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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 微观经济与贸易 / coase-theorem

科斯定理

科斯定理指出,在交易成本为零等条件下,当事人可通过就明确界定的权利进行协商,有效率地解决外部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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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定理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命题:当权利界定清晰、能够得到执行,且协商不产生成本时,即使存在外部性,相关当事人也能通过谈判实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更强的表述认为,只要满足额外条件,尤其是不存在相关的财富效应,最终的资源配置便与权利的初始分配无关。这一定理与罗纳德·科斯密切相关,它区分了结果的效率与收益和成本的分配。其更广泛的意义在于揭示交易成本和法律制度如何塑造经济活动。

起源与思想背景

这一定理主要源于科斯于1960年发表的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乔治·斯蒂格勒随后为这一命题赋予了如今广为人知的名称。科斯在论文中运用了法律纠纷和数值实例,并未提出一个附有完整假设清单的单一形式化定理。

一个重要背景是阿瑟·塞西尔·庇古对外部成本的分析。当某项活动给他人造成损害却不予补偿时,私人决策可能无法充分考虑该活动的全部社会成本。传统的纠正办法是征收庇古税,使决策者承担这部分成本。

科斯强调,受影响的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协商来改变行为或安排补偿。更根本地说,他主张对规范当事人互动的各种法律和组织安排进行比较,其中也要考虑采用每种安排的成本。

这篇论文成为法与经济学的奠基性文献。它的意义不止于提出一项关于私人协商的论断,还在于引导人们关注法院、合同、企业和政府如何影响经济活动的协调成本。

核心命题

设想一家工厂的排放对邻近企业造成了损害。法律制度可以赋予邻近企业制止排放的权利,也可以允许工厂排放而无须向邻近企业作出补偿。

这些权利安排使双方处于不同的起点。不过,在定理所设定的理想条件下,双方可以通过协商达成使共同收益最大化的结果:

  • 如果防止损害的成本低于因此避免的损失,双方就可以达成防止损害的协议。
  • 如果防止损害的成本高于因此避免的损失,双方就可以达成允许该活动继续进行的协议。
  • 支付款项可以分配协议带来的收益,而不改变哪一种实际结果能使共同剩余最大化。

因此,法定权利决定了谁必须取得谁的许可,以及谁可以获得补偿,却不一定决定资源的最终用途。

效率与不变性

科斯定理通常包含两项主张:

  1. **效率:**成功且无成本的协商会使所有互利调整的机会得到充分利用,从而产生有效率的结果。
  2. **不变性:**无论权利最初如何分配,最终都会形成相同的实际资源配置。

第二项主张比第一项需要更多条件。不同的初始权利可能改变财富,进而改变通过需求和支付意愿体现出来的偏好。此外,也可能存在多种有效率的配置。

在福利经济学中,帕累托效率是指,不存在一种可行的改变,能够在不使任何人处境变差的情况下,使某个人的处境变好。在通常用于解释这一定理、允许货币转移支付的模型中,共同剩余最大化之后,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来分配收益。这并不意味着每一种有效率的结果都有相同的分配,也不意味着这种结果是公平的。

假设与适用范围

科斯定理并没有一个得到普遍采用的统一表述。其标准版本依赖于以下条件的某种组合。

权利界定清晰且能够得到执行

各方必须清楚,资源的哪些用途是被允许的,相关权利由谁持有,以及协议能否得到执行。这里的产权不只包括对实物的所有权,也可能包括与噪声、通行、排放或土地使用有关的权利。

权利本身还必须允许达成相关协议。如果某项权利在法律上不得放弃或转让,就可能使模型所设想的交易无法实现。

不存在交易成本

这一基准情形排除了识别受影响当事人、收集信息、谈判、起草协议、监督行为以及执行承诺等方面的成本,也不考虑妨碍当事人完成互利交易的障碍。

零交易成本是一种分析上的理想情形,并非对现实市场的通常描述。

信息与成功协商

当事人必须能够识别并落实有益的协议。信息不对称可能阻碍这一过程:污染者可能隐瞒其防治成本,而受影响的一方可能夸大自身损失。

仅仅降低沟通成本并不能保证达成协议。策略性谈判、不确定性以及彼此不相容的预期,仍可能导致拖延或谈判失败。因此,科斯定理的常见表述通常会假定协商成功,或采用一种排除了尚未实现的合作收益的均衡概念。

转移支付与财富效应

支付必须切实可行。如果一方无力筹措款项,即使某项协议能够增加货币总剩余,也可能无法达成。

不变性主张通常还假定,初始权利的改变不会通过收入效应或财富效应改变各方对相关事项的估值。一种常见的形式化方法是假定偏好对货币呈线性关系,使各方对争议活动的边际估值不受货币持有量影响。

纳入受影响的利益

如果双方达成的协议损害了未参与谈判者的利益,就不能据此认定整个经济实现了效率。相关模型必须纳入所有实质性影响,或者假定不存在其他外部性。

数值示例

假设一家工厂可以安装设备,消除其对邻近洗衣店造成的损害:

项目 每年金额
消除损害的成本 40
不安装设备时洗衣店遭受的损失 100

假定这些是仅有的相关影响,支付切实可行,且协商和执行均不产生成本。

如果洗衣店享有免受损害的权利,工厂就必须防止损害,除非取得洗衣店的许可。为了不安装设备,工厂最多愿意支付40;而洗衣店至少要获得100,才愿意接受损害。因此,不存在能使双方互利的排放许可协议,工厂会安装设备。

如果工厂享有排放权,洗衣店可以提出支付款项,以促使工厂防止损害。工厂至少要求获得40,而洗衣店最多愿意支付100。处于这两个数额之间的付款,可以使双方的处境都优于继续排放时的情况。

无论哪种情况,设备最终都会安装。实际资源配置不变,但分配结果不同:在第一种权利安排下,工厂承担防治成本;在第二种安排下,洗衣店通过协商付款,为防治提供资金。

如果防治成本改为140,而损失仍为100,那么在这个简化模型中,允许排放将使共同剩余最大化。如果权利归洗衣店所有,数额在100至140之间的补偿款,就可能使允许排放成为对双方都有利的选择。

这一定理揭示了达成协议的潜在收益,却并不决定具体支付多少。

形式化表述

令 qq 表示某项活动的水平。令 B(q)B(q) 表示该活动给行为主体带来的总收益,D(q)D(q) 表示给另一方造成的总损害。假定可以进行货币转移支付,不存在财富效应,也没有其他相关成本或收益。

有效率的活动水平满足

q∗∈arg max⁡q[B(q)−D(q)].q^{*}\in\operatorname*{arg\,max}_{q}\left[B(q)-D(q)\right].

对于可微情形下的内点解,有

B′(q∗)=D′(q∗).B'(q^{*})=D'(q^{*}).

即该活动的边际收益等于其边际外部损害。

如果受影响的一方收到付款 tt,那么,不计初始财富,双方的货币收益分别为

πA=B(q)−t,πB=t−D(q).\pi_A=B(q)-t, \qquad \pi_B=t-D(q).

双方的合计收益为

πA+πB=B(q)−D(q).\pi_A+\pi_B=B(q)-D(q).

转移支付在加总时相互抵消。它改变的是剩余的分配,而活动水平决定了剩余的大小。

初始权利确定了双方在谈判破裂时各自所处的状态,因此会影响他们愿意接受哪些转移支付。在上述假设下,它不会改变使共同剩余最大化的活动水平。

这一表述有意限定了适用范围。如果估值依赖财富、存在对第三方的影响,或转移支付受到约束,那么,一个不受权利归属影响的简单货币剩余函数,可能就无法刻画最终结果。

损害的相互性与替代性调整

科斯分析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强调问题的相互性。阻止一方损害另一方,本身也可能带来成本:让一家噪声较大的作坊停工,可以保护附近居民,却也会牺牲一部分生产,或者需要采取成本高昂的降噪措施。

这并不是说双方负有同等责任,也不能据此解决正义问题。它指出的是,在可行安排之间作出选择,涉及稀缺资源不同用途之间的竞争。

有效率的应对方式可能需要任何一方作出调整。工厂可以安装更安静的机器,邻近企业可以改善隔音,也可以调整营业时间,或将相关活动迁至别处。恰当的比较应纳入这些替代方案及其机会成本,而不是假定必须采用某一种预先指定的补救措施。

交易成本与制度选择

在现实纠纷中,由于协商成本高昂或无法充分开展,权利的初始分配往往十分重要。

众多当事人与集体行动

当污染影响数以千计的居民时,就需要确定参与者、协调立场并商定补偿。每个人都可能希望由他人为共同改善环境付费,从而产生搭便车问题。反过来,如果必须获得一致同意,某个人可能会拒绝同意,以谋求更多付款。

这些问题使针对大范围污染的协商,有别于两家相邻企业之间的谈判。

策略行为与私人信息

当事人可能虚报成本和收益,或为了争取更好的条件而拒绝一项提议。谈判实力的不平等会影响收益分配;策略行为也可能使协议根本无法达成。科斯定理并不是说,追求自身利益的谈判总会自动成功。

计量与执行

协议可能需要对排放、噪声、损害或履约情况进行可核实的计量。有些影响具有滞后性、不确定性,或者难以确定归因。监督和争端解决可能耗去很大一部分潜在收益。

因此,科斯更广泛的分析方法,是比较各种可行制度及其实际运行成本,包括协商、法院、企业、经济规制和税收。外部性的存在本身并不能指明哪种干预最优;协商可能带来收益,也不能证明私人谈判就已足够。

应用与局限

这一定理为分析妨害纠纷、通行协议、共用基础设施以及环境安排提供了一个基准。在每种情形下,它都引导人们关注权利归属、可采取的调整措施、受影响的当事人以及达成协议的成本。

它也为排放权交易的讨论提供了启示。可交易的排放许可可以使减排更多地由成本较低的排放源承担,但这类制度需要就排放上限、分配规则、计量和执行作出公共决策,不能简单地视为不受限制的私人协商。

理解这一定理时,以下几项局限尤为重要:

  • 效率并不意味着公平。 即使实际结果不变,初始权利仍可能大幅改变收入和财富的分配。
  • 支付意愿反映了资源条件。 货币估值部分取决于支付能力,而不只是某种诉求的强烈程度。
  • 有些权利不可转让。 法律和伦理约束可能禁止不受限制的模型所允许的交易。
  • 短期协议可能改变长期激励。 补偿规则可能影响市场进入、选址、投资以及未来的有害活动。
  • 大规模外部性超出了简单双边模型的范围。 气候变化等问题涉及众多当事人、后代、不确定的损害,以及执行上的困难。

关于协商的实验研究可以检验特定制度如何影响协议的达成,但无法重现严格意义上的零成本情形。如何解读这些实验,取决于其中的信息条件、交易规则、权利安排以及参与者的行为。

定理的零成本基准与科斯的制度分析服务于不同目的:前者单独考察协商协调资源用途冲突的潜力;后者则研究,当这一基准条件不成立时,法律规则和组织安排为何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