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便车问题是一种激励问题:个人、组织或国家可以从某种物品或集体努力中获益,却不必承担相应份额的成本。当受益者难以被排除在外时,每个受益者都可能更愿意让别人作出贡献,结果可能导致物品供给不足,或集体努力未能成功。这是公共物品经济学和集体行动研究的核心议题。这个术语描述的是一种激励结构,并不一定意味着不诚实、违法或蓄意占他人便宜。
经济学基础
经典情境中的物品具有两个特征:
- **非排他性:**阻止未作贡献者受益,在技术上存在困难、在法律上受到限制,或需要付出高昂成本。
- **非竞争性:**一个人的使用不会显著减少其他人能够获得的收益。
非排他性为搭便车创造了机会。非竞争性则解释了为什么让另一位受益者使用某种物品,可能只需很少甚至无需额外的资源成本。这两种属性彼此独立:非竞争性物品也可以具有排他性,例如通过身份验证来限制访问的订阅服务。
对于国防这样的公共物品,通常无法按照受益者的实际使用情况收费。如果一个人是否付费对物品能否得到供给影响甚微,那么不付费可能对其个人更有利。如果许多受益者都这样考虑,总贡献量就可能低于使全体受益者的总收益最大化所需的水平。
这是市场失灵的来源之一。作出贡献的个人承担了成本,却只获得由此产生的部分收益;其余收益则以正外部性的形式惠及他人。因此,私人激励未必反映全部社会回报。
搭便车并不要求所有受益者都毫无贡献。有些人可能因为自身获益很大、重视帮助他人,或因为参与能够带来认可及其他回报而作出贡献。问题在于,自愿贡献可能不足,而不是自愿供给不可能实现。
一个简单模型
考虑 个能够为某个共同项目作出贡献的个人。个人 拥有禀赋 ,并选择贡献量 ,其中 。总贡献量为
假设每个人的收益为
其中, 表示任何人每增加一单位贡献时,每个人所获得的收益。
如果
那么,每增加一单位贡献,贡献者需要付出一单位成本,但其自身获得的回报不足一单位。因此,其个人边际收益为
在这些假设下,无论其他人贡献多少,不作任何贡献都是个人的最优选择。然而,每一单位贡献都会产生总计为 的收益。因此,尽管没有任何个人愿意单方面作出贡献,增加贡献仍会提高收益总和。
这就是标准线性公共物品博弈的结构。其纳什均衡不同于使总收益最大化的结果。
这个例子有意采用了严格的限制性假设。更一般的模型允许收益递减、估值不同、供给门槛、重复互动,以及对公平或互惠的偏好。这些因素可以促使人们作出正的贡献,但私人激励与集体激励之间的差距仍可能存在。
有效供给
在传统的纯公共物品模型中,有效供给满足萨缪尔森条件:
其中, 是个人 在公共物品与某种私人消费品之间的边际替代率, 是公共物品的边际成本,二者以相容的单位衡量。
这一条件将各受益者的边际估值相加,因为所有人都能从同一新增单位中获益。以货币衡量,总边际支付意愿应当等于边际供给成本。
这是一个效率基准,而非筹资规则。了解这些估值本身就很困难:如果低报支付意愿可以减少受益者预期需要作出的贡献,又不会显著影响供给,他们就可能这样做。
概念的发展
这一问题早在现代术语出现之前就已存在。有关税收、共同利益和自愿性社团的讨论,早已认识到:一种由许多人共享的收益,并不一定能产生足够的个人激励来为其筹资。
保罗·萨缪尔森于1954年发表的论文《公共支出的纯理论》,将集体消费物品的效率条件形式化。曼瑟尔·奥尔森于1965年出版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则将搭便车置于解释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为何可能无法组织起来的核心位置。奥尔森强调群体规模、成员利害关系的差异,以及仅向参与者提供的选择性激励。
此后,博弈论、实验经济学和制度分析领域的研究考察了沟通、重复互动、监督和制裁如何影响合作。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相关的研究记录了资源使用者自行组织监督和规则执行的各种安排。这类研究表明,不受规制的个人行动和国家集中供给,并非仅有的制度应对方式。
主要情境与应用
公共服务与共享设施
公共广播、社区环境改善以及某些形式的环境保护,可以使没有自愿付费的人受益。它们的排他程度随技术和制度设计而变化:广播节目可能可以免费收听或收看,而通过数字方式提供的服务则可能限制访问。
并非所有由公共部门提供的物品和服务都是纯公共物品。教育、交通和医疗服务可能具有排他性、存在拥挤问题,或在服务新增使用者时产生相当高的成本。因此,它们的筹资问题不能仅归结为搭便车。
组织与群体代表
某个协会可能通过协商促成监管规则的改变,或提供有益于整个行业的信息,使非会员也从中受益。同样,当集体谈判的收益惠及为谈判组织提供资金者之外的人时,未作贡献者也可能获得其中的一部分收益。
组织可以通过提供会员服务、设施使用权、专业资格认证,或其他仅供贡献者享有的福利来应对。即使组织取得的整体成果仍由广泛人群共享,这些选择性激励也能使参与具有吸引力。
知识与研究
知识通常可以被更多人使用,而不会因此耗损。当研究与开发的成果传播到其生产者之外时,知识溢出可能使其他人无需为原始研究出资就能受益。
这种溢出并不必然造成浪费:广泛传播可以带来可观的社会收益。激励问题出现在生产者无法获得足够份额的收益,因而缺乏动力开展具有社会价值的投资之时。知识产权、资助、奖金和公共研究经费是不同的应对方式,各有其成本与局限。
国际合作
一些国家可能从他国为限制气候变化所作的努力中获益,同时避免承担本国部分减排成本。类似的激励也可能出现在共同安全安排和国际研究计划中。
国际层面的搭便车问题难以解决,因为不存在一个普遍性的世界权力机构,拥有与国家在其境内行使的同等征税权和执法权。因此,国际协定依靠监督、相互承诺、资金转移及其他激励的组合来维系。
与相关问题的区别
公共池资源
公共池资源,例如渔场或地下水盆地,难以将使用者排除在外,但具有可减损性:一个人的取用会减少留给其他人的资源。
因此,其核心问题可能是过度使用,而不是供给不足。不过,在为监督、保护或执法筹资时,仍可能出现搭便车。资源耗竭与未能支持集体管理相互关联,但在分析上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关注的是:当另一方承担部分后果,而行为又无法被完全观察或通过合同完全约束时,行为者改变自身行为的激励。搭便车关注的则是在没有作出充分贡献的情况下获得集体收益。
两者可能重叠。例如,当团队成员的努力难以观察时,某位成员可能减少努力,却仍分享团队产出。但即使贡献完全可观察,搭便车也可能发生。
协调失败
即使人人都愿意作出贡献,人们也可能因为不确定其他人是否会参与而无法协调。相比之下,搭便车激励是指,恰恰因为其他人在作出贡献,不作贡献才变得有吸引力。
这两种机制可以同时出现在同一项目中。需要达到最低筹款总额的募资活动,既可能面临能否达到门槛的不确定性,也可能面临让别人提供所需资金的激励。
制度应对
强制筹资
税收和强制性费用征收,可以为那些受益者原本有动机不付费的物品筹集资金。强制措施改变了筹资问题,却不会自动确定适当的供给数量或质量。政府仍然面临估值、行政管理、分配和问责方面的问题。
排他与选择性福利
供给者可以通过会员制、入场费或技术限制,将付费设为使用条件。这是否可行,部分取决于产权、执行成本和物品本身的性质。
排他也会带来权衡。如果服务新增使用者几乎不产生成本,那么收取使用费虽有助于为生产筹资,却也可能阻碍有益的使用。
有条件承诺与配套资助
可以将达到筹资门槛或他人参与作为作出贡献的条件。退款保证能够降低为失败项目付费的风险,而配套资助则能放大每笔贡献的作用。
这些安排能够改善激励,但其成效取决于筹资规则、参与者掌握的信息,以及承诺的可信度。机制设计研究如何通过规则使个人选择与集体目标保持一致。
监督、互惠与制裁
重复互动可以使当下的贡献具有价值,因为这些贡献有助于维持未来的合作。公开表彰、声誉回报,以及对不作贡献者的制裁,也可能影响行为。
这些机制并非没有成本。监督会消耗资源,制裁可能施行不公,非正式的行为期望也可能排斥外来者或向参与者施压。其有效性取决于规则是否获得认可、信息是否可靠,以及执行是否切实可行。
证据与局限
与行为经济学相关的实验通常发现,在公共物品博弈中,即使狭义的自利收益最大化模型预测贡献为零,参与者仍会作出正的贡献。贡献水平随沟通、匿名程度、群体构成、重复互动,以及奖励或惩罚他人的机会而变化。
一些参与者表现为有条件合作者:当他们预期他人会作出贡献时,自己也会贡献更多。另一些人可能看重给予这一行为本身、遵循公平规范,或在意声誉。这些发现对最简单的模型作出了修正,但并未消除其背后的激励冲突。
群体规模本身并不能决定搭便车问题的严重程度。较大的群体可能使个人贡献更不显眼、监督成本更高,但也能汇集更多资源,并支持专业化管理。估值差异、贡献者的可见度和组织规则,可能与受益者人数同样重要。
观察到未付费行为,也不足以证明存在搭便车。一个人可能获益很少、缺乏作出贡献所需的资源,或被排除在决策之外。要识别具有经济意义的搭便车问题,就需要考察谁在受益、贡献需要付出什么成本、排他是否可行,以及最终的供给水平是否低于适当的集体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