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推是一种干预方式,通过改变选项的呈现或组织方式来影响行为,但不禁止任何选项,也不大幅改变经济激励。例如,自动将员工纳入退休储蓄计划,同时允许其自行退出;简化申请表;以及在截止日期前不久发送提醒。这一概念属于行为经济学,并与选择架构密切相关;选择架构指的是对人们作出决策时所处环境的设计。
理查德·H. 塞勒和卡斯·R. 桑斯坦在其 2008 年出版的《助推:如何做出有关健康、财富与幸福的最佳决策》一书中推广了这一术语。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在于,它将有关注意力、判断和自我控制的研究发现,与制度设计中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政府、雇主和企业本就会设定默认选项、安排信息和制定流程;助推理论认为,这些安排会产生切实影响,而非中性的背景条件。
助推在作用机制、目的和效果方面差异很大。有些助推旨在减少人们落实已有意愿时遇到的障碍,另一些则借助社会影响或既有的判断模式发挥作用。因此,对助推的研究涵盖心理学解释、实验评估、公共行政、商业设计,以及自主性和福祉等问题。现有证据支持特定情境下的特定干预措施,但并不支持这样一种观点:任何行为都能通过助推以可预测的方式或较低的成本加以改变。
定义与边界
泰勒和桑斯坦提出的定义影响广泛:助推是选择架构中能够以可预测的方式改变行为的某种安排,但它既不禁止任何选项,也不显著改变经济激励。同时,人们必须能够轻松且低成本地避开这种干预。将水果放在与视线齐平的位置可以算作助推,禁止营养价值较低的食品则不算。同样,提醒人们有账单尚未支付可以是一种助推,而施加高额罚款则属于改变激励。
这一区分着眼于所使用的手段,而不一定取决于其对行为影响的大小。即使退出几乎不费力,默认选项也可能使参与率发生很大变化。反过来,小额税收即便对行为的影响有限,也仍然属于价格干预。政策往往会结合多种手段:一项退休保障计划可能同时包含自动加入、雇主缴款和税收优惠。其中,只有自动加入的安排明确属于助推;经济上的优惠则通过其他机制发挥作用。
选择架构的范围比助推更广。每份申请表都有填写顺序,每份菜单都有菜品排列,每项在线服务都有界面。无论是否有人刻意设计这些特征来影响行为,它们都构成了选择架构。助推是在这种架构中实施的干预,通常需要相对于某个明确的替代方案来界定。相关比较可能是自动加入与主动申请加入,也可能是简短提醒与不作提醒。如果没有这样的反事实参照,仅仅将某种设计称为助推,并不能说明它究竟改变了什么。
助推的边界仍有争议。清晰的信息披露可能通过审慎思考而非认知捷径来影响行为,但通常仍被纳入广义的助推范畴。旨在培养持久决策技能的教育项目,往往被另行归为“赋能”,因为它们改变的是决策者的能力,而不只是眼前的环境。自愿承诺安排也可能处于边界地带:邀请人们制订计划可能是一种助推,而违约会造成重大财产损失的约束性合同,则改变了当事人未来的激励或可选项。
因此,助推并不等同于说服、广告或一切非强制性政策。将某项干预称为助推,也不意味着它就是有益的。一种促进退休储蓄的设计,与一种让人更容易购买非其所愿的订阅服务的设计,可能运用了相似的行为机制。分类揭示的是干预如何发挥作用;判断它是否可取,则需要另行考察有关其目的、后果以及受影响者利益的证据。
思想渊源与制度发展
助推的思想背景早于这一术语的出现。微观经济学的标准模型通常将个人描述为:在既定的偏好、信息和约束条件下,以一致的方式在可选方案之间作出选择。行为研究则考察了人们系统性偏离这些假设的现象。赫伯特·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概念,强调信息处理能力的局限,以及人们采用切实可行、而非全局最优的决策程序。这些思想有助于确立一种认识:即使正式的收益结构不变,决策的组织方式本身也可能产生影响。
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的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的理论基础。他们关于不确定条件下判断的研究记录了人们运用启发式的情况,而于1979年提出的前景理论则以参照点为基准来描述决策,而不是仅从最终财富的角度加以解释。框架效应表明,含义等同的不同表述可能引发不同反应。塞勒将这些发现与储蓄、消费以及对待收益和损失的方式等经济行为联系起来。有关心理账户和自我控制的研究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可能对经济上可相互替代的资源区别对待,或推迟原本打算完成的行动。
塞勒和桑斯坦在2003年发表的论著中阐述了与此相关的自由意志家长主义理念,随后又通过《助推》一书将其介绍给更广泛的读者。这一表述结合了两个主张:机构为增进人们的福祉而采取行动具有正当性,但应保留人们作出其他选择的自由。他们举例强调,完全避免选择架构是不可能的。养老金计划必须规定符合条件的雇员不采取任何行动时应如何处理,正如自助餐厅必须按某种顺序摆放食物一样。
此后十年间,政府采纳这一理念的步伐加快。英国于2010年成立了行为洞察团队。该团队最初隶属于内阁办公室,推动在公共行政中运用行为研究和实地实验。美国于2014年成立了社会与行为科学团队,2015年的一项行政命令又鼓励联邦机构应用行为科学的研究成果。其他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也设立了相关部门和项目。
这一制度发展历程也使该领域超出了狭义助推的范围。行为科学团队对信息沟通、申请程序、服务提供和组织流程开展了评估,有时采用的干预措施不仅改变呈现方式,也改变实际条件。世界银行以心理和社会因素在发展中的作用为主题,编写了题为《思维、社会与行为》的《2015年世界发展报告》。因此,“行为公共政策”所涵盖的工作比助推更为广泛,包括问题诊断、实验、制度改革,以及与传统政策工具的比较。
心理与行为机制
助推并非通过单一的心理过程发挥作用。一个重要机制是注意力有限。人们遇到的信息和需要应对的事务,超出了其持续处理的能力,因此,意图未能转化为行动,可能仅仅是因为它在关键时刻不够引人注意。适时的提醒可以让一项任务重新进入注意范围,而醒目的截止日期则可以让紧迫的行动从背景信息中凸显出来。这类干预不一定需要改变偏好或纠正错误信念,而是可以帮助人们将已有意图转化为行为。
默认选项通过几种可能相互重叠的途径发挥作用。采取行动需要付出努力,因此,有些人沿用预先选定的选项,是因为更换选项会带来实际操作上或认知上的成本。另一些人则把默认选项理解为知情机构的隐含建议。还有一些人会将偏离默认选项视为放弃已经拥有的状态。损失厌恶和禀赋效应可能促成这种反应,但默认选项效应并不以二者中的任何一个为必要条件。仅仅观察到默认选项改变了行为,并不能确定究竟是哪一种机制在起作用。
跨期选择提供了另一个理论基础。在现时偏差的影响下,与未来更大的收益相比,眼前的不便可能被赋予过高的权重。因此,填写养老金表格、安排预约或着手申请等事情,可能被一再拖延。一种常见的表示方式是准双曲贴现:
其中, 表示常规贴现, 表示对当下之后的结果施加额外贴现。这是描述一种可能机制的模型,而不是助推的定义。提醒、可立即行动的机会以及提前规划,有时可以在不改变底层偏好参数的情况下,减轻拖延造成的后果。
社会影响的运作方式则有所不同。一条信息可以描述他人的行为、他人赞许的行为,或兼有两者。描述性规范涉及观察到的行为;指令性规范则涉及赞许与不赞许。告诉人们,大多数情况相近的家庭都会按时缴费,可能影响他们对正常行为的预期。然而,强调不良行为的普遍程度,可能无意中使这种行为显得常见且可以接受。比较群体的可信度和相关性都很重要。
有些干预主要是在降低交易成本,而不是利用偏差。更简短的表格、更清楚的说明以及更少的重复步骤,可以为任何人节省时间和精力,包括注意力完全投入的决策者。区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干预取得成功并不一定说明人们存在非理性。相似的行为结果可能源于困惑、信息不足、不信任、资源有限,或真实的偏好。有效的分析应当区分这些解释,而不是把所有未采取行动的情况都视为认知错误。
干预的主要形式及其设计
默认设置规定了人们未主动作出选择时会产生的结果。默认设置可以对所有人统一适用,也可以根据可观察到的特征来分配,或依据个人先前的选择来确定。其设计不仅涉及预先选定的选项,还包括该选项是否醒目、何时告知,以及更改它需要哪些步骤。主动选择是另一种方案:机构不预先指定结果,而是要求人们作出决定,或以醒目的方式邀请他们作出决定。当人们的偏好差异很大、没有任何单一默认设置适合所有人时,这种方式可能很有用。
简化旨在改变理解或完成一项任务所需付出的努力。例如,替换专业术语、取消对同一信息的重复索取,以及将多个行政办理环节整合为一个流程。预填表格属于与之相关的一类做法,即利用机构已掌握的信息,减轻填写负担。不过,必须区分简化与省略。删去与决策有关的限定说明,虽然可能使信息更简短,却也可能使人们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作出选择。
信息设计包括表述框架、排列顺序和反馈。以年度费用而非月度费用呈现,可能使长期支出更引人注意;将能源用量换算成预计账单金额,则可以让不熟悉的计量指标更容易理解。反馈将行为与后果联系起来,例如将家庭近期的用量与其以往用量并列展示。其效果取决于采用何种比较,以及使用者能否据此采取行动。例如,如果住户无法控制供暖系统或更换电器,能源费用信息在当下的实用性就很有限。
提醒和计划提示针对的是意图与执行之间的落差。提醒可以明确截止时间,并提供可直接采取行动的途径。计划提示则要求人们具体说明,打算在何时、何地或以何种方式执行预定的行动。两者在实际操作中的区别很重要:“记得填完表格”和“选定明天的一个时间来填完表格”要求人们完成的是不同的认知任务。额外发送的信息也可能造成打扰,或因反复出现而失去效果,因此,发送频率是干预本身的一部分,而不是无关紧要的细节。
设计框架用于组织这些技巧,但它们本身并不是科学定律。行为洞察团队于2014年发布的 EAST 框架,将干预归纳为“简便、吸引、社会性和适时”四个方面。此类框架有助于提出备选设计,但不能据此确定究竟是哪种机制在发挥作用,也不能确定干预是否会成功。完整的干预说明应明确目标行为、受影响人群、拟议机制、实施渠道、对照条件和结果指标。如果不同时界定信息的内容、发送时机及具体情境,“发送一条行为干预信息”就不能算作可复现的干预措施。
退休储蓄、家庭财务与消费者决策
退休储蓄是助推最具影响力的应用领域之一。在自愿主动加入的制度下,符合条件的员工必须自行申请参加;而在自动加入的制度下,除非员工明确拒绝,否则便会开始缴款。在2001年的一项研究中,布丽吉特·马德里安和丹尼斯·谢伊考察了美国一家大型雇主改用自动加入制度后的情况。新制度覆盖的员工参与率显著更高,而且许多人一直采用默认的缴款比例和投资配置。研究结果表明,计划设计不仅影响员工是否储蓄,也影响他们如何储蓄。
这一例子既揭示了默认选项的力量,也说明了其局限。较低的默认缴款比例可能吸引更多员工加入计划,却也可能产生锚定效应,使部分参与者的缴款比例低于他们原本会选择的水平。默认投资方案或许适合许多参与者,却无法适应所有情况。因此,参与率只是一个中间结果,并不能全面衡量福利。需要考察的结果还包括缴款总额、费用、投资风险、资金支取,以及养老金资产与家庭其他负债之间的关系。
塞勒与什洛莫·贝纳齐提出的“明天多存一点”计划针对的是另一种障碍。参与者可以提前承诺,在加薪时提高退休储蓄缴款比例,从而让增加缴款不那么容易被感知为当期到手收入的减少。他们于2004年发表的报告考察了该计划的一次早期实施,发现参与者的平均储蓄率在40个月内从3.5%升至13.6%。这一设计结合了预先承诺、惯性以及提高缴款比例的时机安排,而不只是通过宣传告诉员工储蓄是件好事。
财务决策也体现了助推与家庭面临的更广泛约束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果参与者减少其他储蓄或增加债务,提高退休储蓄缴款额并不一定会带来等额的净财富增长。同样,付款提醒可能帮助忘记截止日期的人避免缴纳额外费用,却无法为现金短缺的人提供资金。评估时必须区分注意力不足、支付能力不足以及其他现实条件的限制。
商业场景中存在目标冲突。服务提供商可能通过界面设计促进购买,而消费者可能更希望减少支出,或更方便地进行比较。预先勾选的附加项目、醒目展示的分期付款金额,以及突出显示的信用卡最低还款额,都可以在不取消其他选项的情况下影响决策。按照纯粹描述性的定义,其中一些安排属于助推;另一些则设置了实质性障碍,或隐瞒了相关信息。因此,金融领域的经济规制不仅关注选择在形式上是否仍然存在,也关注信息披露、适当性、利益冲突,以及作出不同选择所需付出的实际成本。
公共服务、环境行为与集体层面的结果
公共机构会在需要将个人意愿转化为实际行政办理行为的场景中运用助推,例如福利申请、按时赴约、证照续期和缴纳税收。经过重新设计的信函可以更清楚地说明需要采取的行动,标明截止日期,并解释可用的缴款渠道。在迈克尔·霍尔斯沃思及其同事于2017年报告的英国税收实验中,援引缴税行为规范的信息提高了部分收信人的缴税率。这些发现针对的是特定信息和纳税人群体,并不意味着提及社会规范就会普遍产生效果。
公共服务的获取说明,仅仅提供信息可能并不足够。在2012年报告的一项美国实验中,埃里克·贝廷格及其同事研究了协助填写《联邦学生资助免费申请表》的效果。帮助完成申请,并提供有关资助资格的信息,提高了相关群体的申请完成率和大学入学率。仅提供信息而不提供相应的申请协助,并未取得同样的结果。这项干预表明了办理程序所带来负担的重要性,但也揭示了一个分析难题:不能轻易将所有有效的协助都视为最低限度的助推。
在公共卫生领域,预约提醒和简化的预约系统可以减少错失服务的情况。必须将其直接结果——打开信息、预约或赴约——与后续的健康结果区分开来。一条信息无法弥补预约名额不足、服务地点难以到达或服务费用难以负担等问题。行为设计可以为运转正常的卫生系统提供补充,但其效果取决于服务供给能力以及服务对象的具体处境。
家庭能源报告是环境领域一个得到充分研究的应用实例。这类报告将某个家庭的用电量与类似家庭进行比较,通常还附有节能信息,其效果已通过大规模实地实验得到评估。亨特·奥尔科特2011年的分析发现,在所研究的项目中,用电量平均下降约2%。这种效果在单个家庭层面并不显著,但若广泛推广,则可能产生可观的影响。效果能否持续,部分取决于是否保持沟通、家庭如何适应,以及实际节能机会如何变化。
环境领域的应用也凸显了个体福利与集体福利之间的区别。减少能源使用可能降低家庭账单,并减轻外部性,但环境收益的大小取决于发电方式,以及用电需求在何时下降。助推不同于排放标准、基础设施投资和庇古税;庇古税会改变有害活动的价格。行为干预究竟是对这些工具的补充还是替代,是一个需要结合实证证据和制度条件来判断的问题,不能仅凭其实施成本低就得出结论。
评估、效应量与证据积累
助推包含一项因果主张:如果选择环境发生变化,行为就会不同。随机对照试验得到广泛使用,是因为将具有可比性的个人或群体随机分配到不同条件下,有助于单独识别这种影响。对于是否完成申请这类二元结果,实验可以估计:
其中, 和 分别为干预组和对照组的结果比例。从百分之十提高到百分之十二,意味着效应为两个百分点,相对增幅为百分之二十;如果只报告后者,就可能夸大其实际效果给人的印象。
评估必须明确测量的是哪些人的行为,以及测量覆盖多长时间。意向治疗估计涵盖所有被分配接受干预的人,即使其中一些人从未阅读相关信息,也未接触过重新设计的界面。如果只分析打开过电子邮件的人,就可能破坏随机分配所形成的可比性。当人们相互影响,或机构对整个办事处的工作方式作出调整时,可能需要以群体为单位进行分配。此时,统计不确定性的计算也必须考虑这种设计。
现有证据中包含许多有效的干预措施,但其平均效应大小仍存在争议。斯蒂芬妮·默滕斯及其同事于2022年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发表的一项元分析报告称,选择架构干预的总体效应为正。随后发表的分析则质疑,估计出的平均效应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发表偏倚以及现有文献的其他特征。样本量较小但得到较大正向结果的研究,可能比未发现效应的研究更容易在期刊上发表,导致已发表的研究样本无法代表所有尝试过的干预。
来自政府实际实施的证据提供了重要参照。斯特凡诺·德拉维尼亚和伊丽莎白·利诺斯分析了美国两个助推部门开展的126项随机试验,涉及超过2300万人。他们于2022年在《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发表的文章报告称,这些试验使目标结果指标平均提高约1.4个百分点,而他们汇集的学术研究对照样本中,平均增幅约为8.7个百分点。这一差异并不意味着实地干预毫无价值,而是说明,一些经筛选的学术研究所观察到的效应,可能大幅高估实际运行项目中的典型效应。
推广研究结论时,需要关注基线行为、人群、对机构的信任以及干预的传递方式。当接收者很少收到信息时,提醒的效果可能不同于他们频繁收到自动通知时的效果。重复研究可以检验某种效应是否会再次出现,而更长期的随访则可以发现效应衰减、延迟反应,或对其他活动的挤占。登记研究假设与分析计划、发表未发现效应的结果,以及透明报告结果指标,都有助于改善证据基础。对于涵盖默认选项、提醒、社会比较和简化行政系统的干预类别,任何单一的合并效应都无法作出充分描述。
福利、自主性与伦理分歧
为助推提供规范性辩护的论证,往往首先区分一个人的即时行为与其经过深思熟虑后认定的自身利益。一个人可能打算储蓄、申请福利或更新证件,却因疏忽或拖延而没有行动。与用官员的目标取代个人意愿的干预相比,帮助人们实现自身意愿的干预似乎较少侵犯个人自主性。然而,当偏好发生变化、信息不完整,或人们对可选方案缺乏充分了解时,要确定一个人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偏好并不容易。
自由意志主义家长制主张,评估干预措施时,应当将其是否让人们“依照他们自己的判断”过得更好作为依据之一。这一表述意在避免将某种单一的、外在的美好生活观念强加于人。然而,它并未消除福利经济学中的难题。参与率、购买行为和自述的满意度都不是衡量福利的完善指标。参与者可能一度认可某项默认设置,后来却为此后悔;而观察到的退出行为,既可能反映知情后的偏好,也可能源于对该计划的困惑。
对自主性的关注,并不限于形式上是否存在其他选择。一个人可能在法律上仍有权拒绝默认选项,却发现操作界面令人困惑,或难以弄清后果。批评者区分了两类干预:一类帮助人们深思熟虑,另一类则利用人们的反应,却不引导他们反思。支持者回应说,所有可用的选择环境都会引导注意力、组织决策过程,因此,真正需要比较的是不同的设计方案,而非“存在影响”与“完全没有影响”这两种情形。双方都重视实际设计,而不只是“助推”这一标签。
透明度包含多个维度。可以告知人们由谁负责某项干预、它希望实现什么结果、为什么预先选中了某个选项,以及如何作出不同选择。解释每一种心理机制,与披露一项政策在实践中如何运作,并不是一回事。研究发现,有些助推即使被公开说明,仍然有效,因此透明度与有效性并不必然冲突。不过,人们是否注意到并理解这些披露的信息,本身仍是一个需要实证检验的问题。
分配问题同样重要。一项干预可能改善平均结果,却给特定群体带来负担。数字化提醒会将无法稳定接入数字服务的人排除在外;复杂的退出程序则可能给时间较少、读写能力较低或有残障的人带来更大的影响。因此,声称某项干预符合公共利益,就必须关注无障碍性、正当权限以及相互冲突的利益。当个人信息被用于定制干预措施时,数据隐私与数据治理便成为伦理评估的一部分,而不再是独立的技术问题。
数字选择环境、淤泥与制度局限
数字系统使选择环境能够迅速调整,并接受大规模测试。网站可以针对不同用户,改变按钮的醒目程度、问题的排列顺序或通知的发送时机。个性化设计可以利用用户以往的行为或其他数据来选择干预措施。这既有助于减少无关信息,也使干预更难被察觉:不同的人可能遇到不同的默认选项、说明和退出流程,却不知道还有其他安排。
淤泥一词指阻碍行动的过度或不合理的流程阻力,例如反复要求提供已经提交的信息,或使取消服务远比注册困难。它与助推有关,因为两者都关注流程设计对行为的影响。不过,两者并非完全对立。当流程阻力用于核实身份、防范欺诈,或让人有时间重新考虑不可逆的决定时,它可能是合理的。问题在于,这种阻力造成的负担是否与其作用相称,以及它服务于谁的利益。
商业中的“暗黑模式”包括误导性的视觉层级、隐藏费用,以及诱导用户作出某些选择的界面;如果情况呈现得更清楚,用户原本可能会拒绝这些选择。其中一些模式运用了常见的助推机制,例如默认选项或显著性,但欺骗和退出困难可能使其不再符合助推最初的要求,即规避助推应当既容易又成本低廉。分析时,必须区分醒目的推荐与隐瞒的收费,也必须区分可以撤销的默认选项与实际上剥夺了实质性选择的障碍。
可以通过委托—代理问题来审视机构的激励机制。设计者获得奖励的依据,可能是转化率、注册人数或行政工作量的减少,而非用户的长期福祉。于是,围绕受考核指标进行优化,可能产生一种表面成功、实则将成本转移到其他地方的干预。例如,某个机构可能通过劝阻公众联系来减少未回复的信件,却并未更好地解决背后的问题。因此,选择哪些结果作为评价依据,是治理的一部分,而不只是统计上的决定。
助推作为公共政策工具也有局限。单靠助推,无法增加住房供给、提供收入、扩大服务能力,或纠正所有形式的市场势力。适合用来与之比较的方案,可能是常规政策、综合方案,也可能是不采取干预。成本收益分析必须纳入开发和管理成本、用户耗费的时间、失误、隐私方面的影响以及后续后果,而不能只考虑多发送一条消息所需的低廉边际成本。因此,持续开展的制度性评估应考察:所推动的目标行为是否仍然有益,效果是否持久,以及系统其他部分的变化是否改变了实施干预的理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