的时间,两者的相对贴现权重保持不变。因此,在一年后消费与两年后消费之间作出选择,与在今天消费和一年后消费之间作出选择,具有相同的时间结构。

这一结构是许多现值分析的基础。当每期利率 rr 恒定时,在时点 tt 确定收到的一笔金额为 XtX_t 的款项,其现值为 Xt/(1+r)tX_t/(1+r)^t。若实际年利率为 5%,十年后支付的 1,000 个货币单位,现值约为 614。在现金流折现法分析中,将不同时点的价值相加;一项投资的净现值,则是其折现收益减去初始及后续成本的折现值。

财务贴现与机会成本和套利密切相关。如果其他条件完全相同的确定性款项可以按不一致的价格买卖,投资者就可能通过相互抵消的交易,在初始净投入为零的情况下获利。因此,市场价格约束了可交易现金流估值所采用的贴现因子。这些约束并不意味着每位投资者的心理贴现率都相同;而且,对于有风险的款项,通常不能不作适当调整就直接使用无风险利率估值。

逻辑一致的财务估值并不要求利率恒定。收益率曲线可能意味着不同期限对应不同的贴现率。一组确定的、随日期而异的单期利率,即使无法用同一个恒定利率描述所有期限,也能形成一套相互一致的贴现因子。同样,信息的变化可以改变估值,而不构成偏好反转。指数贴现是平稳偏好的基准,并不要求所有市场收益率或所有预测始终保持不变。

递减的不耐心与偏好逆转

双曲贴现对近期延迟之间的差异赋予较高权重,而对遥远未来中相同的延迟差异赋予较低权重。一种常用形式为

D(t)=11+kt,D(t)=\frac{1}{1+kt},

其中 k>0k>0。其瞬时贴现率为 k/(1+kt)k/(1+kt),随延迟时间的增加而下降。因此,相比于一项数年后才能获得的回报,当回报即将到手时,多等一个月的影响可能要大得多。广义双曲函数则可以更灵活地刻画这种下降的形态与速度。

递减的不耐心可能导致偏好逆转。设想某人在两个选项之间作出选择:较早某日可获得的100单位款项,以及一年后可获得的120单位款项。当 k=0.5k=0.5,且延迟时间以年为单位时,如果在较早那笔款项到账的十年前进行比较,这两个选项的估值分别约为16.67和18.46。此时,此人更偏好较晚但金额较大的款项。当较早那笔款项变得可以立即领取时,同一个贴现函数给出的估值分别为100和80。此时,此人转而偏好较早但金额较小的款项,尽管两笔款项本身都没有变化。

另一种影响尤为广泛的模型是准双曲贴现,也称为贝塔—德尔塔模型:

Ut=u(ct)+β∑j=1T−tδju(ct+j),U_t=u(c_t)+\beta\sum_{j=1}^{T-t}\delta^j u(c_{t+j}),

其中 0<β≤10<\beta\leq1,且 0<δ≤10<\delta\leq1。参数 δ\delta 决定未来各期之间的权衡,而 β<1\beta<1 则使所有未来效用相对于当前效用受到额外折减。当 β=1\beta=1 时,该模型退化为指数贴现。埃德蒙·费尔普斯和罗伯特·波拉克在1968年的一项代际储蓄模型中使用了相关的数学结构;后续研究将其用于分析同一个人在不同时点作出的决策之间的冲突。

从行为角度看,这体现为现时偏差:即时结果被赋予了不成比例的高权重。这比单纯具有较高贴现率的含义更为具体。采用指数贴现的人可以极其缺乏耐心,但仍能制定出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前后矛盾的计划。相比之下,现时偏差会在接近当下的时间段引入不连续性,或使贴现因子下降得格外陡峭。

由此产生的问题涉及时间一致性。一个人今天可能希望下周完成一项代价高昂的任务,但到了下周却又将其推迟。具有自知之明的决策者会预见到这类逆转;天真的决策者则不能充分预见。这些分类描述的是人们对自身未来行为的看法,而非智力或一般能力。非指数贴现也不一定会导致可观察到的偏好逆转:是否出现冲突,取决于可供选择的方案、约束条件以及结果实际发生的顺序。

在实验中测量贴现

一种常见的测量任务是让参与者反复在金额较小、较早收到的款项与金额较大、较晚收到的款项之间作出选择。研究者改变金额、延迟时间,或同时改变两者,并根据选择的转换点估计无差异点。金额调整法会不断调整其中一项报酬的金额,直到参与者对两个选项的选择大致均衡。多重价格列表则按顺序列出一系列备选方案,例如,将一笔金额固定、立即支付的款项,与金额逐步增加的延迟支付款项进行比较。这些方法可以用来估计贴现函数,但估计结果取决于对效用的假设,以及受试者如何理解任务。

一个主要的复杂因素是,收到金钱与消费商品并不是同一件事。参与者可以将立即收到的款项存起来,以预期收入为基础借款,或用收到的款项偿还债务。因此,涉及金钱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参与者获得金融市场服务的条件,以及流动性的价值。表面上较高的贴现率,可能反映的是迫在眉睫的付款义务,或成本高昂的借款渠道。如果模型假设效用是线性的,而且参与者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金融服务,就可能将这些情形误归因于缺乏耐心。

付款程序还会引入额外的混淆因素。即时款项可能当面发放,而延迟款项则需要银行转账、再次到场,或要求参与者相信届时仍能联系到实验者。这些差异涉及交易成本和参与者感知到的可靠性。研究者往往会为所有款项设置一段共同的初始延迟,例如比较明天与下个月收到的款项,而不是今天与下个月收到的款项。这有助于使付款程序保持一致,但也可能恰好消除识别即时性效应所需的对比。

非线性效用是另一个识别难题。如果款项金额越大,其边际价值越低,那么就不能用简单的金额比率来解释补偿延迟所需的金额。一种应对方法是联合估计时间偏好与风险偏好,不过,这样得到的结果又取决于所假定的风险情境下的选择与跨期选择之间的联系。安德烈奥尼和斯普伦格于2012年发表的凸时间预算实验,允许受试者沿实验设定的预算线,在不同日期之间分配款项;在其采用的模型假设下,这有助于将效用曲率与贴现区分开来。

若干经验规律反复出现,但没有哪一种能够给出普遍适用的贴现率数值。与较小的报酬相比,较大的报酬往往对应较低的估计贴现率,这通常称为金额效应。收益与损失可能对应不同的隐含贴现率,而人们对食物、金钱及其他结果的偏好也未必一致。假设性选择与涉及真实付款的选择也可能有所不同。谢恩·弗雷德里克、乔治·洛温斯坦和特德·奥多诺休在2002年发表的一项元分析强调,各项估计结果的离散程度很大,而且很难将纯粹的时间偏好与其他影响因素分离开来。

心理机制与情境影响

时间贴现概括了人们的选择,但本身并不能揭示产生这些选择的心理过程。一种解释强调人们如何在心中表征未来事件。即时体验往往具体而鲜明,遥远的事件则通常以更抽象的方式呈现。难以想象的延迟收益可能得到较少的关注,或在情感上占据较低的权重。在一些实验中,让参与者详细想象未来的体验,能够降低测得的延迟贴现程度,但效果取决于任务、研究人群和干预方式。

注意力和表述框架可以改变人们对同一客观权衡的选择。“今天获得100,还是一年后获得120”突出了金额和等待。将选项表述为具体的日历日期,则可能改变人们对时间间隔的感知。明确说明某个日期获得的款项,以及另一个日期没有款项可得,也可能改变选择:“今天获得100,明年什么也得不到”比“今天获得100”的描述更完整。这些效应说明,以一种表述形式估算出的贴现参数,未必能原封不动地用于另一种表述形式。

情绪和针对特定奖励的动机提供了另一种机制。饥饿可以改变即时可得的食物相对于稍后可得的食物的吸引力,却对其他权衡影响较小。期待本身也能带来效用:等待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可能是享受,而等待一件令人不快的事则可能伴随着恐惧。在这类情况下,偏好推迟享受或提前承受不适,并不一定意味着对体验本身的偏好发生了逆转,也可能反映了等待期间产生的额外体验。

神经科学研究将跨期决策与参与价值评估、记忆、前瞻性思考和认知控制的系统联系起来。麦克卢尔及其同事在2004年的一项研究中报告,涉及即时奖励的选择与仅涉及延迟奖励的选择,会呈现不同的脑活动模式。凯布尔和格利姆彻2007年的研究则发现,主观贴现价值与价值评估相关脑区的活动有关。这些发现为研究时间如何参与价值评估提供了支持,但并不能证明,大脑在解剖结构上可以简单地划分为一个非理性的、面向当下的系统和一个理性的、面向未来的系统。

经济状况也会影响测得的耐心程度。不可靠的环境可能使等待失去吸引力,因为承诺的奖励未必会兑现。资源匮乏可能使人将注意力集中于迫切需求,而难以获得保险和信贷,则可能使当前资源格外宝贵。因此,贴现与收入、教育和行为之间的相关性,本身并不能确定因果关系的方向。偏好可能影响处境,处境也可能影响选择,而测量结果可能同时反映两者。将拟合得到的贴现参数视为固定的个人特质,可能会掩盖这些区别。

储蓄、借贷与动态选择

时间贴现是储蓄与消费模型的核心组成部分。家庭在收入、财富、回报和预算约束的限制下,跨期配置资源。提前消费可以更早获得效用,而储蓄则可以支持未来更多的消费。最终选择取决于时间偏好、预期资源、效用函数的曲率以及金融机会的共同作用。仅凭贴现本身,无法判断一个家庭会借贷还是储蓄。

对于不受约束、以预期贴现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家庭,内点最优解通常满足消费欧拉方程:

u′(ct)=δ Et ⁣[(1+Rt+1)u′(ct+1)],u'(c_t)=\delta\,\mathbb{E}_t\!\left[(1+R_{t+1})u'(c_{t+1})\right],

其中,Rt+1R_{t+1} 是从时期 tt 到时期 t+1t+1 的实际回报率。该方程使今天多储蓄一单位所牺牲的边际效用,与其明天带来的预期贴现边际收益相等。它所依赖的假设包括:偏好满足适当条件、存在可供边际调整的储蓄机会,以及没有阻碍相关调整的约束处于绑定状态。

在采用常相对风险厌恶效用函数、且回报率确定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这一关系尤其清晰。若 u′(c)=c−σu'(c)=c^{-\sigma},则

ct+1ct=[δ(1+R)]1/σ.\frac{c_{t+1}}{c_t} =\left[\delta(1+R)\right]^{1/\sigma}.

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较低的贴现因子往往会降低最优消费增长率。但利率上升同时具有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它使未来消费相对于当前消费变得更便宜,同时也改变了债权人和债务人可支配的资源。因此,总储蓄未必会随回报率的变化而机械地增减。

具有当下偏向的偏好会导致当前行为与原先计划之间发生冲突。一个人可能打算积累养老财富,却一再选择即时消费。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接受教育、完成行政事务,或在截止日期前付款。然而,观察到拖延并不能证明存在当下偏向:回报不确定、固定成本、注意力有限或理性等待,都可能导致类似行为。

承诺机制通过限制日后的选择来支持先前制定的计划。例如,限制支取的储蓄账户,以及规定放弃目标就须付出代价的合约。这类机制在理论上的价值,取决于当事人是否预见到未来会改变主意,以及这些限制是否针对了相关冲突。自动加入机制和提醒的作用方式则不同:它们可以改变默认选项或注意力分配,而不完全限制选择。当不同时点的偏好相互冲突时,在福利经济学框架内评估这些安排就会面临一个难题:评价时究竟应优先考虑先前的计划、后来的选择,还是某种具有独立正当依据的标准。

社会贴现与代际决策

社会贴现用于成本收益分析,以比较发生在不同时点的公共成本与收益。对于使用年限较长的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社会贴现的影响尤为重大。若采用恒定的 3% 年贴现率,100 年后获得的 100 万货币单位收益,其现值约为 5.2 万;若贴现率为 7%,其现值则约为 1,150。这些只是算术示例,并不意味着其中任何一种贴现率都适用于所有项目。

一种标准的、以消费为基础的框架通过拉姆齐式关系推导社会贴现率:

r=ρ+ηg,r=\rho+\eta g,

其中,ρ\rho 为纯时间偏好率,η\eta 为边际效用对消费的弹性,gg 为人均消费增长率。在这一表达式所依据的假设下,未来消费之所以被赋予较低权重,既是由于纯时间偏好,也是因为未来的人们更加富裕,每增加一单位消费所获得的边际效用更低。该公式涉及的是边际消费贴现率;将其用于实际项目时,需要考虑风险、资源成本及收益的性质。

这些参数包含不同类型的判断和证据。预期消费增长属于基于经验数据的预测。纯时间偏好涉及如何对不同时点的福利赋予权重。效用函数的曲率可以体现跨期消费替代的意愿,也可以在适当的社会福利表述中体现对不平等的关注。这些作用相互关联,却并不相同。因此,一个数值参数可能承载多项实质性假设,尤其是在模型既要汇总代内个体的福利,又要汇总代际福利的情况下。

另一种思路着重考虑资本的机会成本。公共投资可能挤出私人投资、当期消费,或同时挤出两者;适当的处理方式取决于融资方式和经济环境。在存在扭曲的市场中,私人资本的收益率不一定等于消费贴现率。影子定价方法可以将被挤出的投资纳入考量,而不是简单地对未来的所有影响采用同一市场利率。税收、外部性和不完全市场,使得从观测收益率到社会价值的转换更为复杂。

代际分析还涉及单一贴现率无法解决的分配问题。未来人口的规模、收入以及面临环境损害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全球平均增长率可能掩盖某些群体处境的恶化。2006 年的《斯特恩报告》及其后的争论,包括威廉·诺德豪斯参与的争论,表明有关时间偏好、增长、损害和风险的假设,可以使气候政策的评估结果产生显著差异。贴现不能取代对收益归谁、成本由谁承担的明确分析。

不确定性、风险调整与长期视野

不确定性会以几种不同的方式影响贴现。承诺的款项可能无法兑现,未来消费可能偏离预期,可用于再投资的收益率也可能发生变化。这些都不等同于对更早获得效用的纯粹偏好。例如,若一笔款项只有在个人存活至未来某个日期时才能领取,那么即使不对存活条件下的效用进行贴现,其预期的个人收益也可能降低。同样,对付款方的不信任引入的是履约风险,并不一定意味着更缺乏耐心。

在资产定价中,一个一般性的估值关系为

P0=E[mtXt],P_0=\mathbb{E}[m_tX_t],

其中,XtX_t 是未来收益,mtm_t 是随机贴现因子。在代表性主体消费模型中,它通常表示为

mt=δtu′(ct)u′(c0).m_t=\delta^t\frac{u'(c_t)}{u'(c_0)}.

收益的价值不仅取决于其预期金额和获得日期,还取决于它与边际效用的协方差。在消费匮乏时收到的款项可能格外有价值。主要在经济繁荣状态下收到的款项,即便预期货币金额相同,价值也可能更低。

这解释了为什么对于风险敞口随时间变化的项目,采用单一的风险调整贴现率可能产生误导。风险可以通过依状态而定的估值或确定性等价现金流来处理;有时也可以通过适当调整贴现率来体现。如果先针对某项风险调低预期现金流,又针对同一风险在贴现率中加入溢价,就可能造成重复调整。适当调整的方向还取决于项目是能在不利状态下提供保障,还是恰恰在资源最有价值时表现不佳。

未来贴现率本身的不确定性,也可能使有效贴现率随期限延长而下降。假设一个恒定的连续贴现率可能为 1% 或 5%,两者的概率各为二分之一。预期贴现因子为

E[e−rt]=12e−0.01t+12e−0.05t.\mathbb{E}[e^{-rt}] =\tfrac12 e^{-0.01t}+\tfrac12 e^{-0.05t}.

它并不等于根据平均贴现率计算得到的因子 e−0.03te^{-0.03t}。随着期限延长,低贴现率对应的部分在预期贴现因子中越来越占主导地位。马丁·魏茨曼于 1998 年对遥远未来的分析,以及他于 2001 年对伽马贴现的研究,帮助确立了这一机制在长期政策评估中的重要地位。

具体影响取决于不确定性的持续性和结构。一个永久固定但起初未知的贴现率,与一个每年独立波动的短期贴现率并不相同。信息更新也可能改变适宜的贴现率期限结构。对于长期项目,另一个需要区分的问题涉及相对价格:如果优良环境或其他非市场物品相对于消费而言变得更加稀缺,那么以消费为单位衡量的价值就可能上升。这种变化应体现在收益估值中,而不应自动被解读为纯粹时间偏好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