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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心理学 / scapegoating

替罪羊现象

替罪羊现象将过错无端归咎于个人或群体,常使焦虑、冲突或责任偏离其真正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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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罪羊现象是一种社会过程,指将某种不幸、冲突或更广泛的社会问题的责任,无正当理由地归咎于某个个人或群体。被归咎的对象可能与问题毫无因果联系,也可能确实负有一定责任,但其责任被夸大,而其他原因则遭到忽视。替罪羊现象可以发生在家庭、工作场所、政治运动乃至整个社会中。它通常不只是指控失实:人们将过错集中归咎于某个对象,仿佛只要谴责、惩罚或排斥这一对象,就能解决实际根源另在他处的困境。

这一术语源自《利未记》中记载的一种古老仪式,但其现代含义已超出宗教实践的范围。在社会心理学中,它涉及敌意的转移、防御性解释以及群体间关系;在社会学中,它涉及权力、集体认同以及责任的分配。历史研究考察它在迫害中所起的作用,组织研究则探讨机构如何将失败归咎于特定员工或领导者。在这些不同情境中,关键都在于区分两者:一是以证据为基础的问责,二是有选择地将过错集中归咎于某个对象,从而掩盖更充分的解释。

仪式起源与概念的发展

英语中这一术语的《圣经》出处,是《利未记》第16章记载的赎罪日仪式。仪式以抽签方式选定两只公山羊:一只归于耶和华,另一只归于阿撒泻勒。前者被献为祭牲,大祭司则对着那只活羊承认群体的罪孽,随后将它放逐到旷野。通过这一按规定进行的象征性行为,活羊便带走了群体的过犯。“阿撒泻勒”的含义长期存在争议,有人将其解释为旷野中的某种存在,也有人认为它是一种与移除有关的表达。这种不确定性值得注意,因为现代英语中的这个词源自一种特定译法,而不是对希伯来语原文毫无争议的翻译。

威廉·廷代尔于1530年出版的《摩西五经》英译本使用了“scapegoat”一词,通常将其理解为“escape goat”,即被放走的山羊。此后,这个词获得了比喻意义,指被迫替他人承担罪责的人。不过,古代仪式与现代社会过程仍有区别。《圣经》中的山羊并不是在经过实证调查后被指控犯有过错;它的角色是在宗教净化体系中确立的。现代替罪羊现象通常涉及这样的指控:某个作为归咎对象的人确实造成了某个问题,即使这些指控毫无依据或被严重夸大。

宗教与人类学领域的比较研究,也考察了其他净化、驱逐和转移污秽的做法。在古希腊的一些共同体中,被称为 pharmakos 的人可能会在与群体净化有关的仪式中遭到驱逐。现存记述差异很大,涉及具体仪式程序、尤其是杀戮的证据,需要审慎对待。这类做法提供了可供比较的材料,但象征意义上的相似,并不能证明所有社会都存在同一种制度,也不能证明现代迫害直接源于某一种仪式。

从仪式用语转变为分析概念后,“替罪羊”便可用于描述明确的宗教语境之外的归咎行为。统治者的下属、不受欢迎的少数群体,或家庭中的某个孩子,都可能成为比喻意义上集体过错的承担者。然而,这种概念延伸也带来了过度泛化的风险。牺牲、惩罚、替代与替罪羊现象只在某些情况下有所重叠。替代者可能自愿承担负担,惩罚可能针对已经证实的过错,仪式也可能在不指控任何人行为不端的情况下去除污秽。因此,现代分析所关注的,不仅是负担是否被转移,更是责任是否以一种失真且会产生社会后果的方式被归于某人或某个群体。

归咎、因果关系与问责

替罪羊现象涉及因果关系、责任与惩罚之间的关系。这三者相互关联,却各有区别。一个人可能在因果上促成了某种结果,却并无疏失;而负有监督职责的人,也可能需要对并非由其直接引发的失误负责。反过来,一个备受关注的参与者,可能对酿成灾难的条件几乎没有控制力。当这些区别被抹去,某个对象被当作足以解释复杂事件的唯一原因时,就出现了替罪羊现象。

识别这一过程时,有三个特征尤其有用。第一,所归加的责任缺乏依据、被夸大,或适用标准具有选择性。第二,注意力被从其他相关原因或责任主体身上转移开。第三,谴责该对象还服务于某种额外目的,例如恢复信心、维护某个机构,或增强群体凝聚力。任何单一特征都不足以独立判定替罪羊现象。错误指控可能只是一般调查失误的结果,而非持续将人当作替罪羊的过程;同样,罢免一名高级官员即使也起到了安抚公众的作用,仍可能有正当理由。

被当作替罪羊的人不一定完全无辜。一名员工可能确实犯了错,却为一次失败承担了几乎全部罪责,尽管人员配备不足、设备缺陷、指令相互矛盾以及管理决策也共同促成了这次失败。同样,承认系统性原因并不意味着免除个人责任。充分的解释既能指出应受责备的行为,也能指出使该行为更容易发生或造成更大损害的制度条件。这里的对立并不是归咎个人还是归咎系统,而是责任归属是否恰如其分,抑或把本应解释的复杂成因转嫁到了某个对象身上。

相关概念描述了不公平对待的不同方面。偏见指对某一类人抱有负面态度,而歧视则涉及不平等的对待。替罪羊现象可以利用这两者,但偏见和歧视并不总是涉及将更广泛的问题归咎于某个对象。责备受害者是将伤害的责任归于受害者本人;当这种归责起到保护加害者或机构的作用时,就与替罪羊现象有所重叠。“背锅者”指承担罪责的人,有时是明知内情而承担;替罪羊则未必参与这种安排,甚至未必知情。

关于某人被当作替罪羊的说法,本身也需要审视。有权势的行动者可能借这一标签抵制正当调查,其支持者也可能将本应受到问责的官员描绘成集体敌意的受害者。因此,与控制能力、知情程度、其他可行选择、同类情形下的待遇以及后果如何分配有关的证据,比公众批评的强烈程度本身更能说明问题。在法律情境中,正当程序、举证责任以及有充分说理的认定,有助于区分指控与已经确立的责任。不过,符合正式程序本身,并不足以解决关于机构应承担何种责任的所有问题。

心理机制与对解释的寻求

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解释将替罪羊现象与挫折及攻击转移联系起来。1939年,约翰·多拉德、伦纳德·杜布、尼尔·米勒、O. H. 莫勒和罗伯特·西尔斯出版了《挫折与攻击》,提出目标受阻与攻击行为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将这一观点用于解释替罪羊现象,便是说,当人们无法或不愿直面挫折的来源时,可能会把敌意转向更容易下手的对象。例如,一名无力反抗强势上司的员工,可能转而攻击下属或局外人。

后来的研究对最初的理论作出了修正。挫折并非总会引发攻击,攻击也可能由挫折之外的因素引起。伦纳德·伯科维茨重新表述了这一理论,强调负性情绪,以及线索和解读在诱发攻击反应中的作用。因此,转移是一种可能的机制,而非普遍必然发生的过程。经济困境、屈辱或不确定性并不会自动催生替罪羊;既有信念、可供归咎的对象、领导者的作用以及社会约束,都会影响困扰是否转化为针对特定对象的归责。

替罪羊现象也能满足人们对易于理解的因果解释的需求。成因复杂的经济衰退、制度崩溃或流行病,可能难以解释,更难以控制。将事件归因于某个界限明确的群体的意图,就能用一个看似行事有章可循的行动主体,取代充满不确定性的因果网络。当这种解释承诺,只要除掉所谓的罪魁祸首就能恢复正常时,它可能格外具有吸引力。这未必是有意识的欺骗:对于那些能够减少不确定性或维护自身社会观念的解释,人们可能真心相信。

自我保护是另一条路径。个人和群体往往以有利于维护正面自我形象的方式解读成功,并用外部原因解释失败。动机性推理可能使针对局外人的不利证据显得有说服力,而同等程度的证据若针对己方群体,却显得模棱两可。确认偏误则进一步维系这种归因:人们会记住符合指控的事件,却对反例不以为然。一旦公开支持了某项指控,认知失调就可能使承认错误在心理上变得代价高昂。

一种尤为重要的认知偏差,是倾向于用稳定的性格特征解释他人的行为,同时低估情境因素的制约。这种倾向通常被称为基本归因错误,它可能使一次局部失误被视为证据,用来证明某个人或某类人存在所谓的本质缺陷。不过,不能将替罪羊现象简化为一种孤立的认知偏误。同一个含义不明的事件,在不同社会中可能引发不同的指控,因为心理倾向是通过历史上形成的刻板印象、政治信息和权力关系发挥作用的。

群体认同、目标选择与集体共识

替罪羊并非随机选定的。被归咎的对象往往具有足够的辨识度,能让人们围绕其形成一套共同的说辞,却又缺乏足够的保护,无法驳倒这套说辞。他们可能处于社会边缘、被排斥在政治参与之外、在经济上依附于他人,或在机构内部孤立无援。既有的刻板印象使指控更容易传播,因为受众心中已有一套可以容纳新说法的认知框架。因此,是否显眼可能比是否真正参与造成问题更为重要:一个引人注目的少数群体,或一名直接面对公众的员工,可能会因主要由其他方面造成的状况而受到指责。

与亨利·塔吉费尔和约翰·特纳密切相关的社会认同理论,有助于解释群体归属如何塑造判断。人们将自己和他人划分到不同群体,并从这些群体归属中获得一部分自我认知。在某些条件下,不利的群体比较或群体地位受到威胁,会促使人们以牺牲外群体为代价来维护内群体。替罪羊现象在这种群体边界划分之上,又加上了一项具体的因果断言:外群体不仅被视为不同或低人一等,还被说成是造成内群体困境的罪魁祸首。

竞争可能加剧这些过程,却无法充分解释它们。穆扎费尔·谢里夫及其同事于1954年开展的“强盗洞”研究发现,在男孩群体之间设置竞争会引发敌意,而需要合作才能实现的共同目标则有助于减少敌意。这项实验研究的是群际冲突,而非仅仅针对替罪羊现象,但它表明,互动方式的安排能够影响敌对关系的形成。同样,人们若认为就业、住房或地位方面存在竞争,也可能更愿意接受这类指控。这些感受可能与可衡量的实际竞争不符,尤其是在政治行动者将外来者界定为威胁的情况下。

集体共识的形成既源于个人的确信,也源于人际影响。从众压力可能使人不敢为不受欢迎的对象辩护,尤其是在提出异议可能招致怀疑或排斥时。多元无知则可能造成表面上的共识:个人私下怀疑某项指控,却以为其他人都接受了它。此后,公开反复传播本身便成了所谓可信度的证据:人们推断,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必定有所依据,即便许多次转述其实都源于同一项毫无根据的指控。

群体团结是可能出现的结果之一,但既无保证,也未必持久。针对某一对象的讨伐可能通过树立共同敌人,暂时搁置内部争端。它也可能使共同体分裂、激起有组织的抵抗,或在承诺的改善迟迟未出现时,不得不编造越来越复杂的指控。此外,并非所有替罪羊在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都毫无权势。一位显赫的官员也可能失去庇护,成为某个更大机构可以牺牲的代表。关键在于,被归咎者在这场围绕责任归属的具体较量中处于什么位置,包括其能否获取证据、向受众发声,以及进行有效辩护。

人类学解读与勒内·吉拉尔的理论

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解读常将替罪羊现象视为一种呈现失序、重新确立边界的方式。共同体将行为、人员和物品划分为正当的、危险的、纯洁的或具有污染性的事物。当某个事件动摇了这些分类时,找出并清除一个被视为污染源的人物,可能使社会秩序重新显得自洽。这一研究进路不仅关注愤怒,也关注象征性分类:为什么某个特定的人会被认为足以体现一个共同体的种种问题。

现代有关替罪羊现象最为宏大的理论出自勒内·吉拉尔。在《暴力与神圣》(1972)、《自世界奠基以来隐藏的事》(1978)和《替罪羊》(1982)中,吉拉尔将集体迫害与模仿理论联系起来。他的出发点是,欲望往往具有模仿性:人们通过他人学会自己想要什么。当人们追逐相同的对象或地位时,模仿便可能引发竞争。竞争可能不断蔓延,直至对立双方之间的差异逐渐淡化,冲突开始威胁整个群体。

在吉拉尔的论述中,当敌意集中于单一受害者时,危机便可能得到化解。集体暴力以针对某一个人或某一类人的表面一致,取代了多方之间相互交织的冲突。如果受害者遭驱逐或死亡之后,冲突随之减少,共同体便可能将这一先后关系理解为受害者拥有非凡力量的证据。由此,受害者既可能被描绘为失序的根源,也可能被描绘为恢复和平的力量。吉拉尔认为,神话和献祭制度保留了这一过程经过转化的痕迹。

其中一个关键要素是,参与者未能认识到自身归责的任意性。用吉拉尔的术语来说,这一机制依赖于“误认”:迫害者认为自己的行动正当合理,而非在制造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他还主张,圣经叙事日益揭示受害者的视角,而基督受难在他的阐释中占据核心地位。这是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理论性和宗教性解读,并非所有基督教或比较宗教学者都接受的中立描述。

吉拉尔的著作影响了文学批评、神学和暴力研究,但其宏观历史论断仍存在争议。批评者质疑:是否可以用单一机制解释形形色色的神话和仪式,能否通过独立证据还原其所假定的起源事件,以及这一理论是否充分重视政治组织和物质利益。因此,有必要区分两者:一是人们熟悉、范围较窄的概念,即不公正地将罪责集中于某个对象;二是吉拉尔对文化起源提出的更为宏大的解释。某次具体替罪羊事件的证据,本身并不足以证明模仿理论具有普遍有效性。

历史迫害与政治动员

历史上的替罪羊现象,往往在既有解释或权威失去公信力的危机中显现。流行病就是鲜明的例子,因为在人们弄清疾病的生物学成因之前,苦难可能早已蔓延。十四世纪黑死病期间,欧洲部分地区的犹太社群被指控向水井投毒,遭到屠杀和驱逐。这些指控错误地将流行病归咎于少数群体的蓄意行为。它们也利用了既有的宗教敌意和地方冲突,而非仅仅源于对疾病的恐惧。

1349年2月的斯特拉斯堡大屠杀,说明了政治与制度环境的重要性。当地主要疫情尚未暴发,犹太人就已在与瘟疫有关的指控声中遭到杀害。这类案例表明,不能简单地认为,人们一旦直接遭遇灾难,就会自然而然地诉诸暴力。谣言、先前的迫害、权力斗争和经济利益,都可能影响袭击的时机与目标。以替罪羊现象作解释时,只有明确指出这些条件,而不是把恐惧视为足以导致暴力的原因,才能提供更有价值的认识。

纳粹反犹主义是另一个重要例子。纳粹党将一系列彼此矛盾的所谓威胁归咎于犹太人,包括资本主义剥削、共产主义革命、文化衰落,以及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这些指控是种族意识形态及更广泛的排斥与统治计划的一部分。1935年的纽伦堡法将种族歧视制度化,而迫害随后不断升级,最终演变为纳粹大屠杀,约六百万犹太人遭到系统性杀害。替罪羊现象有助于解释纳粹指控与动员的某些方面,却不足以全面解释导致种族灭绝的意识形态、国家组织、战争和决策过程。

政治行为者可以利用替罪羊现象,将公众的注意力从施政失败、军事挫败或资源分配不均上转移开来。一个明确可辨的敌人可以成为怨愤的焦点,并可能将改革诉求转化为排斥诉求。宣传能够把原本互不相关的不满,都指向同一个所谓根源。被针对者可能同时被指责为软弱无能和暗中无所不能,或被指控效忠于彼此对立的政治势力。当这类叙事的核心作用是组织敌意,而不是以自洽的方式解释事件时,这些矛盾未必会妨碍动员。

不过,历史分析仍须区分敌意言论、歧视性政策、强迫迁徙与大规模杀戮。这些结果不能混为一谈,事态升级也并非不可避免。制度、政治联盟、地方参与、武装冲突,以及反抗的机会,都会影响指控之后的事态发展。将某一事件描述为替罪羊现象,是指出其中一种归咎模式;这并不能取代对以下问题的调查:谁采取了行动,他们掌握哪些资源,作出了什么决定,以及特定伤害如何得以发生。

家庭、职场与机构失灵

在家庭中,替罪羊现象指的是这样一种模式:某位成员反复被视为涉及多人或整个家庭的困难的根源。例如,一个孩子的行为可能成为唯一受关注的问题,而成年人之间的冲突、前后不一的期望或经济压力却很少得到正视。家庭系统取向有时会讨论“被认定的病人”,即其症状促使家庭接触专业服务的那个人。这个术语并不等同于替罪羊:一个人可能确实存在困难,却并未受到不公正的责备;家庭对这些困难的认识也可能是恰当的。

关键在于归因是如何组织起来的。“难相处的那个”之类的标签,可能使后来发生的事情都被套进既定角色来理解。同样的行为,发生在一位成员身上可能得到谅解,发生在另一位成员身上却被当作其品性恶劣、积习难改的证据。由于标签会影响人们的预期和互动方式,对被针对者的反应可能反过来促使那些被用作责备理由的行为再次出现。这些描述针对的是关系模式,不能据此诊断某个个体,也不能从一次分歧推断整个家庭的互动机制。

在职场的正式层级结构中,也会出现类似过程。人员配备、相互冲突的优先事项或不切实际的进度安排明明由其他层级决定,未能按期完成任务的责任却可能落在下属身上。员工或许确实犯了错,但将这一错误与背景割裂开来,就使管理层的决策免于审视。另一种情况是,某位高管可能成为公众眼中失败的代表并遭解雇,而激励结构和组织惯例却原封不动。这种解雇是否构成寻找替罪羊,取决于该高管实际拥有的权限、其行为及所负责任,而不能仅凭其他人也对失败负有责任这一事实来判断。

高风险组织研究强调,必须区分直接引发问题的错误与深层条件。詹姆斯·里森的《人为错误》(1990年)推动确立了显性失误与潜在组织条件之间的区分。在一连串涉及界面设计不佳、维护不足、监督薄弱或生产压力的事件中,操作人员的某个行动可能只是最后一个可见环节。因此,只盯着最接近不良后果的那个人,可能会让反复引发问题的隐患继续存在。同样,从系统角度作出解释,也不意味着蓄意违规或鲁莽行为无关紧要。

组织在应对问题时,有时会区分无意的人为失误、受激励机制影响的冒险行为,以及对风险的鲁莽漠视;这种做法常与公正文化联系在一起。它在分析上的意义,在于将学习改进与不加区分的责备分开,同时不放弃问责。航空、工业安全和医疗领域的调查,可能会重建事件经过,将规程与实际工作条件加以比较,并审查决策权限。它与寻找替罪羊的区别在于:解释是否始终容纳多个层次的成因,还是一旦找到一个在社会层面便于归罪的人,就不再追究。

媒体、谣言与数字传播的放大作用

替罪羊现象依赖传播:指控必须将某个对象与人们的不满联系起来,并获得足以使其流传的可信度。报纸、广播电视、演讲、人际间的谣言以及数字平台,为这一过程提供了不同渠道。大众传媒可以扩大指控的传播范围,而不同媒体的反复报道,则可能造成指控得到多个独立来源证实的假象。一则信息可能把真实事实与具有误导性的因果解释结合起来,从而比完全捏造的故事更有说服力。

叙事结构至关重要。一个成因分散的问题被归结为某个可明确指认的行为主体;这个主体被描述为蓄意造成伤害;而清除或惩罚这个主体,则被说成解决问题的办法。个人故事、鲜明的图像和异常事件,可能让某一类人看起来代表着更广泛的威胁。在框架效应的作用下,同一事件可以被呈现为孤立事件、制度失灵的证据,或某个群体据称天生具有敌意的证明。最后一种框架将群体成员身份本身视为因果证据,从而为集体归责提供支持。

阴谋论经常与替罪羊现象相互交织,但两者并不相同。阴谋论将事件归因于秘密协调的行动,而替罪羊现象涉及将责任不合理地集中于某个对象。替罪羊可能被描绘成公开作恶者,而非秘密组织的参与者;真实存在的阴谋也可以通过证据加以证实。两者的交织之所以会造成问题,是因为某个据称隐匿的群体被用来随意解释种种不幸,而证据的缺失又被重新解释为其掩盖行迹的证明。

数字传播改变了指控的传播速度、可见度及留存时间。可检索的档案、截图、推荐系统以及庞大的粉丝网络,可以把地方性的指控传递给远方的受众。材料在复制传播时可能丢失语境,而更正信息触达的受众也可能不同于最初指控的受众。不过,平台设计的影响各不相同,不能认定每一种算法都必然会放大每一种替罪羊叙事。有组织的宣传活动、有影响力的传播中介、受众偏好以及线下机构,仍是影响一项指控如何传播的重要因素。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说明,将疾病与某个人群挂钩,而不解释其传播途径,会带来怎样的后果。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新发人类传染病命名的最佳实践指南,建议避免使用可能使地理区域、族群、职业或其他群体蒙受污名的名称。这里的区别在于:是识别与流行病学相关的暴露因素,还是把身份当作有过错的证据。新闻业和事实核查可以通过追溯指控的证据依据、区分个体行为与针对群体的泛化判断,以及区分时间上的关联与已经证实的因果关系,来厘清这一差别。

研究方法、证据局限与制度保障

替罪羊现象难以衡量,因为相较于指责是否不公、具有什么社会功能,指责行为本身更容易被观察到。调查可以记录受访者认为谁应对失业负责,但要将其回答判定为替罪羊现象,就需要掌握有关实际原因、指责范围及其背后推理的证据。话语研究或许能够识别反复出现的敌人形象,却未必能证明受众相信这些形象。因此,研究者需要区分接触相关信息、认同相关观点、采取歧视行为以及产生制度性后果,而不能将它们视为同一种结果。

实验研究可以操纵挫折感、不确定感或感知到的群体威胁,并衡量归责方式的变化。其优势在于能更好地控制其他可能的解释;其局限在于,短暂的实验室情境未必能够再现历史上的迫害或持续的组织冲突。调查可以考察经济不安全感、态度与归责对象偏好之间的关联,但相关关系并不能确立唯一的因果路径。对受访者进行长期追踪的面板研究有助于厘清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但仍面临未被测量的影响因素和选择性参与等问题。

历史研究和定性研究通过书信、官方档案、宣传材料、证词和访谈重建事件过程。其中尤为重要的问题包括:谁最先提出指控,当时是否存在其他解释,谁从指控被接受中获益,以及制度机构如何将言辞转化为行动。与其他条件相似、却未发生迫害的情境进行比较,可以揭示领导者、法律保护或地方联盟所起的作用。一种解释是否可信,取决于是否检验了相互竞争的解释,而不只是找到了敌意言辞。

一种反复出现的方法论风险是循环解释。如果预先假定每场危机都需要一个替罪羊,那么任何受罚者都可能被归入这一类别,而这种归类本身又被当成了惩罚发生的解释。另一种风险是直接从政治结果推断心理动机。一场巩固权威的运动,可能出于有意的策略安排,也可能源于真诚信念,或兼而有之。仅凭制度性利益的证据,无法确定所有参与者的内心意图;同样,参与者真诚地相信某项指控,也不意味着指控就是准确的。

制度保障针对这一过程的不同环节发挥作用。独立调查可以扩大纳入考量的证据范围;司法独立和无罪推定则限制仅凭指控施加惩罚。对举报的保护,可以揭露那些会被简单归咎于某个个人的便利解释所掩盖的组织层面原因。反歧视规则限制将对群体的怀疑转化为不平等待遇。这些安排都不要求完全排除归责。它们的意义在于,使责任归属能够依据证据受到质疑,将个人行为与群体身份区分开来,并确保即便某人已成为公众眼中便于归咎的对象,仍有修正解释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