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本是指能够持续为人类带来收益的可再生与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生态系统及环境特征的存量。它包括森林、土壤、淡水、渔业资源、矿藏以及自然环境的其他组成部分。这一概念不再仅仅将自然视为原材料的来源或废弃物的去处,而是将其视为经济活动和人类福祉赖以建立的、具有生产能力的基础。例如,一片森林可以同时提供木材、储存碳、调节水流、维系物种生存,并提供休闲游憩的机会。
区分存量及其产生的收益流,是理解自然资本的关键。在这一点上,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类似:机器是一种存量,而机器提供的生产性服务则是流量。然而,与大多数机器不同,自然系统能够繁衍、适应并维持自身,但也可能发生不可逆的变化。自然系统带来的收益往往惠及其所有者之外的人群,却常常未被纳入市场交易。
自然资本为连接经济学、生态学、公共政策和会计提供了一个框架。其主要应用包括评估环境变化、衡量国家财富、评价开发项目,以及识别企业经营对自然的依赖。实物量计量与货币估值是这项工作中两个不同的部分:运用自然资本概念,并不意味着必须为每个物种、每处景观或每种生态过程标定价格。
范围、资产与生态系统服务
自然资本涵盖多种环境资产。不可再生资源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和矿藏,其在经济上可供开采的存量会随着开采而减少。可再生资源包括木材、鱼类种群,以及通过生物生长或水文过程得到补充的淡水。生态系统资产是空间上可识别的生态系统,例如森林、草地、河流和滨海湿地。这些类别之间存在重叠:根据核算所要回答的问题,一片森林既可以被视为木材资源,也可以被视为生态系统。如果不考察其价值是否存在重叠,就不能简单地将它们相加。
生态系统由生物、其所处的物理环境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生态系统对人类的贡献通常称为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服务包括对食物、木材和水供应的贡献。调节服务包括授粉、水质净化、侵蚀控制、碳储存和洪水缓解。文化服务包括提供休闲娱乐、审美享受和教育的机会,以及人们与特定地方建立精神联系的机会。《千年生态系统评估》还单独列出了支持服务,例如养分循环和初级生产。在经济核算中,这些基础过程往往与最终服务分开处理,以避免重复计算同一项贡献。
因此,自然资本并不等同于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涉及物种内部、物种之间以及生态系统之间的差异;它既是自然资产的一项特征,也会影响自然资产功能的发挥。人工林可能提供大量木材,但其维系的物种数量可能少于自然更新的森林。反过来,一个商业产出很少的生态系统,也可能拥有极具独特性的物种,或维持难以替代的生态功能。资产面积、生物多样性和经济价值是相互关联、但不能相互替代的衡量指标。
自然资本与生产资本之间的界限同样重要。农业产出共同依赖于土壤、降雨、栽培植物、机械、化肥和劳动力。向家庭供水既需要天然水源,也需要水库、水处理厂和配水管网。对于某些具体资产,尤其是栽培生物资源和受到高度改造的景观,不同分类体系的划分有所不同,但分析任务始终相同:将自然的贡献与人类生产活动的贡献区分开来。“资本”一词表示一种能够持续带来惠益的来源;它并不意味着自然必须归私人所有、必须用于交易,或能够完全由机械或人力资本替代。
思想发展与制度采纳
自然资本的思想渊源早于这一现代术语。18世纪的重农主义思想强调土地和农业生产,而古典经济学家则考察了土地稀缺、地租以及自然资源带来的约束。大卫·李嘉图分析了土地生产力的差异和农业地租的分配。这些思想传统并未采用当代的生态系统服务框架,但它们提出了一些历久弥新的问题:自然禀赋如何为生产作出贡献,以及稀缺性如何影响收入分配。
20世纪,资源经济学发展出有关资源开采、可再生资源管理和污染的模型。哈罗德·霍特林于1931年对可耗竭资源所作的分析,将开采决策与稀缺租金及其他资产的收益联系起来。渔业经济学考察了生物种群增长与捕捞激励之间的相互作用。关于外部性的研究解释了为何私人决策可能不将污染及其他环境影响纳入考量。这些研究路径为自然资本分析提供了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们往往着眼于单项资源,而非相互关联的生态系统。
E. F. 舒马赫于1973年出版的《小的是美好的》,推动了这样一种观点的传播:现代经济体正在消耗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本,却将由此获得的款项视为收入。此后,生态经济学强调经济系统对生态过程的依赖,以及生物物理条件所施加的限制。罗伯特·科斯坦萨和赫尔曼·戴利于1992年发表的论文《自然资本与可持续发展》,有助于在这一领域的文献中对该概念作出正式界定。1997年,科斯坦萨牵头的一项研究引发了广泛讨论;按该研究采用的美元币值计算,全球生态系统服务的年度价值约为33万亿美元。这一估算引起了关注,但其加总方法、不同生态系统之间的价值转移,以及将结果解读为全球总值的做法,也招致了大量方法论批评。
在制度层面,对自然资本概念的采纳日益侧重于一致的计量方法,而非为自然确定一个单一的货币价值。2005年完成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考察了生态系统变化与人类福祉之间的关系。2007年启动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倡议将经济分析引入了生物多样性政策。联合国于2012年通过《环境经济核算体系中心框架》,将其确立为国际统计标准。2021年,联合国又通过了《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生态系统核算》的核心核算框架,但其中的货币估值章节仍属于国际认可的统计原则和建议,而非该统计标准的组成部分。受英国财政部委托编写的2021年《达斯古普塔报告》进一步将生物多样性丧失阐述为一个经济问题,涉及资产管理、制度以及人类需求与生物圈之间的关系。
再生、耗竭与生态阈值
自然资本会随着生物生长、生态演替、资源开采、污染、生态修复和物理扰动而变化。对于一种简化的可再生资源,其数量可以表示为
其中, 为资源存量, 为自然再生量, 为采收量, 为其他损失或损害量, 表示管理措施带来的恢复或补充量。这是一个概念模型,而非普遍适用的生态学定律。例如,鱼类种群还可能受到年龄结构、繁殖栖息地、食物供应和水温的影响。如果管理只着眼于总生物量,就可能忽视这些决定未来繁殖能力的因素。
可再生并不意味着利用方式一定可持续。在简单的逻辑斯蒂增长模型中,种群数量很少时增长缓慢,数量适中时增长加快,而接近环境承载力时增长又会放缓。现实中的种群还可能存在某些阈值,一旦数量低于这些阈值,繁殖就会变得困难。纽芬兰近海北方鳕鱼资源的崩溃,以及随后于1992年实施的禁渔令,说明捕捞压力、信息不充分和生态变化如何削弱资源的生产能力。一种资源在生物学意义上可能依然存在,却已无法支撑过去规模的商业捕捞。
不可再生资源具有不同的动态变化规律。每开采一吨铜矿石或一桶石油,都会减少地质存量;不过,勘探、价格变化和技术进步可以使测得的经济可采储量增加。这种增加并没有重新创造原有的地质资源,而是改变了人们对资源的认识,或扩大了其中在经济上可供开采的部分。在与人类活动相关的时间尺度上,可再生资产实际上也可能是不可再生的。有些地下水储量需要数千年才能积累形成,而土壤形成的速度可能远低于侵蚀造成的土壤流失速度。因此,必须区分地质资源丰度、经济可采储量和可持续利用速率。
资产的状况与其数量同样重要。一片湿地在地图上标示的面积可能没有变化,却会因水流改变或污染而丧失生态功能。一片森林可能仍有树木覆盖,却失去了老龄树木、生境复杂性或连通性。生态韧性描述的是系统在承受扰动的同时,保有重要结构和功能的能力。当反馈机制使生态系统存在不同的稳定状态时,恢复过程未必会沿着退化路径逆向进行:即使营养物质输入减少,浅水湖泊仍可能保持浑浊。这些非线性特征使自然资本不同于由可相互替换的单位组成的库存。修复支出可以改善资产状况,但仅凭支出本身,无法证明丧失的功能、物种组合或长期韧性已经恢复。
实物计量与环境经济核算
自然资本的计量始于识别资产、划定空间边界和确定参照期。资源账户可以记录以吨计的矿产量、以立方米计的水量、以公顷计的森林面积,或鱼类生物量。生态系统账户区分范围、状况和服务流量。范围账户记录各类生态系统的面积及其分布;状况账户记录植被结构、物种组成、水质或土壤性质等特征;服务账户则描述生态系统对可明确识别的受益者所作的贡献,例如为家庭提供更清洁的水,或为农场提供授粉服务。
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提供了一个将这些观测结果与经济统计相衔接的框架。其中心框架涵盖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实物流量、环境资产账户,以及相关经济活动和交易的账户。《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生态系统核算》将这一方法扩展至具有空间属性的生态系统资产、这些资产的状况及其提供的服务。由于与国民账户体系兼容,环境信息可以与生产、消费和各部门活动联系起来,而不必假定每一项环境指标都应纳入国内生产总值。
实物资产账户通过核算各项增减变化,使期初存量与期末存量相衔接。以森林木材资源为例,增加项可能包括自然生长和重新分类带来的增加,减少项则可能包括采伐、火灾、风暴破坏及其他损失。水资源账户可以区分取水、回归水流、降水和水体之间的水量转移。这种衔接核算十分重要,因为期末存量保持不变,可能掩盖规模庞大且具有重要生态意义的流量。同样,以货币计量的资产价值上升,可能源于价格上涨,而非实物数量增加或状况改善。因此,实物变化与货币价值变化必须分别报告。
计量所用的资料来自实地调查、森林清查、水文监测、行政记录和卫星观测。空间模型将生态过程与受益者联系起来:上游土地覆盖可能影响下游的泥沙负荷,而沿海生态系统的防洪作用则取决于附近地区的风险暴露程度。模型估算的服务供给不一定等同于实际使用量,生态系统能力增强也不总能带来更大的可观测收益。一片偏远湿地与一片毗邻人口稠密洪泛平原的湿地,可能具有相似的生态特征,但计量得到的防洪服务却有所不同。
这些账户受到数据覆盖范围、分类方式选择和测量不确定度的制约。历史基线本身可能已反映出退化状态,而宽泛的土地覆盖类别可能掩盖显著的生态差异。各国可以先编制实物账户,再编制货币账户;即使账户并不完整,也仍可用于回答特定的政策问题。与采用互不兼容的数据拼凑出的、看似全面的货币总量相比,保持时间上的一致性、明确边界并透明地处理缺失信息,通常更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经济估值及其局限
自然资本估值探讨环境资产或服务的变化如何影响经济价值。这并不意味着自然只有被赋予货币价格才有意义。采用何种方法取决于估值目的:国民经济核算、项目评估、损害补偿、土地管理和公共政策分析需要运用不同的价值概念。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符合核算要求的交换价值,不同于成本收益分析中常用的福利衡量指标。如果不加说明就将两者合并,所得总额便不具备一致的经济学含义。
对于有市场交易的资源,通常可以根据实际交易进行估值,并作出调整,以区分资源本身与其他生产投入的贡献。例如,木材销售收入还用于支付劳动力、机械、运输和加工费用。扣除这些费用后,归属于立木资源本身的剩余收益与资源租金相关。对于非市场服务,分析人员可以估计其对生产的影响,考察与休闲活动相关的出行支出,或研究环境特征如何影响房地产价格。调查法则估计人们对特定环境变化的支付意愿,其中也包括某些不依赖直接使用的收益。每种方法都需要对行为、因果关系、替代品和受影响人群作出假设。
采用避免损失法和替代成本法时,需要格外谨慎。洪水调节的价值取决于生态系统使预期损失减少了多少,而不是附近建筑物的总价值。水处理厂的成本并不自动等同于湿地过滤服务的价值:替代设施必须提供同等服务,而且确实是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同样,将生态系统储存的全部碳量乘以某个碳价,可能会掩盖现有存量、年度固碳流量,以及某项具体干预实际能够避免的排放量之间的差异。估值必须明确所评估的环境变化,以及用作比较基准的反事实情景。
资产的货币价值通常以预期未来服务流的现值来估算:
其中, 表示收益或服务收入, 表示相关成本, 为贴现率, 为估值期限。这些项在核算应用和福利分析中的定义有所不同。估值结果对未来的稀缺程度、生态系统状况、政策和贴现处理都很敏感。较高的贴现率会使遥远未来的收益所占权重很低;对于长期存续的生态系统,这一假设的影响尤其重大。
大多数有充分依据的估值针对的是特定变化,而非整个自然界的消失。不能将当前条件下估计的边际价值直接外推至生态系统完全丧失的情形,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替代的可能性和人类生存条件都会发生根本变化。重复计算是另一项重大风险:将土壤形成、作物授粉与农作物的全部市场价值相加,可能会多次计入已经体现在同一最终产品中的贡献。
国民财富与不同的可持续性观念
自然资本通过区分当期生产与生产能力的维持,改变了对经济表现的解读。GDP 衡量的是一定时期内的生产,而非对财富或生态可持续性的全面衡量。开采矿产可以提高产出和出口收入,同时却会减少剩余资源存量。砍伐森林可以带来木材销售收入和农业产出,同时却会削弱碳储存、栖息地或流域功能。这些结果并不说明 GDP 自相矛盾,而是反映了衡量当期活动与衡量支撑未来福祉的资产之间的区别。
以财富为基础的分析方法将生产资本、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结合起来,并视所采用的框架纳入净国外资产及其他组成部分。世界银行编制了国民财富估算和调整后净储蓄指标,在投资和教育支出之外,还将部分资源耗竭和污染损害纳入核算。这类指标拓展了传统国民经济核算所提供的信息,但其覆盖范围仍不完整。调整后储蓄率为正,并不能证明所有生态系统都处于安全状态,尤其是在生物多样性丧失、土壤退化或生态阈值未得到充分测度的情况下。
弱可持续性与强可持续性的区别,在于不同形式的资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相互替代。弱可持续性强调维持生产性财富的总存量。按照这一观点,只要将资源耗竭所得用于其他领域的生产性投资,一定程度的自然资源耗竭就可以与福祉的持续维持相容。强可持续性则认为,某些自然资产或功能需要单独保护,因为替代的可能性有限、不确定,甚至根本不存在。“关键自然资本”是指依据特定生态或社会标准被视为不可或缺的资产或功能,而不是一份得到普遍认同的保护对象清单。
1977 年提出的哈特威克规则给出了一项著名的理论结论: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下,将可耗竭资源的租金投资于可再生产资本,可以维持恒定的消费水平。这并不是对现实中资源出口型经济体的普遍保证。对该规则的理解取决于生产可能性、投资效率、人口,以及是否遗漏了不可或缺的环境功能。资源诅咒的可能性进一步表明,资源丰富并不等于持久繁荣:制度和资源收入的使用方式,与资源储量同样重要。
因此,自然资本分析区分了若干经常被笼统归入“增长”一词的问题。产出可能增加,而总财富却在下降;财富总量可能上升,而某个关键生态系统却在退化;国家整体受益,也可能伴随着特定社区的损失。货币计量的财富账户是有用的指标,但评估可持续性还需要有关生态状况、分配情况以及环境变化可逆性的实物层面证据。
制度、激励与公共政策
自然资本的治理依靠公共权力、私人权利、社区制度和习惯性安排的共同作用。环境退化往往源于决策者不必承担自身行为的全部成本,或无法获得保护所带来的全部收益。土地所有者清除植被后,可能获得木材和农业收入,而下游居民却要承受更多泥沙或更高的洪水风险。这是市场失灵的一种形式,但仅仅识别出这种外部效应,并不能确定应当采取何种制度安排来应对。
不同的生态效益带来不同的治理难题。气候调节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而渔业资源和某些地下水系统则属于公共池资源:排除他人使用可能很困难,但一个使用者的开采会减少其他人可用的资源。产权影响激励机制,但产权既可以采取私人形式,也可以采取集体形式。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人的研究记录了社区如何通过监督、分级制裁、参与以及适应当地条件的安排,为共享资源建立有效的规则。可行的治理制度并非都能归结为不受限制的自由取用或集中管控。
政策工具包括设立保护区、规定采伐或捕捞限额、实行取水许可、制定污染标准、征收环境税,以及取消有害补贴。庇古税旨在使私人决策反映外部成本,而排放权交易则通过设定受管制的排放总量和可交易的排放许可来发挥作用。生态系统服务付费针对特定行动或成果,向土地持有者或资源管理者提供补偿。哥斯达黎加依据其1996年《森林法》设立的国家环境服务付费计划就是一个突出例子。该计划认可的服务类别包括温室气体减排、水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自然景观之美。
政策是否有效,取决于与未实施政策时的情形进行比较。如果一片森林在没有补偿的情况下本来也会保持完好,那么付费保护它并不一定能避免毁林。这就是额外性问题。有害活动转移到其他地方时,就会发生泄漏;持久性则关注效益能否持续。监测一片种植区域,比证明该区域已恢复某项特定生态功能更容易。保护合同还面临交易成本、土地权属不确定,以及参与者在提供合规证明方面能力不一等问题。
生态治理往往跨越行政边界。流域管理必须将上游行动与下游影响联系起来,而迁徙物种和海洋资源的管理则可能需要国际合作。2022年通过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包含涉及生态系统恢复、保护、对环境有害的激励措施以及企业信息披露的目标。将这些目标转化为实际成果,需要指标、资金和能够有效执行的制度;自然资本评估可以提供信息,但其本身并不能为环境权利与义务的分配确立具有正当性的规则。
企业依赖、金融与项目评估
即使企业既不拥有自然资产,也不销售自然资源产品,其经营仍然依赖自然资本。农业依赖土壤、水、传粉生物和气候条件。食品加工和半导体制造都需要可靠的供水,但两者对水量和水质的要求有所不同。港口和沿海设施可能面临具有防护作用的生境丧失所带来的风险。这些依赖往往是间接的,通过供应链传导,而相关环境条件所在的地区可能远离公司总部。
企业分析区分对自然的依赖与对自然的影响。依赖指企业所需的服务;影响则指企业通过开采、土地用途转换、污染或资源消耗所造成或促成的变化。二者并不相同。一家企业可能造成巨大的环境成本,却不会立即遭受财务损失;另一家企业则可能高度暴露于主要由其他主体造成的环境退化风险之中。物理风险源于环境条件的变化。转型风险源于监管、技术、需求或法律层面预期的变化。这两类风险都会影响运营成本、资产利用率和市场准入。
2016年发布的《自然资本议定书》为企业识别、衡量其对自然的影响与依赖,并对其进行估值确立了一套框架。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于2023年发布最终建议,围绕治理、战略、风险与影响管理,以及指标与目标四个方面展开。此类框架有助于评估和信息披露,但并不意味着所有自然资产都能成为企业资产负债表中可确认的项目。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进行确认,取决于适用的会计要求,包括控制、权利、义务以及相关资产的性质。一项具有社会价值的服务,仍可能不被纳入公司的财务报表。
自然资本信息也会改变项目评估。水库、道路或矿山可能改变水流、造成生境破碎化,或挤占现有的资源利用。评估会将这些影响与明确的基准情景进行比较,并考察谁获得收益、谁承担成本。有些影响可以纳入货币分析;另一些则更适合通过实物指标、约束条件或单独评估来呈现。减缓层级将应对措施区分为避免损害、尽量减少不可避免的影响、修复受影响的系统,以及在适当情况下通过抵偿措施处理剩余影响。这些阶段不能相互替代,尤其是在损害涉及不可替代的生境时。
金融工具可以引导资金用于保护或修复,但资金规模本身并不能证明生态状况得到改善。碳信用、生物多样性信用和与保护挂钩的合同,各自依赖不同的计量单位、基准和核证方法。由于物种、地点、生态状况和文化联系各不相同,生物多样性尤其难以简化为统一的可交易数量。因此,项目层面的增益可能在财务上可以计量,却不一定在生态上等同于其他地方的损失。
分配、伦理异议与尚待解决的研究问题
自然资本评估涉及一些选择:哪些人的受益应被纳入考量,又应如何呈现这些受益。森林可以支持商业采伐、家庭燃料采集、生计性食物获取、休闲活动,也可以承载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场所。这些用途在市场和官方统计中的可见程度各不相同。以商业收入为主导的估值,可能低估那些不通过现金交易获取资源的家庭对森林的依赖。反过来,如果保护措施限制了资源利用,却未承认受影响者的权利,导致其生计或惯常利用方式丧失,那么保护带来的总体收益也可能掩盖当地的损失。
货币估值也反映了购买力的分布。支付意愿受到收入约束,因此,同等程度的生态变化在不同人群中可能对应不同的货币价值。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变化的伦理重要性也存在相同比例的差异。福利经济学可以明确呈现分配问题,但单一的总体收益数字往往会将其隐去。因此,评估结果取决于分析是仅记录净收益总额,还是也按收入群体、地域、生计方式和世代分别呈现影响。如何对待未来世代,还会引出有关贴现、不确定性和代际义务的进一步问题。
一项核心伦理异议是,将自然描述为资本可能助长自然的商品化。批评者认为,物种、景观和生态关系具有内在意义、文化意义或关系意义,无法用服务流充分表达。支持者则回应说,自然资本分析能够揭示那些原本在经济核算中被忽略的收益,而且从逻辑上说,它并不以市场或私人所有权为前提。实践中的关键区别在于,是将经济视角作为证据来源之一,还是将其视为对自然意义的完整解释。原住民知识和地方知识能够揭示标准化资产分类所遗漏的生态关系与价值,同时也会引出有关知情同意、决定权限和信息控制权的问题。
主要研究挑战涉及生态因果关系和尺度问题。物种丰富度本身并不能决定生态系统功能:功能性状、物种间相互作用、生境结构和环境背景同样重要。局地观测结果并不总能适用于另一个地区,而服务带来的收益也可能随着人口、基础设施和稀缺程度的变化而改变。变暖、取水、生境破碎化和污染等压力相互作用时,可能产生无法通过简单叠加各自影响来预测的结果。在生态损失可能不可逆的情况下,不确定性的影响尤其重大。
另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整合证据的同时,不掩盖其中的重要差异。货币核算便于将自然资本与经济活动进行比较,而实物指标则能揭示价格可能无法反映的变化。即使某个项目的估计净收益为正,阈值、受保护的权利和生态标准仍可能对决策构成约束。多准则评估和协商议事过程能够纳入其他考量,但需要明确决定由谁参与以及如何赋予权重。因此,自然资本研究不仅涉及改进价格估算和资源清查,还涉及通过何种制度方法,使各类生态证据能够为集体决策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