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经济学派是一种主要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商学院和法学院相关的学术传统。其鲜明特征包括运用价格理论解释行为,重视激励机制与市场协调,并对政府干预必然改善经济结果的主张持怀疑态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加里·贝克尔、罗纳德·科斯、小罗伯特·E. 卢卡斯等学者的研究,这一学派的影响力尤为显著。其贡献遍及货币经济学、产业组织、劳动经济学、金融学以及法律的经济分析等领域。
这一名称既不指一个有正式组织的运动,也不代表一套单一且一成不变的学说。早期的芝加哥经济学家有时比后来的几代学者更倾向于严格约束金融机构和垄断,而战后的学者在研究方法、货币政策以及政府应发挥何种作用等问题上也存在分歧。芝加哥大学一些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甚至完全不属于这一传统。因此,与其将该学派视为全校任职学者的共同立场,不如将其理解为研究实践、具体理论和政策预设在历史演变中形成的结合。
起源与学术机构的发展
芝加哥大学于1892年开办,其早期的经济学系在J.劳伦斯·劳克林的领导下发展起来。后来被称为芝加哥学派的思想传统,是逐渐形成的,并非自大学创办之初便已存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弗兰克·H.奈特、雅各布·瓦伊纳和亨利·C.西蒙斯推动确立了这一学派对竞争性价格、制度规则以及经济知识局限性的独特关注。这些经济学家在一些重要理念上志同道合,但他们的观点并未构成一套全面的共同纲领。
奈特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出版于1921年,早于他1927年重返芝加哥大学任教。该书区分了可度量的风险与难以用已知概率表示的不确定性,并将后者与企业家的判断和利润联系起来。奈特捍卫竞争性制度,同时也质疑那些为其伦理正当性所作的过于简单的辩护。瓦伊纳对国际贸易理论和成本分析作出了贡献,但他的学术研究也反对将经济推理简化为寥寥几句口号。西蒙斯于1934年出版的《自由放任的积极纲领》倡导竞争,同时主张政府采取有力行动,应对垄断和金融不稳定。
因此,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一思想传统,并不只是要求政府在所有领域都缩小作用范围。西蒙斯支持累进程度很高的税制,以及对银行业施加结构性限制。与“芝加哥计划”相关的提案,试图通过对某些存款实行全额准备金要求,将存款货币创造与普通贷款业务分离。这些安排与后来主张减少金融市场限制的观点有着鲜明区别。其背后的理由是,竞争性经济有赖于一套制度框架,能够防止私人权力集中,以及引发不稳定的货币收缩。
战后的芝加哥学派通过人员聘任和教学网络逐渐成形。弗里德曼于1946年加入经济学系,阿伦·戴雷克特同年加入法学院,斯蒂格勒于1958年到任。贝克尔于1970年重返芝加哥大学,卢卡斯则于1975年加入。专题研讨班、研究生课程以及对研究论文持续不断的批评,帮助传承了一种鲜明的分析风格。重要的学术联系还延伸至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专业学会及其他大学的学者。
学者任职的机构与其思想上的归属从来都不完全一致。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于1950年加入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对自由主义的讨论产生了影响,但他并非经济学系成员。反过来,其他机构的经济学家也对与芝加哥学派相关的研究作出了核心贡献。1939年至1955年设于该校的考尔斯委员会,沿着有时与弗里德曼的方法相冲突的方向,发展了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芝加哥大学是经济学论辩的重要场所,而非一个立场整齐划一的学者群体。
价格理论与证据的解读
芝加哥学派的价格理论将约束条件下的选择逻辑和市场均衡应用于具体问题。其核心问题是:当相对价格、收入、信息或制度约束发生变化时,行为会如何改变。价格不仅被视为核算用的数字,也被视为一种信号,能够协调目标各异、知识分散的人们所作的决策。这一取向使微观经济学成为研究的核心,即使研究对象属于传统上由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或法学学者探讨的领域,也是如此。
一种典型的分析方式,是先识别相关约束,再追问这种约束会引发怎样的调整。例如,限制公寓租金不仅可能改变挂牌租金,还可能影响房屋维护、租客筛选、住房建设和私下支付。工资提高则可能改变工时、就业、培训或劳动力构成。重点并不在于每一种调整都必然幅度很大,而在于评估政策时,必须追踪超出其直接目标的各种反应。因此,机会成本、替代和均衡效应是芝加哥学派解释中反复出现的要素。
弗里德曼于1953年发表的论文《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集中阐述了该学派的方法论立场。他认为,评判一种理论,应主要依据其预测的准确性和实用性,而不是看其假设能否完整描述个人行为。他以台球选手为例说明:即使不假定行为者会有意识地求解最优化模型中的方程,也可以用这样的模型来刻画其成功表现。批评者则质疑,这一论证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为理论假设提供辩护,以及仅凭预测是否足以恰当评价一种解释。
不过,芝加哥学派传统内部的方法论仍然相当多样。弗里德曼将相对简单的理论模型与历史和统计证据相结合。斯蒂格勒采用行业研究和定量比较。科斯考察现实中的制度安排,并批评那些从抽象范畴过快跳到政策建议的分析。后来,卢卡斯使形式化动态模型成为宏观经济学的核心。这些方法在数学运用的程度、赋予制度细节的作用,以及对实证检验成功的解读上,都存在差异。
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通常反对在考察常规激励和约束之前,就诉诸非理性、垄断或特殊情形来解释现象。这一预设鼓励构建简约的理论,也催生了新的假说。但当理论表面上的解释灵活性使其难以被驳倒时,这一立场也会招致批评:偏好、信息或约束中未被观察到的变化,有时可以用来解释许多不同结果。后来,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因果实证研究的发展,使有关哪些行为假设有用、应如何检验相互竞争的机制的争论更加深入。
弗里德曼、货币主义与消费
弗里德曼的研究使芝加哥成为货币主义的主要研究中心。货币主义这一研究纲领强调货币变动与名义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在1956年对货币数量论的重新阐述中,他将货币需求视为一种资产组合决策,认为其受到财富和其他资产收益率的影响。这比假定货币与支出之间存在机械不变的关系更为细致,但相对稳定的货币需求仍是这一实证研究纲领的重要基础。
人们熟知的方程
将货币存量 、货币流通速度 、价格水平 和实际产出 联系起来。作为一个会计恒等关系,它本身并不能确定因果关系。货币主义的主张涉及行为与制度:货币增长若发生幅度足够大且持续足够久的变化,就会对名义支出产生重要影响;如果没有相应的货币扩张,持续性通货膨胀就不可能无限维持。短期内,由于价格、预期和合约不会即时调整,货币扰动也可能影响生产和就业。
弗里德曼与安娜·J.施瓦茨合著、于1963年出版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是这一理论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应用。他们对大萧条的解释着重指出,1929年至1933年间,美国接连发生银行危机,货币存量收缩了约三分之一。他们认为,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失误使一次严重衰退演变为程度深得多的经济崩溃。这一观点挑战了将货币收缩主要视为经济活动下降之被动结果的解释,不过,后续研究也强调了债务通缩、金融中介以及国际货币约束的作用。
弗里德曼主张采用可预测的货币规则,而不是相机抉择式的微调。他提出固定货币增长率规则,旨在减少政策时滞不确定、知识不完备以及政治压力所带来的不稳定。这一立场并不意味着他对经济衰退或银行倒闭漠不关心:在他的历史解释中,货币当局负有防止货币体系崩溃的重大责任。后来,金融制度和货币需求的变化削弱了简单货币总量目标在实践中的吸引力;与此同时,各国中央银行却日益认同,维持持久的价格稳定是货币当局的核心职责。
他于1957年出版的《消费函数理论》提出了持久收入假说。这一假说区分了预期可长期获得的资源与暂时性收入波动,认为家庭的消费决策并非仅以当前计量所得的收入为依据。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笔临时性收入所引起的消费反应,应当小于同等金额的永久性收入增加所引起的反应。这一理论有助于解释家庭层面与总体层面储蓄模式的差异,并成为后来消费平滑模型的基础,但有关借贷约束和家庭异质性的重要问题仍有待解决。
预期与宏观经济学的重构
芝加哥学派对宏观经济学的影响并不限于货币主义。在1968年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演说中,弗里德曼否定了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在可供政策长期利用的权衡关系这一观点。埃德蒙·菲尔普斯也独立提出了类似论证。如果政策制定者将失业率压低至由经济体的基本制度和市场条件所决定的水平以下,通胀预期就会随之调整,最终使就业增长的效果消失。由此提出的自然失业率概念,并不意味着失业是可取的,也不意味着失业率无法改变。
预期扩展的菲利普斯曲线可以简要表示为
其中, 为通货膨胀率, 为预期通货膨胀率, 为失业率, 为自然失业率, 为供给扰动。这个方程说明,当预期或供给条件发生变化时,同一失业率为何可能对应不同的通胀率。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通胀与失业现象,使这一论点受到更多关注,不过,自然失业率本身很难估计,而且可能随时间变化。
卢卡斯将理性预期引入经济波动模型,推动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这一预期概念最早由约翰·穆斯于1961年提出,要求预期与模型结构及可得信息相一致,但并不要求具备完全预见能力。在卢卡斯早期的模型中,生产者可能暂时将总体价格上涨误认为自身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这类信息问题提供了一种机制,解释了货币扰动如何影响实际生产。
1976年提出的“卢卡斯批判”质疑了这样一种政策评估方法:依据在既有政策体制下估计出的统计关系来评价政策。如果新的政策规则改变了预期和决策,估计出的关系也可能随之改变。政策发生变化时,不能理所当然地将消费方程、工资方程或通胀关系视为恒定不变。这促使经济学家构建明确刻画偏好、技术、约束和预期的模型,尽管识别真正稳定的结构参数仍然十分困难。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并非只是以数学形式表达的弗里德曼货币主义。与弗里德曼的实证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相比,其更严格的均衡框架和预期假设,有时意味着系统性稳定政策的作用更为有限。包括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以及后来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在内的相关发展,其传播范围远远超出了芝加哥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在采用理性预期和微观经济学基础的同时,引入了名义刚性和不完全竞争。由此形成的趋同,使一些原先被视为“芝加哥学派”特色的方法论立场成为主流宏观经济学的一部分,但并未使各方就政策有效性达成一致。
人力资本与行为的经济分析
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大幅拓展了经济学思维在教育、家庭决策、歧视和犯罪等领域的应用。西奥多·W. 舒尔茨和贝克尔推动人力资本成为统摄相关研究的核心概念:教育、培训、健康以及后天习得的技能,都可以提高生产能力,并随时间推移带来回报。贝克尔于1964年出版的《人力资本》,系统分析了涉及直接成本、放弃的收入、预期未来收入和不确定性的投资决策。这一框架使学校教育和培训成为劳动经济学的核心研究对象,而不再只是劳动者的背景特征。
其中一个重要区分是一般培训与企业专用培训。一般技能可以提高劳动者在不同雇主处的生产率,而企业专用技能则在某一特定雇佣关系中尤为有价值。在竞争条件下,如果受训劳动者可以转投其他雇主,雇主就缺乏承担一般培训全部成本的充分激励。专用培训使维持雇佣关系有可能带来收益,同时也引出了雇主与劳动者如何分担成本、分享回报的问题。后续研究通过纳入信贷约束、信息不完全、工资设定权和契约限制等因素,修正了这些预测。
贝克尔1957年出版的《歧视经济学》建立模型,说明歧视性偏好会给付诸行动者自身带来成本。雇主若拒绝雇用来自其所排斥群体、但生产率与其他人相同的劳动者,就可能牺牲利润。因此,竞争压力能够抑制某些形式的雇主歧视,但这一论点并不能证明竞争会消除歧视。顾客和同事的偏好、隔离、教育机会不平等以及其他机制,使最终结果更加复杂。后来关于统计性歧视的研究表明,不平等待遇也可能源于信息不完全,而非明确排斥某一群体的偏好。
在1968年发表的《犯罪与惩罚:一种经济学方法》中,贝克尔将犯罪行为分析为对预期收益和预期惩罚的反应。这一框架区分了被捕概率与惩罚严厉程度,并考察执法资源如何影响行为。其主要贡献在于,将有关威慑和执法的问题转化为可以分析的权衡。实证应用面临诸多困难,因为犯罪、警务、报案和惩罚彼此影响,因此,确立因果关系比简单比较所呈现的要困难得多。
贝克尔关于时间分配和家庭的研究,同样将约束条件下的选择模型拓展到了普通市场购买行为之外。家庭将购买的商品与时间相结合,产出餐饮、育儿和休闲等活动。因此,工资变化既会改变收入,也会改变时间的机会成本。1981年出版的《家庭论》将这一思路应用于婚姻、生育和家庭组织。这些拓展影响深远,但也引发了争议,尤其是在模型对家庭内部协商、偏好或性别分工采用限制性较强的假设时。这些研究的持久意义在于提出了明确的机制,供后续研究修正和检验。
产业组织、规制与竞争政策
芝加哥学派的研究质疑,观察到的市场结构或企业行为是否足以可靠地证明效率低下,从而改变了经济规制与产业组织领域的研究。早期的研究往往根据市场集中度高来推断竞争不足,或对纵向限制持相当怀疑的态度。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认为,市场结果也反映了成本、信息,以及为解决协调问题而作出的契约安排。高利润或企业数量少,既可能源于排他行为,也可能源于更优异的经营表现,因此,识别其背后的机制比套用结构性标签更为重要。
斯蒂格勒于1971年发表的《经济规制理论》提出,行业可能会寻求规制,以保护自身利益。许可制度、准入限制、价格管制以及对替代品的限制,都可能使资源向组织起来的生产者转移。这一分析推动规制俘获成为一个核心研究问题。它并不意味着每项规制都受到了俘获,也不意味着所有监管机构的行为都相同。其方法论上的转变在于分析政治领域中的需求与供给,而不再假定规制的存在仅仅是为了纠正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
戴雷克托、斯蒂格勒、哈罗德·德姆塞茨等人的相关研究,对仅凭集中度和纵向契约安排便作出判断的做法提出了挑战。德姆塞茨认为,高效率企业可能不断扩张,从而使集中度与利润呈正相关,而这种关系未必由合谋造成。莱斯特·特尔瑟1960年对转售价格维持的分析指出,在特定条件下,最低零售价格可以限制零售商之间的搭便车行为,从而支持服务供给。这类解释说明,限制某一维度竞争的行为为何可能促进另一维度的竞争,但并不能证明每一个具体案例都有益。
这些论点影响了美国的反垄断政策,尤其是通过罗伯特·博克和理查德·波斯纳等人的学术研究。博克在1978年出版的《反垄断悖论》中批评了那些以牺牲效率和更低价格为代价来保护竞争者的执法做法。他对“消费者福利”一词的用法,并不等同于后来该表述的所有用法,有时还涵盖了以效率为导向的总福利分析。受芝加哥学派影响的推理方式,推动人们更加重视经济证据、市场进入条件、成本节约,以及纵向一体化可能带来的效率提升。
后来的产业组织研究揭示了芝加哥学派某些推定的重要局限。策略模型表明,在特定条件下,掠夺性定价、排他性契约以及提高竞争对手成本等行为可能有利可图。有关市场势力、进入壁垒和网络效应的研究说明了为何新进入者未必能迅速约束在位企业。因此,当代竞争经济学既吸收了芝加哥学派关于必须提出逻辑自洽机制的要求,也纳入了后芝加哥学派对策略性排他行为的解释。分歧往往涉及证据标准,以及错误禁止有益行为与放任有害行为这两类错误的相对代价。
产权、制度与法律
芝加哥成为法与经济学的重要中心。这一领域研究法律规则如何塑造激励、分配风险并影响资源使用。戴雷克特帮助在法学院为这项研究奠定了制度基础,其中包括创办于1958年的《法与经济学杂志》。此后,科斯和波斯纳分别发展出各具特色且影响深远的研究进路。这一领域将经济学推理从直接涉及商业的议题,拓展到侵权、合同、财产、刑法和司法裁判等领域。
科斯于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对一种假设提出了挑战:只要确定某项活动造成了损害,就能立即确定适当的补救措施。工厂的烟尘损害周边居民的利益,但阻止排烟也可能牺牲有价值的生产。政策问题在于比较各种可行的安排,而不只是给损害的来源贴上标签。当协商不产生成本且权利界定清晰时,各方原则上可以通过谈判实现有效率的配置。这一命题后来被称为科斯定理,这一名称经斯蒂格勒推广而广为人知。
零交易成本的情形是一个比较基准,而非科斯对现实经济的描述。谈判、信息收集、执行、协调和诉讼都有成本。当交易成本大于零时,法律权利的配置既可能影响分配,也可能影响效率,因为有些交易将无法达成。因此,科斯强调,应当比较现实中的各种替代方案:私人协商、企业、监管、法院裁决,或容忍某种有害影响。仅仅从理论上证明存在市场失灵,并不能确定哪一种制度的表现最好。
科斯早先于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价格能够协调经济活动,企业为何还会存在?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可以避免使用市场所产生的部分成本,但随着企业规模扩大,行政协调的成本也会增加。这一推理推动了将企业边界确立为一个经济学问题,并影响了后来有关治理和合同的研究。它不同于仅以生产技术或规模经济为基础的解释。
波斯纳的《法律的经济分析》初版于1973年,对这一领域进行了广泛的综合,并就普通法规则中的效率问题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论点。批评者质疑,效率能否充分指导法律解释,或为涉及财富不平等与基本权利的裁判结果提供正当依据。即便一项规则在经济上具有效率,其收益和损失的分配也可能并不均衡,而且支付意愿取决于所拥有的资源。因此,芝加哥法与经济学既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框架,也引发了关于实证解释、法律教义与规范判断三者关系的持久争论。
金融市场与资产价格
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成为现代金融经济学的主要研究中心之一。尤金·法玛关于股票收益和有效市场假说的研究尤其具有影响力。他在1965年发表的研究和1970年发表的综述,将资产价格以多快的速度反映信息这一问题加以形式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有效性关注的是:能否利用现有信息,系统性地预测经风险调整后的超额收益。它并不意味着价格绝不会剧烈波动,也不意味着每一种证券都存在一个可观测的“正确”价值,或所有投资者掌握的信息都相同。
法玛区分了弱式、半强式和强式三种信息有效性。弱式涉及历史价格中所包含的信息;半强式涉及公开可获得的信息;强式则还包括私人信息。这三种形式是不同的实证命题,而不是对现实市场可以互换使用的描述。在内部人士掌握有价值信息的情况下,强式有效性的检验面临明显困难。对公开公告、交易规则和收益可预测性的研究,则成为评估范围较窄的有效性命题的方法。
检验有效性还需要一个预期收益模型。观测到的某种收益模式可能表明定价有误,但也可能反映了对基准模型所遗漏风险的补偿。这就是联合假说问题:一项检验同时评估了信息有效性,以及用于界定异常收益的资产定价模型。因此,单个异象很难对更广泛的争论作出定论。反过来说,如果不附加可检验的约束,仅仅诉诸未明确说明的风险,也无法解释所有模式。
与芝加哥学派相关的研究还发展了衡量市场反应的工具。法玛、劳伦斯·费舍尔、迈克尔·詹森和理查德·罗尔于1969年发表的股票拆分研究,推动了事件研究方法的确立。这种方法将事件发生前后的收益与正常收益基准进行比较。此后,法玛和肯尼思·弗伦奇的研究记录了与公司规模及账面市值比相关的收益模式,并建立了多因子模型。对于这些模式的解释,基于风险的观点与诉诸行为偏差或制度摩擦的观点之间,至今仍存在争议。
芝加哥的金融学研究从未一致坚持某一种解释。1995年加入芝加哥大学的理查德·塞勒,通过研究人们系统性偏离传统理性选择假设的行为,推动了行为金融学的形成。有关投资者行为、可预测性以及套利局限的证据,在校内促成了持续的学术对话。全球金融危机使人们更加关注信息有效性、杠杆和金融监管,但从分析上看,这些是不同的问题:即使融资安排、激励机制或相互关联的资产负债表造成系统性不稳定,信息仍可能迅速反映在价格之中。
政策影响与国际传播
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通过学术研究、政府任职、新闻写作以及大学之外的组织参与政策辩论。弗里德曼于196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以及1980年与罗斯·弗里德曼共同推出的同名著作和电视系列节目《自由选择》,使有关市场与有限政府的论点走向了广大公众。他提出的政策主张包括浮动汇率、教育券、负所得税和废除义务兵役制。这些立场既体现了他对分散决策的偏好,也承认某些目标仍需公共资金或法律规则的支持。
不能将该学派的影响简单归结为反对一切政府支出。例如,负所得税旨在通过一套统一的给付安排提供收入支持,而不是依赖多个针对特定群体的项目。弗里德曼认为,这种做法有可能与市场激励相容,尽管其制度设计仍涉及财政成本和收入分配方面的取舍。同样,支持浮动汇率,关乎货币之间的调整机制,而非取消所有货币制度。有必要将具体政策主张与市场自由主义这一更宽泛的政治标签区分开来。
在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乏力以及围绕监管的争论中,芝加哥学派的论点日益受到关注。货币主义思想影响了有关货币政策目标的讨论,而芝加哥学派关于竞争的研究,则推动了人们对交通运输业监管和反垄断执法的看法发生变化。不过,20世纪后期的政策转变有着多方面的思想和政治来源。其他学术传统的经济学家也支持某些形式的放松管制,而各国政府在实际施政中,往往将市场导向的改革与补贴、增加支出或相机干预结合起来。
培养智利经济学家是这一学派向国际传播的一条重要渠道。芝加哥大学与智利天主教大学于1955年启动合作协议,为研究生学习和机构交流提供支持。一些通过这一合作网络接受培训的经济学家后来被称为“芝加哥男孩”,并在1973年之后于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的军政府中担任要职。他们的参与,使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在国际上与智利的市场导向改革联系起来,尽管这一培训项目早于独裁政权成立,而且参与者的观点和职业道路也并不相同。
弗里德曼于1975年访问智利并会见了皮诺切特,这一联系成为争议的焦点。相关历史问题包括技术性经济建议、政治权力,以及对改革实施环境所负责任之间的关系。智利的经历也难以被视为一场单一的政策实验:贸易自由化、私有化、金融领域的变化、1982年危机以及后续政策修订,发生在不同的时期。对其成效作出判断时,必须区分具体措施、不断变化的外部条件和后来的制度发展,而不能将整个演变过程归因于某一个学派。
批评、内部多样性与持续研究
对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一项核心批评,是其对市场协调作用抱有过强的预设性支持。竞争模型能够阐明激励机制,却可能低估信息不对称、议价能力、公共物品和外部效应的重要性。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不仅可能改变市场结果,还可能影响所提补救措施的可行性。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通常承认,市场在法律和制度框架内运行;争议在于,他们的模型及其政策应用是否充分重视了某些特定的市场缺陷。
分配是一个有别于效率的问题。一项政策可能增加总产出或总剩余,同时使某些群体蒙受损失,而理论上可行的补偿可能永远不会兑现。因此,标准经济分析不能仅凭某一结果的效率,就断定它是否可以接受。芝加哥学派在歧视、教育和贫困研究方面的贡献,拓展了对不平等的分析,但批评者质疑,某些政策结论是否充分考虑了初始资源、代际传承的不利处境,以及政治影响力的不平等。
实证研究也对有关竞争性调整的简单预测提出了挑战。关于最低工资的研究得出了各不相同的结果,具体取决于研究情境、政策调整幅度、研究设计和考察时段。买方垄断模型说明了为何雇主的工资设定能力会改变对就业反应的预测。同样,信贷约束方面的研究也使消费平滑模型和教育投资模型变得更加复杂。这些进展并未否定约束条件下的选择分析,而是改变了一个可信模型必须纳入的约束条件和市场结构。
芝加哥大学自身的研究环境表明,将“芝加哥学派”视为一套固定学说是有局限的。詹姆斯·赫克曼关于选择、技能和项目评估的研究,以及拉尔斯·彼得·汉森关于计量经济估计和不确定性的研究,都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贡献,却并不构成一套统一的市场政策纲领。塞勒的行为研究则直接挑战了通常与该学派早期传统相联系的假设。因此,机构层面的延续与思想层面的重大变化始终并存,其中也包括对证据解读和恰当政策设计的分歧。
芝加哥学派的影响,体现在如今连反对其政策结论的经济学家也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中:考察激励机制、区分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明确均衡反应,以及比较各有缺陷的制度方案。与此同时,围绕市场势力、异质性家庭、金融不稳定性和行为机制持续开展的研究,也在检验芝加哥学派具体模型的适用限度。实际研究所关注的问题日益具体:新企业进入能否约束某个特定市场,预期会如何回应某项特定政策,或者哪些交易成本阻碍了协议的达成,而不再是抽象地争论市场与政府孰优孰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