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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利弗·威廉姆森

奥利弗·威廉姆森是美国经济学家,以交易成本经济学解释企业与经济组织,并获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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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利弗·伊顿·威廉姆森(1932年9月27日—2020年5月21日)是美国经济学家,其研究阐释了经济活动如何通过企业、市场和契约安排组织起来。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将交易成本经济学发展为一套分析框架,用于研究为何某些交易发生在组织内部,而不是在相互独立的交易方之间进行。他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共同获得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理由是“对经济治理,尤其是企业边界的分析”。

生平与学术生涯

威廉姆森出生于威斯康星州苏必利尔市。他于1955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学士学位,1960年获得斯坦福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63年获得卡内基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该校现为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一部分。

他接受的教育融合了工程导向的管理学、经济学和组织理论。在卡内基求学期间,他接触到以赫伯特·西蒙为代表的跨学科研究方法。西蒙的研究对决策者拥有无限信息和计算能力的假设提出了挑战。

威廉姆森早年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随后于1965年至1983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1983年至1988年在耶鲁大学任教。他于1988年返回伯克利,在商学、经济学和法学领域兼任教职,后来成为荣休教授。

1966年至1967年,威廉姆森还曾在美国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工作。竞争政策以及对商业安排的经济学解释,始终是其研究的重要关切。

经济组织问题

威廉姆森深入研究了罗纳德·科斯在1937年论文《企业的性质》中提出的问题:如果价格能够协调经济活动,企业为什么还会存在?

科斯的回答强调,利用市场并非没有成本。寻找交易伙伴、协商协议、监督履约和解决争端,都会产生交易成本。企业以内部协调取代反复进行的市场谈判,有时能够降低这些成本。

威廉姆森使这一论点更具可操作性。他不只是简单对比市场与企业,而是追问:交易的哪些特征会使一种组织安排比另一种更有效?他的分析单位是交易,即商品或服务跨越技术上可分离的环节所发生的转移。

他的方法着重比较可行的制度选择。市场交换有成本,管理、官僚体系和内部争端解决同样有成本。因此,评价一种组织安排,不能仅仅指出其缺陷,还必须将其与能够完成同一活动的其他安排进行比较。

交易成本经济学

行为假设

威廉姆森的分析框架以两个假设为核心。

第一个是有限理性。人们试图有目的地行动,但其知识、预见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都有限。因此,契约不可能针对未来的每一种情形都规定适当的应对方式。这使他的研究与不完全契约研究产生了联系,不过交易成本经济学与形式化的不完全契约理论各自发展出了不同的分析方法。

第二个是机会主义,威廉姆森将其描述为“以狡诈手段谋求自身利益”。这包括策略性隐瞒、误导性承诺,以及利用契约漏洞的企图。他的论证并不要求所有参与者在任何时候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只要存在这种行为的可能性,当事方在相互依赖时就有必要设置保障措施。

这两个假设共同解释了契约组织方式为何重要。如果能够确信所有当事方都会以合作方式作出调整,未预料到的变化就不会那么棘手;反过来,如果协议能够预见所有相关情形,并确保相应条款得到执行,机会主义也就更容易受到控制。

资产专用性

一项核心的交易特征是资产专用性,即一项投资在转用于其他用途或交易关系时,其价值损失的程度。

例如:

  • 为特定客户生产某种零部件而设计的机器。
  • 建在某一特定买方工厂旁边的设施。
  • 为特定生产关系培养的技能。
  • 主要为服务某一买方而配置的产能。

这类投资会造成相互依赖。在达成协议之前,可能有多个供应商和客户可供选择;而在完成专用性投资之后,更换交易伙伴可能变得代价高昂。威廉姆森将这一转变称为“根本性转变”。

这种局面可能导致敲竹杠问题:一方在另一方投入了难以转作他用的资源之后,试图重新谈判交易条件。对这种行为的预期,可能抑制原本有生产效益的投资。长期协议、相互承诺和共同所有权,都是可能的保障措施。

不确定性与交易频率

威廉姆森还强调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不确定性越高,就越需要随情势变化调整协议,尤其是在专用性投资使更换交易伙伴变得困难时。

交易频率影响建立专门治理安排的支出是否值得。反复发生的交易可能足以支持专门的管理程序,而对一次性交易而言,这些程序的成本可能过高。

这些特征共同发挥作用。仅有不确定性,并不意味着某项活动就应纳入企业内部:如果替代选择容易获得,普通的市场交换仍可能有效。

市场、混合形式与层级组织

威廉姆森区分了三大类治理形式:

形式 主要协调机制 典型局限
市场 价格、竞争以及相对独立的交易方 当各方被锁定在专用性关系中时,难以作出适应性调整
混合形式 长期契约、联盟、特许经营,以及其他兼顾自主性与保障措施的安排 依赖切实可行的协议以及独立组织之间的协调
层级组织 共同所有权、管理权威和内部程序 存在官僚成本,且激励弱于独立所有权所提供的激励

他的“差异化匹配”命题认为,具有不同特征的交易,往往会与成本和能力各异的治理结构相匹配。

这一分析为纵向一体化提供了技术必要性或追求市场势力之外的解释。企业收购供应商,可能是因为内部权威有助于适应变化,并保护关系专用性投资。不过,一体化也可能带来额外的管理成本。威廉姆森并不认为,更大的企业或内部生产在所有情况下都更有效率。

这一框架也为分析外包、特许经营、合资企业和长期供货协议提供了思路。

竞争政策与规制

威廉姆森的研究表明,限制契约自由的商业行为有时能够起到提高效率的作用,由此影响了法与经济学。例如,排他性安排或纵向限制可能是在保护投资或减少协调问题,而不只是压制竞争。

他于1968年发表的论文《作为反托拉斯抗辩理由的经济性:福利权衡》,考察了如何权衡合并带来的成本节约与市场势力增强造成的福利损失。这一分析成为有关合并效率辩论的重要参考。

这些论点并不意味着限制性安排必然有益。其效果取决于市场条件、可行的替代选择,以及效率提升是否伴随着排斥行为或其他竞争损害。

威廉姆森还研究了经济规制,以及通过竞争性招标授予公共服务特许经营权的局限。围绕初始契约展开的竞争,未必能够解决后来涉及专用性资产、不确定条件和重新谈判的难题。

主要著作

威廉姆森的主要著作展现了其研究的发展脉络:

  • 《自由裁量行为的经济学:企业理论中的管理者目标》(1964年)考察了管理者的目标及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 《市场与层级组织:分析及其反托拉斯含义》(1975年)从交易成本角度对组织边界作出了系统解释。
  • 《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企业、市场与关系型契约》(1985年)深化了对契约安排和组织安排的比较分析。
  • 《治理机制》(1996年)汇集并拓展了他关于治理、制度和经济组织的研究。

影响与局限

威廉姆森推动企业从经济分析的背景走向连接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的研究议程的中心。他的框架促进了有关专用性投资、契约风险与治理安排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研究领域涵盖制造业、分销、能源和基础设施等。

若干方法论问题仍然重要。交易成本和资产专用性,可能难以独立于它们所要解释的组织安排来衡量。如果不能得出可独立检验的预测,那么声称某种观察到的结构能够节约成本,就可能陷入循环论证。

其他研究方法强调交易成本解释可能无法充分涵盖的因素,包括组织能力、学习、信任、社会关系以及不平等的议价能力。这些因素能够补充或挑战以契约风险为中心的解释。

威廉姆森还提出了“可补救性”标准:仅仅指出现有安排存在缺陷,不足以证明改变安排就能改善结果。所提出的替代方案必须切实可行,而且在计入实施成本后,预期仍能产生净收益。这一标准体现了他更广泛的主张:应当比较切实可行的制度,而不是将现实组织与一种没有成本的理想状态相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