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特朗普的修辞涵盖了他在商业生涯、电视节目、总统竞选和总统任期中使用的语言、说服技巧及公开表演。其反复出现的特征包括重复、最高级表达、口语化句法、人身攻击、宣称自己能力超群,以及将“人民”与一个据称对民众诉求无动于衷的建制派对立起来。特朗普通过事先准备的演讲、长时间的竞选集会、访谈、辩论和社交媒体帖文进行传播,而他在这些不同场合的表达方式存在显著差异。
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的修辞成为政治分析和语言学分析的重要研究对象。他的传播方式之所以受到关注,部分原因在于其偏离了通常与现代总统言辞相关的惯例:他经常对对手进行人身攻击,直接质疑记者,使用口语乃至粗俗语言,并在政策讨论与娱乐之间来回切换。这些做法将他的政治形象与他早先在房地产推介、名人报道和电视真人秀中形成的形象联系起来。
分析时,需要区分可观察到的语言特征与有关其意图或效果的论断。同一句话可以同时传达政策立场、娱乐支持者、激怒反对者,并引发新闻报道。本词条考察截至2024年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修辞的发展及主要特征,包括围绕其言论真实性的争议,以及研究其修辞时涉及的方法论问题。
商业宣传与政治形象的形成
特朗普的公众传播方式早在他进入选举政治之前就已形成。作为纽约房地产开发商,他通过高度个人化的品牌推广楼宇和商业项目。他的姓氏醒目地出现在各类地产和产品上,而访谈与宣传则着重强调规模、奢华、成功以及在竞争中取得的成就。这种商业背景为他提供了一套后来在政治演说中频繁出现的词汇:“伟大的”“漂亮的”“惊人的”“最好的”,以及与之相反的贬义表达。这些词主要用于评价,而非精确描述,因此同一套词汇既可用于楼宇、谈判和立法,也可用于政治对手。
1987年出版、署名特朗普与托尼·施瓦茨的《特朗普:交易的艺术》,将谈判视为商业成功的核心要素。这本书帮助他树立了一种围绕谈判筹码、宣传和获胜展开的公众形象。在后来的竞选活动中,特朗普将这一形象延伸到公共事务领域,把贸易协定、外交关系和政府合同描述为可以由更强势的谈判者加以改善的交易。这种商业类比借助人们熟悉的买方、卖方与协议条款之间的关系,让复杂的制度运作过程变得易于理解,同时也将谈判者个人置于叙述的中心。
电视大幅扩大了这一形象的受众范围。2004年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首播的《学徒》,将特朗普塑造成评判参赛者的企业高管,并由他用“你被解雇了”这句话淘汰表现不佳的参与者。该节目是经过剪辑的娱乐作品,而不是对企业管理过程未经加工的实录,但其节目形式反复将特朗普与评判、层级秩序和果断行动联系起来。这句标志性台词随后也被用于政治场合,例如将选举描绘为让现任官员“下岗”的机会。
2015年6月16日,特朗普在特朗普大厦宣布竞选总统。他在宣布参选的演说中,一方面描述国家的衰落,另一方面声称自己的财富和商业经验使他有能力扭转这一局面。在随后的初选竞选期间,尽管他争取的是一个老牌政党的提名,局外人的身份仍是其形象的重要部分。他此前的名人地位为他带来了知名度,而他对职业政客的攻击,则使他有别于那些公职资历更深的竞争对手。
这些延续性并不意味着他的政治传播与广告完全相同。总统的言辞还涉及宪法赋予的权力、公共紧急事件、军事承诺和立法。不过,商业品牌塑造有助于解释为何他始终倾向于将一切归于个人:成就与领导人的姓名相联系,挫折被置于竞争的框架中解读,而受众感受到的演说者的强势,也成为支持某项政策的论据之一。
词汇、句法与重复
特朗普的即兴讲话经常使用常见词汇、简短的评价性陈述、反复出现的短语,以及衔接松散的并列分句。“相信我”“你知道”“大家都知道”等表达既能与听众建立交谈般的关系,也能将所作断言呈现为人们熟知或可信的事实。最高级和程度强化词能传达明确的判断,却未必说明判断标准。例如,将一项协议称为“最糟糕的”,或形容到场人群“令人难以置信”,都能立即传递态度,却不说明比较的依据。
他的句子并非一概简短,语法结构也并非总是简单。较长的回答往往包含话语中断、重新起头、插入语和话题转向。讲话者可能先引入一个话题,接着评论与之相关的某个人,再转而向听众说话,最后回到最初的主张。与现场讲话相比,文字实录更容易暴露这些不连贯之处;在现场,语调、手势和共同语境能够帮助听众跟上讲话的脉络。因此,将特朗普的语言描述为“简单”时,需要区分词汇是否通俗、句子结构是否简单,以及所谈论的问题本身是否复杂。
重复在多个层面发挥作用。一个词可能在同一次回答中反复出现,一个绰号可能在整场竞选中始终伴随着某位对手,而一句口号则可能沿用多年。“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优先”和“修建边境墙”将更广泛的政治论述压缩成便于传播的固定表达。这些口号简短,便于齐声喊出、印在衣物和标牌上,也便于新闻标题引用。重复还能让同一话题贯穿内容原本不同的发言:一次有关移民的采访和一场讨论公共开支的集会,都可能回到拟议中的边境墙上。
这些做法可以用修辞学术语来描述。反复使用相同的开头类似于首语重复;夸大式评价涉及夸张手法;直接向听众说话则营造出与其亲切互动的印象。这些手法并非特朗普独有,而是广泛见于政治演说。其重要性在于使用频率、组合方式,以及与其公众形象的关系,而不在于创造了新的修辞形式。
自动化可读性评分有时被用于描述他的演讲特点。这类指标通常依据句子长度、音节数量等特征,并不直接衡量智力、真实性、政策见解的深度或说服效果。评分结果还取决于转写方式:将一段口语记为一个长句,而非若干较短的语句单位,可能显著改变其得分。采用同类体裁进行比较,例如将辩论与辩论相比较,而不是将一次即兴采访与另一位政治人物精心编辑的就职演说相比较,才能获得更有参考价值的结果。
作为互动表演的集会
特朗普的集会并不只是发表既定演讲的场合,而是将预先准备的内容、即兴发挥、观众回应、反复讲述的轶事、音乐和视觉舞台布置融为一体。演讲者可以在提词器上的文稿与对现场情况的直接回应之间切换,包括评论现场人群、抗议者、电视摄像机或当地政界人物。这使集会同时面向几类受众:亲临现场的人、观看完整转播的观众,以及后来看到精选片段的人。
一呼一应是其中一种突出的互动机制。在2016年竞选期间,“谁来出钱修建边境墙?”这一提问会引来“墨西哥”的回答。针对希拉里·克林顿的“把她关起来”口号,也成了竞选活动中反复出现的内容。区分演讲者的话语和观众的话语十分重要:文字记录应注明是谁带头喊出口号、特朗普是否跟着重复,以及他作何回应。不过,这种互动本身也会成为政治表演的一部分,既展示共同的态度,也让参与者通过声音彰显自身的参与。
集会还包含幽默、模仿和长篇叙事。特朗普可能模仿另一位演讲者的声音,重演某次相遇的情景,或把政策讨论变成一个关于讨价还价和个人获得认可的故事。支持者可能把这些段落视为娱乐,或认为这表明他不拘礼节;批评者则可能将同样的内容理解为嘲弄或回避问题。但无论哪种反应,都不能说明所有观众对这些内容有着同一种理解。表达方式、既有的政治立场,以及笑话针对的对象,都会影响受众的感受与理解。
这种表演情境有助于解释,为何看似重复的内容仍然能够发挥作用。熟悉的口号让到场者有机会参与其中,而不只是接收新信息。在这一点上,集会与政治仪式有相似之处:反复出现的话语、易于辨认的角色和集体回应,都在确认群体归属。与此同时,参与者也可以对意料之外的言论作出回应,而这些回应又可能影响演讲者接下来如何展开。因此,有准备的重复与即兴发挥是并存的,而非相互排斥。
集会片段脱离整场活动的语境后,含义可能发生变化。一段简短的视频可能省略了观众的提示、前面引用的话语,或随后作出的限定说明。反过来,能够看到完整录像,也并不意味着所有解读都同样有说服力;明确说出的话及其先后顺序仍然是证据。严谨的分析会区分现场活动、完整的视听记录、文字记录,以及经过剪辑后流传的内容。对于时机、语气、观众参与,以及娱乐与政治论证之间的关系,这些不同形式各自保留了不同的信息。
“人民”、国家衰落与复兴
特朗普政治修辞的一个组织性特征,是将国民整体与被描绘为辜负或背叛国民的精英对立起来。在这一叙述中,政客、说客、记者及其他机构可能被归为建制派的一部分:他们从中获益,普通民众却蒙受损失。这种结构通常被置于民粹主义的框架下考察,不过,学者对于应将民粹主义主要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政治策略还是风格,仍有分歧。使用这一术语能够指出一种模式,但仅凭这一点,并不能解答有关政策及其后果的问题。
特朗普在2016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提供了一个简明的例子:“我就是你们的声音”,并在演讲另一处说:“只有我能解决这一切。”前一句将候选人与其代表的选民群体联系起来;后一句则把扭转局面的能力归于候选人个人。他在2017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同样宣告权力将从华盛顿移交给“美国人民”。演说中提到的“美国惨状”,则将经济和社会问题置于国家衰败的戏剧性叙事之中。
复兴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一口号的核心。这个口号预设过去曾存在一种令人向往的状态,随后国家走向衰落,但并未指明某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期。这种时间上的开放性,使受众可以将“伟大”与不同的经历联系起来:工业就业、国际实力、社会秩序,或对国家机构的信心。这一说法在美国竞选活动中早有先例,包括罗纳德·里根1980年的竞选。特朗普则使其成为自身政治运动持久的标识。
这种复兴叙事通过强调边界、本土生产和国家利益,与民族主义相交汇。“美国优先”将国家确立为评估贸易、移民和对外承诺的首要单位。从修辞角度看,这一说法在具体政策细节进入辩论之前,就先确立了一条决策准则。它也可以将妥协界定为一个问题:国家利益是否得到了足够有力的捍卫。
在考察“人民”这一概念的建构时,需要关注哪些人被纳入其中,哪些人被排除在外,以及谁被赋予代表他们发言的资格。特朗普既使用过涵盖广泛群体的公民话语,也对移民、政治对手和其他群体作过笼统的类别化描述。这些表述应逐一考察,而不应被视为可以互换的同类表达。关于未经许可越境的主张、对某位具体官员的批评,以及对某一人群的概括性陈述,即便出现在同一个关于国家衰落与复兴的宏大叙述中,其事实内容与修辞运作方式也各不相同。
绰号、人身攻击与粗俗言辞
特朗普经常给对手贴上简短且带有评判意味的标签。例如,他称杰布·布什为“没精打采的杰布”,称马尔科·鲁比奥为“小马尔科”,称特德·克鲁兹为“撒谎的特德”,称希拉里·克林顿为“骗子希拉里”,称乔·拜登为“瞌睡乔”。这些表达将某种评价附着在姓名上,使得每次重复姓名时,也同时重复了批评。它们无须完整的政策论证也能保持辨识度,而且很容易在新闻标题、社交媒体帖子和日常交谈中被反复引用。
这些标签针对不同的特质:精力、身量、诚实程度、涉嫌腐败或警觉程度。因此,它们的修辞作用不只是侮辱,还在于设定评判对手的标准。例如,“没精打采”突出了活力与表现;暗指不诚实的标签则突出了可信度。绰号是否会改变选民的偏好,是另一个需要实证检验的问题。被人认出、被媒体反复引用,以及在选举中说服选民,并不是同一种效果。
特朗普的语言还包含脏话、对身体部位的提及和带有性意味的言论。一段录制于2005年、在2016年竞选期间公开的录音,记录了他以粗俗措辞谈论女性和未经对方同意的性接触。在随后的道歉中,他说:“这些话是我说的,我错了,我道歉。”在2016年10月9日的总统候选人辩论中,他将录音中的言论形容为“更衣室闲聊”。这些回应将相关言论重新界定为私下交谈中的行为,而非公共政策立场的表述;但录音的公开已使这些言论成为竞选的一部分。
粗俗言辞在后来的竞选活动中仍然可见。2024年10月19日,在宾夕法尼亚州拉特罗布的一场集会上,特朗普谈及高尔夫球手阿诺德·帕尔默的生殖器。这段话与政策提案无关,显示出总统竞选活动中也会穿插带有性意味的轶事。但不应仅凭这一事例,就认定粗俗言辞整体上有所增加:要确立这种趋势,需要以一致标准界定样本,比较早期与后期的公开露面。
人身辱骂、脏话、事实错误和口误是不同的类别。事先准备的侮辱未必属于失言;即兴发言未必是无意之语;冒犯性的表达也未必包含不实的事实主张。如果将这些统统归为某一种个人状况的证据,分析就会失去准确性。真正需要追问的是:说了什么、在什么场合说的、针对谁、如何偏离了当时通行的社会规范,以及有哪些反应可以查证。不能根据孤立的修辞实例得出医学结论。
新闻媒体、社交平台与注意力
特朗普的政治传播是在一种偏重新奇、冲突、辨识度高的人物形象和快速传播的媒体体系中发展起来的。电视曝光可以触达活动现场以外的受众,而简短的发言也可能成为整个新闻周期的焦点。人们常用“赢得媒体曝光”(earned media)一词,指无须购买广告版面或播出时段便获得的报道。这并不意味着报道一定持正面态度:批评也可能提高发言者或话题的曝光度。
他与新闻业的关系既相互依赖,又充满对抗。他接受采访、举办新闻活动、评论媒体报道,同时也攻击新闻机构和个别记者。“假新闻”等说法所质疑的不仅是某一则报道,有时也包括报道发布者的公信力。2017年2月,他将数家新闻机构称为“美国人民的敌人”。这类措辞使新闻界本身的权威明确成为总统传播中的一个议题。
社交媒体提供了另一条传播渠道。特朗普利用推特(现名X)发表声明、批评对手、赞扬盟友,并回应正在发生的事件。平台的短文本形式有利于使用独立成篇的断言、强化语气的标点、大写字母,以及便于引用的标签式称呼。电视节目和报纸对这些帖文的报道,也使其进入了更广泛的大众传媒体系。因此,直接发帖并没有消除传播中介,而是改变了这些中介选择和讨论的素材。
2021年1月,推特永久封禁了特朗普的账号,此后他越来越多地通过其他渠道发声,其中包括于2022年上线的Truth Social。2022年11月,埃隆·马斯克收购推特后,平台恢复了特朗普的账号。这些变化影响了信息的传播,但重复、最高级措辞、人身批评以及直接向支持者喊话等熟悉的修辞手法,在不同平台上延续了下来。平台的受众和规则可能改变信息的触达范围,却不一定会改变发言者的基本风格。
媒体曝光度不应与经证实的说服效果混为一谈。看到某项言论的人可能会否定它、无视它、赞同并分享它,也可能为了批评发言者而转发它。推荐系统、编辑决策和受众偏好都会影响哪些片段获得突出关注。确认偏误和动机性推理是与此相关的概念,但它们适用于不同政治立场的受众。要确定特朗普的某项具体言论如何改变了人们的态度,需要有超出浏览量、受关注程度或所引发反应强度之外的证据。
事实性主张、重复与核实
特朗普的公开言论一直是事实核查的重点对象,尤其是涉及可量化数据、历史事件、选举程序或政府表现的言论。分析时必须将事实性主张与意见、预测、笑话、夸张表达以及有关意图的说法区分开来。“这是一份糟糕的协议”表达的是一种评价;而关于该协议关税税率或签署日期的陈述,则可以依据记录加以核实。有些段落兼有这两类内容,需要分别评估其中的不同部分。
早期的一个突出例子涉及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就职典礼的出席人数。特朗普对有关现场人群规模的描述提出异议,白宫新闻秘书肖恩·斯派塞随后声称,那是见证总统就职典礼人数最多的一次,包括世界各地的观众。对现场出席人数的比较涉及照片及其他证据,而对全球观众总数的说法则涉及不同的测量问题。这一事件说明,要准确叙述,就必须明确具体主张、发言者、所统计的人群以及现有证据。
《华盛顿邮报》的“事实核查员”数据库记录了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的30,573次虚假或误导性主张。这一数字反映的是该机构对公开言论进行编码统计的结果,其中包括重复出现的主张;它并不意味着有30,573个不同的议题,也不意味着有这么多条已被独立证实的蓄意谎言。这一区别很重要,因为“虚假”“误导”和“蓄意欺骗”是不同的判断。判断意图,通常需要有超出某项陈述不实这一点之外的证据。
重复使事实纠正与公众接受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某项主张可能在官方纠正后仍然流传,因为人们可能没有接触到纠正信息、不信任其来源、更容易记住原先的表述,或者将该言论理解为政治归属的表达。这些只是可能的机制,并不能证明任何特定听众实际相信什么。事实核查也无法确定每一次重复是否都面向相同的受众,或产生相同的效果。
有关2020年总统选举的主张产生了尤为重大的影响。特朗普反复声称,有人通过大规模舞弊窃取了选举。经认证的结果显示乔·拜登获胜,而重新计票、审计和诉讼均未证实存在足以推翻选举结果的舞弊行为。各项法律程序在程序依据和审理范围上有所不同,因此,若暗示每家法院都审查并驳回了完全相同的一套证据主张,并不准确。从修辞角度看,“停止窃选”(Stop the Steal)将这些指控浓缩为一句口号,把一项存在争议的说法当作政治行动的前提。
总统权力、民主制度与政治冲突
总统的言论不同于一般的竞选演说,因为发表这些言论的人行使着行政机关的权力。即使言论采用口语化的表达,或以非正式方式发布,也可能被官员、外国政府、市场和支持者解读为某种信号。不过,一项声明并不会自动具有行政命令、规章或成文法律的法律效力。分析时必须区分政治信号与正式的政府行动。
特朗普对法院、调查人员和选举官员的批评,反复引发了关于制度合法性话语的问题。2017年2月,一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作出不利于其政府旅行限制措施的裁决后,特朗普称其为“所谓的法官”。这种措辞质疑的是任职者的身份地位,而不只是针对裁决的论证理由。相关制度背景包括司法独立,以及法院审查行政行为的既有职权;从分析角度看,批评一项裁决与否认法院的权威是两种不同的行为。
2020年大选后的事态,使言论与政治行动之间的关系成为格外突出的焦点。2021年1月6日,在美国国会大厦遇袭之前,特朗普在华盛顿向支持者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说要“拼命抗争”,也指示支持者“以和平、爱国的方式”前去表达诉求。这两段话都是记录的一部分。解读这次讲话,需要考虑其完整措辞、此前有关选举的指控、听众、时机以及随后发生的事件,而不能把其中任何一句引文当作对讲话的完整概括。
2021年1月13日,众议院以煽动叛乱的指控弹劾特朗普。2月13日,参议院以57票对43票赞成定罪,但未达到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因此特朗普获判无罪。弹劾是一项宪法程序,有别于刑事起诉。其结果本身并不能解决有关这次讲话或相关事件的所有历史、政治或法律问题。
更广泛地说,特朗普的修辞已成为有关民主、政治问责与权力和平交接的辩论的一部分。这些辩论需要准确区分评判标准。言论是否依法应受惩处、是否符合总统行为惯例、是否有事实依据,以及是否在政治上有效,是彼此独立的问题。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为政治表达确立了重要保障,但法律保护既不决定一项陈述是否准确,也不能就其对制度的影响作出定论。
研究方法与解释的局限
对特朗普修辞的研究借鉴了语言学、政治传播学、媒介研究、历史学和社会心理学。文本细读考察措辞、论证、隐喻以及面向受众的表达方式。话语分析则将这些特征与身份、制度及政治语境联系起来。定量方法统计词语、划分主题,或比较大规模演讲和帖文集合中的表达模式。这些方法回答的问题各不相同,只有明确交代各自的假设和证据,才能充分发挥其效用。
语料库的构建是一个核心问题。仅由集会演讲组成的数据集,与包含正式讲话、访谈、辩论和社交媒体帖文的数据集,所呈现的交际行为并不相同。通常应区分预先准备的讲话与即兴发言,也应区分竞选场合与履行总统职务的场合。时间范围同样重要:比较2016年与2024年的言论时,必须先考虑场地、话题、发言时长、平台以及转录文本可获取性等方面的变化,而不能把所有差异都归因于个人风格的改变。
转录也是一个实质性问题。编辑会选择如何使用标点,标注或省略发言被打断之处,并决定如何呈现笑声、掌声、多人同时说话以及未说完整的词语。一段在纸面上看似支离破碎的话,在视频中可能更容易理解;而一场听起来流畅的讲话,也可能包含只有仔细审视后才会显露出来的无依据断言。因此,视听材料与书面转录文本是相互补充的记录,而非可以彼此替代。
若要声称愤怒表达、粗口或言语错误有所增加,就需要给出操作性定义。研究者必须说明哪些词算作粗口,是否计入对他人言语的引用,以及如何对频次进行标准化处理。如果后期演讲更长,按每次露面统计的次数就可能造成误导;按每千词统计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却无法消除体裁差异的影响。关于愤怒的判断,也需要区分明确的敌意词汇、声音强度、面部表情,以及分析者对情绪的解读。
最后,应将修辞描述与因果解释及医学推断区分开来。发现频繁重复,并不能确定其成因;识别出一句侮辱性言论,也不能说明它带来了多少选票或造成了多少选票流失。问卷调查、实验、访谈和选举数据都可以用于研究受众反应,但各有局限。翻译又增加了一层复杂性:习语、绰号、粗口和受众预期,在不同语言之间并不存在整齐的一一对应关系。比较研究在判断某种表达究竟属于普通的非正式用语、喜剧式表演、人身辱骂,还是对制度权威的挑战时,必须考虑这些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