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架效应是指议题的呈现方式对人们如何评价该议题或如何在不同选项之间作出选择的影响。在最严格的实验定义中,它指的是逻辑上或数值上等价的描述引发了不同偏好的现象。例如,一种疗法被描述为存活率为 90%,与被描述为死亡率为 10% 时,可能会得到不同的评价,即使这两个数字指的是同一批患者和同一段时间。更广泛地说,框架涉及如何通过选择性地突出情境中的某些特征,使特定的解读、比较或考量变得显著。
框架效应在心理学、经济学和传播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表明,人们的偏好并不总是独立于选项呈现时所用的语言及其语境。框架研究帮助确立了这样一种认识:决策不仅取决于结果及其概率,也取决于人们如何在心理上表征这些结果和概率。这些研究影响了对风险承担、消费者评价、健康传播和政治观点的解释。
不过,“框架效应”涵盖了几种可以区分的现象。将同一项赌博选择的描述方式反转,与强调一项公共政策的不同后果,并不是同一种操作。有些效应对理性选择的形式原则构成挑战;另一些则反映了人们对信息或隐含意义差异的合理回应。因此,要理解框架效应,就必须关注描述之间是否等价、涉及何种心理过程,以及测量的是什么结果。
思想渊源与不变性原则
有关框架的思想在多个学术传统中逐步发展起来。在实验认知心理学中,研究者探讨了问题的表征方式如何影响求解。在社会学中,欧文·戈夫曼的《框架分析》(1974年)考察了人们借以辨识社会情境中正在发生什么的解释框架。戈夫曼所说的框架,是更为宽泛、用于组织经验的结构,而不只是对涉及数值的选择采用不同措辞。此后,传播学者运用框架概念,研究人们如何借助反复出现的定义、叙事和责任归因来理解公共事件。
现代关于决策框架的实验研究,尤其与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密切相关。他们在1979年提出前景理论的论文中,描述了人们在风险条件下的选择如何系统性地偏离传统模型。他们于1981年发表的论文《决策的框架与选择心理学》表明,对同一个决策问题采用不同表述,可能使不同群体所表达的偏好发生逆转。这些研究将框架效应与一个更广泛的研究计划联系起来,该计划关注判断、不确定性和认知偏差。
一个核心的衡量准则是描述不变性:如果两种描述所指的选项完全相同,决策者的偏好就不应取决于采用哪一种描述。假设一个选项能让某人确定拥有200个货币单位,另一个选项则有三分之一的概率获得600个货币单位、三分之二的概率一无所获。若将这些描述改为相对于初始分配金额的等价损失,最终结果应当保持不变。如果偏好仅仅因为表征方式改变而发生变化,就违反了描述不变性。
这一原则与人们应当最大化期望值的主张有关,但两者并不相同。一个人可以始终偏好确定的结果,而不选择货币期望值相同的赌博,因为金钱的主观价值未必呈线性变化。期望效用理论能够解释这种风险厌恶。框架效应带来的挑战在于,即使结果和概率都没有改变,偏好仍可能发生变化。单凭风险厌恶,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个人在一种等价描述下偏好确定选项,却在另一种描述下偏好赌博。
如何从规范角度解读这一现象,取决于如何界定等价。两种陈述在数值上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含义,却传达出对说话者的知识、意图或比较标准的不同假设。因此,要严格证明选择存在不一致,仅仅找出正面和负面的措辞还不够,还必须明确结果、概率、参照条件,以及参与者能够获得的信息。随着框架研究从严格控制的选择问题拓展到日常交流,这一区分变得日益重要。
亚洲疾病问题与风险选择框架
最著名的框架效应实验,是特沃斯基和卡尼曼于1981年提出的假想“亚洲疾病问题”。研究要求参与者设想,美国正准备应对一种罕见疾病,预计该疾病将导致600人死亡。研究提出了两种备选方案。在采用正面措辞的版本中,方案A将挽救200人的生命;方案B有三分之一的概率挽救600人的生命,有三分之二的概率无人获救。在152名受访者中,72%选择了结果确定的方案。
另一组参与者看到的问题以死亡人数而非获救人数来表述。方案C将导致400人死亡;方案D有三分之一的概率无人死亡,有三分之二的概率600人死亡。在155名受访者中,78%选择了有风险的方案。按照题目预设的理解,A与C描述的是相同的结果,B与D也是如此。因此,这一变化体现为:人们在收益框架下偏好确定性,在损失框架下则偏好风险。
通过计算,可以明确看出题目所设定的等价关系。对于有风险的方案,存活人数的期望值为
相应地,死亡人数的期望值为400。期望结果相等,本身并不能证明结果确定的选项与有风险的选项同样可取,因为两者的结果分布存在显著差异。真正重要的比较,是同一个确定性选项在不同表述下的比较,以及同一个风险选项在不同表述下的比较。
这一模式后来被称为风险选择框架效应。正面表述往往促使人们规避风险,而负面表述往往促使人们寻求风险。然而,收益使人谨慎、损失使人冒险,并不是普遍适用的规律。结果发生的概率、结果的大小、参照点的位置,以及备选方案的具体结构,都会产生影响。前景理论本身在区分小概率与大概率时,也会预测出更为复杂的模式。
最初的问题也说明了理解题意时可能存在的局限。“将有200人获救”通常意指恰好200人存活、400人死亡。然而,在日常交流中,一些读者可能将其理解为至少有200人获救,或认为其余人的命运并未明确说明。后续实验采用了更完整的表述,同时说明存活和死亡的结果,或明确使用“恰好”一词,以研究这一问题。这些发现并未否定框架效应这一现象,但它们表明,除了考察偏好所占的百分比,还必须审视措辞、歧义,以及受访者自行补充的假设。
框架的不同形式
欧文·莱文、桑德拉·施奈德和加里·盖思于1998年提出了一种广泛使用的分类,将框架分为风险选择框架、属性框架和目标框架。这些类别的区别在于,重新框定的对象不同,研究者试图解释的反应也不同。将它们混为一谈,可能掩盖其机制和证据上的重要差异。对不同风险选项的偏好发生逆转、对产品的评价发生变化,以及采取行动的意愿发生变化,并不是同一种因变量。
在属性框架中,同一特征以互补的方式加以描述。例如,牛肉馅可以标注为“75%瘦肉”,也可以标注为“25%脂肪”。其成分比例完全相同,但正面标签可能带来更好的评价。莱文和盖思在1988年的研究中使用了这类描述,考察人们对牛肉馅的评价,其中也包括实际品尝的情境。属性框架可以影响人们在亲身体验之前产生的联想,而直接体验则可能改变这些语言联想对评价的影响程度。
目标框架关注采取或不采取某种行动的后果。一则信息可以强调参与某项活动会带来什么收益,也可以强调不参与会造成什么损失。这类信息通常被称为收益框架诉求和损失框架诉求。与严格等价的生存率与死亡率表述不同,这些信息可能强调不同的因果路径或情绪后果。研究通常通过态度、意图、信息搜寻或行为来衡量其效果,而不是考察人们如何在数学上等价的博彩选项之间做出选择。
另一种区分是等价框架与强调框架。等价框架改变描述方式,同时尽量保持实质信息不变。强调框架则改变哪些考量因素受到关注。一项交通提案可以主要被描述为缩短出行时间的办法,也可以主要被描述为减少排放的办法。这两种描述可能都准确,但所提供的信息并不相同。由此产生的支持度差异未必违反描述不变性原则,因为这些信息将注意力引向了不同的后果。
“框架”一词也可以指更广泛的解释结构,例如将失业描述为个人责任,或将其描述为结构性经济问题。这类框架可以影响人们对原因、责任及适当补救措施的认识。它们与叙事和分类存在交集,而不仅仅涉及正面或负面的措辞。因此,严谨的研究会明确说明所操纵的因素及其结果:研究改变的究竟是属性标签、参照点、政策考量因素、因果解释,还是诉求所强调的后果。
参照点、价值评估与心理机制
前景理论通过参照依赖解释了风险选择框架效应的一个重要方面。人们会相对于某个参照点,将结果评估为收益或损失,而不是仅仅根据最终状态加以评价。在疾病问题中,对获救人数的描述会促使人们形成以收益为中心的心理表征,而对死亡人数的描述则会促使人们形成以损失为中心的心理表征。因此,相同的最终结果在决策者的主观表征中可能处于不同的位置。
一个用于说明前景理论的价值函数如下:
其中, 表示相对于参照点的变化,,且 。曲线的弯曲程度体现了敏感性递减:获得100与获得200之间的主观差异,可能大于获得1,100与获得1,200之间的主观差异。在损失一侧,同样的基本特性可能使人们更倾向于冒险,而不是接受确定的损失。参数 表示损失厌恶,即损失造成的主观影响可能大于同等收益带来的主观影响。这些参数限制是理论上的刻画,并不是对每个人、每项任务都同样适用的常数。
不应将损失厌恶与框架效应等同起来。框架效应是观察到的判断或选择对呈现方式的依赖;损失厌恶则是关于价值评估的一种假设性特征。收益侧和损失侧的曲率、参照点的变化,以及对概率的主观加权,都可能促成某种选择模式。此外,属性框架效应并不一定需要涉及损失与收益之间的选择。联想过程本身就可能足以产生这种效应:“瘦肉”会唤起正面评价,而“肥肉”会唤起负面评价。
其他解释则强调人们如何简化信息。瓦莱丽·雷纳与查尔斯·布雷纳德提出的模糊痕迹理论区分了精确表征与定性的要旨表征。在收益框架下,一个人可能将问题表征为:要么确定救下一些人,要么可能一个人也救不了。在损失框架下,这种对比则可能变为:要么确定有人死亡,要么可能无人死亡。即使决策者理解其中的算术关系,这些类别化表征仍可能引导其选择。
情绪反应、注意力和会话推断也提供了其他作用机制。负面描述可能将注意力引向威胁,也可能确立不同的隐含标准。采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的研究,包括贝内代托·德马蒂诺及其同事于2006年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与框架导向一致的选择和情绪相关神经系统的活动之间存在关联。这类证据并不能证明大脑中存在单一的“框架效应中枢”,也不能说明情绪必然是不理性的。神经科学研究结果揭示了与特定任务相关的过程,但仅凭这些结果,还无法解释某种描述为何改变了偏好。
强化、削弱或改变效应的条件
框架效应取决于决策的结构。结果的大小、概率、确定性以及参照点,都可能改变效应的强度和方向。在确定收益与中等概率的冒险选项之间做选择,与面对极小概率赢得大奖的机会,在心理上并不等同。人们在收益情境下规避风险、在损失情境下寻求风险,这一广为人知的模式描述的是一类重要任务,而非所有可能涉及风险的决策。任务设计上的差异,有助于解释为何一些看似相似的研究有时会得出不同结果。
信息量及其呈现形式也很重要。与只呈现一种描述相比,同时展示两种互补的描述,例如“每100人中有90人生存、10人死亡”,更容易让人识别出二者的等价性。表格和可视化呈现可以帮助人们比较最终结果,但也可能通过排列顺序、颜色或比例尺度,形成各自的强调重点。在某些情境下,反复亲身经历决策后果,可以减少人们对文字描述的依赖;但反馈并不能消除所有效应,尤其是在结果很少出现或难以解读的情况下。
研究者考察了数理能力、认知反思、专业知识和年龄等方面的个体差异。更强的数字理解能力有助于识别概率和结果的等价性,但不能保证判断不受框架影响。专家也会依赖具有实际意义的类别和熟悉的预期,这有时能够减弱框架效应,有时却会在解释信息时引入额外假设。因此,一个人在某一道框架问题上的表现,并不能可靠地反映其总体理性水平、智力或专业能力。
语言和社会情境也是调节因素。一些实验,包括博阿兹·凯萨尔及其同事于2012年发表的研究,发现参与者使用外语时,决策偏差有所减弱。这类效应的大小及其普遍性,取决于语言熟练程度、情感联想、理解程度和任务特征。使用外语可能同时改变多个心理过程,因此不能将框架效应的减弱直接归因于分析性推理的增强。同样,对于文化群体之间的差异,也需要考察翻译、熟悉程度和抽样的影响,而不能将其视为固定的文化特征。
要求人们说明决策理由、花更多时间思考,或考虑另一种框架,有时能够减弱框架效应,但深思熟虑并非普遍有效的纠偏方法。进一步思考可以揭示等价性,却也可能使措辞最初引导出的解释得到进一步发挥。动机性推理和先前已持有的立场,可能影响哪些因素会受到仔细审视。因此,研究区分了理解数字、识别等价性和作出一致选择这三种能力:其中一项有所改善,并不一定意味着三项都会改善。
实验设计、测量与证据
基本的框架实验会将参与者随机分配到不同组,让各组看到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描述。这种被试间设计用于估计不同条件下的回答分布是否存在差异。它避免了让参与者直接注意到不同框架之间的对比,但不能说明每个个体都会改变自己的偏好。在最初的疾病问题实验中,报告的百分比描述的是不同群体的选择,而不是同一批人反复做出的选择。
被试内设计则让每位参与者接触多个版本,有时会在不同版本之间穿插其他任务,或间隔一段时间。这种设计能更直接地识别个体的偏好反转。然而,参与者一旦识别出重复的结构,可能会倾向于保持前后一致、察觉实验目的,或受到记忆效应的影响。平衡呈现顺序、采用多种问题内容会有所帮助,但这两种设计回答的问题仍略有不同。被试内研究中较小的效应,可能部分源于参与者有机会明确比较不同框架。
测量方式也因框架类型而异。风险选择框架研究通常记录二元选择;属性框架研究可能使用评分量表;目标框架研究则可能考察意向或实际观察到的行为。这些结果不应混为一谈。一条信息可能使某个选项显得更有吸引力,却不改变个人的实际选择;而当成本、获取渠道、习惯或其他相互冲突的需求介入时,自述的意向也未必会转化为行动。
包括安东·屈贝格尔于1998年开展的风险选择框架元分析在内,多项定量综述发现,总体上存在框架效应,但效应随实验程序的不同而有显著差异。元分析汇总多项研究的结果,但其结论取决于将哪些任务和结果指标归为一类。若不加区分地将属性框架、风险选择框架和目标框架合并为一个效应估计值,就可能掩盖它们各自不同的机制。发表偏倚、选择性报告、小样本以及分析方案的多重选择,也是整个行为研究领域普遍面临的其他问题。
要获得有力证据,必须仔细控制不同条件之间究竟改变了什么。如果某个版本提供了额外事实、使用了不同的分母,或暗示了不同的基线,那么结果可能反映的是信息差异,而不只是框架的影响。预注册假设、采用具有充分统计功效的样本、透明披露数据排除情况,以及报告效应量和不确定性,都有助于更好地解释结果。在实地环境中开展的随机对照试验可以检验某种沟通方式是否会改变实际行为,但即使干预取得成功,仍需分析其各个组成部分:一条新信息可能同时改变清晰度、显著性、信任度和框架。
消费决策、金融与组织实践
在消费情境中,框架体现在标签、价格、促销信息以及合同条款的表述中。在采用相同计量基准时,“95%不含脂肪”和“含5%脂肪”是互补的属性描述。不同支付方式之间的价差,可以表述为采用某种支付方式可享折扣,也可以表述为采用另一种支付方式须付附加费。最终的金额比较可能完全相同,但这些标签会设定不同的参考价格,并使人对自己理应享有的待遇或所遭受的损失产生不同理解。
以百分比和绝对数值呈现信息时,需要格外谨慎。只有当原价为50个货币单位时,打八折才等同于降价10个货币单位。更换计算基数或省略原价,可能使信息具有误导性,而不只是采用了不同的框架。同样,将价格拆分为基础金额和额外费用,也会带来注意力分配和信息不完整的问题。这些做法可能涉及框架效应,但不能总将其视为对已被充分理解的总价所作的等同表述。
在金融决策中,同一项收益可以相对于初始投资、近期峰值、预期收益或基准投资组合来呈现。参考点有助于决定人们将某一结果感受为收益还是损失。这使框架效应与心理账户联系起来;心理账户是指将金钱划分到心理上相互区分的类别中。即使资金具有相同的购买力,一个家庭也可能以不同方式对待退税款、日常工资和投资收益。心理账户的范围比框架效应更广,但标签和账户界限有助于形成相关的心理类别。
业绩的展示方式也能形成不同的决策框架。与侧重长期结果的呈现方式相比,频繁报告短期亏损可能使损失更为突出。关于短视损失厌恶的研究,考察的是损失敏感性与评估频率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并不意味着报告频率越低就一定越好:报告间隔也会影响透明度、监督以及应对情况变化的能力。一种描述性的心理效应,本身并不能决定何种金融实践才是恰当的。
当提案被描述为避免损失、节省开支、保护现有产能或创造新产能时,组织也会遇到类似的效应。有些描述指向确实不同的后果,另一些则只是为相同的预算结果换了个说法。这一区别对消费者保护和组织问责十分重要。实验表明某种标签更容易被接受,并不等于证明由此产生的选择能够增进福祉。评估还必须考虑人们的理解程度、全部成本、对不同群体的分配影响,以及该框架是否掩盖了重要信息。
健康传播与风险的呈现
健康传播清楚地表明,数值上的等价与实际解读可能并不一致。只有在涉及相同人群、相同结局定义和相同时间区间时,生存率与死亡率才具有互补关系。五年生存率不能直接替代一年死亡率。同样,特定疾病死亡率与全因死亡率衡量的是不同的结局。因此,只有核实了相关数值的含义之后,才适合将呈现方式上的差异归为框架问题。
一个假设性的例子可以说明绝对风险与相对风险的呈现方式。假设在未接受干预的人群中,每1,000人有2人出现某种结局,而在接受干预的人群中,每1,000人有1人出现该结局。相对风险降低了50%,而绝对风险降低了千分之一,即0.1个百分点。两种表述在数学上都正确,但仅凭相对风险的表述,无法了解该结局有多常见。研究常将这些呈现格式与框架效应一并考察,不过,它们不同于单纯在生存率与死亡率之间转换表述,因为每种格式明确呈现的数值关系不同。
有关医学决策的研究比较了普通人与专业人士对生存率和死亡率描述的反应。芭芭拉·麦克尼尔及其同事于1982年开展的一项研究经常被引用,该研究考察了不同呈现方式如何影响人们在肺癌治疗方案之间所作的假设性选择。其重要意义在于表明,具备专业知识并不一定能使决策不受呈现方式的影响。这类实验并不能证明某一种框架能够指出临床上更可取的方案;对治疗方案的评估还取决于结局、不良反应、预后及患者偏好。
目标框架研究探讨的是:强调采取行动的益处与强调不采取行动的代价,哪一种信息更有说服力。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解释将收益框架与预防行为联系起来,将损失框架与检测行为联系起来,其依据部分来自人们对风险感知的差异。后续证据并未支持一条简单而普遍适用的规律。研究结果会因行为、人群、信息内容,以及研究者测量的是态度、意愿还是实际完成的行动而异。例如,筛查信息与疫苗接种信息之间的差异,并不只在于措辞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框架的伦理意义在知情同意和公共卫生领域尤为突出。任何解释都需要对信息顺序、术语和数字呈现格式作出选择,而这些选择可能影响理解与偏好。均衡的呈现方式可以包括同时展示互补结局、使用一致的分母,以及明确时间范围。即便如此,传播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框架:纳入哪些结局、选择何种比较,以及重点强调哪些不确定性,仍然是决策环境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
政治传播、媒体框架与公众解读
在新闻业和政治传播中,框架通常指对考量因素的选择与组织,而不要求信息在数学意义上严格等同。罗伯特·恩特曼于1993年提出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表述:框架是从人们感知到的现实中选取某些方面,并使其凸显,从而推动特定的问题界定、因果解释、道德评价或解决方案。例如,一篇关于住房成本上涨的报道,可以着重强调建设方面的限制、家庭收入、金融投资,或租户居住缺乏保障等方面。这些框架引导着人们的解读,却未必彼此矛盾。
框架与议程设置和启动效应有关,但又有所区别。议程设置关注哪些议题受到重视;框架关注人们如何理解某个议题;启动效应关注哪些标准或考量因素更容易在人们随后作出判断时被调用。实践中,一篇新闻报道可能同时发挥这三种作用:提高人们对住房议题的关注,将其呈现为住房可负担性问题,并促使受众根据官员在住房事务上的表现来评价他们。这些概念区分的是分析层面的不同作用,而不是互斥的信息类别。
政治框架可以将一项政策与人权、经济效率、国家安全、公平或地方自治联系起来。其效果取决于信息来源的可信度、受众既有的信念与立场、竞争性框架的力度,以及周围的信息环境。在单独开展的实验中颇具说服力的框架,当受众立即接触到反驳,或反复接触到对立方的信息时,效果可能会减弱。熟悉程度也可能产生影响:一个短语对某类受众能唤起丰富的联想,对另一类受众却可能几乎传达不了什么意义。
并非所有框架效应都属于欺骗或宣传。任何篇幅有限的叙述都必须有所取舍,而精心选择的框架可以帮助人们理解陌生议题。当信息呈现中包含虚假说法、隐瞒重要事实或作出误导性比较时,欺骗才成为一个需要单独考察的问题。反过来,将两则政策信息称为“不同框架”,也不能证明两者同样准确。事实上的有效性与说服效果是两种不同的属性。
因此,民主传播研究既考察公众对信息的反应,也考察其判断能力。接触信息后的意见变化,可能表明人们容易受到呈现方式的影响,也可能反映出他们了解了此前忽略的考量因素。核心的实证问题在于:信息接收者是否理解了相关事实,是否接触到了可信的其他解释或方案,以及是否仍有能力将议题与自身价值观联系起来。这些问题将框架研究与民主、媒介素养以及公共审议的组织方式联系起来。
理性、透明度与尚未解决的问题
框架效应是否表明人具有非理性,一直存在争议。在条件界定严格、备选方案确实相同的问题中,偏好逆转与描述不变性相冲突。然而,自然语言交流所承载的信息并不限于字面上的数值内容。说话者选择说“90%的人存活”而不是“10%的人死亡”,可能会让人觉得其传达了某种建议、预期,或与常态标准的比较。即使实验者原本认为这两种描述可以互换,人们对这些信号作出反应也有其可理解之处。
因此,区分外延等价与交际等价很有帮助。两种描述如果指向相同的可能结果,就具有外延等价性;只有当它们在具体语境中还传达了相同的相关隐含意义时,才具有交际等价性。实验设计可以通过明确总数、同时呈现互补结果,减少非预期的差异,但任何措辞都无法完全脱离解读。确定某种效应在多大程度上源于价值评估、推断或误解,仍是研究中的核心问题。
另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是,个体受框架影响的倾向是否稳定。在某项任务中表现出框架效应的人,在其他领域未必会表现出同等程度的效应。数字化的赌博选择、食品标签和政治信息会调动不同的知识与动机。这使得将框架易感性视为一种单一、持久特质的做法受到限制,也增加了以下尝试的难度:依据简短的实验室成套测试预测现实行为,或找出一种适用于所有框架形式的干预措施。
提高透明度可以缓解某些担忧,却不能消除这一现象。同时展示两种框架,可能使人看出它们在数值上的等价性;要求人们明确说出自己的参照点,则可能揭示隐藏的假设。不过,提供更多信息可能会增加认知负担,而将两种描述并列呈现,本身也可能突出某种特定比较。因此,关于选择架构的研究不仅关注呈现方式是否改变行为,也关注它是否有助于理解、是否保留了有实际意义的选择,以及是否符合受影响者的利益。
当偏好部分是在决策过程中形成的,评价标准就尤其难以确定。如果一个人在接触框架之前并不存在稳定的偏好,就很难直接认定其中一种反应代表其“真实”偏好,而另一种则是扭曲。因此,研究者采用多项标准,包括面对等价描述时是否保持一致、是否理解后果、反思后是否保持稳定,以及是否符合独立于该框架所陈述的目标。这些标准可能得出相互矛盾的判断,因此,对框架效应的评估既是经验问题,也是哲学问题,而不只是统计偏好逆转的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