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塞西尔·庇古(1877年11月18日—1959年3月7日)是英国经济学家,1908年至1943年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他接替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教席,并推动福利经济学成为一个系统性的研究领域。他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探讨了私人经济决策为何可能无法使社会福利最大化,以及公共政策如何纠正由此产生的偏差。他的名字尤其与矫正性税收,即如今所称的庇古税,以及被称为“庇古效应”的实际余额机制联系在一起。
生平与学术生涯
庇古出生于英格兰怀特岛的赖德。他曾就读于哈罗公学,1896年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他起初学习历史,后来在马歇尔的影响下转向经济学,并于1902年成为国王学院院士。
1908年,庇古接替马歇尔,担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他一直任职至1943年退休,此后仍与国王学院保持联系。他的学术生涯有助于维持剑桥作为经济学教学与研究重要中心的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庇古曾志愿参加救护工作。在学术生活之外,他还是一名热衷登山的爱好者。1959年,他在剑桥去世。
他的研究不仅涉及福利理论,还涵盖产业波动、财政、就业和货币。尽管人们常常主要将他描述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反对者,但这种说法既低估了他的研究范围,也简化了两人思想关系的复杂性。
经济福利与国民所得
庇古研究的核心,是考察经济制度安排如何影响人类福祉。在《财富与福利》(1912年)以及论述更为详尽的《福利经济学》(1920年)中,他区分了一般福利与能够直接或间接用货币衡量的那部分福利。
这一区分限定了经济分析的范围:物质繁荣固然重要,却不等同于美好生活的所有方面。不过,庇古仍然认为,对经济福利的研究可以为政策评估提供切实可行的依据。
他的大量分析围绕“国民所得”(national dividend)展开,这一概念与实际总收入有关。他考察了国民所得的规模、分配和稳定性,以及当期生产与未来福利之间的关系。他所说的国民所得,不应简单等同于现代的国内生产总值,后者的核算定义是在不同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
庇古认为,增加总产出可以改善经济福利,但产出的分配同样重要。根据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原理,他推断,增加一单位收入通常给穷人带来的益处大于给富人带来的益处。因此,将收入转移给较贫困的家庭可以增进福利,前提是这种转移对生产和激励的影响不会抵消其收益。
这种思路支持了对贫困和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关注,但它也依赖于对不同个人福祉的比较。后来的福利经济学家质疑,仅凭经济分析是否能够确立这种比较的依据。因此,庇古的结论既包含分析性论证,也包含关于社会评价应如何考虑个人福利的假设。
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
庇古最著名的贡献,涉及决策者的私人激励与其决策对社会造成的后果不一致的情形。
他通过区分私人边际净产出与社会边际净产出来阐述这一问题。用现代术语来说,核心问题往往涉及外部性:一项交易对他人产生的影响,没有充分反映在支配该交易的价格或支付之中。
例如,一家工厂可能会考虑自身在劳动力、燃料和机器方面的支出,却同时让附近居民承受烟尘危害。这样一来,它的私人成本就遗漏了一部分社会成本。反过来,一项活动也可能为他人带来益处,但从事该活动的人却没有获得相应补偿。
在这些情况下,即便是竞争性市场,也不一定能够有效配置资源。因此,庇古的分析为市场失灵提供了一种影响深远的解释,而这种解释并不以垄断或其他竞争限制为前提。
矫正性税收与补贴
当一项活动造成未获补偿的外部损害时,征税可以促使私人决策者将这种损害纳入考虑。当一项活动产生未获补偿的外部收益时,补贴则可能鼓励人们开展这类活动。
矫正性税收原则的一种标准现代表述是:
其中, 是单位税额, 是边际外部成本, 是实现社会效率的数量。在相关假设成立的条件下,这种税使该数量下的私人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成本。
这一公式是现代教科书对庇古原则的表述,而不是对庇古本人论述的完整概括。应用这一原则,需要掌握有关损害、行为反应和市场状况的信息。现有税收、不完全竞争和行政成本,都可能使结果变得复杂。
庇古并不认为公共干预必然有益。他在论述中承认,政府的知识和实际办事能力均有限。他的政策分析不仅涵盖税收和补贴,也涉及法律与制度安排。
分配、财政与后代
庇古的《财政学研究》(1928年)从福利角度考察了税收与公共支出。他探讨了筹集财政收入的负担应当如何分配,以及税收如何改变经济行为。这些问题将他的研究与税收归宿及征税成本联系起来。
他的福利分析也涉及后代的利益。他质疑,仅仅因为未来福利发生在未来,就赋予其较低重要性,在伦理上有何依据;同时,他将这一问题与导致当前资源和未来资源价值不同的其他原因区分开来。
这一关切与后来关于公共投资和长期环境政策的争论密切相关。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庇古提出了社会贴现的所有现代应用,也不意味着他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条统一规则。
失业与同凯恩斯的论争
庇古对劳动力市场和失业的分析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失业理论》(1933年)通过工资率、劳动需求、劳动供给和产业状况之间的关系来考察就业。
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中,凯恩斯将庇古的研究作为他所谓“古典”就业理论的一个重要范例。凯恩斯反对工资调整能够可靠地恢复充分就业这一主张,转而强调总需求不足的可能性。
两人的分歧不能被简化为庇古认为每个失业者都只是选择了不工作。庇古考察了失业的多种成因,也承认调整面临障碍。争论的核心在于理论框架是否充分,以及工资变动对整个经济体系的影响。
庇古在《就业与均衡》(1941年)中继续探讨就业理论。他在后期著作中承认了凯恩斯研究的重要贡献,尽管两人仍存在分歧。
庇古效应
在《古典静态》(1943年)一文中,庇古提出了一项后来被称为庇古效应或实际余额效应的论点。
如果名义货币量保持不变,而价格水平下降,货币余额的购买力就会上升:
其中, 是名义货币量, 是价格水平。实际财富增加可能刺激消费,从而支撑需求和就业。
在关于经济能否无限期地停留在低于充分就业水平的争论中,这一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它不同于实际货币余额变化通过影响利率进而影响投资的渠道。
这一机制的存在,并不能证明通货紧缩会迅速恢复繁荣。价格下跌也可能增加实际债务负担、抑制支出,并产生债务通货紧缩效应。因此,实际余额反应的强度与速度,仍是需要另行通过实证研究回答的问题。
影响与批评
庇古的研究为环境经济学以及矫正性公共政策的分析奠定了基础。污染税是这一原则的重要应用:私人决策应当反映其对更广泛社会的影响。
后来,一项重大挑战来自罗纳德·科斯,尤其体现在他的《社会成本问题》(1960年)一文中。科斯强调,围绕有害影响的冲突,涉及资源的相互竞争性用途。他将注意力引向产权、协商和交易成本,而不是将矫正性税收视为理所当然的应对方式。
由此引发的争论,关注的是不同制度的相对表现。协商、责任规则、监管和税收,都受到信息与行政能力的制约。科斯的论证并未证明不受监管的市场总能解决外部性问题,正如庇古的分析并未证明政府能够无成本地加以纠正一样。
庇古的福利框架也因依赖个人之间的满足程度比较而受到批评。后来基于帕累托效率的方法避免了其中一些比较,却也较少能为解决分配冲突提供指导。效率与分配之间的张力,至今仍是理解庇古贡献的核心问题。
主要著作
- 《财富与福利》(1912年)
- 《福利经济学》(1920年)
- 《产业波动》(1927年)
- 《财政学研究》(1928年)
- 《失业理论》(1933年)
- 《就业与均衡》(1941年)
- 《古典静态》(1943年)
- 《凯恩斯〈通论〉:回顾与评析》(19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