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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是美国政治学家,其研究揭示了社群如何通过因地制宜的多样化制度治理共享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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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莉诺·奥斯特罗姆(1933年8月7日—2012年6月12日)是美国政治学家,她的研究改变了制度、集体行动与共享自然资源领域的研究面貌。她证明,资源使用者有时既不必将资源分割为个人私有财产,也不必将其置于集中管理之下,就能建立持久的自治体系。2009年,她与奥利弗·E.威廉姆森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女性。她获奖的理由是对经济治理,尤其是公共资源治理的分析。

奥斯特罗姆关注的核心问题,并不是社群、市场或政府哪一种本质上更优越,而是特定规则在特定条件下如何发挥作用。她结合田野调查、比较制度分析、实验室实验和形式推理,研究了地下水盆地、灌溉系统、森林、渔业以及大都市地区的公共服务。她的研究表明,人们熟悉的国家控制与私人所有之间的二元对立,忽略了一些重要的制度可能性。

尽管与经济学关系密切,奥斯特罗姆接受的却是政治学训练,并且始终开展跨学科研究。她的主要贡献包括对公共池塘资源的分析、持久性制度的设计原则、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以及多中心治理理论。在这些研究中,她始终强调,人们有能力制定规则、监督行为、解决争端,并随着环境变化调整制度安排。

生平、教育与学术机构

奥斯特罗姆出生于大萧条时期的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出生时名为埃莉诺·克莱尔·阿万。她成长于一个经济拮据的家庭,曾就读于比弗利山高中。在校期间参加辩论的经历,培养了她对论辩和公共事务的兴趣。她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于1954年获得政治学学士学位。在学术界之外工作一段时间后,她重返该校攻读研究生,先后于1962年和1965年获得政治学硕士及博士学位。

在她求学的年代,女性在学术就业和深造方面面临重重障碍。奥斯特罗姆在自述中提到,她曾在修读数学课程时受到限制,也曾因女性攻读博士学位而遭到质疑。这些经历构成了她职业生涯发展的部分背景,但对其学术思想形成尤为重要的,是对都市区制度的研究。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她接触到了一批学者,他们研究的是在南加利福尼亚政府体系分散的格局下,公民与公共机构如何开展协调。

她的博士论文研究了洛杉矶都市区一个地下水盆地的管理,考察用水者、公共机构及其他组织如何应对地下水超采和海水入侵的威胁。这一案例引出了此后始终贯穿其研究的核心问题:利益相互冲突的行动者,如何建立既能约束自身行为、又能保护共享资源的制度?她并不认为制度秩序必然需要自上而下地施加,而是研究协议与组织逐步形成的过程。

1963年,她与政治学家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结婚。1965年,两人转至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她此后大部分学术生涯都在这里度过。1973年,他们共同创办了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工作坊。工作坊汇聚了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生态学等领域的学者,形成了一种协作程度非同寻常的研究文化。其研讨会和研究项目注重比较研究、明确的分析框架,以及对实地证据的持续深入考察。

奥斯特罗姆后来成为印第安纳大学杰出教授,并担任阿瑟·F. 本特利政治学讲席教授。2006年,她出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制度多样性研究中心的创始主任,同时保留在印第安纳大学的任职。1996年至1997年,她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她的主要著作包括《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1990年)和《理解制度多样性》(2005年)。2012年6月12日,她在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逝世。

大都市地区的公共服务与多中心治理

奥斯特罗姆早期研究的是城市治理,而非森林或渔业。20世纪中叶,一种颇具影响力的改革主张认为,大都市地区行政辖区分散,会造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和协调不足。将小辖区合并为更大的政府单位,似乎可以借助专业化行政管理和规模经济解决这些问题。奥斯特罗姆夫妇及其合作者则质疑,这一论点是否充分区分了不同类型的公共服务,以及提供这些服务所涉及的不同活动。

多中心治理这一概念描述的是一种包含多个形式上相互独立的决策中心的体系。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查尔斯·蒂布特和罗伯特·沃伦在1961年的一篇论文中,对大都市地区的多中心性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论述。此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推动这一概念发展为一项实证研究计划。多中心安排并非只是若干互不相干的组织的集合:其中的各个单位可以相互竞争、合作、订立契约,并在更广泛的法律和制度规则框架内运作。

警务服务成为检验这一理论的重要领域。奥斯特罗姆及其同事研究了警察部门规模、辖区边界、机构间合作以及社区特征与服务供给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对“大型警察部门必然在所有职能上都表现更好”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地方巡逻和对社区情况的了解,可能受益于规模相对较小的服务单位;而实验室、通信和专项侦查,则可能通过更大范围的合作获得优势。因此,适宜的规模取决于具体任务,而不是一概偏好大政府或小政府。

这一分析区分了服务供给与服务生产。供给涉及决定应当提供哪些服务、提供多少,以及如何筹措资金;生产则涉及这些服务的实际交付。小辖区可以保留服务供给的责任,同时通过合同将特定的生产活动交由其他组织承担。反过来,一个大型供给主体也可以采用分散的业务单位。因此,仅仅统计辖区数量,并不能充分说明组织的效能。

奥斯特罗姆还推动发展了公共服务共同生产这一概念,即公民与专业组织共同为一项服务作出贡献。例如,公共安全不仅依赖警察,也依赖居民报告事件、提供信息和维系地方社会关系。这一思路将公民视为积极的参与者,而不只是政府服务的消费者。它也揭示了协调方面的问题:分散的体系可能导致能力不均、职责重叠,以及影响超出地方边界的失灵。多中心性提供了一种分析视角,用以替代“合并总是最佳选择”的预设,而不是断言分散必然高效。

公共池资源与集体行动问题

奥斯特罗姆最著名的研究围绕公共池资源展开。这类资源具有两个特点:排除潜在使用者很困难或成本高昂,而且一个人使用资源,就会减少其他人可用的资源量。渔场、地下水盆地、牧场和许多灌溉系统都具有这些特点。它们不同于纯粹的公共物品:对于后者,一个人的消费不会显著减少另一个人享用它的机会。这个区别很重要,因为资源会被消耗,因此协调资源的取用就成为资源管理的核心。

资源的物理特性与其所有权制度并不是一回事。一片森林可以归国家所有、私人所有,也可以由社群共同持有权利,还可能事实上处于任何人都能进入利用、没有可执行限制的状态。奥斯特罗姆反复强调,具有明确权利与义务的共有产权不同于不受限制的开放使用。如果不作这一区分,就可能把无管理状态下资源遭到掠夺性利用的证据,变成对一切社群共有制度的无根据否定。

加勒特·哈丁于1968年发表的公地悲剧一文,对资源耗竭问题作出了广为人知的阐述。在文中那个熟悉的牧场例子里,每个牧民都能从多养一头牲畜中获益,而过度放牧的代价则由所有人共同承担。因此,对个人有吸引力的选择,可能导致对集体具有破坏性的结果。有关搭便车问题和集体行动的相关模型则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可能一边享受资源保护或设施维护带来的好处,一边逃避为此作出贡献的成本。

奥斯特罗姆并不否认这一逻辑。她质疑的是这样一种假设:资源使用者必定受困于简单模型设定的规则,无法改变处境。人们可以沟通、建立声誉、认识到彼此长期相互依赖,并制定可执行的限制。社群可以通过明确谁有权使用资源、可以取用多少、谁必须维护基础设施,以及违反约定会有什么后果,来改变制度环境。于是,理论上的问题就转变为:解释这种制度变革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实现。

她的分析还区分了取用问题与供给问题。取用涉及鱼或灌溉用水等资源单位的提取;供给则涉及资源系统或其配套基础设施的维护,例如渠道和堤坝。一个群体可能成功限制资源取用,却无法筹集维护资金;也可能维护了基础设施,却未能公平分配收益。这些相互关联的问题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条看似简单明了的资源保护规则,未必能形成持久的制度。

在《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中,奥斯特罗姆将长期存续的制度安排与脆弱或失败的安排进行了比较。该书否定了将私有化或集中化管理视为普遍适用解决办法的推论。两者在某些条件下都可能奏效,但也都可能破坏有效的地方规则,或带来新的监督与执行成本。

持久性资源治理制度的设计原则

奥斯特罗姆在1990年出版的著作中,归纳了与长期存续、自主治理的公共池塘资源制度相关的八项设计原则。这些原则并不是一套供人逐字照搬的章程,而是描述了在其他方面各不相同的案例中反复出现的制度特征,涵盖高山牧场、灌溉社区和森林管理安排等。其目的在于解释制度为何能够持久存续,同时容许具体规则存在很大差异。

这些原则最初的一般性表述如下:

  1. **边界清晰:**能够明确界定资源系统,以及有权从中取用资源的人。
  2. **符合当地条件:**资源取用与供给规则应适应当地的生态和社会条件,包括所获收益与所需投入之间的关系。
  3. **集体选择安排:**大多数受操作规则影响的人,都能参与修改这些规则。
  4. **监督:**监督者评估资源状况和使用者的行为,并对使用者负责,或者本身就是使用者。
  5. **分级制裁:**对违规行为的处罚通常随其严重程度和重复次数而加重。
  6. **冲突解决机制:**使用者能够通过费用相对低廉、便于利用的途径解决争端。
  7. **对组织权的最低限度认可:**外部权威不否认使用者自行建立制度的权利。
  8. **嵌套式组织:**当资源属于更大系统的一部分时,治理活动应在多个相互联系的层级上展开。

每一项原则都针对一种实际运作机制。清晰的边界使人们能够确定哪些人获准使用资源,以及治理所涵盖的资源范围。适合当地的规则能够兼顾降雨、季节性需求、地形和生计方式的差异。参与有助于纳入远方管理者无法掌握的知识,也能增强人们对决策正当性的认同。监督使违规行为更容易被发现,而问责则降低了监督者自身变成不受约束的权威的风险。

分级制裁在奥斯特罗姆对有条件合作的解释中尤为重要。初次违规可能源于紧急情况、误解或一时疏忽,而非蓄意占他人便宜。初次给予较轻的处罚,既能明确指出违规行为,又能保留违规者的群体成员资格。反复违规或严重违规则可引发更严厉的应对。这既不同于有规则却不执行的情形,也不同于另一类制度:任何违规都可能招致过于严厉的处罚,以至于社区成员不愿实施处罚。

最后两项原则将地方组织置于更广阔的政治环境中。资源使用者即使制定了有效的规则,若政府拒绝承认这些规则,或授予外来者与之冲突的权利,他们仍然处于脆弱地位。同样,一个村庄未必能够仅靠单一的地方议事会治理整个流域。嵌套式安排使不同职能可以在不同尺度上运作。后续研究进一步完善了这些原则,例如区分使用者边界与资源边界,但仍将其视为用于诊断的命题,而非保证成功的充分条件。

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

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通常简称为 IAD,为研究不同制度环境提供了一套通用的分析语言。奥斯特罗姆及其同事历经数十年发展出这一框架,旨在支持比较研究,而不预设所有社会情境都具有同一种简单的因果结构。它既可用于分析村庄灌溉协会、政府机构和市场,也可用于分析实验室实验。2005 年出版的《理解制度多样性》对这一框架作了尤为详尽的阐述。

这一框架的核心是行动情境,即一种结构化的场景:参与者在其中占据不同位置、接收信息、选择行动,并面对伴随收益与成本的结果。例如,在灌溉用水分配会议上,参与者各自拥有不同的权利,掌握有关可用水量的信息,面临若干分配方案,并依照一定程序作出决定。这些具体因素不仅塑造激励,也影响参与者对何者正当、何者可行的理解。

该框架指出了影响行动情境的几大类因素:生物物理条件或物质条件、社群属性,以及实际运作规则。实际运作规则是指真正约束行为的规则,它们可能与正式规定不同。例如,形式上平等的用水权,可能与偏向上游用户的实际做法并存。因此,制度分析需要观察行为及规则的执行情况,而不能仅仅依赖法律文件。

奥斯特罗姆区分了七类规则。边界规则决定参与者的进入与退出;位置规则设定角色;选择规则规定哪些行动被允许、被要求或被禁止;聚合规则决定个体决策如何形成集体结果;信息规则规范沟通;收益规则分配奖惩;范围规则界定可能结果的边界。改变其中一类规则,可能会改变其他规则的作用。例如,同一投票规则的实际运作方式,会因谁有权投票以及投票者掌握何种信息而异。

IAD 还区分了操作、集体选择与宪制选择三个层次。操作层次的选择涉及取水等日常活动。集体选择层次的决策确立支配这些活动的规则。宪制选择则决定谁可以参与制定集体选择规则,以及通过什么程序参与。这些是分析层次,并不一定对应国家宪法所规定的不同权力分支。一个社群协会也可以同时具备这三个层次。

这一框架将制度分析与有限理性、学习以及信息获取和规则执行的成本联系起来。它并不为所有情境提供单一的预测,而是为研究提供条理,使具体理论和模型能够在得到清晰描述的情境中接受检验。区分框架、理论与模型,是奥斯特罗姆研究方法的核心:共同的概念语言应当为相互竞争的解释提供基础,而不是取代这些解释。

来自灌溉、森林和地下水研究的实地证据

奥斯特罗姆的论证建立在细致的制度比较之上,而不是笼统地诉诸社群团结。在《公共事务的治理》中,她考察的案例包括瑞士特尔贝尔的集体管理安排、日本的山村、西班牙的灌溉制度,以及菲律宾的灌溉协会。这些案例在生态、历史、法律地位和组织形式上各不相同。它们的分析价值在于揭示:不同规则的具体组合,如何应对资源分配、设施维护、监督和冲突等反复出现的问题。

关于尼泊尔灌溉的研究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奥斯特罗姆及其合作者比较了农民自主管理的灌溉系统与政府机构管理的系统。研究结果挑战了一种预期:技术先进的基础设施和专业化管理必然带来更好的成效。在一些比较中,农民自主管理的系统尽管工程设施相对简陋,却表现良好。用水者维护渠道、协调用水的激励,有助于解释这种差异。

用水者在渠道沿线所处的位置,使这些激励有了具体的体现。上游灌溉者往往能在水流抵达下游农田之前取水,而渠道维护却可能需要上下游双方共同出力。有效的制度必须将劳动义务与用水权利联系起来,以维持合作。基础设施的改善可能改变这种利益安排。如果上游用水者对下游劳力的依赖降低,那么,除非相关规则也随之调整,否则工程升级就可能削弱公平分水的激励。

森林研究通过20世纪90年代初设立的国际森林资源与制度研究计划,进一步拓展了这种比较方法。该计划将森林及其生态状况的信息,与使用者、组织和规则方面的数据联系起来。持续开展的重复观测和统一的研究规程,使研究者能够比较不同制度,而不把“社群所有”“私人所有”或“政府所有”视为对结果的充分解释。

在这些研究中,具有地方正当性基础的监督逐渐显现为一个重要因素。仅凭正式的所有权归属,无法判断人们是否理解各项限制、是否有人监督规则的遵守情况,以及制裁是否可信。同样,地方管理也不会自动带来森林保护:使用者可能面临强大的商业压力、严峻的生计约束或政治排斥。生态结果取决于制度与物质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后者包括森林特征和市场可达性。

她早期关于地下水的研究展示了另一条制度发展路径。在南加利福尼亚,管理是通过诉讼、协商分配、公共组织和技术措施的组合逐步形成的。这并非单纯的非正式村落解决方案,而是表明,自组织不仅可以涉及资源使用者,也可以涉及法院和公共当局。纵观这些实证研究,相关的分析单位是实际运作的制度安排,而不是政府干预与社群自治之间理想化的二分。

实验、互惠与制度选择

实地研究表明,合作是可能的,但仅凭这些研究,还无法分离出促成合作的具体机制。因此,奥斯特罗姆与实验经济学家合作,尤其是詹姆斯·沃克和罗伊·加德纳,对公共池资源困境开展了受控实验研究。他们合著的《规则、博弈与公共池资源》于1994年出版。这项研究将实际观察到的制度与明确的激励模型以及有关行为的系统性证据联系起来。

在典型的资源实验中,参与者将代币分配到一项收益相对稳妥的活动和一项共享资源开采活动中。增加开采投入可能提高个人的即时收益,却会降低整个群体的总收益。这样,无须让参与者管理真实的渔场或含水层,实验就能再现资源耗竭的一个核心特征。随后,研究者可以在保持其他条件相对稳定的同时,改变沟通条件、实施制裁的可能性或决策程序。

基准实验往往出现明显的过度取用,证实资源困境确实存在,而不只是理论上的问题。然而,当参与者能够直接沟通时,他们的行为就会发生变化。通过讨论,他们可以提出取用限额、作出承诺、判断彼此的意图,并就何种行为可以接受形成预期。即使外部权威无法强制履行承诺,沟通仍可能带来与狭隘的自利模型所预测的结果大不相同的结果。

制裁实验探讨了人们为何愿意付出个人代价,惩罚行为有损群体利益的人。仅凭即时金钱收益,很难解释这类行为。它们与人们对互惠、公平和遵守规则的偏好相符。不过,制裁本身也会消耗资源,而且可能针对错误的对象。惩罚的存在,并不能证明每一种制裁制度都能增进福利,也不能证明严厉惩罚优于较轻的惩罚。

奥斯特罗姆的解释强调有条件的合作。许多人在预期他人也会贡献时,愿意作出贡献;但当他们认为他人会利用自己的克制占便宜时,合作意愿就会下降。声誉和信任会影响这些预期。监督可以让资源使用者确信,自己的合作也得到了他人的合作回应;分级制裁则表明,违规行为不会被置之不理。这些过程将行为研究的发现与实地观察到的制度模式联系起来。

这些实验也增进了她对制度选择的理解。规则不仅是外部约束;参与者有时还可以讨论并选择规则。通过正当程序采纳的规则,其实际作用可能不同于内容相似、却未经参与便强加于人的规则。这些发现表明,激励、沟通、规范和决策程序需要放在一起研究,从而为行为经济学和政治学作出了贡献。不过,奥斯特罗姆始终将实验室证据视为实地研究的补充:简化的情境有助于识别机制,却无法再现真实资源使用社群的完整历史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社会—生态系统、气候与知识公地

奥斯特罗姆后期的研究日益关注制度与复杂环境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她在2007年和2009年发表的具有重要影响的论文中提出了社会—生态系统框架,将诊断式分析方法的视野从孤立的规则拓展到更广的范围。这一框架区分了资源系统、资源单元、治理系统和使用者,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结果,并将这些要素置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和生态背景之中。

这一框架鼓励研究者识别多个层次上的变量。例如,资源系统可以是一片森林,其中的资源单元包括树木;使用者可能包括家庭和商业采伐者;治理则可能涉及社区协会与国家机构。相关变量包括系统规模、资源生产力、资源单元的流动性、群体特征、领导力以及监督安排。这些变量的重要性取决于所研究的问题。跨越行政管辖边界游动的鱼类,与生长在相对稳定边界内的树木,会带来不同的治理难题。

这一方法为奥斯特罗姆反对制度“万能药”的主张提供了支撑。不能指望某种特定的分权、所有权或参与形式在所有情境中都发挥同样的作用。制度与生态系统也会随时间变化。人口增长、市场一体化、技术变革和生态扰动,都可能削弱原本行之有效的规则。因此,持久的治理需要具备学习和适应的能力,而不只是维持沿袭下来的安排。

奥斯特罗姆将多中心分析应用于气候变化,尤其体现在2009至2010年前后发表的研究中。这一问题的全球规模使国际协议显得十分重要,但她认为,不必等到建立起一个全面的全球性机构后才采取行动。城市政府、企业、区域当局、国家政府和公民社会组织可以开展相互关联的行动。提高能源效率或减少污染所带来的地方收益,有助于推动同时也能减少排放的活动。

她并未声称仅靠地方行动就能解决气候问题。碳排放的影响会跨越管辖边界,而分散开展的行动也可能带来碳泄漏、标准不一致和搭便车等问题。分析的关键在于,多个行动中心如何开展试验、学习、监测成效,并支持更广泛的合作。因此,多中心气候治理关注的是不同尺度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用地方行动取代国际协调。

奥斯特罗姆还将公地分析拓展到信息与知识领域。2007年,她与夏洛特·赫斯共同主编了《理解知识公地》。知识不同于渔业资源,因为一个人使用某个想法,并不一定会削弱他人使用它的能力。尽管如此,管理知识生产、获取、保存与圈占的制度,仍然涉及集体行动问题。知识产权、知识库与开放获取安排,会影响谁能够作出贡献并从中受益。这种拓展要求区分信息与实物资源的属性,而不能假定所有公地都面临同样的耗竭问题。

诺贝尔奖的认可、影响与持续的争论

2009年,奥斯特罗姆与奥利弗·E.威廉姆森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使她的研究受到更广泛的关注。威廉姆森因对经济治理,尤其是企业边界的分析而获奖;奥斯特罗姆获奖则主要是因为她对公共池资源的研究。两人的工作探讨了不同的制度,但都关注现实中的治理安排如何在最简单的市场交换模型之外组织经济活动。奥斯特罗姆获奖也凸显了政治学和跨学科研究对经济分析的贡献。

她的影响扩展到环境治理、发展研究、公共行政以及产权研究等领域。1992年,她与埃德拉·施拉格合作发表了一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区分了进入权、取用权、管理权、排他权和转让权。这种“权利束”分析方法表明,所有权并不总能简化为私有与公有之间的选择。渔民可能拥有进入渔场和捕捞的权利,却无权排除新进入者,或将自身权利转让给他人。

奥斯特罗姆对经济理论既持批判态度,也采取建设性立场。她承认激励、稀缺性和策略互动的重要性,但反对从抽象困境直接推导出普遍适用的制度方案。她考察了不同安排如何处理信息、协商、监督和执行问题,从而补充了罗纳德·科斯的工作以及有关交易成本的研究。她的独特之处在于强调使用者制定和修订集体规则的能力,其中包括建立既不同于传统企业、也不同于中央集权机构的安排。

一项持续的争论涉及不平等与权力。地方社群内部可能存在根深蒂固的财富、性别、地位和政治参与机会差异。一套稳定的资源治理制度可能在保护森林的同时,不平等地分配收益,或将议价能力较弱的人排除在外。参加正式会议并不必然意味着拥有平等的影响力。因此,评估公共池资源治理制度时,必须区分生态可持续性、经济绩效、程序正当性和分配结果。

第二项争论涉及因果解释与结论的普适性。长期存续的制度提供了宝贵证据,但仅凭其存续,并不能判断究竟是哪项特征使其持久。规则可能是对有利条件的回应,而非成功的独立原因;失败案例的记录也可能不够充分。奥斯特罗姆将案例比较、结构化数据集、理论和实验相结合,回应了这些问题,但并未将其彻底解决。后续研究一直在检验这些设计原则的适用范围及其相互作用。

第三项争论涉及尺度。地方使用者也许能够有效治理一片边界明确的森林,却仍无力控制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压力、上游污染或气候变化。嵌套式和多中心制度为分析这些联系提供了途径,但其绩效取决于权力、资金、信息和问责机制如何配置。因此,沿着这一研究传统开展的实证工作,不仅考察是否存在多个组织,还考察这些组织之间的关系能否促进协调与学习,并对跨越制度边界的危害作出可信的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