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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选择投票制

排序选择投票制允许选民按偏好排列候选人,并依照转移选票或比较偏好的规则决定选举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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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选择投票制是一种让选民按偏好顺序排列候选人,而非仅选择一人的投票方式。这一名称描述的是选票的填写形式,但其含义因司法管辖区而异。在当代美国的用法中,它通常指即时决选制,即一种单席位选举制度,通过逐轮淘汰得票最少的候选人,并将其选票转移给选票上仍未被淘汰的其他人选,来选出胜者。它也可以包括单记可转移投票制,这是一种与之相关、用于选出多名代表的方法。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排序选票还可以采用其他多种规则计票,而不同规则未必会产生相同的胜者。

区分选票形式与计票规则至关重要。对候选人排序记录了选民的相对偏好;选举规则则决定如何将这些信息转化为选举结果。单席位排序选择投票制通常旨在选出一位支持基础超越首选票相对多数的胜者,而多席位可转移投票制则可以实现比例代表制。这些方法对选举竞争、代表性、竞选策略和选举管理有着不同的影响。

澳大利亚和爱尔兰在全国性选举中采用偏好投票制已有一个多世纪,这类制度也应用于地方选举、组织内部选举,以及美国的州级和市级选举。对这些制度的分析,既涉及民主代表性问题,也涉及选票设计、选票转移程序、耗尽选票,以及集体选择在数学上的局限等实际问题。

术语与排序所包含的信息

排序选票通常要求选民用数字 1 表示第一选择、2 表示第二选择,依此类推,或在带有序号的栏中标记候选人。A≻B≻CA \succ B \succ C 这样的排序表示,选民更偏好候选人 A 而非 B,更偏好 B 而非 C。但它并不表明这些偏好的强烈程度。认为 A 非常出色、B 只是勉强可以接受的人,与认为两人几乎没有区别的人,可能提交完全相同的排序。因此,排序投票记录的是偏好的先后次序,而不是用数值衡量的满意程度。

“偏好投票”这一说法常见于澳大利亚及其他英联邦国家的语境。“替代投票”通常指选出一名当选者的即时决选投票制,在英国的讨论中尤其如此。“排序选择投票”在美国日益流行,常被用来替代“即时决选”这一称呼。这些术语都不应被视为适用于所有情形的完整规则定义。选举法必须明确席位数量、允许的排序方式、计票程序,以及对不完整或含义不明的选票的处理办法。

排序可以是强制性的、自愿的,也可以是部分强制性的。在完全偏好投票制下,选民通常必须为所有候选人排序,选票才有效,但适用的选票有效性补救条款另有规定的除外。在自愿偏好投票制下,有效选票可以只填写第一选择。其他制度则要求选民至少列出规定数量的偏好,或只允许选民为固定数量的候选人排序。这些区别既影响选票的填写,也影响计票后期仍可转移的选票数量。此外,还应区分强制排序与强制到场或参与投票:后者关注的是一个人是否必须参加选举,而不是必须如何表达偏好。

排序选票不同于赞成投票制;在赞成投票制下,选民可以支持多名候选人,而不必为他们排序。排序选票也不同于评分投票制,后者要求为候选人打出数值分数。它还不同于传统的两轮投票制:如果没有候选人达到首轮的当选条件,两轮投票制就需要另行举行一轮选举。即时决选选票为后续各次选票转移预先提供了指示,但无法重现另行举行决选的所有特点。在两次实际举行的选举之间,选民可能改变主意,候选人可能公开表态支持其他候选人,竞选相关信息可能发生变化,投票率也可能不同。

有些排序投票方法会在比较或计算中使用选票上记录的每一项偏好。另一些方法则只在排序较高的候选人被淘汰或当选后,才查看较低顺位的偏好。因此,讨论“排序投票”时,需要区分排序本身的性质与特定计票算法的性质。

单一当选者的计票与选票耗尽

按照通常的即时决选规则,每张选票最初都计入其排名最高、且仍有资格参与角逐的候选人名下。如果某位候选人在相关的仍有效票数中获得过半票数,该候选人即告当选。否则,得票最少的候选人被淘汰。原先计入该候选人名下的每张选票,转而计入该票上排名次高、且仍在角逐的候选人名下。淘汰和转票持续进行,直至依照该司法管辖区的规则确定当选者。有些程序在某人获得过半票数时便停止;另一些则会在最后两名候选人之间完成最终比较。

假设有100张有效选票,分为三组:42张将A列为第一选择,33张将B列为第一选择、C列为第二选择,25张将C列为第一选择、B列为第二选择。最初没有候选人获得过半票数。C被淘汰后,其名下的25张选票全部转给B。因此,B以58票对A的42票胜出。如果采用相对多数制,则会由A当选,因为相对多数制只要求候选人获得的第一选择票多于任何一名对手。这个例子说明,转票可能改变选举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实际的排序选择选举中,最初领先的候选人通常会落败。

耗尽选票是指不再列有可用于支持任何仍在角逐的候选人的后续偏好的选票。假设上例中将C列为第一选择的25张选票没有填写任何后续排序。C被淘汰后,只有75张选票仍参与计票:A有42票,B有33票。此时,A获得了仍参与计票票数的56%,但仅占最初有效选票的42%。因此,在允许选民自行决定列出多少项偏好的制度下,“获得多数票的当选者”可能只是获得了决定胜负轮次中仍参与计票选票的过半支持,而非所有投下有效第一选择票的选民的过半支持。在将选举结果与多数决原则联系起来时,这一分母的区别十分重要。

选票耗尽并不一定表明出现了差错。选民可能有意不支持任何剩余候选人。耗尽也可能源于对可填写排序数量的限制,或源于含糊不清、导致无法继续判读的标记。排序中跳过某一名次、重复填写同一候选人,或将多名候选人并列排序,在不同法规下可能产生不同影响。许多司法管辖区即使无法使用选票的后续部分,也仍会保留其中明确无歧义的第一选择。

平票处理和淘汰程序同样属于实质性规则。平票可以根据先前轮次的得票总数、法定排序规则或抽签来解决。有些制度允许同时淘汰多名候选人,条件是这些候选人的票数总和也不足以超过得票紧随其上的候选人。此类简化程序需要有保障措施,确保其结果与规定的逐一淘汰计票程序一致。官方计票报告通常会列出各轮得票总数,以便还原从第一选择票到最终结果的整个过程。

多席位排序投票与比例代表制

单记可转移投票制通常简称为 STV,利用选民对候选人的排序,在同一选区选出多名候选人。与只选出一人的即时决选制不同,它旨在让不同选民群体获得代表,而不只是确定一名胜选者。选票既可以从被淘汰的候选人处转移,也可以从得票超过当选所需票数的候选人处转移。这样就能避免一个较大群体的全部选票都被用于选出同一名代表,因为其中一部分票力本可帮助另一名候选人当选。

一种常见的当选门槛是德鲁普配额。在有效票数为 VV、席位数为 SS 时,其整数形式为

Q=⌊VS+1⌋+1.Q=\left\lfloor\frac{V}{S+1}\right\rfloor+1.

在一场有 100 张有效票、应选三席的选举中,配额为 26 票。四名候选人不可能各自从这 100 票中获得 26 票,因此最多只有三名候选人能分别达到配额。候选人达到配额即告当选。超过配额的剩余票数,按照当地规定的转移程序,依选票上的后续偏好转移。如果没有其他候选人能够当选,则淘汰得票最少的候选人,并转移其选票。计票持续进行,直到所有席位均已产生人选;当剩余候选人数与空缺席位数相等时,有时也可直接宣布这些候选人当选,无须达到配额。

剩余票的分配在技术上比通常的淘汰转票更复杂。采用分数转移法时,可转移选票可以按折减后的票值继续转移。举一个简化的例子:某候选人获得 40 张全票值选票,配额为 26 票,且每张选票均可转移,那么剩余票数为 14,每张选票便可按 14/4014/40 的票值转移。实际规则在若干方面各有不同,包括哪些选票纳入剩余票计算、如何处理此前已转移的票值,以及如何取整。一些历史上和现行的制度会抽取实体选票进行转移,而不是将每张相关选票都按相同比例转移。因此,单记可转移投票制的不同实施方式并不能相互替代。

比例代表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选区规模,也就是同一选区一次选出的代表人数。应选三席时,德鲁普配额略高于有效票总数的四分之一;应选五席时,则略高于六分之一。席位较多的选区通常能让较小的群体获得代表,不过候选人的偏好排序和选票转移同样会产生影响。单记可转移投票制并不等同于全国性的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它在选区内部实现比例代表,而全国层面的结果还取决于选区划分、席位分配,以及支持者的地理分布。

单记可转移投票制既让选民能够在不同政党之间作出选择,也能在同一政党的候选人之间作出选择;它还无须借助政党名单,就能容纳独立候选人。相比之下,通过反复举行单席位即时决选来选出多名候选人,并不一定能实现比例代表。如果同一个多数群体能够决定每一位当选者,少数群体就可能始终无法获得代表。单记可转移投票制的比例代表特征来自其配额与转票机制,而不只是因为它允许选民排序,或一次选出多名代表。

思想起源与制度发展

现代排序投票制源于几条不同的选举改革路径。1770年,让-夏尔·德·博尔达向法国科学院提出了一种按排序计分的方法,即如今所称的博尔达计数法。在其常见形式中,候选人根据自己在每张选票上的排名获得相应分数。1785年,孔多塞侯爵研究了如何依据多数人的偏好比较不同选项,以及集体偏好形成循环的可能性。这些方法都使用排序,但都不同于后来通过淘汰候选人并转移选票的制度。

19世纪,可转移投票制的发展与比例代表制的倡议密切相关。卡尔·克里斯托弗·格奥尔格·安德烈设计了一套可转移投票制度,并于19世纪50年代在丹麦付诸使用。在英国,托马斯·黑尔于1857年发表改革方案,并在1859年关于代议制度的论著中进一步加以阐述。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1861年的《代议制政府》中推介了黑尔的方案。这些改革者希望,即使人数可观的选民群体分散各地,而非集中在某个地区形成多数,也能获得代表席位。

托马斯·黑尔最初的方案与现代许多按选区实施的制度有所不同。他设想的选举组织规模大得多,也由此引出了选民如何识别候选人、选票如何转移等问题。此后,亨利·里士满·德鲁普提出了以其名字命名的当选票额。其他改革者则改进计票程序,力求设计出便于使用纸质选票操作的制度。因此,单记可转移投票制(STV)的历史是一系列制度与计票方法不断调整的历史,而不是某一种固定不变的程序被一次性发明出来的历史。

1871年,威廉·罗伯特·韦尔提出了一种通过淘汰候选人和转移选票来选出单一当选者的方法。这一改型不再按比例分配席位,而是通过逐轮淘汰选出一名候选人。该方法后来发展为选择投票制,在澳大利亚尤为重要。塔斯马尼亚于1896年在霍巴特和朗塞斯顿的选举中引入可转移投票制,并于1909年将黑尔—克拉克制推广至全州的众议院选举。澳大利亚于1918年在联邦众议院选举中采用偏好投票制。

这类制度的采用并非始终持久,也并非各地一致。20世纪初,美国若干城市引入了单记可转移投票制,通常将其作为市政改革的一部分,但其中许多城市后来又将其废除。马萨诸塞州剑桥市于1941年首次在市政选举中采用比例代表式排序投票,此后长期沿用,成为美国一个持久的实例。在其他国家,排序投票方法则被纳入宪法或成文法所规定的制度安排。这段历史既包括争取更广泛代表性的运动,也包括追求单席位选举明确结果的运动;这些不同目标解释了为什么偏好投票制会发展出不止一种制度类型。

各国应用与比较

澳大利亚展示了不同偏好投票制度如何在同一国家政治体制内并存。联邦众议院在单议席选区实行完全偏好投票制。选民通常须为所有候选人排序,计票时依据第一偏好及后续选票转移确定当选者。联邦参议院则以各州和领地为选区,采用具有比例代表性质的单记可转移投票制(STV)。自2016年参议院选举制度改革以来,选票填写说明要求选民在横线上方为至少六个候选人组别排序,或在横线下方为至少十二名候选人逐一排序;同时,法律规定部分不符合这些填写要求的选票仍可视为有效。

这两院的制度说明,仅凭选票格式并不能确定代表席位如何分配。在众议院,每个选区选出一名议员,在其他选区投下的选票无法帮助选出该选区的代表。在通常改选半数参议员的选举中,每州选出六名参议员,使多个政党都有机会获得席位。在两院同时解散后的选举中,每州全部十二个参议院席位均须改选,当选配额因而较低。各州和领地的选举制度又增添了更多差异:塔斯马尼亚州和澳大利亚首都领地的议会下院或一院制议会采用黑尔—克拉克单记可转移投票制,其他辖区则采用偏好投票规则与比例代表规则的不同组合。

爱尔兰议会下院爱尔兰众议院采用单记可转移投票制,各选区分别选出三名、四名或五名议员。选民为候选人逐一排序,选票既可在同一政党的候选人之间转移,也可跨党派转移。爱尔兰总统则通过单一当选者的偏好投票方式选出。将众议院选举的单记可转移投票制改为单议席相对多数制的提案,分别在1959年和1968年的公民投票中遭到否决。马耳他议会选举也采用单记可转移投票制,但由于宪法设有席位调整机制,不能仅凭各选区的计票结果理解各党最终获得的席位总数。

北爱尔兰议会及地方议会选举采用单记可转移投票制,苏格兰地方议会也自2007年起采用这一制度。在其他地方,偏好投票规则的形式可能不同于标准的即时决选制。巴布亚新几内亚自2007年全国大选起采用有限偏好投票制,要求选民标明三个偏好。斯里兰卡的总统选举制度允许选民表达后续偏好;但如果没有候选人在首轮计票中获得过半数选票,其程序是利用符合条件的后续偏好比较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而不是按通常方式逐轮淘汰得票最少的候选人。

英国于2011年举行公民投票,决定是否在下议院选举中以选择投票制取代相对多数制。该提案遭到否决。这个例子及其他案例表明,排序投票制可能在某个机构的选举中采用,却不适用于其他机构。因此,比较时必须明确所选职位、选举日期、选区席位数及适用规则,而不能将整个国家视为采用一种完全统一的投票制度。

在美国的采用情况与法律制度设计

21世纪初,排序选择投票制在美国的应用逐渐扩大,尤其是在只选出一名当选者的市级选举中。旧金山选民于2002年批准了这项改革,该市于2004年首次采用这一制度。明尼阿波利斯于2009年开始使用排序选择投票制。纽约市于2019年批准改革,并于2021年的全市选举周期中,首次将其用于市级初选和特别选举。纽约市的制度允许选民按偏好为最多五名候选人排序,但并未以排序选择投票制取代该市常规的党派性正式选举。

缅因州的经历体现了选举改革与州宪法之间的相互作用。选民于2016年批准采用排序选择投票制。2017年,该州最高法院在一份咨询意见中认定,将这一制度用于特定的州级正式选举,与州宪法中规定以相对多数票决定当选者的条款相冲突。此后确立的法律框架允许在相关初选和联邦选举中使用排序选择投票制,同时保留了上述宪法限制。在2018年缅因州第二国会选区的选举中,贾里德·戈尔登虽然在首轮第一偏好票统计中落后于布鲁斯·波利昆,却在选票转移后击败了对方。

阿拉斯加州通过2020年的一项公民投票提案,采用了另一套改革方案,并于2022年首次将其用于全州选举。该制度将不分党派、前四名晋级的初选与采用排序选择投票制的正式选举相结合。初选不论党派,让得票前四名候选人晋级,正式选举则根据偏好排序确定当选者。在2022年8月阿拉斯加州联邦众议员席位的特别选举中,尼克·贝吉奇被淘汰后,其选票上可用于转移的后续偏好票被分配给玛丽·佩尔托拉和萨拉·佩林,最终佩尔托拉获胜。尽管阿拉斯加州同时实施了这两项改革,但在分析时,初选结构与排序计票仍应视为两项独立的改革。

相关法律争议通常涉及如何解释多数票要求、州对市级选举的权限、选票有效性,以及逐轮计票与平等投票权之间的关系。选票可以转移,并不意味着投下这张票的选民同时拥有数票:在通常的即时决选计票中,每张仍然有效的选票在任一时点都只计入一名尚未被淘汰的候选人名下。不过,法律结论取决于适用的宪法和成文法条文。某种程序即使得到一州法律的允许,也不代表另一州的市级政府同样可以采用。

美国各地的改革在适用范围上也有所不同。有的仅用于政党提名,有的用于不分党派的市级公职选举,还有的用于联邦正式选举。某些辖区允许军人或海外选民使用排序选票,以备之后举行决选之需,但并不对全体选民采用排序选择计票。随着各地采用、废除这一制度,以及各州施加限制,全国的总体情况也不断变化。因此,要作出有意义的说明,就必须区分方案获批、正式生效、实际依此举行选举,以及此后法律发生变化这几个层面。

数学性质与相互竞争的公平定义

不同的投票规则体现了不同的集体选择标准。孔多塞准则要求:如果存在一位候选人,在与每一位对手分别进行的一对一多数比较中都能获胜,就应当选出这位候选人。即时决选投票制并不总能满足这一准则。一位广受认可的候选人,可能获得的第一偏好票相对较少,还没等后续偏好显示其能够击败其余每一位对手,就已遭到淘汰。相比之下,孔多塞法明确采用两两比较,但在没有任何候选人能够击败所有对手时,也需要额外的规则来确定结果。

2009年美国佛蒙特州伯灵顿市市长选举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鲍勃·基斯在即时决选计票中获胜,但选票上的排序表明,安迪·蒙特罗尔若与其他候选人逐一进行一对一比较,就能击败其中的每一位。然而,蒙特罗尔在最后一轮之前就已被淘汰。伯灵顿随后于2010年废除了这套市长选举制度。这一案例表明,对“多数支持”的两种定义可能产生分歧:一种是在最终仍未被淘汰的候选人中胜出,另一种是在分别进行的两两比较中击败所有其他候选人。

在某些偏好组合下,即时决选投票制也不满足单调性准则。在部分选票上提高某位候选人的排名,而不改变这些选票上其他候选人的相对顺序,可能会改变哪位对手先被淘汰,进而导致这位候选人落败。反过来,降低某位候选人的排名,有时反而能帮助其获胜。这些可能性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淘汰顺序决定了哪些偏好会实际发挥作用。它们在数学上的存在,并不能说明它们在实际公共选举中出现的频率;要估计这一频率,需要完整的选票数据,并明确界定所考察的排序变化。

另一项重要性质是“后续偏好无害性”。在标准的单席位即时决选投票制下,表达后续偏好,不会导致同一张选票上排名更靠前的候选人落败。只要排名更靠前的选择尚未被淘汰,计票时就不会考虑较低顺位的偏好。因此,为备选对象排序与放弃第一选择,应当加以区分。不过,即时决选投票制并非完全不可操纵:在某些情况下,选民可以通过提交不符合真实偏好的排序,获得自己更偏好的结果。满足后续偏好无害性,并不能消除所有可能诱发策略性投票的动机。

阿罗不可能定理将这类争论置于更广泛的集体偏好理论框架之中:在该定理的假设下,不存在一种规则,能够将不受限制的个人排序转换为完整的社会排序,同时满足所有规定条件。吉巴德—萨特思韦特定理则揭示了一项相关的策略性局限,适用于至少有三种可能结果、偏好不受限制、采用确定性规则且非独裁的单席位选举制度。这些定理并不意味着选举制度可以任意设计。它们说明,比较不同制度时,必须明确优先考虑的目标,例如比例代表性、两两比较中的多数支持、简便性,或抵御特定策略的能力,而不能期待某一种方法满足所有理想条件。

选民行为、竞选活动与代表性

排序选择投票制改变了选民可以作出的选择,但制度效应并不会自动产生。在单席位相对多数制下,选民可能放弃自己最支持的小众候选人,转而支持更有竞争力的其他人。即时决选制则允许选民将最支持的候选人列为第一偏好,并在该候选人被淘汰后转移选票。这可以减少某些形式的选票分流,但并不能消除所有“搅局者”效应,因为即使某位候选人最终没有胜出,其参选或退出仍可能改变淘汰顺序和最终赢家。

候选人可能有动力争取竞争对手的支持者将自己列为第二或更后位的偏好。竞选活动可以强调彼此立场的共同点,相互推荐候选人的排序,或争取核心支持群体以外的选民。在可转移选票制中,背书支持可以推荐一整套排序,而不只是第一选择。这些激励能否减少负面竞选,取决于选举竞争、政党组织、媒体报道和选民行为。攻击实力接近的竞争对手仍可能让候选人受益,尤其是在眼前目标是避免在前几轮遭到淘汰的情况下。

排序选择投票制与政党制度的关系也取决于计票规则。单席位即时决选制仍是一种赢家通吃的选区制度,本身并不按照各党在全国的得票比例分配议会席位。澳大利亚众议院的例子表明,偏好投票制可以与围绕两大政治阵营展开的竞争并存。多席位单记可转移投票制则创造了不同的机会,因为一个群体无需在选区内获得多数支持,也能选出自己的代表。即便如此,选区席位数、地理分布、提名决策和选票转移仍会影响有竞争力的政党数量。

选民参与和选票填写情况涉及不同的问题。与只能选择一名候选人的选票相比,排序选票可能要求选民了解更多候选人信息,也需要填写更多内容。实际填写难度取决于候选人数量、版面设计、填写说明,以及是否允许选民自行决定排序多少名候选人。在允许自选排序数量的规则下,只填写一个偏好的选票也可能完全有效,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只填写一个排序的比例视为错误率。同样,在分析选票耗尽率时,也应区分选民有意不再继续排序、规则限制可排序人数,以及后续偏好填写无效或含糊不清等情况。

关于投票率、人口群体差异、竞选基调和候选人多样性的研究,在因果关系推断方面面临重大难题。采用改革的城市在改革实施前,可能就与其他城市存在差异;不同时间举行的选举会吸引不同的选民群体;与改革密切相关的其他变化,也可能改变提名或选举日程。有价值的研究会区分这些因素,并将某一辖区内的研究发现与普遍效应区别开来。尤其是候选人多样性,不仅取决于计票规则,还取决于候选人招募、竞选资源、政党支持和选民分布。允许选民为候选人排序,为不同的选举策略创造了机会,但并不能保证当选者具有某种特定的社会群体构成。

选举管理、透明度与审计

组织排序投票选举,首先要设计选票。标有序号的栏位必须清楚表明,第一、第二及后续选择应按哪个方向填写。投票说明需要区分两种情况:为多名候选人排出先后顺序,以及将多名候选人列为同一顺位。纸张尺寸、候选人排列顺序、多语言支持,以及为残疾选民提供的便利措施,都会影响选票的易用性。电子选票标记设备或许能防止某些无效的填写组合,但供选民核验的记录仍须清晰表达选民想要填写的排序。界面的无障碍性与计票系统的准确性,是选举管理中两项不同的要求。

清点排序选票,需要保留的信息比各候选人在各投票区的简单得票总数更多。仅凭第一选择的票数,无法得知选票将如何转移。选举工作人员可以人工计票,也可以用软件处理逐张选票的记录,或将两种方式结合使用。单记可转移投票制(STV)还涉及分数票值、超额票转移规则,以及可能相当冗长的计算。适用的规则必须明确计算精度与舍入方式、运算顺序、平票的处理办法,以及宣布候选人当选的条件。软件的作用是执行这些法定规则,而不是取代它们。

如果较晚收到的有效选票可能改变淘汰顺序,最终结果的确定就可能需要更长时间。这并不一定意味着选票转移计算本身很慢。扫描选票、按要求核验签名、判定含糊的标记,以及等待收票截止日期,都可能占据相当一部分时间。公布初步的第一选择票数,也不同于公布完整的排序计票结果。清晰的结果报告应说明还有多少选票尚待处理;在选票尚未全部收齐并纳入统计时,不应把早期的选票转移顺序视为不可更改。

提高透明度通常包括公布逐轮票数、说明不再参与后续计票的选票情况,以及在获准的情况下发布匿名化的逐票投票记录。这类记录让独立分析人员能够复现计票过程,但也会引发数据隐私问题。一份较长且少见的候选人排序,可能形成可识别的独特模式,尤其是在记录还关联到较小的投票区或详细的选票排序信息时。选举主管机关必须在计票的可复现性、投票保密性和适用的信息披露法律之间取得平衡。利用已公布的电子记录复现计票结果,可以证明计算的一致性;但仅凭这一点,无法证明这些记录准确反映了纸质选票。

因此,选后核验既要检查选票的解读是否正确,也要检查选举结果是否正确。风险限制审计通过统计程序,将错误的已公布结果未得到纠正的概率控制在一定限度内。排序投票选举可能需要核查多项关于淘汰顺序或候选人之间比较的断言,而不只是确认最终的一个票差。在选出多名当选者的单记可转移投票制中,超额票转移和较早阶段的当选结果会影响后续阶段,因此审计还会面临额外困难。无论采用何种方式计算排序选票,安全可靠的证据保管链、妥善保存的纸质记录、有据可查的选票判定过程,以及由法律明确规定的重新计票程序,始终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