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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党

美国政党通过以民主党和共和党为主导的分权体系,组织选举和政府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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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政党是招募候选人、参与选举、动员选民并协调公共政策的组织与网络。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全国层面的政治竞争一直由美国民主党和美国共和党主导。小党和独立候选人也参与其中,有时能够赢得公职,或影响两大党竞选的议程与结果。美国政党的权力较为分散:全国委员会、州级组织、地方活动人士、民选官员、捐款者及盟友团体各自行使的权力相互交叠,而非统一集中。

美国宪法并未规定设立政党,一些开国元勋也对有组织的派系抱有戒心。尽管如此,政党仍在共和国成立后的头十年间发展起来,并成为其代议制民主的核心。政党的演变反映了围绕联邦权力、奴隶制、经济发展、公民权利、宗教以及政府角色的种种冲突。选举规则有利于两党竞争,而联邦制、初选以及各机构分别经由选举产生的制度安排,则使美国政党有别于议会民主制国家的许多政党。

宪法基础与选举激励

美国宪法对政治权力作了分配,却没有赋予政党任何正式角色。不过,宪法确立的制度为政治人物跨越不同公职和行政辖区开展组织协作提供了强大动力。总统、众议院议员和参议院议员通过不同程序选出,任期也各不相同。在权力分立体制下,赢得总统选举并不意味着自动掌控国会。政党为协调这些机构中的候选人、选民和公职人员提供了途径,但无法消除各机构在宪法上各自独立的权力。

占主导地位的选举制度有利于两大政党。众议院议员由单一议席选区选出,通常采用相对多数制,即得票最多的候选人获胜,即使其得票未达到绝对多数。参议院选举同样选出单个胜选者,而不是按各政党名单的得票比例分配席位。与比例代表制不同,这些制度很少能将小党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支持转化为议会席位。它们促使目标相近的政治人物在选举前联合起来,而不是在选举后通过谈判组建执政联盟。

总统选举进一步推动了广泛联盟的形成。在选举人团制度下,选民选出选举人,选举人名额分配给各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大多数州将本州的全部选举人票授予全州得票最多的候选人;缅因州和内布拉斯加州采用的办法则同时考虑国会选区的投票结果。候选人必须获得已任命选举人的过半数选票,才能直接胜出。这些规则有利于在地域分布上具备优势的联盟,而非仅仅在全国总得票率上占优的联盟,也使支持者均匀分散各地的小党难以获得选举人票。

联邦制使全国难以形成单一、统一的政党体系。在遵守联邦宪法和法律要求的前提下,各州法律对选民登记、提名程序、候选人列入选票的资格以及选举管理等诸多方面作出规定。因此,各州政党在不同规则下运作,而地方政治传统也影响着哪些议题和候选人具有竞争力。市级选举往往在制度上不标示党派,内布拉斯加州的一院制州议会选举也采用不标示党派的选票。这类安排从选票上去除了党派标签,却未必消除了政治活动中的党派归属。

两党竞争的趋势常被归结于迪韦尔热定律,该定律以政治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命名。这一解释结合了两种效应:一是机械效应,即小党在相对多数制下赢得的席位很少;二是心理效应,即选民和政治精英会预见到这种劣势。这是一种趋势,而非毫无例外的规律。支持力量在特定地区的集中、非同寻常的候选人、选举改革以及大党内部的分裂,都可能为其他政治力量提供生存空间。因此,美国的政党格局是选举制度与政治历史相互作用的结果,而非源于宪法对其他政党的禁止。

最早的全国性政党体系的形成

最早的全国性政党源于1790年代乔治·华盛顿政府内部的分歧。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及其盟友主张建立强有力的全国财政体系,包括由联邦政府承担各州债务,以及于1791年设立美国第一银行。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反对这一方案中的若干重要内容,并组织起与之竞争的政治网络。由此形成的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在对英国和革命时期法国的关系、宪法解释,以及联邦与各州权力的平衡等问题上也存在分歧。

这些组织起初是由公职人员、报纸编辑和有影响力的支持者构成的网络,而非现代意义上以党员为基础的政党。党派报纸将全国性的争论与地方选举联系起来,国会议员党团会议则协助协调总统候选人的提名。1800年大选中,杰斐逊击败了在任的联邦党总统约翰·亚当斯,为政敌之间移交行政权力确立了关键先例。杰斐逊与其竞选搭档阿伦·伯尔获得相同的选举人票数,也暴露了原有总统投票程序的缺陷,促成了1804年第十二修正案的通过。

1812年战争后,联邦党走向衰落,民主共和党一时独占优势。然而,这种优势掩盖了党内围绕不同人物和地区形成的派系竞争。1824年,四位同属这一广泛政治传统的知名候选人角逐总统职位。由于无人获得过半数选举人票,众议院最终选出约翰·昆西·亚当斯。此后,安德鲁·杰克逊的支持者建立了更为稳固的组织,于1828年赢得总统选举,并推动了现代民主党的建立。该党的发展伴随着白人男性选举权的扩大,而妇女、被奴役者以及许多自由的美国黑人仍被排除在投票资格之外。

1830年代,反对杰克逊的力量汇聚成辉格党。民主党和辉格党建立了广泛的州级和地方组织,召开全国提名大会,并利用集会、报纸、游行和政治恩庇来动员选民。民主党总体上反对联邦经济权力过度集中,而辉格党则支持联邦政府在银行业、交通设施改善和经济发展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两党内部都存在地区分歧,也没有哪一党在所有重大议题上都始终持统一立场。

围绕奴隶制向新领地扩张的冲突,在1850年代摧毁了这一两党竞争格局。1854年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允许定居者自行决定奴隶制问题,适用范围包括此前《密苏里妥协案》限制奴隶制的领地,从而加速了辉格党的瓦解。同年,反奴隶制的辉格党人、自由土地党人以及其他反对奴隶制扩张的人士组成了共和党。1860年,共和党人亚伯拉罕·林肯当选总统,随后南方各州脱离联邦,内战爆发,由此确立了延续至今的主要两党竞争格局。民主党在1860年分裂为南北两派,各自推出总统及副总统候选人组合,表明地区冲突足以压倒既有的政党组织忠诚。

重建、工业化与二十世纪的政党重组

南北战争与重建重塑了两党及选民群体。共和党领导联邦政府,并支持第十三、第十四和第十五修正案,分别废除了奴隶制、确立了全国公民身份和平等保护原则,并禁止投票中的种族歧视。新获得选举权的黑人男性成为共和党在南方的重要选民群体。南方民主党人反对重建时期的政府,随后通过政治组织、暴力和剥夺选举权等手段巩固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到二十世纪初,人头税、识字测试及其他限制措施已使黑人投票人数锐减,也限制了许多贫困白人选民的政治参与。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共和党的优势主要集中在北方和西部的大部分地区,民主党则主导着“铁板南方”,并在其他地区依靠城市政治组织展开竞争。两党在关税、货币政策、工业监管和政治分肥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在1896年大选中,共和党人威廉·麦金莱击败民主党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当选总统;布赖恩支持自由铸造银币,吸引了许多农民和债务人。历史学家常将这次选举视为共和党确立优势地位的一个里程碑,不过,各州和各地区的政党竞争格局差异很大。

进步主义改革跨越了党派界限。西奥多·罗斯福、罗伯特·拉福莱特等共和党人,以及伍德罗·威尔逊等民主党人,都主张将监管、制度改革与社会政策以不同方式结合起来。1912年共和党的分裂促使罗斯福以进步党候选人的身份竞选总统,也帮助威尔逊赢得了总统选举。直接初选、文官制度保障和参议员直选等改革,改变了政党组织、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的关系。这些改革并未消除政党的影响力,但削弱了政党组织领袖控制候选人提名和政府职位任用的某些机制。

大萧条带来了更为持久的转变。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1932年获胜,以及随后推行的罗斯福新政,将城市工人、许多移民及其后代、南方白人、农民和日益增多的黑人选民团结在一起。工会力量在民主党政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共和党则继续在工商界,以及许多农村、小城镇和郊区社区中保有广泛支持。这些联盟内部成分复杂:南方民主党中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与北方自由派同属一党,而自由派和温和派共和党人在数个州仍有影响力。

美国民权运动和联邦立法加快了已经开始的变化。《1964年民权法案》和《1965年投票权法案》扩大了法律保护和政治参与,同时也暴露出民主党联盟内部的深刻分歧。黑人选民转而坚定支持民主党,南方白人选民则日益支持共和党,最初体现在总统选举中,后来在国会和州级选举中也表现得更加稳定。这是一个渐进且不均衡的过程,而不是两党身份的一次简单互换。围绕经济政策、宗教、社会议题和国防的冲突,也促使选民和政治人物日益按照意识形态归入不同党派,这一趋势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罗纳德·里根担任总统期间尤为明显。

当代意识形态与选民联盟

到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两大党在自由派与保守派立场上的分野,比此前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期更为鲜明、稳定。民主党总体上支持联邦政府在社会保险、经济监管、环境保护和保障公民权利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共和党总体上强调降低税收、减少对企业的监管、维护拥枪权,以及对堕胎施加更严格的限制。这些描述反映的是全国层面的总体倾向,并不意味着每位候选人或选民都持有相同立场。

经济政策仍是两党竞争的重要维度,但任何一党都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个单一经济阶层的代表。民主党的支持群体包括许多工会成员、公共部门雇员、专业人士、低收入选民,以及大都市地区的富裕居民。共和党的支持群体包括许多企业主、农村选民和未获得四年制大学学位的白人选民,同时也包括相当数量的富裕选民。收入、职业、教育、种族、宗教和居住地相互影响,而非各自独立发挥作用。因此,全国人口群体呈现的总体倾向,可能掩盖各州和各社区之间的巨大差异。

种族和宗教对选民的党派归属尤为重要。数十年来,黑人选民一直以悬殊比例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西班牙裔和亚裔美国选民的内部构成多样,在祖籍国、移民代际、宗教和居住地区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白人福音派新教徒已成为共和党的主要支持群体,而没有宗教归属的选民总体上倾向于民主党。这些是从投票行为和党派认同中观察到的模式,而不是相关群体的固定属性;个人行为以及两党在各群体中的支持率差距,都会随选举而变化。

地理分布也塑造着两党的选民联盟。民主党通常在大城市表现强劲,而共和党通常在农村地区更占优势。郊区情况千差万别,也是选情变化的重要地带。在近几届总统选举中,教育程度带来的差异愈发突出:受过大学教育的选民,尤其是大都市地区的这类选民,转向民主党;许多没有大学学位的白人选民则转向共和党。选举人团制度、参议院席位分配方式以及众议院选区的地理分布,意味着支持者住在哪里,可能与他们在全国的人数同样重要。

两党内部也存在相互竞争的派别。民主党内有进步派、中间派,也有立场反映较为保守选区诉求的成员。共和党内有宗教保守派、亲商保守派、倾向自由意志主义的成员,以及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思潮。2009年后兴起的茶党运动,着重反对联邦政府开支和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获胜,使限制移民、贸易保护以及对既有党内领导层的批评,在共和党政治中占据了更突出的位置。这类党内运动表明,两大党能够将挑战力量吸纳进来;而在不同的制度下,这些力量可能会形成独立且长期存在的政党。

从全国委员会到地方网络的组织架构

美国政党通常被认为由三个相互重叠的部分组成:政党组织、政府中的政党力量,以及选民中的政党支持群体。第一部分包括正式的委员会和党内职务人员;第二部分由与该党有关联的民选及任命官员组成;第三部分则包括认同该党的公民。这些部分的偏好并不完全一致,也不受同一条指挥链领导。总统候选人、国会领袖、州级党组织主席和地方活动人士都可能以政党的名义发声,但各自行使的权力性质不同。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是两党的主要全国性常设组织。它们协助开展筹款、选民数据管理、传播沟通、法律事务、组织建设和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等工作。另设的国会竞选委员会则专注于众议院和参议院选举。州长及州议会议员候选人还有其他支持网络。本党在任总统通常对全国委员会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并不等于在法律上能够控制所有州级党组织或民选官员。

州和地方党组织依照各自的规则及州法律运作。它们可以建立选区基层组织、招募候选人、培训志愿者、支持提名人选、协助选民登记,并管理党务活动。这些组织的实力差异很大。在一些地方,县级或市级党组织仍保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在另一些地方,竞选所需的基础设施则主要由候选人和外部团体提供。与实行正式缴费党员制度的政党不同,美国两大党的选民基础通常十分广泛,边界也较为模糊。在允许登记党派归属的地方,这种登记通常只是选举主管机关管理的一项行政分类,而非加入某个必须缴纳会费的私人组织。

历史上,一些地方党组织发展成了政治机器。纽约市的坦慕尼协会就是一个著名例子。政治机器通过分配职位和利益、依靠社区中间人,以及帮助民众就业或获取公共服务来维持支持,但也往往与腐败联系在一起。文官制度改革、人口迁移模式的变化、专业化行政管理,以及公共福利项目的扩展,削弱了许多传统的政治恩庇关系。政治机器的衰落并未消除地方政治中的居间斡旋,但改变了政党领袖能够用来换取忠诚的资源。

现代政党以网络形式运作,其范围超出了正式委员会。倡议组织、工会、商业协会、捐助者、顾问和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立场的媒体,都可能协助物色候选人并确定政策优先事项。其中一些在法律上独立于政党组织,也可能与政党领袖意见相左。以候选人为中心的筹款活动和数字传播,使政治人物更容易培养自己的支持群体;不过,共享选民档案、党派标识、协调一致的志愿者队伍,以及成熟的捐助者网络,仍能为竞选活动带来助益。因此,分权格局与实际运作中的广泛合作并存。

初选、全国代表大会与候选人遴选

初选是美国政党政治的一大特色。各州通常举行选举,由符合资格的选民选出政党候选人,而不是将提名权完全交给政党领袖或议会党团。各州规则有所不同:封闭式初选通常仅限登记为该党成员的选民参加,开放式初选则允许更广泛的选民参与,介于两者之间的制度允许部分未登记党派归属的选民参加。各州使用的术语并不完全一致。党派登记和参选资格的截止日期,可能与制度的正式名称同样影响重大。

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过程由各州的一系列竞选和代表遴选程序组成,而非通过一场全国性选举完成。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由初选和党团会议选出。党团会议不同于一般初选,是由政党组织的集会或遴选程序,可能要求参与者投入更多时间,并更积极地参与。代表名额的分配方式也因政党和州而异。根据全国性规则,共和党可以采用“赢家通吃”或混合分配方式,而民主党通常在得票达到规定门槛的候选人之间,按比例分配承诺支持特定候选人的代表名额。

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通过竞选纲领,并批准党内规则。在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初的大部分时期,大会期间各州代表团和党组织领袖之间可能会进行旷日持久的谈判。在充满争议的1968年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民主党推行改革,强化了公开明确的程序以及更广泛参与在代表遴选中的作用。随着初选日益重要,最终胜出的候选人越来越常在大会召开前就已锁定足够的代表票。因此,大会更多地成为向公众集中展示既定正副总统候选人组合的活动,不过其正式权力仍然保留。

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日程安排,使较早举行的竞选能够影响筹款、媒体报道以及外界对候选人胜算的判断。表现不佳的候选人可能在许多选民尚无机会参与之前就已退选。在投票开始前,公开背书、竞选组织、参加辩论的资格和财力都会影响参选阵容。因此,提名结果不能仅用初选票数来解释:即使无法控制最终结果,政党官员、活动人士、盟友组织和捐助者仍会影响哪些候选人参选,以及哪些候选人能够保持竞争力。

并非所有州都在所有公职选举中采用传统的党派初选。加利福尼亚州和华盛顿州在许多州级公职和国会选举中采用“前两名晋级制”,将所有候选人列在同一张初选选票上,无论党派,得票最多的两人晋级。阿拉斯加州则对适用这一制度的公职选举采用“前四名晋级”的初选,随后在正式选举中实行排序选择投票。这些制度改变了党派标签、公开背书与选民选择之间的互动方式。其效果取决于选区的竞争程度和选民行为;取消政党对提名的独占控制,并不意味着政党不再发挥支持竞选或塑造政治认同的作用。

竞选财务与选举传播

政党活动在一套受法律监管但又十分复杂的竞选财务制度下开展。1971年《联邦竞选法》及其1974年修正案确立了现代联邦竞选财务信息披露、政治捐款监管和总统选举公共资助制度的主要框架。1974年修正案设立的联邦选举委员会负责实施和执行联邦竞选财务法。州和地方选举由各自的制度规范,因此,在一个司法管辖区获准的做法,在另一个司法管辖区可能受到限制。向候选人的捐款、向政党的捐款以及独立支出,在法律上属于不同类别。

在1976年的“巴克利诉瓦莱奥案”中,美国最高法院维持了若干重要的捐款限额,同时依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裁定数项支出限额无效。这一区分成为此后监管的核心:对直接向候选人提供资金支持的限制,与对独立资助政治言论的限制,受到不同的法律对待。政党委员会可以在限额内向候选人捐款,并依照法定规则开展某些协调支出。它们也可以进行独立支出,但须遵守适用的独立性要求和申报规定。

2002年《两党竞选改革法》限制全国性政党委员会接收和使用不受联邦捐款限额约束的资金,这类资金通常称为“软钱”。此后的司法裁决改变了外部支出的格局。2010年的“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裁定,对企业和工会独立支出的限制无效。随后的“SpeechNow.org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判决,为仅从事独立支出的委员会奠定了法律基础。这类委员会通常称为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可以接受不限金额的捐款,但按照适用的法律标准,不得就其独立支出与候选人进行协调。

这些变化使竞选资源分散到候选人、政党和外部组织手中。正式的政党委员会仍然十分重要,因为它们将筹款与选民信息、基层动员以及长期组织能力结合在一起。外部团体可以把资源集中用于特定选战或议题,而不必对政党的整体选举计划负责。小额网络捐款也使候选人能够面向全国呼吁捐款,筹集可观资金,有时因此减少了对地方政党领袖或传统大额捐款人的依赖。

传播方式也随着筹资方式一同发生了变化。报纸和大规模集会是19世纪竞选活动的核心;后来,广播和电视使候选人能够直接接触广泛的受众。数字平台支持快速筹款、定向广告投放、志愿者招募,以及对竞选宣传信息的频繁测试。竞选团队将公开的选民记录与商业数据和组织数据相结合,以估算选民投票的可能性,并判断争取其支持的机会。这些做法引发了有关数据隐私、信息披露和政治宣传信息准确性的问题。仅凭支出总额无法衡量竞选成效:候选人素质、是否为现任者、社会整体状况以及选举的竞争程度,都会影响竞选资源所能发挥的作用。

国会与行政部门中的政党

政党组织国家立法机关的日常运作。在众议院,多数党通常负责选出议长,并掌握各委员会的领导权和大多数议事日程的安排权。少数党则选出自己的领导人,提出替代方案,制定议事程序策略,并形成争取选票的论述。国会各党议员团制定内部规则、选举领导人并分配职务。尽管宪法并未规定这些组织,但它们是国会将选举结果转化为立法权力不可或缺的一环。

在参议院,政党领袖协调议程安排和谈判,但参议员个人仍可凭借议事程序发挥相当大的影响力。参议院的规则,包括与冗长辩论阻挠有关的程序,可能要求获得超过简单多数的支持,才能终止对法案的辩论。因此,政党在两院运作时受到不同的制度约束。同一政党在两院均占多数,并不保证法案就能通过:党内分歧、两院之间的意见差异,以及总统可能行使的否决权,都可能阻止一项提案成为法律。

美国实行总统制,而非议会制。总统能否继续任职,不取决于是否持续获得立法机关的信任;国会议员也不会因为行政部门的施政方案遭到否决而失去席位。当同一政党同时掌握总统职位和国会两院时,便形成“统一政府”;当这些权力分别由不同政党掌握时,则形成“分立政府”。分立政府可能需要跨党派协商,但即使在统一政府下,代表不同选民群体、拥有不同政策优先事项的公职人员之间,也仍然需要谈判。

因此,党纪虽有相当大的约束力,却并非绝对。政党领袖能够影响委员会职务分配、推动立法的机会、竞选援助以及党内资源的获取,而议员则会培育各自独立的选民基础。近几十年来,记名表决越来越鲜明地呈现出党派分野,在重大政策议题上尤其如此。然而,政党领袖并不总能迫使党员达成一致,尤其是在多数优势微弱,或拟议法案在重要派系之间引发分歧时。宪法赋予立法者的独立地位,有助于解释为何美国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可能高度一致,却不具备许多议会制国家政党那样严格的正式纪律。

总统通过人事任命、政策提案、公共沟通和竞选活动来领导本党。总统提名行政部门高级官员和联邦法官,并在法律要求时交由参议院确认,但联邦官僚制中的人员大多是职业文官,而非基于党派关系任命的官员。在州一级,州长和州议会中的各政党则在各自的宪制安排下运作。在总统任期中点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可以在不更换总统的情况下改变国会的控制权。这些彼此独立的选举周期,使政党反复获得争取制度性权力的机会,也使全国层面的执政联盟难以长期保持稳定。

小党、独立候选人与选举障碍

尽管很少赢得全国性公职,小党仍对美国政治作出了贡献。它们的作用包括代表被忽视的选民群体、推动未被两大党列入议程的议题、表达抗议,以及在某个大党发生分裂时提供替代选择。有些小党是长期存续的意识形态组织,另一些则高度依赖某位知名候选人。独立候选人与第三党候选人并不相同:独立候选人可以在没有常设政党组织支持的情况下参选,而以独立身份当选的公职人员也可以在立法活动中与某个大党合作。

19世纪的小党包括反共济会党、自由土地党和人民党。自由土地党以反对奴隶制扩张为主张,参加了1848年和1852年的选举,其许多支持者后来加入了共和党联盟。人民党又称民粹党,于19世纪90年代在农民和改革派人士中获得支持,主张改革货币制度和政治体制。该党的总统候选人詹姆斯·B.·韦弗在1892年赢得了选举人票。1896年,该党支持民主党提名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体现了维持独立组织与借助大党实现政策目标之间的矛盾。

20世纪,来自两大党之外的总统竞选有时也能获得相当可观的支持。1912年,西奥多·罗斯福以进步党候选人身份参选,普选票和选举人票均超过寻求连任的共和党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但最终由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获胜。1968年,乔治·华莱士作为美国独立党候选人赢得了南方五个州。1992年,罗斯·佩罗以独立候选人身份获得约18.9%的普选票,却未获得任何选举人票。这些事例表明,全国得票率与在选举人团中的成绩,是衡量选举实力的不同指标。

成立于1971年的自由意志党和绿党,是持续存在的两大党之外的选择。自由意志党强调个人自由和限制政府权力,绿党则强调环境保护、社会正义和参与式政治。两党都曾提名总统候选人,并参加州和地方选举。其他一些组织则在全国或特定州内开展活动。由于各地在政党列入选票的认可条件、组织的持续存续情况以及不同公职的参选资格等方面各不相同,因此很难仅凭一个全国政党总数来衡量这些组织的存在状况。

列入选票的要求可能包括提交请愿签名、遵守申报期限、缴纳费用,以及达到维持认可资格所需的最低得票门槛。辩论参与规则和有限的媒体关注也构成了额外障碍。有些州允许联合提名,即多个政党提名同一位候选人,并将选票上不同政党栏内投给该候选人的票数合并计算;纽约州就是一个突出例子。当小党候选人吸引的选票可能影响主要候选人之间势均力敌的竞争时,也可能被称为“搅局者”。不过,要证明这种影响,需要有证据说明这些选民在没有该候选人时会如何选择;不能简单地把某个小党的全部选票算到另一位候选人名下。

政党认同、政治极化与政治研究

政党认同是公民对某一政党的心理归属感,不同于正式登记的党派归属,也不同于投票支持某位候选人。密歇根大学选举研究系列中的相关成果,尤其是1960年出版的《美国选民》,认为政党认同对政治态度和政治选择的形成具有重要的统合作用。家庭背景、社会环境、重大事件以及对政治表现的评价,都可能影响政党认同。政党认同往往较为持久,但个人和人口群体对政党的归属感也会随时间而改变。

自称独立派的人并非同质群体。有些人对政治兴趣不大,或对两党都缺乏归属感;另一些人则高度参与政治,并始终倾向于其中一方。调查研究通常会区分倾向民主党或共和党的独立派,以及没有明确倾向的独立派。有党派倾向的独立派,其投票行为往往与明确认同某一政党的人十分相似。因此,即使自称独立派的受访者占比很高,也不能仅凭这一点就断定,有同样庞大的选民群体可供一个新的中间派政党争取。选民登记统计也不是完整的衡量指标,因为各州在是否记录以及如何记录党派归属方面存在差异。

政治极化涵盖几种不同的过程。意识形态极化指政策立场之间的距离不断拉大。党派分化指意识形态认同和社会身份与政党归属日益一致。情感极化则涉及对另一政党及其支持者的厌恶或不信任。这些指标的变化并不一定同步:人们可能在政策问题上持有混合立场,却强烈厌恶另一政党;也可能在立场上与某一政党更加一致,却并未在每个议题上都变得更加极端。因此,国会投票记录、调查以及社会态度指标所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

对极化的解释包括民权运动引发的政党重组、不同宗教和教育背景群体的政治联盟变化、居住地理格局、积极分子的影响、竞选资金、初选选民构成,以及媒体环境的变化。没有任何单一机制能够解释所有变化。例如,选区重划可能影响众议院选举的竞争格局,却无法直接解释总统或参议院政治中出现的类似变化。同样,党派性媒体可以强化既有态度,但受众也会选择符合自身既有偏好的媒体。研究必须区分某个因素与极化之间的相关性,以及能够证明该因素独立导致极化的证据。

学者们也对政党“重组”的含义存在争论。传统解释强调1896年和1932年这样的关键选举,认为在这些选举前后,持久的政治联盟似乎在较短时间内发生了变化。其他解释则强调跨越多次选举的渐进变化、投票率的变化,以及总统、国会和州级政治之间的差异。与之相关的“政党认同松动”概念,描述的是选民对既有政党的归属感减弱,但这种现象也可能与高度可预测的投票行为并存。因此,对美国政党发展的研究需要综合多种证据:制度规则、组织档案、选举结果、调查答复、竞选网络,以及政府官员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