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罗不可能定理是社会选择理论中的一项奠基性成果,揭示了将个人偏好汇总为集体排序时,若干要求之间存在冲突。当备选项至少有三个、选民人数有限时,不存在一种偏好汇总规则,能够始终产生完备且具有传递性的社会排序,同时又允许个人偏好不受限制、尊重全体一致的严格偏好、使任意两个备选项之间的社会比较仅取决于个人对这两个备选项的比较,并且避免独裁。这里的“独裁”有特定的技术含义:某个固定个体的严格偏好始终决定相应的社会严格偏好。
该定理由肯尼思·阿罗提出,并于1951年在《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中以成熟形式发表,深刻改变了福利经济学、投票理论以及集体决策研究。它揭示的是逻辑上的不相容,而非某一种选举制度特有的缺陷。其意义取决于模型所允许的信息与输出的具体形式:在不进行人际福利比较的前提下,将个人的序数偏好排序汇总为社会排序。如果限制偏好的范围、引入更丰富的福利信息、采用不同的一致性要求,或使用只选出获胜者而不生成完整排序的程序,就会产生不同的可能性。
历史起源与思想背景
如何协调个人判断与集体决策,这一问题早在阿罗之前就已存在。在18世纪的法国,让-夏尔·德·博尔达和孔多塞侯爵提出了不同的投票方法。博尔达主张根据候选人在选民排序中的位置赋予分数。孔多塞则考察了两两比较中的多数决定,并指出可能出现循环:多数人可能认为某位候选人优于第二位,另一多数人认为第二位优于第三位,而又一多数人认为第三位优于第一位。这些研究表明,即使每个人的偏好都是一致的,由此产生的集体多数关系也未必一致。
20世纪的福利经济学中也出现了一个相关问题。经济学家试图在不假定不同人的满足程度可以用同一尺度衡量的前提下,比较不同的经济安排。序数效用理论的发展强调的是排序,而非可度量的快乐或满足程度。帕累托准则为比较提供了有限的依据:如果一项变动使某些人受益,同时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那么它就在帕累托意义上有益于社会。但只要不同的人有得有失,这一准则通常就无法判定备选方案的优劣。因此,更广泛的社会评价理论需要说明,应当如何汇总相互冲突的利益。
阿布拉姆·伯格森于1938年提出的社会福利函数,以及保罗·萨缪尔森随后的研究,为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背景。他们的框架用经济状态之间的排序或定义在经济状态上的数值函数来表示社会评价,并由伦理判断决定个人利益如何纳入这种评价。阿罗提出的则是一个不同的汇总问题:能否制定一种规则,既能从每一种容许的个人排序组合中构造出社会排序,又满足指定的条件。因此,社会福利函数一词在这两种传统中的含义既有联系,又有所不同。阿罗所说的社会福利函数,是从偏好组合到社会排序的映射,而不只是衡量总体福利的数值指标。
阿罗于1950年发表了《社会福利概念中的一个难题》,并于1951年出版了《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该书第二版于1963年问世,增补了讨论及后续研究成果。后来的阐述往往采用一组更为简洁的条件:无限制定义域、弱帕累托条件、无关选项独立性和非独裁性,同时将集体理性纳入输出结果的定义之中。不应将这些表述视为对原始论述中所有条件的逐字复述。阿罗与约翰·希克斯因对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理论的贡献,共同获得了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不可能定理是阿罗对福利理论贡献的核心部分。
数学框架
设选民构成有限集合 ,通常有 ,并设 为至少包含三个元素的备选项集合。备选项可以是候选人、公共政策、经济配置方案,也可以是对社会状态的完整描述。每个个体 在 上都有一个偏好关系 。表达式 表示个体 认为 至少与 一样好。该关系的严格部分定义为
如果任意两个备选项都可以比较,则称该排序具有完全性;如果由 和 可以推出 ,则称其具有传递性。完全性并不排除无差异的情况: 和 可以同时成立。完全且具有传递性的关系通常称为弱序。相比之下,严格排序不允许不同备选项之间存在并列。阿罗定理既有允许个体无差异的标准表述,也有将个体偏好限定为严格排序的版本。即使在后一种定义域上,不可能性也已存在。
偏好剖面是指列表 。用 表示 上所有完全且具有传递性的关系构成的集合,则阿罗式聚合规则具有如下形式:
偏好剖面 对应的社会排序为 ,其严格部分为 。这里的陪域体现了一项重要要求:规则必须给出一个完全且具有传递性的社会排序,而不能仅仅给出一名候选人、一组尚未作出取舍的备选项,或一组可能形成循环的两两比较判断。有些表述将这一要求单独列为“集体理性”,另一些则将其纳入社会福利函数的定义。
输入 的信息是序数性的。个人排序表明某个备选项比另一个更受偏好,却不表明究竟好多少。效用函数可以表示这样的排序,但对该函数施加严格递增变换后,排序仍保持不变。因此,这一聚合问题本身既不包含衡量偏好强度的尺度,也不包含可用于比较不同个体效用差异的共同尺度。两个都将 排在 之前的人,对这一比较的重视程度可能截然不同,但他们的序数输入所记录的偏好方向却相同。
这一框架也抽去了制度细节。它不预设特定的选票设计、竞选过程、立法机构或行政程序,也不在一开始就追问人们是否如实报告自己的偏好。相反,它考察的是:是否存在任何一种从指定输入到指定输出的映射,能够满足这些公理。这种一般性使该结论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但也意味着,在将其应用于具体制度之前,必须先核查其假设是否成立。
各项条件与不可能性命题
无限制定义域,也称普遍定义域,要求规则能够接受由完备且具有传递性的个人偏好构成的任意偏好组合。个人之间可以存在任何形式的分歧;这里不假设存在共同的意识形态轴线、对某些备选项的一致排序,也不对偏好的变化方式施加限制。这一要求针对的是规则在数学上的定义域,并不是预测每一种可以想象的偏好组合都会频繁出现。只要有一个允许的偏好组合使其他条件无法成立,该规则就不满足普遍定义域要求。
弱帕累托条件,也称一致同意条件,要求只要每个人都具有相同的严格偏好,社会就必须具有相应的严格偏好:
当一部分人偏好 ,另一部分人偏好 时,这一条件并不规定结果,也不要求社会将某种可度量的福利总和最大化。它的作用是防止集体判断违背全体一致的严格偏好。“弱”这一修饰语是为了将它与更强的帕累托条件区分开来,后者还对包含个人无差异偏好的组合提出要求。
无关备选项独立性,通常缩写为 IIA,限制了哪些信息可以决定社会层面的比较。如果在两个偏好组合中,每个人对 与 的比较都保持不变,那么这两个组合所产生的社会对 与 的比较也必须相同:
只要个人对 与 的比较保持不变,他们就可以重新排列其他备选项,也可以改变这些备选项相对于 和 的位置。因此,IIA 是一项跨偏好组合的信息限制。它并不只是关于从选举中移除落选候选人的规则,也不等同于不受策略性投票影响。它的吸引力在于:社会对两个备选项的判断,应当反映人们如何比较这两个备选项。它的严苛之处则在于,它排除了个人排序中其他部分所蕴含的、可能具有相关性的信息。
非独裁性要求不存在这样的个人 :在每一个允许的偏好组合中,对每一对备选项,都有
这一定义中的独裁者不一定能够设定议程、担任公职,或在汇总规则之外拥有权力。该定义关注的是这个人的严格偏好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如果允许个人持无差异偏好,那么,当独裁者对某对备选项无差异时,这一定义并不规定社会应如何确定二者的关系。非独裁性也弱于平等对待:非独裁的规则仍然可能赋予不同个人不等的影响力。
该定理指出,当 为有限集且 包含至少三个备选项时,不存在满足上述全部条件的汇总规则。等价地说,任何满足无限制定义域、集体理性、弱帕累托条件和 IIA 的规则,都必然是独裁的。这是一个有条件的数学命题。它既没有按照伦理重要性为这些条件排序,也没有证明每一种实际决策程序都不可缺少其中的每一项条件。
多数循环与具体规则的失效
孔多塞悖论最简单地揭示了这一根本困难。考虑三位选民,其严格偏好如下:
| 选民 | 排序 |
|---|---|
| 1 | |
| 2 | |
| 3 |
选民1和3认为 优于 ;选民1和2认为 优于 ;选民2和3则认为 优于 。因此,两两多数表决得到 、 和 。每个人的排序都具有传递性,多数关系却不具有传递性。在选民人数为奇数、所有选民均持严格偏好的偏好组合下,两两多数表决满足一致同意条件,对每一对选项的比较均独立处理,也不具有独裁性。它未能满足的是集体传递性。
这种循环也为结果依赖议程安排留下了空间。假设某个依次表决的程序先让两个选项对决,再让胜者与第三个选项对决。如果先比较 和 ,胜出的是 ,随后它会输给 。如果先比较 和 ,胜出的是 ,随后它会输给 。如果先比较 和 ,胜出的是 ,随后它会输给 。因此,只要适当安排两两表决的顺序,每个选项都有可能成为最终胜者。这个例子单独揭示了议程的作用;它并不意味着所有偏好组合都会产生循环,也不意味着所有依次表决的程序都同样容易受到操纵。
博尔达计数法通过为排序中的各个名次赋分,再按总分排列选项,避免了这一特定问题。对于三个选项,可规定第一名得两分,第二名得一分,第三名得零分。将分数相加,即可得到一个完备且具有传递性的社会排序,其中允许并列。然而,这种方法违反了无关选项独立性(IIA)。考虑以下两组偏好:
| 选民 | 偏好组合 A | 偏好组合 B |
|---|---|---|
| 1 | ||
| 2 | ||
| 3 |
在偏好组合 A 中, 得四分, 也得四分,因此社会排序将两者并列。在偏好组合 B 中, 得五分, 得两分,因此社会严格偏好 。然而,每位选民对 与 的比较都没有改变:选民1和2偏好 ,选民3偏好 。仅仅改变 的位置,就改变了社会对原来那一对选项的比较。
其他简单规则也同样清楚地展现了这些条件之间的取舍。直接照搬某一固定选民的排序,能够满足无限制定义域、集体理性、一致同意和无关选项独立性,却违反了非独裁性。对每一种偏好组合都给出同一个固定的社会排序,能够满足集体理性和无关选项独立性;但只要所有人都严格偏好于该固定排序中某一比较的相反结果,就会违反一致同意条件。这些例子说明,不应将任何一种常见的失效情形等同于整个定理。多数循环表明,多数决汇总可能失效;而阿罗的结论则确立了:没有任何其他汇总规则能够同时保全上述全部条件。
证明如何迫使独裁者出现
一种标准的证明策略是研究决定性联盟。如果每当联盟 的所有成员都严格偏好 胜于 时,无论 之外的人有何偏好,社会都严格偏好 胜于 ,那么就称 对有序对 具有决定性。如果一个联盟对任意两个不同备选项构成的有序对都具有决定性,就称它具有全局决定性。一致同意条件使全体选民构成的联盟具有全局决定性。一个仅含一人的全局决定性联盟,恰好就是该定理在技术意义上所说的独裁者。
一个中间概念是两极分化情形下的决定性: 中的每个人都把 排在 之前,而 之外的每个人都把 排在 之前。在证明中,这有时被称为“近乎决定性”。无关选项独立性(IIA)使这类两极分化的偏好组合成为有用的工具,因为它们在两两比较中的社会结果不能取决于第三个备选项排在何处。无限制定义域允许证明自由构造这些排序位置,而社会偏好的传递性则将由此得到的两两比较结论联系起来。标准的范围扩张论证表明,在这种构型中,联盟对某一对备选项的支配力会扩展到其他备选项对,并最终成为不受联盟外成员偏好限制的决定性。
核心的收缩论证如下:假设一个决定性联盟 至少包含两个人,将它分成两个非空部分 和 。考虑三个备选项,并按下表设定排序:
| 群体 | 排序 |
|---|---|
的所有成员都偏好 胜于 ,因此由决定性可得 。社会排序的完备性意味着, 与 至少有一个成立。在第一种情况下,由传递性结合 可得 。只有 的成员把 排在 之前,因此 在一次两极分化的比较中占了上风。在第二种情况下,只有 的成员把 排在 之前,因此 在一次两极分化的比较中占了上风。应用范围扩张的结论,就能使这两个真子联盟中的一个具有决定性。
由于选民人数有限,这一论证只需重复有限次,就会得到一个仅含一人的决定性联盟。另一种做法是,从人数最少的决定性联盟出发;收缩论证表明,它的人数不可能超过一人。由此得到的那个人支配着所有严格的社会比较。这与非独裁性相矛盾,从而完成整个证明思路。涉及范围扩张的步骤是实质性的引理,而不只是对联盟权力如何运作所作的假设:它们从无关选项独立性、一致同意条件、无限制定义域和传递性推导出这种运作方式。
这一结构解释了定理中若干看似出人意料的特点。具有决定权的那个人在不同偏好组合下始终不变,并非每次选举都重新选定。三个备选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证明借助传递性,将一次比较中的约束传递到另一次比较。有限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使决定性联盟能够缩减为单个人。证明并不假定采用多数规则,也不假定选民对称、使用数值评分或考虑偏好强度。它也不要求任何人虚报偏好:矛盾涉及的是偏好本身的汇总。
适用范围、边界情形与常见误解
至少有三个备选项这一限制至关重要。只有两个备选项时,社会可以采用多数规则,并将票数相同视为社会对两者无差异。这样得到的关系是完备且可传递的,尊重全体一致的偏好,满足无关选项独立性(IIA),而且只要选民至少有两人,就不存在独裁者。由于不存在第三个不同的备选项,传递性也就不会带来涉及三个备选项的约束。如果要求选出一个严格胜者,而不是给出一个允许无差异的社会弱序,那么平票会带来额外的制度设计问题,但并不会重现阿罗定理中涉及三个备选项的不可能性。
此外,该定理讨论的是定义在一整类偏好组合上的规则,而不是某一次实际观察到的偏好组合。一次选举完全可能产生清晰且可传递的多数排序,这并不违背阿罗定理。即使连续多次选举都没有出现问题,也不能据此认定某条规则在所有情况下都满足这些条件。反过来,该定理也没有给出随机选取的一群选民产生循环或其他失效情形的概率。这类概率取决于对偏好分布及其相关性、备选项数量和投票规则所作的假设。
完整的社会排序比单一胜者包含更多信息。社会选择函数选出一个备选项,而选择对应则可以返回一个非空的备选项集合。如果某种程序无需对每一对备选项进行排序,就能找到一个可接受的胜者,那么它的值域就与阿罗模型中的值域并不完全相同。它可能面临其他不可能性定理或一致性问题,但这些都需要另行定义和证明。同样,允许社会关系不完备或包含某些循环,是改变了原来的问题,而不是推翻了定理的结论。
阿罗定理并不表明民主是不可能的、毫无意义的,或必然不如独裁。民主还包括代表制度、权利、公共审议、公共问责、议程形成和宪法约束,这些都不是偏好汇总映射所能涵盖的。定理中的“独裁”是在一组特定假设下出现的形式性质,而不是对政府体制的建议。该定理也不表明人与人之间的福祉比较不可能进行。这类判断被排除在定理的序数信息框架之外,而不是被定理驳倒了。
最后,标准表述中选民人数有限这一限定,在数学上十分重要。对于无限选民群体,决定性联盟可以具有非主超滤子的结构:没有任何一个人单独具有决定性,但整个联盟结构仍能支持阿罗型的偏好汇总规则。这类构造可能依赖集合论中的存在性假设,也可能不具备理想的匿名性或计算性质。它们揭示了有限性在证明中所起的确切作用,但并未为人数有限的群体提供通常意义上的选举程序。
放宽假设会带来哪些变化
一种主要的应对思路是限制偏好的定义域。在单峰偏好下,所有备选方案都排列在同一条线性轴上,每位选民都有一个最偏好的位置;从这个峰值向任一方向远离,方案的受偏好程度都会下降。邓肯·布莱克的研究,包括他在1948年对委员会决策的分析,确立了这一限制的重要性。对于有限个备选方案,如果选民人数为奇数,且其偏好排序均为严格的单峰排序,那么两两比较的多数表决具有传递性。中位选民定理进一步指出,在标准的一维情境中,位于中位的偏好峰值是多数表决的胜出方案。
这一限制确实发挥了实质作用。对于单一税率的偏好,有时可以沿同一顺序排列;但对于同时涉及税收、环境监管、国防和地区支出的组合方案,偏好未必能在任何共同轴线上呈现单峰性。即使政策变量只有一个维度,个人偏好也可能不满足单峰性。因此,限制定义域得到的是有条件的可能性结果,而非普遍适用的解决方案。这类结果是否适用,取决于备选方案的结构,以及实际存在或制度所容许的偏好。
另一种思路是接受对无关选项独立性(IIA)的违反。位置计分规则利用备选方案在完整排序中的位置,而不只是每一对方案之间的比较结果。这些信息可以区分第一名与最后一名之间的比较和第一名与第二名之间的比较,尽管序数名次本身并不衡量福利强度。这类方法能够产生一致的分数排序,但其他备选方案的位置或新增方案的引入,都可能改变既有两个方案之间的关系。放弃IIA意味着允许这种依赖关系存在,却不意味着所有形式的依赖关系都是可取的。
还有一种思路是增加福利信息。如果个人效用采用具有适当可比性的单位,功利主义评价就可以用下式对备选方案进行排序:
这一表达式在数值上是自洽的,但它所需的结构超出了序数排序所能提供的范围。单独改变某个人效用的计量尺度,可能改变最终的社会排序。在只有序数信息的情况下,这种尺度变换不会改变任何个人偏好,因此也不应改变据称仅从这些偏好中推导出的结果。对分配状况敏感的福利函数,同样需要就人际比较、权重或优先次序作出明确判断。阿罗定理阐明了为什么不能直接从不受限制的序数排序中提取这些判断。
集体理性的要求也可以放宽。不完全的社会关系可以让某些冲突悬而未决;无循环的关系则可以在不满足完全传递性的情况下,允许极大备选方案存在。另一种做法是让程序输出一个随机方案,而非确定性的排序。这些改变带来了不同的数学可能性,但其含义取决于如何定义对集合或随机方案的偏好。随机方案需要给出结果上的概率分布,而评价该方案可能需要对风险态度或期望效用作出假设。每一种放宽方式,都会改变集体选择所需的信息、输出形式或一致性要求。
相关定理与制度应用
阿罗定理关注偏好汇总,而吉巴德—萨特思韦特定理关注以确定性规则选出获胜者时的策略性偏好申报。后一定理的标准表述是:如果一个社会选择函数允许不受限制的严格偏好排序,且其值域至少包含三个备选项,那么它就不可能既具有防策略性,又具有非独裁性。艾伦·吉巴德于1973年发表了他的结果,马克·萨特思韦特则于1975年发表了自己的结果。防策略性是指,无论其他人如何申报,任何人都无法通过虚报偏好排序来获得自己更偏好的结果。两者联系紧密,但阿罗意义上的无关选项独立性(IIA)与防策略性是不同的性质。
这一区别在机制设计中十分重要。一项投票规则即使违反IIA,仍可对其激励性质进行分析;而一项汇总规则即使满足IIA,也未必能解决策略行为问题。对定义域的限制可能同时改变这两类问题:例如,在单峰偏好下,可以构建基于中位位置的实用防策略机制。转移支付、更丰富的申报信息以及对可行结果的限制,也会改变机制设计的环境。因此,激励相容方面的研究成果是对阿罗定理的补充,而不是简单地将独立性等同于如实申报就能推导出来的。
阿罗定理还与中村定理在联盟理论层面存在联系。对于以获胜联盟表示的投票博弈,中村数是交集为空的获胜联盟集合所包含的最少联盟数,前提是这样的集合存在。它决定了一个临界值,用于保证在各种偏好组合下,核心——即不会被任何规则所允许的获胜联盟击败的备选项集合——均非空。这一框架将议程规模与集体偏好循环出现的可能性联系起来。它所探讨的问题不同于阿罗的完整排序问题,但同样清楚地揭示了制度结构和备选项数量如何制约集体选择的一致性。
在实际评价中,这一定理提供了一套用于识别权衡取舍的概念术语。对于排序式选举方法,可以考察它们如何使用两两比较信息、评分信息、平局裁决惯例以及议程限制。当专家小组和推荐系统的输入确实采用排序形式时,就可以将其建模为排序汇总过程。反之,如果一个系统汇总的是经过校准的测量值、货币金额或概率,其信息环境就有所不同。把所有汇总难题都称为“阿罗定理”,会掩盖得出该结论所必需的具体假设。
同样的区别在经济政策分析中也十分重要。成本收益分析通常采用货币估值,而不只是序数排序;关注分配的福利分析则可能采用收入权重,或明确进行人际福利比较。宪法规则和权利保障可以将某些备选项排除在可行集之外,而审议讨论则可以在应用汇总程序之前改变偏好。这些做法并未推翻该定理,而是将特定决策置于具有额外信息、受限定义域或不同目标的框架中;在这些框架下,相关的一致性和激励性质必须另行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