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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厌恶

损失厌恶是指相对于参照点,损失比同等幅度的收益具有更大影响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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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厌恶是对结果的评价中存在的一种不对称性:相对于某个参照点,损失对偏好的影响可能大于同等幅度的收益。例如,损失100美元使某个选项吸引力下降的程度,可能超过获得100美元使其吸引力上升的程度。参照点可以是当前持有的资产、预期收到的款项、近期的购入价格,也可以是其他基准。因此,损失未必意味着总财富减少,也可能意味着实际所得低于预期。

这一概念在行为经济学和前景理论中占据核心地位,有助于解释那些难以用仅考虑最终财富或消费水平的模型来说明的选择。其应用领域包括风险决策、消费者估值、投资、工资设定以及对激励的反应。它并不等同于谨慎、厌恶不确定性,或维持现有安排的倾向。

研究既将损失厌恶视为偏好的一种形式化性质,也将其视为关于可观察行为的一项假说。运用这一概念时需要谨慎:拒绝一场赌博、不愿出售某件物品,或对可能受到的惩罚反应强烈,本身都不足以证明存在损失厌恶。如何解释这些行为,取决于收益与损失如何界定、有哪些可选方案,以及其他机制能否解释所观察到的结果。

思想起源与发展

损失厌恶的思想背景,源于对以最终财富的效用来评价不确定结果的模型的质疑。在期望效用理论中,决策者比较的是各种可能结果按概率加权后的效用。凹效用函数可以解释人们为什么会拒绝一场精算公平的赌博:财富减少带来的效用损失,大于财富等量增加带来的效用收益。不过,这种解释并不需要在心理层面上,对随参照点变化而界定的收益和损失作出特殊区分。

丹尼尔·卡尼曼与阿莫斯·特沃斯基在1979年的论文《前景理论:风险决策分析》中,将这一区分置于核心位置。他们提出的价值函数评估的是变化,而非最终的资产状况;该函数在收益区间通常呈凹形,在损失区间呈凸形,而且损失一侧比收益一侧更陡。这些是彼此独立的假设。曲率解释了收益或损失区间内敏感度的变化;损失分支更陡,则体现了后来被称为损失厌恶的不对称性。

理查德·塞勒1980年的论文《迈向消费者选择的实证理论》将相关思想与消费者行为联系起来。他对禀赋效应的讨论涉及这样一种现象:拥有一件物品后,人们放弃它时所要求的补偿,可能高于自己为获得它而愿意支付的金额。所有权可以确立参照点,使放弃物品成为损失,获得物品成为收益。这将参照依赖的思路引入了不涉及明确货币风险的交易情境。

在随后的十年中,实验室研究逐步开展了涉及马克杯、笔、金钱及其他物品的交换与估值实验。卡尼曼、杰克·克内奇与塞勒于1990年开展的实验,在揭示所有权、支付意愿、接受补偿意愿与低交易量之间的联系方面,产生了尤为重要的影响。随后,特沃斯基与卡尼曼在1991年的论文《无风险选择中的损失厌恶:一个参照依赖模型》中,对商品组合的参照依赖偏好进行了形式化描述。

他们于1992年提出的累积前景理论,进一步拓展了对风险前景的处理,尤其是修订了概率加权的方法。在一个影响广泛的模型拟合结果中,损失厌恶参数为2.25。这推动了“损失的重要性约为收益的两倍”这一说法的传播。但这个数值只是在特定模型和实验情境下得出的估计值,并非普适常数。

后续研究越来越多地考察参照点如何形成、测得的损失厌恶能否推广到不同任务,以及哪些发现能够在实验程序改变后依然成立。卡尼曼于2002年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及塞勒于2017年获奖,表彰的是他们将心理学见解融入经济学的广泛贡献,而非对损失厌恶每一种拟议应用的认可。

形式化结构及其与风险厌恶的区别

一个简单的参照依赖模型,将某一结果的心理价值表示为该结果与参照点之差的函数。如果将货币结果 xx 与参照水平 rr 相比较,一种常用的形式是

v(x−r)={(x−r)α,x≥r,−λ(r−x)β,x<r.v(x-r)= \begin{cases} (x-r)^\alpha, & x\geq r,\\ -\lambda(r-x)^\beta, & x<r. \end{cases}

其中,α\alpha 和 β\beta 描述曲率,λ\lambda 则调节损失分支相对于收益分支的尺度。在两个分支具有适当可比性的情况下,λ>1\lambda>1 表示损失厌恶。α\alpha 和 β\beta 的值小于 1,表示敏感性递减:在同为收益或同为损失的范围内,0 美元与 100 美元之间的差异,对价值的影响大于 1,000 美元与 1,100 美元之间的差异。

最直观的说明方式是使用分段线性函数,即令 α=β=1\alpha=\beta=1。考虑一项赌博:收益 GG 与损失 LL 的发生概率相等,两者均以同一参照点衡量,并采用通常的概率权重。这一前景的价值为

V=12G−12λL.V=\frac{1}{2}G-\frac{1}{2}\lambda L.

要达到无差异状态,必须满足 G=λLG=\lambda L。如果 λ=2\lambda=2,那么对于一项有 50% 的概率获得 200 美元、同时有 50% 的概率损失 100 美元的赌博,接受与拒绝对当事人而言没有差别。这项赌博的货币期望值虽然为正,却不足以抵消加权后的损失,使其具有足够的吸引力。

实际的前景理论模型还会将概率转换为决策权重。对于一项简单的收益与损失混合赌博,其价值可以示意性地表示为

V=w+(p)v(G)+w−(1−p)v(−L),V=w^{+}(p)v(G)+w^{-}(1-p)v(-L),

其中,收益概率与损失概率可能被赋予不同的权重。因此,除非明确规定有关曲率、概率加权、参照点和决策误差的假设,否则无法根据观测到的接受阈值识别出 λ\lambda。

损失厌恶不同于风险厌恶。风险厌恶涉及对不确定结果及其确定性等价物的偏好;损失厌恶则涉及对收益和损失的相对评价。一个人可以具有损失厌恶,同时在所有结果都低于参照点的选项中寻求风险。反过来,一个人也可以具有风险厌恶,却并不将损失视为一个特殊类别,例如以最终财富为自变量的平滑凹效用函数所描述的情形。

还需区分局部定义与有限赌注下的定义。在分段线性模型中,参照点紧邻下方与紧邻上方的斜率之比为 λ\lambda。当幂函数的指数小于 1 时,斜率在参照点处趋于无穷,因此无法直接用该点普通导数的比值来定义损失厌恶。因此,实证估计依赖于明确的定义和归一化方式。尺度设定不同的模型,其参数所衡量的不对称性未必完全相同。

参照点、预期与心理账户

只有确定了相关的参照点,损失厌恶才能对行为作出预测。当前持有的资产可以作为一种参照点:出售一件物品意味着减少既有禀赋。不过,预期、合同约定的权益、近期价格以及显著的目标,也都可以充当比较基准。如果原本没有预期会有奖金,那么收到500美元奖金可能被视为收益;但如果原本预期能收到1,000美元,这笔奖金就可能令人失望。

参照点不一定是单一的货币金额。消费者可能分别从金钱和产品所有权两个维度比较一笔交易。因此,购买一辆自行车意味着获得自行车并付出金钱,而出售自行车则意味着失去自行车并获得金钱。如何综合这两个维度,决定了损失厌恶是否会预测买入与卖出估值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简单地把每一笔付款都归为损失会带来问题,因为人们往往会自愿且反复地进行日常计划内的购买。

基于预期的模型通过将预期中的交易纳入参照点来处理这一问题。在博通德·克塞吉和马修·拉宾于2006年提出的框架中,效用既包括消费效用,也包括相对于预期的得失效用。计划内的购买可能几乎不会引起失望,因为付款和收到商品都在预期之中。不过,出乎意料的高价或未能收到商品,仍可能构成相对于预期交易的损失。

采用何种评价单位也很重要。心理账户描述了人们如何将结果划分到不同类别或账户中,例如家庭支出、度假预算或投资组合。在独立账户中评价一笔损失时,人们赋予它的权重,可能高于将同一笔损失纳入一个总体有利的更大结果中评价时的权重。因此,即使最终财富相同,被表述为一次独立挫折的50美元支出,与一笔大得多的收益减少50美元,在心理上也可能有所不同。

参照点可能随着经验积累和适应过程而变化。收入的暂时增加,起初可能被视为收益,后来却成为预期中的正常水平。此后,这部分收入一旦取消,就可能被体验为损失。不同模型对于这种更新发生得有多快、预期中的变化是否会立即纳入参照点,以及过去的较高结果是否会持续影响比较,有着不同的设定。

这些可能性带来了严峻的识别难题。如果在观察到每一次意料之外的选择后,都通过指定一个新的参照点来加以解释,那么这一理论就很难接受检验。更有说服力的研究设计会独立操纵预期,在决策前测量预期,或事先明确参照点的更新规则。区分以所有权为基准和以预期为基准的参照点尤为重要,尤其是在二者同步变化时。

实验证据与测量

研究损失厌恶主要有三种实验方法:考察参与者对盈亏混合赌局的选择、对已拥有和未拥有物品的估值,以及围绕指定参照点在不同组合方案之间的选择。每种方法都能揭示收益与损失之间的不对称性,但也都需要控制其他可能的解释。要获得可靠的测量结果,参与者必须理解任务,分析者也必须明确说明如何从选择推断偏好。

盈亏混合赌局实验通常让参与者有机会赢得一定金额,也可能损失另一金额;拒绝参与则维持现状。研究者通过调整收益和损失金额,确定参与者接受赌局的临界点。真实的金钱支付可以增强激励,但支付程序本身也会带来复杂因素。参与报酬可能被纳入作为参照的初始禀赋;从这笔报酬中扣除一部分的可能性,可能引发与自掏腰包承担损失不同的感受。假设性的高额赌局选择可以避开资金限制,却未必能重现涉及实际支付时的决策。

所有权实验通常比较两种估值:参与者放弃一件物品时愿意接受的补偿,以及为获得这件物品而愿意支付的金额。在激励相容的偏好引出程序中,如实报告应能使参与者获得最高报酬。然而,机制在形式上满足激励相容,并不保证参与者理解其后果。对定价规则的误解、策略性的虚假报告,以及对物品本身的不确定性,都可能影响估值。

经典的马克杯实验发现,参与者的估值存在显著差异,实际交换也少于随机分配所有权且偏好保持不变时所预测的水平。后续研究考察了经过练习并加强程序控制之后,这些效应是否仍然存在。查尔斯·普洛特和凯瑟琳·蔡勒在2005年的研究表明,采用旨在减少误解的实验程序后,估值差距可能消失。其他研究则在不同程序下继续观察到禀赋效应。由此得到的启示并不是所有权效应已被全面证实或彻底推翻,而是任务的具体实施方式会实质性地影响测量结果。

重复选择设计可以估计个体的参数,而不必从群体平均值推断。研究者可以将参照依赖型效用函数与随机选择规则结合起来拟合,运用统计学方法来描述不一致的回答。当模型加入概率加权、效用函数曲率或反应噪声时,估计结果可能发生变化。与一套相互配合的纯收益、纯损失及盈亏混合选择相比,仅仅一次拒绝赌局所提供的信息要少得多。

汇总数据还会带来其他困难。群体层面大于1的估计值,可能混合了损失厌恶程度很强的参与者、对收益与损失的反应大致对称的参与者,以及一些呈现相反模式的参与者。测量误差也可能削弱不同任务之间的相关性。因此,不应自动将金钱赌局中得到的估计值视为稳定的个人特征,并据此预测个体在所有情境下的出售决策、努力程度和消费行为。要声称其具有广泛适用性,就需要证据证明测量在同一任务内具有可靠性,并且能够推广到其他任务。

心理机制与神经科学研究

损失厌恶描述的是评价上的不对称性,并非对产生这种不对称性的心理过程的完整解释。研究者提出了几种可能的机制:对负面变化更加关注、面对损失威胁时产生更强烈的情绪反应、保留物品与获取物品的理由在提取难易程度上存在差异,以及未能达到目标时产生的动机反应。这些机制可能相互重叠,但它们所作的预测并不完全相同。

基于注意的解释认为,损失会引发更多审视,或在比较过程中获得更大的权重。眼动追踪和反应时研究考察参与者关注哪些属性,以及他们花多长时间进行权衡。对损失的额外关注可能促成选择上的不对称,但注意与价值评估并不是一回事。某种结果可能因为不寻常、不确定或难以理解而引起注意,而不是因为其负面价值超过了对应收益的正面价值。

基于情绪的解释强调恐惧、失望或预期后悔等反应。然而,“损失带来的痛苦感必然是同等收益带来的愉悦感的两倍”这一说法,并不是经济学中损失厌恶的定义。选择、对情绪的预测以及实际体验到的情绪,是不同的测量指标。一个人可能会拒绝有赚有赔的混合赌局,却并未在损失实际发生时体验到异常强烈的情绪反应;也可能对损失反应强烈,却在反复决策中没有表现出同样的不对称性。

神经科学研究考察了大脑如何表征潜在的收益与损失。萨布丽娜·汤姆及其同事于2007年开展的一项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考察了人们对混合赌局的选择。研究报告称,与价值评估有关的脑区,其神经反应随潜在收益和损失而变化;神经反应不对称程度的个体差异,与行为层面的损失厌恶指标有关。这类证据将选择模式与生物过程联系起来,但并不能证明存在一个单一且专门的“损失厌恶中枢”。

其他研究则考察了情绪唤醒、神经损伤以及决策情境的变化。这些研究方法有助于区分仅凭常规选择数据无法分辨的过程。不过,对可能发生的损失作出反应,并不自动构成支持“同等损失的影响大于收益”这一特定主张的证据。神经活动也可能反映不确定性、显著性、冲突、学习或行动准备。

还需要将损失厌恶与一种更广泛的倾向区分开来,即负面信息往往具有较强影响。令人不快的事件与令人愉快的事件,并不一定是相对于同一基准、彼此对应的损失与收益。检验损失厌恶,需要有可比较的结果、明确的参照点,以及评价或行为方面的测量指标。如果缺少这些要素,一般性的负面与正面不对称可能涉及的是另一种心理现象。

所有权、消费市场与金融行为

在消费市场中,损失厌恶可以解释人们为何不愿交换已有的物品。物主可能将放弃一件物品视为损失,而潜在买家则将获得它视为收益。这可能导致卖方要价与买方出价之间出现差距,减少双方都能接受的交易。不过,搜寻、协商和更换物品所涉及的交易成本也可能引发类似行为,对物品的情感依恋或有关其质量的信息同样如此。

现状偏差与此相关,但并不相同。即使其他选择能带来收益,继续使用现有的供应商、订阅服务或产品,也能避免因失去熟悉的功能而产生的损失感。然而,这种惯性也可能源于转换成本、注意力有限、合同限制,或对替代选项的不确定性。只有能够将产品属性上的收益和损失与这些障碍区分开来,损失厌恶才最具解释力。

价格本身也可能成为参照点。消费者习惯某个常规价格后,对涨价的反应可能比对同等幅度降价的反应更强烈。企业可能因此采用短期促销、新客优惠或调整包装规格等方式,而不是直接涨价。这些做法是否体现了损失厌恶,取决于消费者如何形成参照价格,以及如何区分临时折扣与永久性价格变化。搜寻成本和通常的需求反应仍是其他可能的解释。

在金融领域,处置效应描述了投资者更愿意卖出盈利资产、而非亏损资产的倾向。买入价格可以充当参照点,使低于该价格卖出的行为成为一项已实现损失。损失厌恶与前景理论的其他特征相结合,有助于解释这一模式。但仅凭损失厌恶并不足以作出解释:对未来收益的判断、税务处理、投资组合需求,以及已实现结果与未实现结果之间的区别,也会影响卖出决策。

什洛莫·贝纳茨与塞勒于1995年提出的短视损失厌恶解释,将对损失的敏感性与频繁评估投资收益结合起来。与着眼于长期的投资者相比,频繁查看投资组合的投资者会遇到更多收益为负的评估期。这可能使风险投资失去吸引力,即使其长期预期收益高于较安全的资产。这一解释旨在说明历史上的股票溢价,而非证明单一机制能够解释各类金融市场中的所有收益差异。

市场经验可以改变这些效应。反复交易可能使估值更加清晰、减少误解,或改变参与者对自身常态的判断。职业激励也可能引入新的参照点,例如业绩基准。因此,竞争性市场既不会自动消除参照依赖,也不能保证实验室中观察到的估值差距会原封不动地延续到实际交易中。

劳动、激励、契约与公共政策

当劳动者将收入与某个目标进行比较时,损失厌恶可用于解释其付出多少努力的决策。在参照依赖的解释框架中,收入低于每日目标,可能使每增加一单位收入都显得格外有价值。一旦达到目标,继续工作的动力就可能减弱。由此产生的劳动供给模式,可能不同于标准理论的预测,即工资暂时提高会促使人们增加工作时间。

科林·卡默勒、琳达·巴布科克、乔治·洛温斯坦和塞勒于1997年对纽约市出租车司机开展的研究,用每日收入目标解释了观察到的部分工作模式。后续研究,包括亨利·法伯的研究,对这一解释的说服力和普遍适用性提出了质疑。一个核心难点在于,实际实现的每小时收入,未必就是司机在决定是否继续工作时所预期的工资水平。交通状况、需求、疲劳、轮班安排和测量误差,都可能同时影响收入和工作时长。

在雇佣关系中,现有薪酬可能成为一种类似既得权益的参照点。因此,人们对名义工资削减的评价,可能不同于对幅度相同的预期工资增幅下调的评价。由此,在解释工资刚性时,损失厌恶常与公平考量及契约因素一并纳入分析。通货膨胀使这种区别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名义薪酬不变也可能伴随着购买力下降。相关的参照标准可能是名义薪资、实际收入、同事薪酬,或预期的加薪。

激励实验有时会将传统奖金与一种经济效果相近的安排进行比较:先暂时发放一笔钱,如果未达到目标,再将其收回。后一种安排旨在让未达标被感受为一种损失。罗兰·弗赖尔、史蒂文·莱维特、约翰·利斯特和萨莉·萨多夫于2012年发表的教师激励工作论文,报告了一项田野实验的结果,与这种损失框架能够产生影响的判断一致。这类干预检验的是一种特定的支付设计,并不能证明惩罚在所有情况下都优于奖励。

契约细节带来的变化可能不只是表述框架的变化。预付款可能影响流动性、所有权感、信任,或对雇主意图的看法。即使最终的支付规则在数学上等价,面临还款的可能性也可能带来不同于未能获得奖金的实际负担。要识别损失厌恶,就需要区分这些作用渠道,并考察干预是否确实改变了参与者的参照点。

公共政策方面的应用涉及福利取消、环境权益,以及选择架构中的默认安排。取消一项既有福利所引发的反应,可能强于新增一项同等规模福利所引发的反应。这些反应也可能反映利益分配诉求、法律权利,或对未来补偿的不信任。这一行为假说关注的是人们如何评价政策变化;它本身并不能决定哪项政策具有正当性,也不能决定集体决策应以谁的参照点为准。

适用边界、批评与福利解读

流行观点中对损失厌恶最强的表述,将其描绘成一条普遍规律,其强度几乎可以用一个固定数值来衡量。研究则支持一种更强调条件的解读。研究结果取决于得失金额、任务、商品、参照点、支付程序、经验,以及用于推断偏好的模型。有些情境下,收益与损失之间存在显著的不对称性;另一些情境下,这种不对称性很小,或呈现出与简单的损失厌恶解释不符的模式。

一项主要批评是,损失厌恶理论的解释过于灵活。如果所有权、预期、愿望和近期结果都可以充当参照点,分析者就可能对已经发生的相反选择都给出解释。例如,继续一个不成功的项目,可以被描述为避免放弃项目带来的损失;而放弃这个项目,也可以被描述为避免进一步的损失。一个有用的理论必须先明确究竟是哪一种比较主导了决策,然后才能援引损失厌恶加以解释。

还必须区分与之密切相关的现象。沉没成本效应指过去无法收回的支出对当前决策的影响。后悔涉及将实际选择与本来可以选择的另一方案进行比较。风险厌恶涉及不确定性;现状偏差则指保留现有选项的倾向。这些机制可能与损失厌恶相互作用,但任何一种都不能与损失厌恶混为一谈。例如,不愿卖出一项正在贬值的投资,可能反映的是对其价值回升的错误判断,而非对收益与损失的不对称估值。

个体与情境之间的差异也构成了适用边界。一个人可能在金钱方面表现出损失厌恶,对不熟悉的商品却没有这种表现;也可能在单次选择中表现出损失厌恶,但在经过大量练习后不再如此。这类变化并不一定使这一概念失去意义:许多经济偏好都会随情境而变。不过,这确实限制了将某个估计参数视为持久个人特征的说法。与仅仅较好地拟合单一数据集相比,测量预期、检验替代模型,并在用于估计的任务之外评估预测表现的研究设计,能够提供更有力的证据。

当呈现方式或政策能够改变参照点时,如何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解读损失厌恶尤其困难。如果取消某项既有权益确实会带来痛苦,那么忽略这种痛苦就可能遗漏一项相关后果。如果临时的框架设置只造成了短暂的损失感,将其视为永久性的福利成本就可能夸大其重要性。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也可能取决于价值是通过支付意愿,还是通过接受补偿的意愿来测定的。

这些问题促使人们区分预期效用、选择当下的效用,以及适应之后实际体验到的福祉。仅凭观察到的选择,未必能确定应由哪一种衡量标准来指导评价。实证研究可以考察影响的持续性、适应过程以及信息的作用,但如何汇总依赖参照点的收益与损失,也涉及对既有权益、分配,以及应如何看待由决策环境塑造的偏好等问题作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