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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选

初选是在后续选举之前举行的预备性投票,用于选出候选人或参与候选人遴选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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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选是一种预备性选举,选民通过初选选出参加后续选举的候选人,或选出参与遴选这些候选人的代表。最常见的初选形式,是确定政党提名的公职候选人。这一术语也涵盖某些无党派的预备性选举:这类选举旨在缩小候选人范围,而非分别产生各党的提名人。因此,初选与正式选举的区别主要在于其直接目的:初选通常决定谁能进入下一轮,而非谁能当选就任,不过有些选举制度将这两种功能结合在一起。

初选在美国尤为重要,用于选拔总统、国会议员、州级公职以及许多地方职位的候选人。其他国家也采用初选,但规则差异很大。初选的重要性在于它改变了政治选择权的分配:它可以将提名权从政党官员或党代表大会手中转移到党员、登记支持者或更广泛的选民手中。初选的影响取决于哪些人可以投票、哪些人可以参选、选票如何转化为提名,以及后续选举的竞争激烈程度。

定义及其在选举过程中的地位

候选人提名是代议制民主中的一个独立阶段。在选民从相互竞争的候选人中选出公职人员之前,政党和选举管理机构必须确定哪些人的姓名将列入选票,以及他们以何种身份参选。初选是作出这一选择的方法之一。其他方法包括由政党领导人指定、由政党委员会投票决定、召开代表大会,或由参与的支持者举行党团会议。政党也可以结合使用这些方法,例如要求候选人先通过背书支持环节,才能进入党员投票阶段。

直接初选允许参与投票的选民直接选出获提名者。间接初选则先选出代表或其他人员,再由他们作出提名。这一区别在总统选举中尤为重要:选票上可能列有总统候选人的姓名,但在法律上,投票所决定的却是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分配。因此,候选人在选民投票中表面上的胜利,只有结合代表名额分配及代表支持承诺的相关规则,才具有实际意义。

初选可以从几个彼此独立的维度分类。其一是参与资格:投票是否仅限党员,还是也向其他符合资格的选民开放。其二是组织管理:选举由公共选举管理机构还是由政党自行组织。其三是决定胜负的规则,例如相对多数制、未获绝对多数时举行第二轮投票的制度,或排序投票制。其四是选举对象:一名候选人、一组候选人、按顺序排列的政党候选人名单,或党代表大会代表。仅仅将某次选举称为“开放式初选”,并不能说明上述大多数问题。

提名与赢得公职之间的关系,也会随政治竞争状况而变化。在一个由某党占据主导地位的选区,赢得该党初选可能意味着极有希望在正式选举中获胜。此时,初选便成为最主要的竞争环节,尽管它并不正式授予公职。在双方势均力敌的选区,提名所决定的则是由哪位候选人代表该党,参加随后胜负真正难料的选举。这种差异会影响竞选策略、投票率,以及不认同当地主导政党的选民所具有的影响力。

“初选”一词有时也被用于这样的制度:所有候选人在同一轮预备投票中竞争,随后由固定数量的候选人晋级。此类选举并不一定代表某个政党提名任何人。因此,必须区分政党提名与取得后续投票的参选资格:两者都可能涉及选民的预备性投票,但它们在政党、候选人与选民之间分配决定权的方式不同。

美国初选的历史发展

美国的候选人提名程序是随着有组织政党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并非由美国宪法规定的一套完整制度。美国建国初期,州议会和国会中的党团会议在遴选候选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世纪,政党代表大会的地位日益突出。地方会议选出代表,参加更高层级的代表大会;就总统选举而言,这一过程最终通向全国提名代表大会。这些安排能够动员大批党员,但也让政党组织者在代表资格审查、代表遴选和协商谈判方面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直接初选运动逐渐兴起,成为改革选举管理、遏制政党机器影响力这一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改革者认为,由公共机构监管的投票可以削弱少数党内领袖控制提名的能力。这场运动与无记名投票、选民登记要求以及其他变革的推广相伴而行,推动选举从政党操办的公共活动转向由政府实施的标准化管理。这些改革并非一概扩大了参与范围;某些登记制度和选举安排也将特定群体排除在外,或增加了他们参与选举的负担。

在罗伯特·M.拉福莱特的推动下,威斯康星州成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范例。1904年,选民通过了一项直接初选措施,使该州成为进步时代改革的典范。俄勒冈州于1910年通过了有关总统候选人意向投票和代表遴选的重要规定,而总统初选则在1912年受到全国瞩目。西奥多·罗斯福当年在共和党的多场初选中获胜,却未能因此获得提名:许多代表是通过其他程序选出的,代表大会最终提名了时任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这一事件既展现了早期总统初选的政治力量,也暴露了其制度局限。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总统初选仍只是影响代表大会的一条途径。候选人可以选择参加部分初选,以展示自己对选民的吸引力,同时在其他地方依靠党内领袖的支持。1968年,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没有参加总统候选人意向初选,却赢得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围绕这次提名及芝加哥代表大会发生的冲突,促使民主党对代表遴选规则作出重大调整。

此后,麦戈文—弗雷泽委员会推动代表遴选程序更加公开、及时,并让更广泛的群体参与其中。委员会制定的规则并未简单地要求每个州都举行初选,但使既有的封闭式遴选做法更难维持。20世纪70年代,各州立法与政党的相应调整进一步提高了初选的重要性;共和党也在许多相同的州政府管理体系下开展初选。总统候选人提名日益成为一场在代表大会召开前便已展开的竞争,而代表大会通常只是正式确认一个通过代表的支持承诺早已确定的结果。

参与规则与初选选民

政党初选最常见的区别在于哪些人可以参与。在封闭式初选中,参与者通常仅限于具有该党党派归属的选民。实际限制的严格程度取决于选民必须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申报党派归属。允许选民在投票前不久才加入某党的制度,与要求提前数月确定党派归属的制度相比,参与门槛要低得多,尽管两者都被称为封闭式初选。此外,成为政党成员与正式登记为该党选民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不应混为一谈。

在开放式初选中,选民通常无须事先登记为所参加初选的政党的选民。选民一般只能在当次选举中选择参加一个政党的初选,而不能参加所有政党的初选。有些制度要求选民公开声明选择哪个政党,另一些则允许选民保密。半封闭式安排通常允许无党派归属的选民选择参加某个政党的初选,同时限制已归属其他政党的选民参与。各州及不同比较研究使用的术语并不一致,因此,具体实施规则比制度名称更能说明实际情况。

历史上的党派式全面初选允许选民在同一张选票上,针对不同公职选择不同政党的候选人,各党内部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即成为该党的提名人。这不同于不分党派的前两名晋级制:后者不论党派,仅让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晋级。华盛顿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在许多公职选举中采用前两名晋级制。在这类安排下,两名标示相同党派倾向的候选人可能同时进入正式选举,而另一个政党则可能无人晋级。这种预备性投票并不会为每个参与政党分别选出一名提名人。

参与规则体现了扩大选举参与和政党自主界定自身之间的张力。较低的参与门槛使独立选民和党派归属较弱的选民能够影响候选人遴选。较严格的规则则使政党的稳定支持者能够更有力地掌控以本党名义和纲领开展的活动。但任何一种模式都不能单独决定投票率。登记截止日期、竞争激烈程度、选举时间、可用的投票方式以及公众关注程度,可能与正式的参与资格同样重要。

开放参与也带来了跨党投票的可能性,即通常倾向于另一政党的人参加本党的初选。这可能源于对某位候选人的真诚支持、较弱的党派认同,或对最终选战的策略性考量。故意帮助被认为更容易击败的对手获得提名,通常被称为“突袭投票”。不过,不能将这种行为存在的可能性视为其规模的证据:仅仅观察到选民改投另一政党的初选选票,并不足以判断其动机。研究跨党参与时,必须区分策略性行为与政治偏好的正常变化。

选务管理、选票准入与投票方式

初选要让选民有候选人可选,就必须先确定候选人的参选资格。候选人可能需要提交联署请愿书、缴纳登记费、证明党籍、获得背书,或达到最低支持度要求。这些选票准入规则会影响参选者的数量与类型。门槛较低有助于促进竞争,却可能造成候选人过多;门槛较高则可能将缺乏组织支持的候选人挡在门外,同时也使已有稳固基础的竞争者免受挑战。这些条件在法律上的意义,取决于所涉职位、司法管辖区及政党规则。

在美国,许多初选由公共选举机构的工作人员组织实施,采用与正式选举大体相同的机制,包括选民登记名册、投票站、计票、选票核验汇总以及重新计票程序。不过,政党仍保留着重要职能,尤其是在确定党内职务的任职资格、确认代表资格以及执行全国代表大会规则方面。由政党自行组织的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则可能使用自己的场地、登记流程及投票程序。因此,仅凭“初选”这一通常称谓,无法判断活动由谁出资或掌控。

最简单的遴选规则是相对多数制:得票多于任何其他对手的候选人获胜,无须取得绝对多数。如果四名候选人的得票率分别为35%、30%、20%和15%,那么在相对多数制下,第一名就会胜出,尽管大多数参与者支持的是其他人。这类结果使参选人数、候选人退选,以及意识形态相近的候选人之间的竞争变得十分重要。候选人能否获胜,可能部分取决于其他候选人如何分散选票。

一些司法管辖区要求候选人取得过半数选票;若无人达到这一门槛,就会举行决选。通常由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进入第二轮角逐。决选能使胜者获得该轮投票者中过半数的支持,但需要再举行一次选举,而且参与投票的选民群体可能有所不同,人数也可能更少。排序选择投票提供了另一种办法:选民按偏好为候选人排序,在连续多轮计票中淘汰排名靠后的候选人,并根据选票上后续的偏好顺序转移选票。其运作取决于具体规则,包括如何处理排序不完整的选票,以及已无可转移对象的选票。

选务安排也会影响哪些人实际上能够参与。提前投票、邮寄选票、语言协助、无障碍投票站,以及针对登记资格存在争议的选民所设的处理程序,都会影响实际参与投票的选民范围。由政党自行组织的活动若比公共选举的投票地点更少或开放时间更短,无障碍就尤为重要。要求选民到场参加特定会议的党团会议,与在较长时段内提供无记名投票的初选相比,可能给选民带来不同的负担。因此,资格上的形式平等,并不一定意味着实际参与机会平等。

总统初选与党代表大会代表

美国总统候选人的提名通过各州和属地的一系列竞选程序产生,而非通过一次全国统一的初选。民主党和共和党制定全国性规则,各州的党组织和政府则参与确定当地竞选程序的形式与时间。选民可以参加初选、党团会议或其他获准采用的程序。从制度上说,决定性的目标通常是争取到全国代表大会提名所需的代表支持,而不只是获得全国初选中最多的选民票数。

代表名额的分配规则因政党和选区而异。民主党的总统提名竞选通常按比例分配承诺支持特定候选人的代表名额,并在相关分配单位中设置15%的得票门槛,这些单位包括国会选区和全州层面的各类名额。因此,候选人即使未能在某州获胜,也可能获得该州相当一部分代表名额。共和党的规则允许采用更多种安排,包括比例分配、赢家通吃和混合方式,但须遵守全国性规则的限制。因此,同样是在全州获胜,所能获得的代表名额也可能因政党、竞选日期、各选区结果及适用门槛而大不相同。

总统提名大会的代表并非选举人团成员。党代表大会代表参与选出本党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总统选举人则在大选之后,参与宪法规定的总统和副总统选举程序。混淆两者,会使人既无法看清法律架构,也无法准确理解初选结果。表达总统候选人偏好的投票,也可能与选出具体由哪些人担任代表的机制相互独立,即便这种投票决定了代表名额的分配或代表的投票承诺。

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规则,涉及承诺支持特定候选人或受投票约束的代表、自动代表、代表资格争议,以及首轮无人胜出时的后续投票。民主党的自动代表通常被称为“超级代表”,包括特定的党内领导人和民选公职人员。根据2018年通过的改革措施,除非按照党内规则提名结果已经确定,否则他们参与总统候选人提名首轮投票的权利受到限制。共和党代表则适用另一套投票约束及解除约束的制度。不能认为任何一个政党的规则都会在不同选举周期之间保持不变。

如果没有候选人获得所需支持,代表大会就可能出现提名争夺。代表是否仍须遵守承诺、是否可以自由选择,或是否可以被替换,取决于适用规则及投票所处的阶段。在当代实践中,一旦对手在代表支持方面取得事实上具有决定性的领先优势,候选人往往就会暂停竞选;大会前的协商也会减少不确定性。不过,正式召开的代表大会仍不只是确认提名结果,还承担着通过规则和党纲、解决与会资格争议等职能。

选举次序、竞选活动与公共信息

总统提名选举的先后次序,使不同选民群体拥有不同形式的影响力。较早举行的选举受到候选人集中走访、竞选组织资源投入和新闻报道的重点关注,因为此时大多数参选者尚未退选。这些选举产生的代表人数或许不多,但其结果能够改变人们对候选人胜算的判断。较晚举行的选举可能分配多得多的代表名额,却可供选择的有力候选人更少。因此,即使每位参与者在形式上都投一票,依次进行的提名程序与全国同时投票仍有根本区别。

艾奥瓦州党团会议和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历来占据的重要地位,是通过党内规则、州法律和政治惯例形成的,并非宪法赋予的权利。两州的排序也一直受到争议,并经历过调整。在2024年民主党提名选举日程中,民主党全国组织将南卡罗来纳州排在首位,而新罕布什尔州则依照本州法律框架,在更早的日期举行了初选。由此产生的分歧表明,全国性日程规则与各州选举安排之间可能发生冲突。即使在同一届总统选举周期内,共和党与民主党的选举日程也不一定相同。

各州经常争取将选举日期提前,这一过程被称为初选前移。将选举集中在较早阶段,可能加快领先候选人积累代表票的速度,也会使同时在多地开展竞选的费用变得高昂。“超级星期二”指众多州及其他辖区举行总统提名选举的同一天;具体有哪些地区参与,每届选举周期都有变化。全国性政党组织通过规定选举日期范围、削减代表名额以及制定代表名额分配规则来应对,以规范选举时间。这些干预既反映了各州争夺关注的竞争,也体现了政党对有序提名程序的重视。

竞选团队必须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分配资金、人员、出行和广告资源。资源有限的候选人可能将力量集中于一个较早举行选举的州,希望凭借出色表现获得捐款和全国性关注。资金更充裕的候选人则能在多个州维持竞选组织,并承受早期失利。民选官员、工会、倡议团体和地方党内人士的背书,能够提供组织支持,并向选民传递候选人值得认可的信号,但其影响力因候选人、选民群体和政治背景而异。

大众传媒解读选举结果时,不仅关注胜负,还会将结果与先前预期相比较。如果原本预期较低,获得第二名也可能提升候选人的声望;反之,如果原本预计会大幅领先,那么险胜也可能被描述为实力不足。民意调查、筹款报告和辩论表现同样会影响人们对候选人胜算的判断。这些反馈效应使因果分析变得复杂:有利的报道可能帮助候选人赢得支持,而支持率上升本身也会吸引报道和资金。早期形成的势头固然影响重大,却并不能机械地决定最终由谁获得提名。

宪法、政党自主权与参与包容性

美国的初选法律处于公共选举管理与政党结社权的交汇点。由于政府对初选进行监管,而且往往负责举办初选,提名程序可能受到宪法约束,而这些约束并不会以同样的方式适用于纯粹的私人集会。与此同时,政党也有权维护自身利益,选择代表本党的候选人,并界定本党的政治结社范围。因此,法院必须在选民参与机会、州政府的监管利益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提供的保障之间作出权衡。

白人初选的历史说明,为什么提名程序不能一概视为纯粹的私人事务。在美国南方部分地区,民主党提名通常就决定了最终胜选者,因此,将黑人选民排除在民主党初选之外,实际上严重剥夺了他们有效参与选举的机会。一系列诉讼对维持这种排斥的不同机制作出了挑战。在“史密斯诉奥尔赖特案”(1944年)中,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得克萨斯州民主党初选中的种族排斥违反了宪法第十五修正案。“特里诉亚当斯案”(1953年)则涉及得克萨斯州另一种具有排斥性的选前机制。

这些判决将提名程序与选举权以及宪法对种族歧视的禁止联系起来。此后,包括《1965年投票权法》在内的联邦执法措施,针对的是一个范围更广、阻碍选民登记和投票的制度体系。白人初选系列案件的意义超出了其具体确立的规则:一场实际上决定公职归属的选举,不能仅仅因为被安排在正式大选之前,或被称为政党活动,就逃避宪法审查。

另一些案件则强调了政党自主权。在“塔什吉安诉康涅狄格州共和党案”(1986年)中,法院裁定,不得以封闭式初选法阻止共和党邀请独立选民参加其初选。在“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诉琼斯案”(2000年)中,法院裁定加利福尼亚州的党派性全面开放式初选制度无效,理由是强迫政党允许非党员参与选择本党的提名人,会侵害结社自由。这些裁决表明,如果州政府制定的规则凌驾于政党受保护的提名自主权之上,那么即使规则扩大了参与范围,也不意味着它必然符合宪法。

在“华盛顿州农庄协会诉华盛顿州共和党案”(2008年)中,法院作出了不同的裁决,驳回了针对华盛顿州前两名晋级制本身合宪性的质疑。关键区别在于,候选人所声明的政党偏好,并不会使其在正式意义上成为该党的提名人。这一判决并未认定,该制度的所有实施方式或选票呈现方式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效。纵观这些案件,核心法律问题并不只是初选究竟开放还是封闭,而在于它涉及何种政府行为、选出的是谁的提名人,以及选票传达了怎样的政党归属信息。

美国以外的初选

在美国以外,“初选”指的是多种不同的候选人遴选做法,而非一种统一的制度。有些是由国家法律规范的公共选举,另一些则是主要依照党内规则进行的内部投票。参与资格可能仅限党员,也可能扩大至已登记的支持者,或向全体选民开放。因此,比较分析会区分遴选者群体——即有权作出选择的人——与随后在正式选举中投票的选民群体。党员投票与由国家选举机构管理的开放式初选,虽然名称相同,法律地位和规模却可能大不相同。

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已将初选纳入选举法。乌拉圭的宪法制度要求各政党举行内部选举,以选出总统候选人及党内机构;这项制度自1999年选举周期开始实施。公民自愿参加这些内部选举。智利于2012年颁布第20,640号法律,为特定公职建立了一套受法律规范、自愿采用且结果具有约束力的初选制度。政党或选举联盟自行决定是否采用这一机制,具体选举则由公共选举体系负责管理。这些做法不同于完全由政党自行组织提名投票的安排。

在欧洲,初选往往源于政党的制度创新,而非全国统一的强制要求。法国社会党在2011年举行开放式总统初选,选出弗朗索瓦·奥朗德;他随后赢得了2012年总统选举。法国右翼及中间派于2016年组织初选,选出弗朗索瓦·菲永参加2017年总统选举。意大利中左翼联盟于2005年举行了大规模的开放式联盟初选,选出罗马诺·普罗迪作为总理候选人。这些选举表明,即使选民并不直接选举作为独立宪定职位的政府首脑,初选仍可用于选出联盟推举的领导人。

在议会制下,必须区分党魁选举与选区候选人遴选。如果一个政党能够维持政府运作,其党魁就可能出任总理,但党魁选举可能分为多个阶段,由议员、党员或支持者参与。这类选举有时也被称为初选,尽管其制度上的选举对象是党魁,而不是直选总统的候选人。同样,选出某个选区的候选人,并不一定会决定党的领导人选或全国候选人名单的构成。

台湾主要政党的内部遴选程序可能包括党员投票和民意调查。民主进步党与中国国民党在不同选举周期中都曾调整其程序。即使日常政治用语将两者统称为“初选”,依据民调结果进行遴选,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由合资格参与者投票并计票的初选。这一区别很重要,因为在民调遴选中,抽样方式、问卷措辞和调查对象群体取代了选民登记与投票规则,成为决定结果的核心因素。

政治后果与尚待解答的研究问题

初选重新分配了党内权力,但并不意味着政治活动不再依赖组织。政党官员可能失去对提名的独占控制权,却仍可通过公开支持、筹款网络、人才招募以及提供竞选专业资源等方式施加影响。候选人也可以建立独立于正式政党领导层的组织和捐助者群体。由此形成的政党可能更以候选人为中心,但其整体组织化程度未必降低。因此,分析时必须区分:削弱政党的正式委员会,与削弱以该党名义活动的更广泛参与者网络,并不是一回事。

初选对不同意识形态获得代表的影响存在争议。一种常见观点认为,与大选选民相比,初选选民更积极参与政治,对自身意识形态立场也更坚定,从而促使候选人采取对政治积极分子更具吸引力的立场。这一机制在某些情境下具有合理性,尤其是在初选投票率较低、后续选举又缺乏竞争的情况下。但这并不能证明初选必然导致政治极化。选区构成、捐助者的激励因素、全国性政治冲突、在任者优势,以及选民可选择的其他人选,都可能独立影响候选人提名和立法行为。

参与情况的统计数据需要谨慎解读。初选投票率的分母可能是登记选民、达到投票年龄的居民、合资格选民,也可能是有权参加某一政党初选的人。这些分母不能混为一谈。实际参与者也未必能代表所有符合参与资格的该党支持者。研究必须考察年龄、教育程度、政治兴趣、收入及其他特征上的差异,而不能假定每场初选的选民群体都具有相同特征。一场竞争激烈的总统候选人提名选举,可能吸引一些不会在毫无竞争的地方初选中投票的人参与。

候选人的多样性和参选机会同样受到相互竞争的机制影响。将提名过程开放给少数领导人以外的人参与,可以让以往遭到排斥的候选人直接争取支持者。与此同时,面向庞大选民群体开展竞选的成本,又可能使拥有财富、知名度或既有筹款人脉的候选人占据优势。政党组织既可能阻碍新人的进入,也可能主动招募并支持他们。因此,初选对代表性的影响取决于提名规则、竞选资源、政党策略及其所处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只是是否采用初选。

政治问责可以在提名和大选两个阶段发挥作用。初选中的挑战使选民无需转而支持其他政党,就能更换在任者;这在稳操胜券的选区可能尤其重要。然而,增加一次选举也会带来获取信息和参与投票的成本,而且选民可能难以区分同属一个政党的候选人。实证研究通过考察规则变化、可比辖区、选民调查和候选人行为,来辨别这些不同影响。进行比较时必须考虑到,政党和各州往往正是为了应对某些政治状况而改变提名规则,而这些政治状况所产生的后果,也恰恰是研究者试图衡量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