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理论是丹·斯珀伯和迪尔德丽·威尔逊提出的一种从认知角度解释交际的理论。其核心主张是,人类认知倾向于寻求这样的信息:相对于处理信息所需付出的努力,它能产生值得获取的认知效果;而公开表明交际意图的行为,会使受众对这一行为本身的关联性产生预期。这些预期引导受众识别交际者意图传达的内容。该理论是语用学中的一个主要理论取向;语用学研究话语及其他交际行为如何在语境中获得解释。
关联理论于1986年在《关联性:交际与认知》中首次得到系统阐述,并于1995年修订。该理论将语言交际视为解码与推理相结合的过程。语言表达为理解说话者的意义提供了证据,但通常并未将这一意义完整编码。对表达的理解取决于语境假设、对意图的识别,以及对处理过程可能带来的收益与代价的预期。这一理论框架不仅适用于口头语言,还涵盖手势、图像、书面表达及其他有意用于交际的行为。
该理论对显性意义、隐性交际、隐喻、反讽和词汇解释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阐释。它还就注意和理解提出了心理学层面的主张,因此与语言加工及社会认知方面的实验研究建立了联系。其解释范围,以及难以独立测量关联性的问题,仍是重要的争论议题。
思想渊源与发展
关联理论源于哲学家 H. P. 格赖斯提出的交际推理观。在1957年的论文《意义》中,格赖斯区分了通过交际者意图传达的意义与烟预示火这类自然征兆。他于1967年所作的威廉·詹姆斯讲座,部分内容于1975年以《逻辑与会话》为题发表,阐述了听者如何推知说话者未明确说出的意义。这些思想推动了现代语言学对语言意义与说话者意义的区分。
格赖斯的合作原则及会话准则解释了听者如何通过假定说话者对交谈作出了适当的贡献,推导出会话含义。这些准则涉及量、质、关系和方式。斯珀伯和威尔逊保留了意图识别的核心地位,但对一套会话规范能否为理解过程提供最佳解释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以认知为基础的关联原则无需听者逐一依据不同准则进行推理,就能解释许多同样的现象。
两人合著的《关联:交际与认知》于1986年出版第一版。该书将对推理性交际的解释与信息如何同已有假设相互作用的理论结合起来。1995年出版的第二版增添了后记,对这一理论框架作了澄清和拓展,其中包括区分认知关联原则与交际关联原则。后来的论述进一步完善了对最佳关联的解释,并强调理解过程受到交际者能力与偏好的制约。
此后,关联理论通过对具体阐释问题的研究得到发展。罗宾·卡斯顿的《思想与话语》(2002)探讨了语用推理对显性传达内容的作用。黛安娜·布莱克莫尔的《关联的语义制约》(1987)深化了概念意义与程序意义之间的区分。恩斯特-奥古斯特·古特的《翻译与关联》(1991)将这一框架应用于翻译研究;迪尔德丽·威尔逊、丹·斯珀伯及其他研究者则进一步阐述了对反讽、隐喻和词汇调整的解释。
这些发展使关联理论不再仅仅是对某一条会话准则的替代。它独特的目标,是在更广泛的认知与交际理论中解释语言语用现象。因此,它既不同于专注于句子形式属性的研究路径,也不同于主要描述互动的社会组织方式的研究路径。这一框架承认语言结构和社会情境的重要性,但所追问的是:它们的作用如何在个体理解者的心智中得到表征,又如何被个体理解者运用。
认知关联性:效果、努力与语境
从术语意义上说,关联性是某项输入对于特定个体在特定时刻可能具有的一种属性。输入包括话语、感知、记忆以及内部产生的思想。当处理某项输入能够产生正面认知效果,即使个体对世界的表征发生有价值的变化时,这项输入就具有关联性。因此,关联性并不只是话题上的相关、新颖、有趣,也不是脱离认知主体而单独考量的事实重要性。
该理论区分了几种主要的认知效果。输入可以与已有假设相结合,得出新的结论,称为语境蕴涵;可以通过提供进一步的证据来强化已有假设;也可以与已有假设相矛盾,促使个体修正或放弃该假设。如果旅客认为某班列车通常从4号站台发车,那么一则通知该列车改从7号站台发车的公告,就可能产生重要的纠正效果。有关另一班无关列车的信息即使是全新的,对这位旅客也可能没有多少益处。
处理努力是另一个主要维度。感知信号、识别词语、消解歧义、提取语境假设以及得出结论,都需要认知资源。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正面认知效果越大,关联性就越强;所需的处理努力越大,关联性就越弱。这一理论框架并不以一个普遍适用的数值比率来定义关联性。其核心主张是比较性的:在其他条件相近的情况下,两项输入的预期关联性可能有所不同,因为其中一项能带来更有用的效果,或所需的努力更少。
关联认知原则指出,人类认知倾向于以关联性最大化为导向。这一主张涉及注意与处理活动的组织方式,并不是说人们每听到一个句子,都会有意识地计算效用。它也不意味着实际的处理过程总能达到客观上最好的结果。疲劳、误导性证据、无法提取的知识以及错误的预期,都可能影响哪些输入受到注意,以及哪些解释显得令人满意。
因此,语境并不被视为预先给定的一组固定事实。它由解释某项特定输入时所使用的假设构成,这些假设可能来自感知、记忆、前文话语和一般知识。例如,“灯还亮着”可能支持以下推断:办公室里还有人、电正在被浪费,或者大楼没有停电。哪些假设容易被提取,有助于决定这句话会产生什么效果。
这一解释与心理语言学中有关注意、记忆提取和处理难度的问题有所交集。其独特主张在于,语境选择与输入解释是相互依存的:听话人通常并不是先确定完整的语境,然后才解释话语。
明示交际与交际意图
关联理论区分普通证据与有意作为交际信号呈现的证据。湿漉漉的路面可以提供下过雨的证据,即使没有人打算传达这一信息。然而,如果一个人为回答问题而有意指向湿漉漉的路面,他就是在公开地试图引导另一个人的注意。这种行为具有明示性:它使交际意图能够被识别出来。
这一理论框架通过两种相互关联的意图来分析明示—推理交际。信息意图是指使一组假设对受众显现或更加显现的意图。交际意图则是指使交际者具有这一信息意图这一事实,对受众和交际者双方相互显现的意图。这里的“显现”涉及个体能够在心理上表征什么,并将其接受为真实或很可能真实的内容,而不只涉及个体当前正在有意识地思考什么。
这一区分解释了为什么有意提供证据并不总是等同于公开交际。一个人可能把一份文件放在同事会发现的地方,同时隐瞒自己有意将文件放在那里的事实。这可能是在不公开呈现信息意图的情况下,试图影响同事的信念。相比之下,配合一个意味明确的手势将文件递给同事,就使交际行为本身能够被识别出来。
明示引出了关联交际原则:每一个明示交际行为都传达了对其自身最佳关联性的推定。这一推定包含两个方面:其一,该刺激具有足够的关联性,值得受众付出处理努力;其二,在交际者的能力和偏好所允许的范围内,它是关联性最强的刺激。第二项限定很重要,因为交际者可能信息不足、难以表达自己的意思、希望隐瞒某些事情,或者追求与受众不同的利益。
最佳关联性并不意味着信息量最大、表达完全清晰,或对所有人都有用。在紧急情况下,“你身后!”这样一句简短的警告,恰恰可能因为省去了冗长描述而具有最佳关联性。反过来,当受众需要理解无法用简短言语传达的概念区分时,详尽的解释也可能是恰当的。怎样才算足够,取决于受众的预期和所处情境。
这一解释与共同基础有关,但二者并不相同。斯珀伯和威尔逊提出“相互显现”,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免要求交际双方实际拥有无限嵌套的共享知识。交际者不必确立:对于每一项相关假设,双方都知道对方知道,而且还知道对方知道自己知道。他们所需要的是一个能让相关假设和交际意图被识别出来的认知环境。这为不确定条件下的交际留下了空间,同时保留了仅仅引发某种反应与公开邀请对方作出解读之间的区别。
关联引导的理解程序
关联理论提出了一套实用的解释程序,供受众在面对明示刺激时使用:沿着付出最少努力的路径推导认知效果,按可及性由高到低的顺序检验解释假设,并在关联预期得到满足时停止。这套程序关注的是人们如何考察各种解释,而不是要求最终的解释始终是最简短或最贴近字面的那一种。
设想这样一段对话:一个人问某位同事能否参加会议,得到的回答是:“她正在飞往马德里的航班上。”对这句话进行解码,并不能直接得到肯定或否定的答复。听者会提取有关航班、能否参会以及会议时间的假设,并可能由此推断,这位同事无法出席。至于可及性较低的解释,例如将这句话理解为间接建议把会议改到马德里举行,则需要额外的语境支持。理解程序解释了为什么人们无须穷尽逻辑上所有可能的含义,就能得出通常的解释。
解释通过若干组成部分的相互调整逐步展开。听者对明示内容形成假设,提取或构建语境前提,并推导出语境结论。这些过程相互制约。如果预期的回答关乎能否参加正在举行的会议,那么“在航班上”很可能会被理解为描述这位同事当下的状况。如果会议是在下个月举行,同样的措辞就可能需要不同的时间解释,或更多语境信息。
这一模型并不要求听者先确立一个完整的字面命题,然后才寻找额外的含义。词语识别、指称消解、语境充实和隐含意义的推导,可以在理解过程中相互作用。不过,语言形式仍然对这一过程构成约束。句法和编码意义提供了结构化的证据;关联性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采用任何碰巧有用的解释。
这套程序也解释了误解为何可能发生。听者可能在找到一个满足关联预期、却不同于说者本意的解释后就停止了。背景假设不同、指称对象识别有误,或交际目标出乎预料,都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因此,这一理论预测的是解释趋于高效,而非交际必然成功。
当通常的解释过程失效、难以确定是否存在反讽,或受众怀疑对方有意欺骗时,有意识的审慎思考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一总体框架可以容纳关于动机和可靠性的推理,但其核心的理解启发式所关注的,是对交际行为的解释。判断某人意图传达什么,仍然有别于将其传达的内容视为真实并予以接受。受众完全可以充分理解一项断言,同时拒绝接受它。
显性意义、明说与含意
关联理论最具影响力的主张之一是:语用推理不仅有助于理解额外的含意,也参与确定显性传达的内容。经语言解码得到的表征,往往仍未确定谈论的是谁、指的是哪个时间,或所提及的事件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关联理论将从话语所编码的逻辑形式发展而来的、经交际传达的假设称为**明说**。
指称赋值就是一个直观的例子。理解“她把它留在那儿了”,需要确定相关的人、物和地点。指示表达式和代词提供了指引或约束,但句子本身并不能独立确定它们的指称对象。当一个词具有多个约定俗成的义项时,同样需要消解歧义。语用上的发展还包括没有那么明显的语言标记的充实。例如,“我吃过了”可以被理解为:说话人刚吃过不久,因此不需要再吃当前谈论的这顿饭。
明说不同于含意:含意虽然也是交际所传达的内容,却不是从话语所编码的逻辑形式发展而来的。在会议的例子中,那位同事正在乘坐飞机可以构成显性内容的一部分,而她无法参会则是通过含意传达的结论。含意前提有助于支持这一结论,例如,乘坐该航班的人无法参加会议这一假设。这类前提不必被明确说出,也不必在意识中得到清晰表述。
关联理论家还区分基本明说与高层明说。高层明说将一个命题嵌入对某种态度或交际行为的描述之中。听话人可能不仅将话语理解为提出一个命题,还将其理解为表达对该命题的相信、怀疑,或就其发出警告。这些表征有助于解释:话语理解为何既包含对某种可能事态的描述,也包含说话人的立场。
明说与含意之间的界限引发了广泛争论。关联理论不接受这样一种假定:凡是影响真值条件的内容,都必须仅由语言解码来确定。与此同时,该理论所作的区分,也不等同于真值条件内容与非真值条件内容之间的区分。从编码的逻辑形式发展而来,是判定明说的主要标准,不过,“发展”的确切界限仍有争议。
这些问题将关联理论与真值条件语义学及组合性原则联系起来。一个核心问题是:在语境推理介入之前,句子结构能在多大程度上确定一个命题。关联理论通常允许语用因素发挥广泛作用,同时坚持语言编码确实对理解施加约束。分歧既涉及具体例子,也涉及语言与思维之间接口的架构。
词汇调整与程序性意义
关联理论框架下的词汇语用学研究词语的常规意义如何在语境中得到调整。其核心主张是,理解时形成的概念不必与某个词项所关联的、相对稳定的概念完全一致。听者可以根据说话者的交际目的构建**临时概念**,视需要缩小或扩大编码概念的范围。
当一个词在理解中的适用范围比其常规意义本身所要求的更窄时,就发生了概念收窄。在讨论戒酒时,“他不喝东西”通常会被理解为不喝酒精饮料,而不是不喝任何液体。当传达的范畴超出编码范畴时,就发生了概念扩展。将大致呈圆形的排列称为“圆”,或将非常安静的房间描述为“寂静无声”,并不一定意味着说话者认定它们符合严格的几何或声学条件。
这一解释将近似表达、夸张以及隐喻的许多用法视为同一连续统上的不同位置,而不是截然分开的解释机制。“这条路是一条丝带”可以引导听者构建一个概念,抓住狭长、连贯等相关特征,而不必将道路表征为字面意义上的一条织物。解释受到的约束在于,哪些属性能在当前语境中产生具有关联性的隐含结论,而不在于必须保留编码概念的所有特征。
有些理论认为,只有先完成字面解释并将其排除,才能得出比喻意义;关联理论的进路与此不同。它也有别于概念隐喻理论,后者更强调概念域之间的系统性映射。两种进路可以处理相互重叠的语料,却给出不同的解释:一种聚焦于局部的推理调整,另一种关注反复出现的概念组织方式。无论是常规模式的存在,还是创新用法的可能性,单凭其中任何一点都不足以判定孰是孰非。
另一个重要区分是概念性意义与**程序性意义**之间的区分。概念性表达式提供可参与思维的表征;程序性表达式则对解释的某些方面施加约束,例如引导听者建立某种推理关系。布莱克莫尔的早期研究提出,“所以”“毕竟”等话语连接词可以被分析为对相关命题的推理处理起引导作用,而不只是增添另一个描述性命题。
此后,研究者也尝试用程序性意义的观点分析代词、时态、话语标记和语调,不过具体分析各不相同。这一区分不应等同于实词与虚词之间的简单划分,程序性意义也并不必然等同于非真值条件意义。核心问题在于,一个表达式编码的是哪种信息,以及这些信息如何约束理解过程中涉及的推理。
反讽、回声与弱交际
关联理论将许多言语反讽现象分析为语言的回声式使用。当话语表征了归属于某人的思想或言语,并传达出说话者对其所持的态度时,它便具有回声性质。所归属的内容可以来自某个特定的人、先前的一句话、社会上普遍认可的预期,或某人有理由产生的想法。它不必逐字复现某句实际说过的话。
假设有人预报天气晴好,随后一场户外活动却被大雨打断。一位参与者说:“真是个野餐的好日子。”按照回声式解读,说话者唤起了先前的预报或预期,并表达出不认同的态度。其用意并不只是断言一个与句子字面意义在逻辑上相反的命题。视语境而定,这句话可能传达出觉得好笑、失望、怀疑,或对原先预报的批评。
该理论区分了描述性使用与解释性使用:前者是用一种表征描述某种事态,后者则是一种表征在相关方面与另一种表征相似。回声式交际是解释性使用的一种形式。引述、转述以及某些问句同样涉及表征之间的关系,但不一定表达反讽。仅有回声还不够:在反讽的回声解释中,不认同的态度至关重要。
这一分析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反讽话语可以保留其所呼应的他人话语的措辞和视角。它也能解释反讽问句,以及那些不能简单归结为断言一个相反命题的表达。与之竞争的解释则强调假装、对某种视角的扮演,或对预期的违背。争论的焦点在于,回声式解读能否涵盖所有反讽,以及应如何独立识别相关态度。
同一框架还区分了强交际与弱交际。强交际所传达的隐含意义,是明确预期受众能够推导出来的。弱交际则让受众承担更多责任,自行从一系列隐含意义中作出选择。将一座城市比喻为“从漫长的沉睡中苏醒”,可能让人联想到城市活动、公共生活或信心的变化,却不必把每一层隐含意义都分别确定下来。
这一概念在关联理论对诗歌和文学阐释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额外付出的处理努力,可能带来丰富多样的弱效果作为回报,而非一条容易转述的信息。这里的“弱”并不意味着无关紧要、漫不经心或交际失败,而是关乎交际者在多大程度上对某种特定解读承担责任。这一解释提供了一种讨论言外意蕴的方式,同时也能区分有文本依据的解读与主要由个别读者自行产生的联想。
实验研究与认知架构
关联理论对理解过程提出了若干主张,因此可以通过行为实验及语言研究中的其他方法加以考察。研究者考察阅读时间、反应时间、眼动、解读选择,以及对语境信息的敏感程度。这类证据可以检验具体的处理假说,但没有任何一项任务能够直接测量该理论中“关联性”这一构念的全部内涵。
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涉及等级含意,例如将“一些”理解为“一些但并非全部”。按照经典逻辑语义,即使所有成员都符合某项描述,“一些”仍可为真;但在日常话语中,“一些”往往暗示数量存在上限。与关联理论相关的语境主义进路预测,这种强化解读取决于它在语境中是否有用,而不是只要出现“一些”就必然产生。
艾拉·诺韦克(Ira Noveck)的研究,包括2001年的一项研究,为确立人们对信息不足的等级陈述所作反应中的发展差异提供了重要依据。对于逻辑上为真的陈述,儿童往往会接受,而成人则更可能因其在语用上不够充分而予以否定。后续研究表明,表现会随着任务设计、语境支持以及哪些备选表达受到凸显而变化。这些发现不能简单归结为儿童缺乏语用推理能力;相反,需要将语言理解能力与实验任务本身的要求区分开来。
诺韦克与安德烈斯·波萨达(Andrés Posada)于2003年开展的研究,以及刘易斯·博特(Lewis Bott)与诺韦克于2004年开展的研究,考察了等级解读所涉及的处理过程。结果显示,在某些条件下存在额外的处理代价,这为质疑自动且无代价的语义充实提供了支持。后来的实验研究表明,“默认”处理与“语境”处理之间的对比并非如此简单:支持性的语境可以促进强化解读,而不同的实验指标可能揭示处理过程的不同阶段。仅凭处理代价,无法确定唯一的理论解释。
这一框架还将交际与**心智理论**联系起来,后者即表征心理状态的能力。斯珀伯和威尔逊认为,理解过程可能涉及一种适于处理交际意图的专门推理机制,而非完全依赖不受限制的、针对他人心智的一般推理。这一提议涉及认知架构,应与“交际涉及意图”这一更一般的主张区分开来。这类专门机制是否存在,以及其具体组织方式,仍有争议。
实验评估反复面临一个方法论问题:处理努力和认知效果可能同时受到词汇、熟悉程度、任务目标和预期的影响。因此,有力的检验需要针对具体对比提出明确预测,而不是在事后声称,无论出现哪种解读,它必定都是最具关联性的。关联理论提供了一个宽泛的框架,而可供实验检验的解释通常还会加入有关词汇提取、语境可及性或具体任务结构的假设。
翻译、文学与多模态交际
在翻译学中,关联理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恩斯特-奥古斯特·古特将翻译视为跨语言阐释性使用的论述中。译文是对先前话语或文本的再现,而不只是独立描述同一个外部情境。因此,可以结合目标受众的认知环境,从译文与原文共有的明示意义和隐含意义来分析二者的关系。
古特在这一框架内区分了直接翻译与间接翻译。直接翻译力求在原文预设的语境中得到解读时,实现完全的阐释相似性;间接翻译则只声称在与其受众及目的相关的方面具有相似性。这些是理论范畴,并不简单等同于逐字翻译和意译。形式上贴近原文的译法可能无法保留某种隐含意义,而结构上不同的译法却可能保留解读中的某个重要方面。
这一进路凸显了背景知识差异所带来的影响。原文受众能够立即理解的典故,对另一群受众而言可能需要付出很大努力才能理解,甚至仍然不知所云。补充解释可以使某些隐含意义变得可理解,但也可能改变文本的节奏、重点以及显性内容与隐性内容的分配。关联理论描述了这些取舍,却不保证文本的每个特征都能同时得到再现。它与翻译目的论等功能主义进路之间的关系,涉及交际目的如何制约可接受的相似性等问题。
在文学领域,关联理论的应用考察文体如何引导推理。重复、不寻常的用词、叙事视角以及刻意营造的歧义,可能要求读者付出更多努力,却能产生平直释义所无法带来的效果。关联理论文体学,包括阿德里安·皮尔金顿的研究,借助弱交际概念来解释:为什么文学意义往往超出一组确定命题所能涵盖的范围。这一框架还区分可归于叙述者、人物和作者的不同意图,而不是把叙事中的每一句话都当作作者直接作出的断言。
关联理论对明示的理解,使其能够应用于视觉交际和多模态交际。在广告、政治漫画、电影和面对面互动中,图像、手势、配文或声音都可以将注意力引向支持某种解读的假设。查尔斯·福斯维尔等研究者探讨了关联理论与视觉意义或多模态意义之间的联系。在这些情形中,语言解码要么不存在,要么只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它们有助于检验这一框架关于推理的更广泛主张。
这些应用需要关注不同媒介特有的惯例。镜头运动、指点手势和书面连接词并不以相同的方式编码信息。关联理论为交际预期提供了一般性解释,但充分的分析还必须说明,受众如何识别某一媒介特有的表征资源和惯例。
理论争议与未决问题
一项核心批评涉及解释的精确性。如果关联性同时取决于认知效果和处理努力,而这两者又都无法以统一的方式直接测量,那么理论就可能只能在某种解读已经形成后,对其作出事后解释。关联理论的支持者则强调,该理论能够在受控条件下作出比较性预测,并且明确规定了停止解读的程序。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是:如何让独立界定的可及性、努力和收益指标对解释形成约束,而不只是换一种说法描述成功的理解。
第二项争议涉及语用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参与显性意义的构成。有些研究路径保留一个相对最小化、由语言形式决定的命题,并将语境增添的内容置于分析的其他层面。关联理论的支持者通常认为,日常理解所涉及的语用充实远远超出了指称确定和歧义消解的范围。分歧往往在于:如何确定人们凭直觉认为说话者所断言的命题,以及这种判断是否应当决定语义学与语用学之间的界限。
注重社会层面的研究路径质疑,以个体认知为中心的解释是否充分重视了互动的作用。地位、身份、礼貌、制度性角色以及逐轮展开的协商,都会影响说话者的行为和受众的推断。关联理论可以将社会预期表征为语境假设和交际目标,但批评者认为,这未必能解释这些预期是如何产生或维持的。这场争论部分涉及解释层次:关于解读的认知理论与关于社会实践的解释,并不一定要以相同的事物为分析对象。
概率模型和博弈论模型也带来了挑战。这些研究路径可以将说话者和听话者建模为对不同表达方式、意义和交际目标进行推理的主体。它们与关联理论一样强调推理和预期,但可能提供更明确的定量预测。其中的效用、先验概率和成本,并不自动对应于关联理论中的认知效果和努力。要在两者之间建立有理论依据的联系,不能仅仅指出它们都倾向于信息丰富的交际。
对间接表达和语言礼貌的处理引出了一个相关问题。更长或不那么直接的表达,可能有助于维系关系、避免作出不愿承担的承诺,或表示敬意。这些结果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并不总是优先选择可用的最简短话语。然而,分析必须区分交际者的目标与受众的认知收益,并解释社会后果如何参与解读,同时又不使最佳关联变成一个不受任何约束的概念。
最后,该理论必须谨慎界定其适用范围。最佳关联预设针对的是被识别为明示交际的行为,而不是每一种声音、行为或具体的语言实例。受众可能遇到偶然留下的文字,无意中听到并非对自己说的话,或意识到某次交际同时面向知识背景不同的多个群体。这些情况考验着理论对交际意图、受众设计和语境可及性如何相互作用的解释,尤其是在不存在一种对所有接收者而言都同样容易获得的解读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