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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隐喻理论

概念隐喻理论将隐喻解释为思维领域之间的系统性联系,这些联系塑造语言、推理及其他表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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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隐喻理论是一种研究隐喻的理论取向,主要将隐喻视为一种思维模式,而不仅仅是修饰性的语言用法。其核心主张是,人们借助与某一经验领域相关的结构,来理解另一经验领域的某些方面:例如,通过空间运动理解时间,通过温暖理解情感,或通过目的地理解目的。因此,“漫长的会议”“温暖的关系”和“达到目标”等表达,被视为更一般的概念关系在语言中的体现,并据此加以研究。

随着乔治·莱考夫与马克·约翰逊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1980年)问世,这一理论成为认知语言学的核心组成部分。它对一种区分提出了挑战:将日常思维视为按字面意义运作,而将比喻性表达视为例外。其影响遍及语言学、心理学、文学研究、教育以及公共话语分析等领域。如今,相关研究不仅考察言语表达,还考察手势、图像、实验中的行为表现以及文化差异的模式。

概念隐喻理论是一个包含多个版本的研究框架,而非单一且得到完整界定的模型。已有广泛证据表明,隐喻模式参与组织词汇和话语;但更强的主张——例如,特定映射会在理解过程中自动激活、以特定身体经验为基础,或通过特定神经机制实现——则需要独立证据支持,目前仍存在争议。

思想渊源与发展

对隐喻与思维之间关系的探讨,早于现代认知语言学。亚里士多德在《诗学》和《修辞学》中讨论过隐喻,包括隐喻揭示相似性的能力。后来的传统常将隐喻归为修辞学的手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此前所有论述都将隐喻仅仅视为语言的装饰。20世纪,I. A. 理查兹的《修辞哲学》(1936年)和马克斯·布莱克的论文《隐喻》(1954—1955年)提出了互动论观点,认为隐喻的各个组成部分会相互重塑对方的解读。

概念隐喻理论改变了需要解释的核心问题。它不再仅仅追问某个不寻常的句子如何获得比喻意义,而是追问日常表达为何会形成反复出现的表达群。莱考夫和约翰逊列举的例子包括“捍卫立场”“攻击论点”和“赢得争论”。他们提出,这些表达反映了一种系统性关系,通常标记为“争论是战争”(ARGUMENT IS WAR)。这里的大写形式表明,这是分析者对某种概念模式的概括,而不是说话者必须有意识地在头脑中表征或认同的句子。

另一项重要的理论背景是迈克尔·雷迪于1979年发表的《管道隐喻》。雷迪指出,有些表达将交流描绘为把思想装入词语、将其发送出去,再从中提取内容的过程。这一分析表明,日常谈论交流的方式,隐含着关于交流本质的假设。这类例子的重要性在于其约定俗成的性质:某些表达即使极为常见,仍然可能反映出一种模式化的理解方式,即借助较为具体的活动来理解抽象活动。

后续出版的著作拓展了这一理论框架。莱考夫与马克·特纳的《超越冷静理性》(1989年)将日常概念模式与诗歌联系起来。莱考夫与约翰逊的《体验哲学》(1999年)进一步阐述了该理论与具身认知的关系。佐尔坦·科韦切什研究了情感、文化差异和语境的影响;约瑟夫·格雷迪则在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中,将相对基本的经验关联与更复杂的隐喻系统区分开来。

这一框架与其他意义研究进路并行发展,而非取而代之。语义学、语用学和心理语言学领域的学者,继续从词汇解读、语境推理、范畴化和类比等角度研究隐喻。因此,“概念隐喻”既可以指一种相对有限的主张,即存在系统性的跨领域模式,也可以指一种更强的理论,旨在解释这些模式背后的认知机制。比较研究发现时,必须区分这两种用法:证明某一表达群反复出现的证据,并不自动构成对该框架所涉及的每一项心理学或神经科学主张的支持。

域、映射与隐喻推理

基本的分析单位是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映射。概念域是由知识或经验构成的有组织的整体,例如旅程、经济交换、疾病或社会关系。源域提供结构,用于理解目标域的某个方面。例如,在“爱情是旅程”这一隐喻中,旅人可以对应伴侣,交通工具对应双方的关系,障碍对应困难,目的地对应共同目标。“处于十字路口的感情关系”之类的表达,使这种假定的组织方式得以部分地通过语言呈现出来。

跨域映射是有选择的,而非穷尽一切的。旅程隐喻并不意味着交通运输的每项特征都适用于感情关系。燃料消耗、护照查验和轮胎气压并不会自动与之相关。分析者必须确定,哪些对应关系得到了实际表达或推理的支持。映射可以简化表示为 M:S→TM:S\rightarrow T,其中,SS 是相关的源域结构,TT 是目标域结构。这一记法表明了方向性,但并不意味着隐喻映射像定义完备的数学函数那样运作。

映射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能替换词汇,还能为推理提供依据。如果某项活动被理解为朝目的地移动,那么延误就可能被视为挫折,备选方案可能被视为路线,顺利完成则可能被视为抵达。不过,某项推论看似合理,并不意味着说话者实际上就会作出这一推论。该理论区分了某项推论可被调用与其在特定语境中被激活这两种情况,尽管早期分析并不总是明确坚持这一区分。

隐喻结构的局部性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同一目标域可以借助多个源域来理解。时间可以被表征为运动的物体、观察者穿行其间的景观、有限的资源或商品。“截止日期正在临近”和“团队正在接近截止日期”以不同方式组织相对运动。“节省时间”则引入了另一种与资源有关的识解方式。这些模式不必共同构成一幅完全一致的心理图景;每一种都可以凸显某些特定关系。

莱考夫的不变性假说试图对投射施加约束,提出映射在遵循目标域内在组织方式的同时,会保留源域中相关的意象图式结构。例如,容器的内部、边界和外部在投射时,应当保留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构。这一假说旨在解释映射为何不是任意的,但要运用它,就必须对两个域分别作出独立描述。

映射的方向性通常是不对称的,不能默认其可以逆转。将理论理解为建筑物,并不意味着建筑物通常也被理解为理论。反向比较或许是可能的,尤其是在创造性话语中,但其解释方式和约定俗成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因此,要确立一项映射,仅仅观察到两个域具有某种共同属性是不够的。

具身性、意象图式与基本隐喻

该理论的一项重要主张是,许多抽象概念的结构源自反复出现的身体经验。具身认知涵盖了关于知觉、行动和身体状态如何参与思维的多种立场。在概念隐喻理论中,具身性通常用来解释为什么空间方位、运动、平衡、容纳、力以及物体操控能够提供可广泛运用的源域结构。身体经验并非仅仅被视为一套生动例证的素材库,而是被认为是概念组织反复依赖的基础。

意象图式是从知觉和行动中抽象出来的一种较为简略的结构模式。“容器”图式包含内部、外部和边界;“起点—路径—终点”图式包含起始点、运动轨迹和终止点。马克·约翰逊的《心中之身》(1987)赋予这些模式以核心地位。它们的图式性十分重要:容器图式不必像杯子或房间那样,是一幅细节丰富的心理图像。它所捕捉的是能够在多种知觉情境中反复出现的关系。

这类模式可以组织抽象表达。“身处困境”借助容纳关系来理解一种处境,而“摆脱困境”则加入了跨越边界的过程。将项目描述为“向前推进”,则借用了有方向的运动。这些例子并不能证明,每次使用此类表达都需要有意识的意象。理论所提出的这种组织方式可能已经约定俗成,无须刻意在脑海中成像便能运作,因此,其心理现实性应通过行为研究来考察,而不能仅凭内省判断。

格雷迪于1997年开展的基本隐喻研究,试图识别与反复出现的经验相关性相联系的、相对基本的映射。“多即上”通常与数量增加的同时高度也增加的情境有关,例如物体堆积成堆的情况。“情感即温暖”则被认为与早期经验有关:在这些经验中,身体上的亲近和温暖与照料相伴。这些是关于隐喻如何在个体发展过程中获得基础的假说,并非证明某一次经验会机械地决定某个概念。

基本隐喻有别于将多种映射与文化知识结合起来的复杂系统。例如,有目的的活动可以利用目的与目的地、行动与运动、困难与障碍之间的关联。因此,复杂隐喻既可能承袭身体经验所提供的理据,也可能依赖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实践和制度。“时间就是金钱”无法仅凭人类共有的身体构造来解释;雇佣劳动、会计核算和经济组织方式,都与这一隐喻的突出地位有关。

该理论的某些版本将这些主张与神经网络中的学习联系起来,认为反复的共同激活能够在不同经验领域之间建立联系。这类解释比“身体经验影响思维”这一笼统论断更为具体。神经层面的解释必须指出语言实例本身未能提供的机制和预测。无论是身体经验中的相关性,还是相关脑区的激活,单凭其中任何一项,都不足以证实某种特定的概念映射。

规约性及其与其他意义过程的关系

概念隐喻理论将规约性隐喻置于核心位置。像“亲密的友谊”这样的短语,人们可能理解起来毫不费力,也不会特别留意,但它仍将社会交往中的亲密程度与空间上的接近联系起来。这对一种假设提出了挑战:只有那些引人注目的诗性表达,才值得作为隐喻加以分析。它也使死隐喻这一范畴变得更为复杂;传统上,这个术语指的是人们已不再察觉其比喻来源的表达。在这一理论框架中,缺乏有意识的觉察,并不能证明概念结构不存在。

不过,规约性有多个维度。一种表达可以是高频的、熟悉的、词汇化的,也可以是易于加工的,而这些属性并不一定同时具备。词典可能收录“抓住”的某个非物理义项,但这一义项的存在,并不能确定人们在理解它时是否会激活手部动作。因此,对多义现象的分析会区分一个词已有的义项,以及关于这些义项如何被表征和提取的假说。历史来源、当代语义关系和即时加工,是彼此不同的问题。

创造性隐喻可以延伸、细化、组合熟悉的映射,也可以对其提出挑战。延展隐喻可以在数个句子乃至整首诗中逐步展开某个源域。它的效果不仅取决于一般性的对应关系,还取决于具体的措辞、在叙事中的位置以及文化联想。概念分析可以解释一个意象为何能够被理解,却未必能充分解释其审美力量或它在特定语境中的阐释意义。

隐喻还会与转喻相互作用。转喻是在一个相关联的概念框架内,通过一个实体来指代另一个实体。“白宫宣布”通过与某个机构相关联的建筑物来指代该机构;通常,这并不是通过系统性的跨域比较,将该机构概念化为一座建筑物。在实际分析中,两者的界限可能很难划清。某种身体症状既可以通过转喻来代表一种情绪,也可以参与隐喻的进一步展开。因此,有些分析选择描述隐喻与转喻的相互作用,而不是强行将每一种表达归入互斥的类别。

拟人将人的能力或社会角色赋予非人实体,例如说市场“恐慌”,或某个机构“拒绝”改变。概念隐喻分析关注的是:哪些属性被投射过去,以及由此能够形成哪些解释。相比之下,明喻则明确标示出比较关系,常用“像”或“如同”等词。其表面形式并不能决定它表达的是规约性映射、新颖的类比,还是某个有限方面的相似性。

一个相关但不同的理论框架是吉尔·福科尼耶与马克·特纳提出的概念整合。这一框架对多个心理空间之间的整合进行建模,允许出现并非直接承袭自某个单一源域到目标域映射的新生结构。概念整合与概念隐喻可以提供互为补充的描述,但两者的分析单位和解释重点并不相同。

文化、语言与历史变异

由于人类身体具有许多共同的感知和运动能力,概念隐喻理论有时被认为主张普遍性。不过,这一研究传统也记录了大量变异。共同的具身经验并不意味着词汇表达、隐喻使用频率或文化意义必然相同。环境条件、社会制度、书写实践、宗教传统和互动惯例,都可能使不同的经验格外突出。

时间隐喻是一个得到充分研究的例子。许多语言用空间表达来描述时间,但这些表达的组织方式并不相同。在英语中,未来的事件常被描述为位于前方,过去的事件则位于后方。拉斐尔·努涅斯和伊芙·斯威策于2006年发表的研究考察了艾马拉语中的表达及手势:其中,已知的过去与前方相联系,未知的未来则与后方相联系。该分析将时间取向与可见性和知识联系起来,但并未证明每位说话者在所有任务中都会按照某一种固定布局来组织一切时间推理。

关于官话的研究同时考察了水平和垂直方向的时间表达。涉及上下方位的词语,常见于表示较早和较晚时段的惯用表达中。实验检验了这类语言模式是否会影响时空判断,但研究结果取决于任务设计、语言经验以及所测试的表达类型。存在空间表达,并不足以证明某种时间观念具有排他性或不可改变。

科韦切什区分了隐喻是否存在于某个群体中的差异,以及隐喻在具体展开方式和使用偏好上的差异。两个社群都可能借助热来理解愤怒,但其相关的身体观念、惯用表达、社会期待和交际功能却有所不同。即使在同一种语言内部,不同职业群体、不同世代或不同具体情境,也可能偏好不同的源域。一项体育运动在某种语境下可能被框定为战争,在另一种语境下则可能被框定为艺术表演。

历史证据又带来了另一项区分。语义变化可以展示表示身体或物理经验的词义如何发展出抽象用法,但一种表达的起源并不能直接揭示人们当下如何加工它。反过来,如果说话者仍能依据某个隐喻背后的关系创造新表达,那么即使这个隐喻历史悠久,也可能依然具有能产性。因此,历史语言学与概念分析所回答的问题相互关联,却并不相同:前者重建随时间发生的变化,后者则可能考察当下的概念组织方式。

跨语言比较需要可比的证据。如果仅因某些译法与英语例句相似就选用它们,便可能掩盖其他模式;词典之间的差异也可能反映的是词典编纂惯例,而不是概念差异。更有说服力的研究会结合自然发生的话语、母语者的解读、手势、历史材料和实验任务,同时区分语言之间的变异与同一语言内部不同说话者、不同情境之间的变异。

识别方法与实验证据

早期有影响力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组组凭直觉判断彼此相关的表达。这些例子有助于提出假说,但系统研究需要借助一定的程序,将观察到的语言现象与所提出的概念结构区分开来。语料库语言学使研究者能够在文本语料库中考察频率、分布、体裁和反复出现的组合。它可以揭示,某个看似处于核心地位的隐喻在某些情境中并不常见,或同一个话题由几个相互竞争的源域共同组织。

Pragglejaz小组于2007年提出的隐喻识别程序通常简称为MIP,旨在提高语言层面隐喻识别的透明度。分析者先确定一个词汇单位在具体语境中的意义,再考察它在其他语境中是否具有更基本的当代意义,最后判断其语境义是否与这一基本义形成对照,同时又能通过与基本义的比较来理解。后来,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开发了MIPVU程序,并在2010年出版的一本手册中加以介绍,进一步细化了识别规范。

这些程序识别的是与隐喻相关的词语,并不能自动识别概念映射。在讨论批评的语境中,判定“攻击”一词属于隐喻用法,本身并不足以确定“争论是战争”这一概念隐喻的适用范围。要完成这一步,还需要就源域和目标域的类别、反复出现的对应关系,以及语境中的其他可能解释作出判断。词典可以为基本义的判断提供依据,独立标注和一致性指标则能使分歧显现出来。无论标注可靠性有多高,语料库规模有多大,都不能免除研究者在解释上作出选择的必要。

实验研究提出的是另一类问题。反应时任务可以检验空间操控是否有助于时间判断;记忆任务可以考察记忆重构是否与源域一致;手势研究可以探讨说话者是否以空间方式组织抽象话语。莱拉·博罗迪茨基于2000年开展的空间与时间推理研究,为确立这一实验研究路径作出了贡献。丹尼尔·卡萨桑托2009年的研究报告指出,惯用手与人们在空间维度上对积极和消极概念的评价存在关联,对那些假定所有说话者都具有统一身体基础的解释提出了挑战。

结果的解释取决于对照条件的设置。某项结果可能源于共用词汇、明确的任务策略、习得的联想或一般性的注意效应,而非研究者所提出的特定概念映射。如果一项任务反复在时间判断之前呈现空间图示,就可能促使参与者采用某种在日常交谈中并不那么突出的策略。因此,研究者会区分自发使用与实验诱发的调用,并寻求不同任务中相互印证的结果。

来自大脑的证据,包括电生理和神经影像学证据,可以用于研究相关过程的时间进程及神经系统的参与情况。不过,感觉区或运动区的激活并不能唯一指向概念隐喻:字面语言、意象、注意以及任务要求都可能调用彼此重叠的系统。最有力的论证,是将界定清晰的映射与具有独立依据的行为及神经层面预测联系起来,而不是将任何与具身观相容的结果都视为对理论的证实。

话语、框架、手势与视觉表达

概念隐喻不仅能组织孤立的词义,还能在篇幅较长的话语中选择参与者、因果关系、目标以及可能的应对方式。框架效应这一概念关注的是:某种呈现方式如何凸显情境中的某些方面,同时将其他方面置于背景之中。隐喻框架是实现这一过程的机制之一:将一个问题描述为战斗、旅程或故障,会使人更容易想到不同的角色和干预方式。

保罗·蒂博多与莱拉·博罗迪茨基在2011年的实验中,考察了将犯罪描述为猛兽或病毒的表述。在所报告的实验任务中,这些描述影响了参与者倾向于支持哪类应对措施。后续研究进一步考察了此类效应的稳健性及其产生条件。这些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不再局限于识别隐喻表达,而是开始检验隐喻对推理的影响;但它们并未证明,单一隐喻能够稳定地决定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政策偏好。

话语中隐喻的效果取决于语境、熟悉程度以及与之竞争的其他知识。读者可能接受某种映射,也可能忽略它、将其理解为反讽,或明确拒绝它。把辩论称为战斗,并不意味着每位参与者都会始终按照军事思路进行推理。公共话语常常混用不同的来源域,而受众也能识别这种混用的修辞目的。因此,分析时需要区分文本可能引出的推论与经实证确认的受众反应。

手势研究提供了言语之外的证据。说话者可能将过去和未来的事件分别置于空间中的不同区域,通过垂直方向的动作表现抽象的等级关系,或在谈论进展时沿着某条路径做手势。这类行为可以支持以下观点:空间组织并不只是词汇层面的独有现象。不过,手势也受话语语境和文化惯例的影响;一个动作的含义必须经过确认,不能仅凭其形态推断。

视觉与多模态研究,尤其是与查尔斯·福斯维尔的工作相关的研究,考察广告、漫画、电影以及图文组合中的隐喻。产品可能被表现为动物或机器,引导观看者将其中选定的属性迁移到产品上。在多模态隐喻中,来源域和目标域可能通过不同渠道得到提示,例如由图像呈现一个领域,再由配文呈现另一个领域。

对手语的分析有助于作出一些尤为重要的区分,因为手语符号可以通过空间方式组织,其形式也可能具有象似性理据。象似性涉及形式与意义之间可感知的相似之处;隐喻则涉及概念域之间的关系。一个手语符号或手语构式可以兼具二者,但仅有空间形式并不足以证明其存在隐喻结构。严谨的分析会区分语言组织、描绘、身体演示和跨域映射,而不是把所有形式上具有视觉理据的表达都归为隐喻。

翻译、教育与计算应用

在翻译中,概念隐喻分析有助于区分保留表达的措辞与保留其功能。源语言中的一个短语,可能在目标语言中有惯用的对应表达,也可能需要改用另一种隐喻,或采用非隐喻的方式译出。这些选择可以保留原文的不同方面:意象、评价、语篇连贯性或推理结构。例如,对涉及旅程的表达进行直译,在一种目标语言中可能显得自然,在另一种语言中却可能造成误导,或在文体上显得突兀。

当文本在多个段落中逐步展开同一隐喻时,这一框架尤其有用。逐一孤立地翻译各个短语,可能会掩盖出发、障碍、路线与抵达之间的联系。反过来,保留源文本中的每一个意象,也可能制造出一种目标语言通常难以承载的、人为的连贯性。因此,翻译学将概念模式视为依据之一,同时也考虑体裁、受众、文化知识和翻译目的。

在第二语言习得领域,研究者考察了以隐喻为基础的教学能否用来组织比喻性词汇和习语表达。围绕运动、容纳或力等概念对表达进行归类,比起将它们作为互不相关的条目来呈现,更能明确揭示各个意义之间的联系。然而,概念层面的解释即使看似合理,也不保证能改善学习效果。成效取决于学习者的语言水平、例子是否易于理解、教学时间,以及评估考查的是识别、记忆保持还是产出性运用能力。

在教育领域,该理论也为科学和数学解释的研究提供了思路。电的“流动”或化学“键”等表达,借助较为熟悉的经验,帮助人们理解陌生的关系。这类模型只选取了事物的某些方面:电路并非在所有方面都等同于水流系统。因此,区分有助于理解的推断与不恰当的迁移至关重要。教学研究既考察隐喻能帮助人们理解什么,也考察它可能助长哪些错误观念。

计算领域的相关工作包括检测与隐喻有关的语言,以及识别可能存在的源域与目标域关系。检测与阐释并非同一项任务:系统可能将某个词判定为隐喻用法,却未能识别其概念映射;也可能识别出宽泛的映射,却未能把握某段文字的修辞意义。统计方法可以利用一个词在当前语境中的表征与其典型字面用法语境中的表征之间的差异,而标注语料库则提供训练和评估材料。

近来的大语言模型能够生成看似合理的阐释,并将相关表达归为若干组,但语言流畅并不能证明其阐释符合真实的心理机制。评估必须区分模型在标注样例上的准确性、跨体裁和跨语言的一致性,以及其所声称的概念对应关系是否正确。对于计算方法提出的映射,需要仔细审查其是否存在过度概括,尤其是在系统只是复述常见的教科书标签,却没有证明所分析的段落确实支持相关关系的情况下。

竞争性解释与尚未解决的理论问题

一项主要批评涉及循环论证。分析者可能先从若干表达中推断出某个概念隐喻,再用这一推断出的隐喻来解释同一批表达。作为描述性建模,这种做法未必不合理,但它为心理机制提供的独立证据十分有限。更有力的检验需要针对陌生表达、非语言行为、发展模式或加工过程作出预测,而且这些现象不能是构建原始映射时所依据的材料。

另一个问题是分析的粒度。“理论是建筑物”“论证是建筑物”和“抽象结构是物理结构”描述的是不同层次的模式。高度概括的标签可以涵盖许多表达,却可能预测力薄弱;范围较窄的标签可能贴合少数例子,却无法解释更广泛的组织方式。研究者必须明确映射中的对应关系,以及预期该映射适用的条件。负面证据尤其重要,包括哪些特征未被投射,以及在哪些语境中该隐喻无法使用。

其他理论通过范畴化、类比或语用推理来解释某些隐喻性语言。萨姆·格卢克斯伯格及其同事提出,隐喻可以发挥范畴归属陈述的作用:将某人描述为“鲨鱼”,可能是把此人归入一个临时构建的范畴,其中的成员具有掠夺性或冷酷无情的特点。关联理论通过随语境而变化的概念调整来分析隐喻。基于类比的解释则强调关系结构之间的对齐。这些解释未必否认反复出现的概念模式,但对于理解某个具体隐喻是否必须调用已存储的跨域映射,它们持有不同看法。

戴德丽·根特纳和布赖恩·鲍德尔在2005年发表的研究中提出了“隐喻生涯”假说,将理解过程与规约化程度联系起来。新颖隐喻可能引发比较,而熟悉的隐喻则可以通过已有范畴来理解。这一观点凸显了一个可能被宽泛的概念分析掩盖的问题:同一种历史形成的源域—目标域关系,在规约化的不同阶段,未必以相同方式得到加工。

与杰拉德·斯廷密切相关的刻意隐喻理论,区分了语言、思维和交际层面的隐喻。一个表达在语言层面上可能与隐喻有关,却不一定促使受众有意识地将其源域视为一种独立视角。这一区分回应了这样一个问题:理解每一个规约隐喻时,是否都需要主动进行跨域比较。它也有助于区分概念模式的存在与交际中有意将该模式置于前景的选择。

发展研究和神经层面的解释同样需要接受有关解释精确性的检验。儿童可能在掌握分析者所提出的宽泛映射之前,就已经习得某些具体词义;成年人也可能在未出现可测量的详细源域知识激活的情况下,理解熟悉的表达。因此,证据必须能够区分已存储的词汇意义、临时比较、图式性联想以及更丰富的模拟。尚未解决的核心问题包括:各种机制分别在何时发挥作用,映射如何习得和修正,以及哪些研究发现能够将概念隐喻与其他形式的语义学习和关系学习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