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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多数制

相对多数制由得票最多的候选人胜出,无须获得绝对多数,并影响代表性、政党竞争和选举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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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多数制是一种选举规则:得票多于任何其他候选人的候选人获胜,即使其得票不足总票数的一半。在最常见的形式中,每位选民选择一名候选人,由胜出者担任某一公职或代表某一选区。这种安排通常称为领先者当选制。相对多数制不同于多数决原则,因为相对多数仅指所占份额最大,而绝对多数则要求超过相关总数的一半。

这一规则广泛用于选举立法机关成员和行政公职人员。其重要性不限于选票统计:当它在多个单议席选区中实施时,会影响得票数与席位数之间的关系、代表席位的地域分布、政党的组织方式,以及选民支持其认为有望胜选的候选人的动机。其效果取决于配套制度与环境,包括选区边界、提名程序、政治支持的地域分布,以及规范政府组建的宪制规则。

因此,相对多数制既是一种简单的胜者产生办法,也是更复杂选举制度的组成部分。要理解这一制度,就必须区分单场选举所采用的规则,以及多场此类选举汇总后产生的结果。

投票规则及其主要变体

在只选出一名胜者的相对多数制选举中,选民通常只需在一名候选人的姓名旁作记号。各候选人的有效得票分别统计,得票总数最多者当选。若 viv_i 表示候选人 ii 的得票数,则任何满足下式的候选人均为胜者:

vi=max⁡jvj.v_i=\max_j v_j.

如果两名或更多候选人并列获得最高票数,就需要额外的法定程序来打破平局。视司法管辖区而定,这可能涉及重新计票、再次选举或抽签决定。相对多数规则本身并不规定采用哪种方式打破平局。

假设三名候选人分别获得有效选票的42%、35%和23%,那么获得42%选票的候选人便直接当选。至于其他候选人的支持者是否宁愿支持彼此的候选人,而不愿支持胜者,则不再考察。如果只有两名候选人,且每张有效选票都支持其中一人,那么在没有平局的情况下,相对多数制的胜者必然获得绝对多数。当三名或更多候选人参选时,相对多数与绝对多数之间的区别才会产生实质影响。

“领先者当选”(first-past-the-post)这一说法是约定俗成的,并非其字面所指。这里并不存在类似终点线的预设获胜门槛:获胜所需的票数取决于选票的分布。在有 kk 名候选人时,唯一胜者的得票率必须超过 1/k1/k,但不一定需要接近半数。这一规则通常也不要求候选人获得全体登记选民中某一最低比例的支持。因此,必须区分候选人在有效选票中的得票比例,以及支持该候选人的选民占全体合资格选民的比例。

相对多数制也是一组计票规则,而不是对选举制度的完整规定。在全票制下,一个选区产生多个席位,选民通常可以选择与席位数相同数量的候选人,得票最多的若干名候选人当选。因此,一个团结一致的多数群体可能包揽所有代表席位。相比之下,在单一不可让渡投票制下,多席位选区中的每名选民只能投一票,由得票领先的若干名候选人当选。这使得政党在协调多名候选人参选时,面临截然不同的策略考量。

这些安排不应与比例代表制混为一谈;后者力求按照政党或群体获得的选举支持,大致按比例分配席位。“赢者通吃”也不是一个精确的同义词:它可以描述单席位的相对多数制选举,但也可能指其他安排,包括将整组总统选举人名额全部分配给同一方。

历史发展与当代应用

相对多数制并没有一位可以明确认定的发明者。它是在选举实践中逐渐形成的:获得最多选票的一人或多人被宣布当选。这一制度在现代的广泛应用,与英国议会选举的发展以及英国制度随后向外传播密切相关。不过,历史上的英国选举并非一律只争夺一个席位:许多选区选出两名议员,而选民资格、提名惯例和投票安排也随时间发生变化。

十九世纪选举权的扩大,改变了这些规则运作的政治环境。英国1832年、1867年和1884年的《改革法案》扩大了政治参与范围,或调整了政治参与机会的分配,但并未确立全体成年人的普选权。1885年的《议席重新分配法》使单议席选区成为议会选举的主要安排。后来的改革,尤其是1918年和1928年的《人民代表法》,进一步扩大了选民范围。因此,当代大众投票、有组织的政党以及以单议席选区为主的制度组合,是一系列制度变革的产物,而非自古沿用、始终不变的设计。

单议席相对多数制在一些受英国宪政实践影响的国家确立下来。英国和加拿大的下议院选举,以及印度的人民院选举,都采用这一制度。这些国家展示了这一制度如何在规模、社会结构和政党制度差异极大的环境中运作。例如,尽管印度在选区层面采用同一种基本计票规则,其语言和地区的多样性仍为众多政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在美国,相对多数制广泛用于国会、州和地方选举,但并非所有选举都采用这一制度。一些辖区要求某些公职的选举在必要时举行第二轮投票,另一些辖区则采用排序选择投票。总统选举属于间接选举:选民参与各州的选举以选出选举人,再由选举人团依照宪法程序决定总统人选。多数州将本州全部选举人票分配给在全州普选票中胜出的候选人,但这并不等同于在全国范围内以一次相对多数投票选出总统。

这一规则也存在于混合选举制度之中。例如,理解德国的选区选举时,必须同时考虑以政党票为依据的比例分配机制,以及决定哪些选区胜出者能够获得议席的法律规则。在其他地方,按选区相对多数制产生的议席可能与比例代表制议席并存,但后者并不补偿前者造成的代表比例失衡。因此,确认一项选举制度包含相对多数制成分,并不足以认定整个制度就是领先者当选制。进行历史比较时,必须关注某次选举实际实行的完整制度安排。

选区、边界与代表性的地理格局

在立法机关选举中,相对多数制通常以单议席选区为基础运作。每个选区选出一名代表,立法机关由这些独立选举的胜出者组成。因此,选民并不是直接在各党之间分配全国的议席总额。一个政党在立法机关中的实力,不仅取决于其全国总票数,还取决于其支持者居住在哪里,以及选票如何分布于各个选区。

假设两个政党在十个人口规模相同、投票率也相同的选区中竞争。如果甲党在每个选区都获得51%的选票,它就能以总计51%的得票率赢得全部十个议席。如果它的支持者转而高度集中在少数选区,它可能在这些选区以悬殊优势胜出,却在其他选区落败。超过获胜所需数量的选票不会转移到其他选区,投给落选候选人的选票也不会通过补偿性议席分配转化为代表席位。这些特点解释了政治地理格局为何如此重要。

选区边界的划定又增添了一个独特的制度层面。杰利蝾螈是指蓄意操纵选区边界,以使某个政治参与者或群体获利。“集中”手法将对手的选民集中到少数选区,使其在这些选区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分割”手法则将这些选民分散到若干选区,使其在任何一个选区都无法获胜。两种手法都利用了赢得与失去议席之间非此即彼的差异。不过,得票与议席之间的不均衡关系本身并不能证明存在操纵:居住聚集、人口聚居格局以及正当的选区划界标准,都可能产生类似结果。

选区人口分配不均涉及各选区人口或选民人数不相等的问题。如果一个选区选出一名代表所对应的居民或选民人数远少于另一个选区,那么在投票开始之前,代表权就已经不平等了。从分析上说,这与杰利蝾螈不同,但两者可能同时存在。人口普查、定期重新划分选区,以及规定允许偏差范围的规则,都是重要的保障措施。不同制度分别以总人口、有投票资格者或登记选民为划区依据,由此产生的影响也不相同。

地域代表制还具有独立于比例代表性的制度目的。按地理范围划定的选区可以让选民明确知道由哪位代表负责听取当地诉求、处理选区民众的个案事务,并在立法机关中表达地方利益。在联邦制下,国家及其下级行政区的边界可能进一步限制选区的划定。关键区别在于,是代表各个地方,还是按比例反映政治偏好的分布:单议席相对多数制能够稳定地为每个选区选出一名胜者,却不能保证立法机关的构成与全国民意成比例。

从选票到议会席位的转换

在相对多数制下,议会席位的分配取决于各党赢得的选区数量,而非其全国得票率。如果政党 pp 在 DD 个选区参选,其席位总数可表示为

Sp=∑d=1DIpd,S_p=\sum_{d=1}^{D} I_{pd},

其中,若该党候选人在选区 dd 获胜,则 Ipd=1I_{pd}=1,否则 Ipd=0I_{pd}=0。因此,全国得票率与席位占比是两个不同的量。前者衡量一个政党在全体选民中获得的支持,后者则记录该党在多少个地理上相互独立的选区中获胜。

这种结构可能使最大党获得席位红利。在2005年英国大选中,工党以约35.2%的得票率赢得下议院646个席位中的355席。尽管支持工党的选民远不足投票人数的一半,工党仍由此取得议会过半数席位。这种结果并不违背计票规则:只要赢得足够多的选区,就能取得这一结果,无须在全国获得过半数选票。

由于支持者的地理分布不同,这一规则也可能使总体支持率相近的政党获得不同的结果。在2015年英国大选中,英国独立党获得约12.6%的选票,却只赢得一个席位。苏格兰民族党在全英国获得约4.7%的选票,却赢得56个席位,且全部位于苏格兰。这一反差体现了两种支持分布的区别:一种支持集中,足以赢得选区;另一种支持分散,在许多选区都未达到获胜所需的票数。这并不意味着两党的全国总票数曾被正式重新分配。

还有一种可能,即各党按得票数和席位数排列时,名次出现倒置。在1951年英国大选中,工党获得约48.8%的选票,赢得295席;保守党及其盟友获得约48.0%的选票,却赢得321席。选举地理分布和各选区结果的差异,使后者尽管总得票数较少,仍取得议会席位优势。因此,最高得票率未必对应最高席位占比。

研究人员使用加拉格尔指数等指标来衡量这些差异。该指数比较各党的得票率 vpv_p 与席位占比 sps_p:

G=12∑p(sp−vp)2.G=\sqrt{\frac{1}{2}\sum_p(s_p-v_p)^2}.

当得票率和席位占比以百分数表示时,计算结果的单位为百分点。这类指标描述的是得票与席位之间的不成比例程度,却不能揭示其成因。选区应选席位数、选区划界安排、投票率差异、政党竞争以及选民的策略性选择,都可能影响最终观察到的结果。仅凭全国层面的指数,也无法判断民意代表是否回应选民诉求、政府是否稳定,或选区划分是否公平。

策略性投票、选票分流与候选人提名

相对多数制的选票只记录一个选择,但选民的偏好可能更为复杂。一名选民可能更喜欢候选人 A 而非 B,也更喜欢 B 而非 C,同时却认为只有 B 和 C 才有实际胜算。此时,投票给 B 可能是为了阻止 C 当选而采取的策略,并不表示 B 是这名选民的第一选择。这种行为通常称为策略性投票,也称战略性投票。

这种策略的动机在于,如果所选候选人落选,选票不会转移给其他候选人。假设某场选举中,A 的支持率为 15%,B 为 40%,C 为 45%,那么,如果部分 A 的支持者在 B 和 C 之间明显更偏好 B,他们就可能转而支持 B。这种策略能否奏效,取决于选民对当地选情的了解,以及有多少选民作出相同的判断。如果选区层面的竞争态势与全国格局差异很大,全国民调就未必能提供可靠的指引。

选票分流是指原本可能集中支持一名候选人的选票分散到了多名候选人身上。如果两名立场相近的候选人分别获得 30% 和 25% 的选票,而第三名候选人获得 45%,则第三名候选人当选。然而,单凭这一算术关系,并不能证明在只有两名候选人参选的情况下,前两人中的任何一人就一定能够获胜。他们的支持者可能有不同的次选偏好,可能弃权,也可能在竞选形势改变后作出不同反应。因此,声称某名候选人“搅局”、改变了选举结果,实际上包含了一个反事实假设,即假如该候选人不参选,选民会如何投票。

因此,提名程序十分重要。政党可能会设法避免在同一场单议席选举中推出彼此竞争的候选人。选举联盟可能通过协商推出共同候选人,或约定在某些选区不相互竞争。在另一些情况下,政党通过初选,从多名有意参选者中选出一名本党提名人。采用相对多数制的初选本身也可能选出得票不足本党初选选民半数的候选人,因此只是将协调问题提前到了更早的阶段,而非将其消除。

策略性动机也会影响竞选资源的配置。政党往往将组织人员、广告投放和候选人到访集中于竞争胶着的选区,因为在这些选区,少量选票的变化就可能改变胜负。稳固选区内的居民虽然同样有权获得代表,但当地的竞选活动可能较不激烈。民调、公开背书、以往选举结果和媒体报道,都可能影响人们对候选人胜算的判断,使预期与支持度之间形成反馈。不过,策略性投票并非普遍现象,也无法从汇总票数中直接观察出来:一些选民更看重表达自身立场、忠于政党或推动政党的长期发展,而不是影响眼前的选举胜负。

政党体制、政府组建与问责

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与两党竞争之间的联系,常以迪韦尔热定律来描述。该定律以法国政治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命名。在1951年关于政党的著作中,迪韦尔热区分了影响代表性的制度压力,以及人们面对这些压力时作出的行为反应。这就是人们熟悉的机械效应与心理效应之分:前者使无法赢得选区席位的政党处于不利地位,后者则指选民和政治精英预见到这种不利处境,进而调整自身行为。

这一机制在选区层面的作用最强。当一个选区只有一个席位时,较弱候选人的支持者可能有动力协调行动,转而集中支持某位领先候选人。政治人物、捐款者和政治活动人士也可能更愿意加入有望获胜的政治组织,而不是维持一个长期屈居第三的候选人的竞选。因此,即使法律上仍允许许多政党参选,多次选举也可能使真正有竞争力的参选方逐渐减少。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实行相对多数制的国家在全国范围内都只有两个政党。不同政党可能分别在不同地区具备竞争力,从而通过各地相对集中的竞争,形成一个多党并存的全国立法机关。加拿大和印度的情况表明,地域差异十分重要。社会分野、地区认同、政党组织、联邦制度和选举联盟,都可能支撑多个政党持续存在。因此,最好将迪韦尔热的命题理解为在特定条件下发挥作用的一种趋势,而非普遍适用的数量定律。

在议会制下,席位红利可能帮助某个政党取得立法机关的多数席位,无须与其他政党联合即可组建政府。相对多数制的支持者常将这一结果与责任归属明确联系起来:选民能够辨明哪个政党执政,并在下一次选举中将其替换。然而,相对多数制并不保证议会中一定会出现掌握多数席位的政党。英国2010年选举未产生任何占据过半席位的政党,随后保守党与自由民主党组成了联合政府。因此,选举规则与内阁组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概率关系,而非必然关系。

政治问责的具体形态,还取决于席位的稳固程度和政党纪律。边缘选区的议员与安全选区的议员,面临的连任环境并不相同;与此同时,政府在全国的受欢迎程度,可能成为选民评价个别候选人的主导因素。在总统制下,立法机关的相对多数制选举本身并不决定行政权的归属,而行政与立法机关分别举行选举,可能导致不同政党分别掌控两者。因此,在讨论决策能力、稳定性或问责时,必须区分选举规则的影响与宪制设计、立法机关的组织方式及政党支持分布的影响。

数学性质与评价标准

相对多数制具有几项直观的形式性质。在通常的形式下,它对选民一视同仁:交换两名选民的选票不会改变结果。除非另有特殊的平票处理规则,它对候选人的姓名也一视同仁。在候选人名单固定的情况下,如果某位候选人在更多选票上被提升至首位,其相对多数计票中的得票总数就不会减少。从这个意义上说,相对多数制满足一项基本的单调性要求。

如果绝对多数选民都将某位候选人列为首选,并据此投票,相对多数制也会选出这位候选人。然而,它未必会选出孔多塞方法所定义的胜者,也就是在分别与其他每位候选人进行两两比较时都能获胜的候选人。之所以存在这种差异,是因为相对多数制只使用首选信息,而两两比较还会利用选民对首选以外各候选人的偏好。

例如,假设有40名选民的偏好顺序为A优于B、B优于C,35名选民的偏好顺序为B优于C、C优于A,25名选民的偏好顺序为C优于B、B优于A。按相对多数制计票,A以40票获胜。但在B与A的两两比较中,B以60票对40票击败A,因为第二组和第三组的选民都更偏好B而非A。B也以75票对25票击败C。因此,尽管B在相对多数制下落败,却是孔多塞胜者。这说明,拥有规模最大的首选支持群体,与在候选人间的比较中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并不是一回事。

相对多数制的结果还会受到候选人参选或退选的影响。在同一个例子中,如果C退选,而选民对其余候选人的相对偏好保持不变,B就会获得60票并击败A。因此,移除另一位候选人,会改变A与B之间的胜负结果。当多位相似的候选人分割首选票源时,也会出现相关问题。由于选票所提供的信息有限,仅凭计票结果,无法区分胜者究竟是得到广泛认可,还是遭到多数选民的强烈反对。

这些性质并不能为各种选举方法提供一个唯一且毫无争议的优劣排序。社会选择理论揭示了各项标准之间的张力,包括与多数原则的一致性、抵御策略性操纵的能力,以及无关选项独立性。阿罗不可能定理讨论的是特定假设下的集体偏好排序;不能简单地将其理解为证明相对多数制独有缺陷的定理。同样,吉巴德—萨特思韦特定理指出,在至少有三个备选项且偏好不受限制的情况下,确定性选择规则要做到防策略操纵,普遍存在局限,而不是说相对多数制存在某种特有的问题。评价一种选举制度,需要明确哪些性质重要、适用于何种机构,以及对选民行为作出了哪些假设。

选务管理、无障碍与选举公正性

相对多数制在选务管理方面最直接的优势,是所需信息有限。选民通常只需在每项选举中标记一个选项,选务人员则统计每位候选人获得的有效票数。各投票站可以就地计票,再汇总结果,无须在候选人之间转移选票。这便于分散计票,也让观察员无须还原选民的偏好排序或分配政党名单席位,就能理解计票过程中的运算。

不过,计票规则简单,并不意味着整个选举过程都简单。选务人员仍须维护选民名册、核实选民资格、管理候选人提名、分发选票、提供无障碍投票安排、确保选票及相关物料安全,并制定异议处理和重新计票程序。选票设计也很重要,因为即使法律规则并不复杂,令人困惑的版式或含糊的说明仍可能导致废票。对多语种协助或无障碍投票技术的要求,源于选民群体的需要,而非仅仅取决于计票方式。

竞争激烈、票数接近的选举会带来特殊要求。当领先候选人之间的票差小于争议选票的数量时,对争议的裁决就可能决定谁能当选。因此,重新计票的启动门槛、判读选票标记的标准、各项期限以及司法审查程序,都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一场全国性选举可能包含数百个相互独立的选区结果,每个结果都可能引发单独的争议。当议会控制权的归属势均力敌时,少数几个胜负接近的席位就可能起决定性作用。

相对多数制也使选务差错发生在哪个选区变得十分重要。同样数量的漏计或误计给其他候选人的选票,在一方大幅领先的选区可能不影响结果,但在胜负接近的选区却可能决定谁能当选。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地方的差错可以接受:无论差错是否改变当选者,平等对待选民和准确计票始终都是必须遵守的要求。这里需要区分的是,每一张有效选票在法律上的重要性,与某一场具体选举的结果对票数变化的敏感程度。

因此,选举公正性取决于投票规则之外的制度保障:公正的选务管理、透明的选举结果、切实有效的选举观察、有效的救济机制,以及防止恐吓或胁迫的保护措施。不能仅仅因为采用了人们熟悉的计票程序,就认定法治得到落实,或存在真正的政治竞争机会。相对多数制可以用于竞争十分激烈的民主选举,但这一规则本身既不能确立,也不能保障民主所需的更广泛条件。

替代方案、改革与制度权衡

针对相对多数制影响的改革有多种形式,各自着眼于不同的问题。两轮投票制规定,如果第一轮投票无人获得规定的多数票,就须再举行一轮投票。在得票领先的两名候选人晋级的情况下,最终胜出者会在最后一轮获得有效票的多数。这让选民能够在进入决选的候选人之间直接作出选择,但也需要再次举行选举,而且两轮之间的投票率、联盟关系和竞选环境都可能发生变化。

排序投票方法则让选民在同一张选票上列出偏好顺序。在排序选择投票的单席位即时决选形式中,得票最少的候选人被淘汰,其选票转移给票上排序最高且仍未被淘汰的候选人,如此反复,直至确定胜者。这可以减少选民放弃自己最偏好的小党候选人的某些动机,但既不能消除所有形式的策略性行为,也不能保证选出孔多塞胜者。胜者所获得的多数,通常是决定胜负的那轮计票中仍有效参与计票的选票的多数,而这些选票可能少于最初投下的全部选票。

比例代表制的替代方案着眼于立法机关席位的分配,而不仅仅是选出某个选区的一名胜者。政党名单制按照席位分配公式、各选区应选席位数,有时还依据选举门槛,在政党之间分配席位。单记可转移投票制在多席位选区使用排序选票。混合成员比例代表制将选区代表与补偿性席位分配相结合,旨在使各党总体席位比例更接近其政党票得票比例。相比之下,并立式混合制分别分配比例代表部分和选区部分的席位,不一定会补偿相对多数制所造成的偏差。

实际的改革案例表明,改变计票规则是一个政治与宪制过程。新西兰于1993年投票决定以混合成员比例代表制取代相对多数制,并在1996年大选中首次采用新制度。英国在2011年的一次公民投票中,否决了以替代投票制取代议会选举相对多数规则的提案;“替代投票制”是英国对单席位即时决选方法的称呼。约67.9%的投票者反对这项改革提案。这两个案例涉及不同的替代方案,不能视为针对同一项改革的公民投票。

另一些改革则保留相对多数制,同时调整其制度环境:设立独立的选区划界委员会、更频繁地重划选区、改革候选人提名程序、保障投票权,以及制定更明确的重新计票规则,都可以在不改变胜者产生方式的情况下,处理特定的制度问题。这些措施的作用也相应有限。选区人口更加均衡,并不会使全国席位比例与得票比例相称;提名过程更具竞争性,也不能确保最终胜者获得多数支持。因此,选举制度设计涉及若干可以分别考虑的选择:选民如何表达偏好、如何选出胜者、如何体现地域代表性,以及如何形成行政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