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杜马是俄罗斯联邦国家立法机关联邦议会中由直接选举产生的议院,由450名议员组成,参与通过联邦法律、批准联邦预算、批准特定政府职务的人事任命,并行使宪法规定的监督职权。议会的另一院是联邦委员会,代表俄罗斯各联邦主体。两院共同构成两院制,但在成员构成、职责以及与行政机关的关系方面各不相同。
“国家杜马”这一名称也指1906年在俄罗斯帝国设立、经选举产生的立法议院。1917年君主制崩溃之前,帝国共设立过四届杜马。如今的国家杜马是在苏联解体、俄罗斯总统与当时的议会发生冲突之后,依据1993年宪法设立的。在法律上,它并非帝国杜马的延续。
因此,杜马的发展历程涵盖了两种不同的宪政背景:一是与帝国专制制度并存的民选议院,二是总统主导的宪政秩序下的联邦议会一院。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在立法方面的法定职权,也在于选举、政党、议会审议与行政权力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
帝国时期的杜马,1905—1917年
帝国时期的国家杜马诞生于1905年俄国革命。革命期间,罢工、农村动荡、军队哗变以及政治改革诉求对尼古拉二世政府构成了挑战。最初由内务大臣亚历山大·布雷金提出的方案,设想成立一个参与范围受限的咨议机构。但在这一机构召开会议之前,1905年的《十月宣言》便承诺保障公民自由,并赋予民选代表更大的立法权。1906年颁布的《根本法》确立了相应制度框架:法律通常须经杜马、国务会议和皇帝共同批准。
这一安排并未确立部长必须获得民选议院信任的议会制。皇帝任免部长,保留广泛的行政权和军事权,并有权解散杜马。改组后的国务会议充当上院,部分成员由皇帝任命,其余成员则由指定的社会团体和机构选出。《根本法》第87条还允许在两院休会期间进行紧急立法,但须遵守特定限制,并在事后提交议会审议。
第一届杜马于1906年5月10日开幕,7月22日被解散,以上日期均按公历计算。其成员包括立宪民主党人(又称卡德特)、与劳动派有关联的农民代表,以及少数民族代表。土地改革是议事的核心:议员们要求改变土地占有制度,并将土地转交农民;政府则抵制其认为有违财产权和皇权的措施。双方的分歧还涉及部长责任、政治大赦以及议会权力的范围。
第二届杜马的会期为1907年3月5日至6月16日。其成员中,社会主义者及其他左翼议员有所增加,与彼得·斯托雷平首相领导的政府仍处于对抗状态。政府解散第二届杜马后,在未取得此类修改通常所需的议会批准的情况下,更改了选举规则。新制度增加了地主和城市富裕阶层的代表名额,同时削减了农民、工人及若干非俄罗斯族群的代表名额。这一变化显著改变了议院内部的社会与政治力量对比。
第三届杜马的任期为1907年至1912年,是帝国时期唯一完成五年完整任期的一届杜马。其成员构成更为保守,因此能够在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军费开支和教育等事务上与政府开展更多合作。不过,它仍继续对某些具体政策和行政做法提出异议。1912年选出的第四届杜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批评战时施政的平台。1915年,多个议会党团组成进步联盟,要求成立一个获得公众信任的政府。
1917年二月革命期间,第四届杜马的议员组成了临时委员会;这场革命的决定性事件按公历计算发生在3月。临时委员会的活动推动了临时政府的成立,但杜马本身并未成为一个稳定议会政体的立法机关。尼古拉二世于3月15日退位。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前,临时政府正式解散了帝国杜马。至此,这一帝国时期的机构走向终结,未能在君主、部长与民选代表之间建立持久的宪政安排。
当代国家杜马的设立
当代国家杜马起源于苏维埃统治结束之际的宪政转型。在苏维埃体制下,代议机构以苏维埃的形式组织,而非分为国家杜马与联邦委员会两院的议会。在俄罗斯共和国层面,1990年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最高苏维埃成为主要立法机构。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后,这些机构继续依据经过大幅修订的俄罗斯共和国1978年宪法运作。
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与议会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涉及经济改革、行政官员任命以及宪法权力的分配。1993年9月,叶利钦颁布法令,试图终止现有立法机构的活动并举行新选举。议会领导人拒绝接受该法令,并宣布总统已丧失其职务。10月,这场对峙最终演变为莫斯科的武装冲突,政府军还进攻了议会大厦。由此造成的制度断裂,是新议会体制得以建立的关键。
1993年12月12日,新宪法经全国公民投票获得通过,当代首届国家杜马的选举也于同日举行。新宪法于当月晚些时候生效,确立了拥有广泛行政权和宪法职权的总统职位,以及实行两院制的联邦议会。首届国家杜马于1994年1月开议,由伊万·雷布金担任主席。根据过渡条款,首届杜马任期为两年,而非最初为后续各届杜马规定的四年。
1993年选举将地方选区选举与全国政党名单投票相结合。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在政党名单投票中获得最高得票比例,但这一结果并不意味着该党取得了议会总席位的多数,因为半数席位由各选区另行选举产生。在采用混合选举制时,政党名单得票表现与议会总体席位实力之间的这种区别始终十分重要。
苏联解体后的最初几届杜马,推动确立了新国家的议事程序和成文法框架。其工作包括制定《民法典》的重要部分,以及通过1996年《刑法典》。1994年2月,杜马还通过了一项大赦决定,适用于1991年8月事件及1993年9月至10月事件中符合规定的参与者,体现了其在普通立法之外的一项宪法职权。
“届”用于标识历次选举产生的杜马。国家杜马选举分别于1993年、1995年、1999年、2003年、2007年、2011年、2016年和2021年举行。2008年的一项宪法修正将任期从四年延长至五年,自2011年选举产生的杜马起适用。这些选举年份表明,当代国家杜马的选举沿革与年代久远得多的帝国时期四届杜马的届次编号并不相沿。
宪法地位与权力分配
宪法将联邦会议界定为俄罗斯的代表机关和立法机关。两院通常分别举行会议,各自选举议长,并实行各自的议事程序。国家杜马通过全国性选举代表选民,联邦委员会则主要由联邦各地区的代表组成。将杜马称为“下院”是一种惯例:这一称谓表明它在两院制架构中的位置,并不意味着它在总体上从属于另一院。
杜马的核心职责是通过联邦法律。根据宪法第105条,普通联邦法律通常须获得全体议员过半数支持,即450名议员中至少有226人投赞成票。杜马通过法案,通常并不意味着立法程序已经完成:法案还必须经过宪法规定的涉及联邦委员会和总统的程序。某些事项,包括联邦预算、联邦税收、货币监管以及国际条约的批准,必须由联邦委员会审议,不能因其审议期限届满而视为默示通过。
宪法对普通联邦法律与联邦宪法性法律作了区分。后者用于规范宪法明确要求采用这一较高位阶法律形式的事项,须获得全体杜马议员至少三分之二及全体联邦委员会成员至少四分之三的赞成。涉及宪法第三至第八章的修正案适用另一套程序,其中包括须经俄罗斯至少三分之二地区的立法机关批准。第一、第二和第九章中的根本性条款,不能通过上述常规修宪途径修改。
除立法外,宪法第103条还列明了杜马的其他职责,包括批准总统提出的总理人选、决定对政府的信任问题、作出特定任命、宣布大赦,以及在弹劾程序中对总统提出指控。2020年宪法修正案扩大了杜马在批准副总理和大多数联邦部长人选方面的正式职权。这些都是明确规定的权力,并不赋予杜马普遍指挥行政机关的权力。
俄罗斯的宪政安排兼有总统制要素,以及政府须遵循特定议会批准与信任程序的制度要素。总统经单独选举产生,并非凭借杜马多数派的支持而任职。因此,政府与杜马的关系不同于常规议会制下内阁与议会的关系。失去议会支持,并不必然带来与所有议会民主国家相同的后果。
宪法也对解散杜马作出了限制。总统只有在特定条款规定的情形下才可解散杜马,这些情形主要涉及政府组建或信任争议。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或戒严期间、总统任期的最后六个月,以及杜马已对总统提出指控而联邦委员会正在审议这些指控的期间等情形下,还适用额外的保护规定。这些规则意味着,杜马的存续与解散必须遵循宪法程序,而非由行政机关不受限制地自行决定。
选举、代表制与议员地位
当代国家杜马设有450个席位,但其产生方式曾多次变更。1993年、1995年、1999年和2003年的选举采用混合制:225名议员由单一议席选区选出,另225名议员通过全国性政党名单选出。选区选举采用相对多数制,即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当选。政党名单部分采用比例代表制,并须遵守有关参选资格和席位分配的法律规定。
2007年和2011年的选举完全采用政党名单制。全部450个席位均按比例代表制分配,主要选举门槛也从此前的5%提高至7%。2014年通过的一项联邦法律恢复了混合制,规定此后的选举重新采用225个选区席位与225个政党名单席位的安排。因此,2016年和2021年的选举均采用混合制,政党名单席位主要分配环节的门槛为5%。
这两个部分平行运作,而非采用补偿机制。政党在选区赢得的席位不会从其按比例分配的席位中扣除,以使其总席位占比与政党名单得票率相一致。因此,一个政党若在众多选区获胜,其占总席位的比例可能远高于其政党名单得票率。反过来,政党或独立候选人也可以在未获全国性政党名单席位分配的情况下,通过选区选举取得议席。
以2021年9月的选举为例,根据官方结果,统一俄罗斯党获得324席,其中126席来自政党名单,198席来自选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获得57席,公正俄罗斯—为了真理党获得27席,自由民主党获得21席,新人党获得13席。其余8个选区席位由较小政党和独立候选人赢得。这些数字反映的是选举结果,而非该届杜马整个任期内固定不变的组成,因为议员去世、辞职、补选以及其他议席变动都可能改变其成员构成。
公民通常在年满18岁时取得选举权,年满21岁时具备竞选杜马议员的资格。根据宪法,被法院宣告为无行为能力的公民,以及被定罪后正在监狱服刑的公民,不享有上述权利。议员候选资格还涉及国籍、居住要求,以及对外国国籍或外国永久居留权的限制。提名、适用情况下的签名要求、竞选活动监管、投票安排及选举结果的认定,均由联邦选举法律规范。
议员以专职、常任方式履职。议员职务不得与某些其他公职或工作兼任,但适用规则对教学、科研及其他创作活动规定了有限的例外。议会豁免权保护议员免受特定强制措施和法律程序的影响,但并不意味着议员普遍不受刑法约束。宪法规定,总检察长提出请求后,杜马可以依照相应程序解除议员豁免权。席位空缺的填补方式因其产生途径而异:选区席位通常需要通过补选填补,政党名单席位则一般按照政党名单递补规则重新分配。
领导层、党团、委员会与议会工作
杜马从议员中选举产生主席(通常称为议长)和副主席。主席主持会议,协助安排本院工作,在机构间交往中代表本院,并签署本院决议。这一职位在程序上具有重要作用,但不能取代本院的集体职权。1993年后历任主席依次包括伊万·雷布金、根纳季·谢列兹尼奥夫、鲍里斯·格雷兹洛夫、谢尔盖·纳雷什金,以及于2016年10月首次当选主席的维亚切斯拉夫·沃洛金。
党团在本院的组织运作中发挥核心作用。党团协调所属议会政党的议员,提名本院内部职务的人选,确定立法重点,并协助组织投票。党团是议会内部组织,并非其所属的全国性政党的另一种称呼。党团的权利与责任源于议会规则和法律,而政党在立法机关之外也设有组织。
国家杜马理事会负责协调议会日程中的大量事务。其工作包括组织议事准备工作、审议立法日程建议,以及协助将议案分交各委员会处理。理事会本身不能代替全体会议通过法律。它的重要性在于议程管理:决定一项法案何时可以审议、需要开展哪些准备工作,能够对立法进程产生实质影响。
常设委员会负责对各自专业领域的事项进行审查。其职责范围包括预算与税收、宪法与国家事务、安全、国防、国际事务、经济政策及社会政策等领域,但具体的委员会设置会随届次而变化。负责审查某项法案的委员会研究法案、收集提交的意见、拟订建议,并向本院报告。当一项提案涉及其他委员会的职责范围时,这些委员会也可提出意见。委员会还举行听证会,并参与监督活动。
杜马的议会程序由其《议事规则》规定;该规则以决议形式通过,并随时间推移而修订。全体会议的议事活动包括辩论、质询、审议修正案和表决。视所采用的表决方式而定,电子表决记录可以显示个别议员或党团的投票情况。议会的大多数决定采取两种形式:一是按照联邦立法程序推进的法律,二是涉及本院职权范围内事务的决议。
杜马设有专业行政机构,为其提供法律、分析、组织和文书等方面的服务。法律部门对立法文本的审查有别于委员会或党团在政治层面的认可:前者关注的是文本的一致性、起草质量以及与现行法律的相容性等问题。议会听证会可以邀请官员、专家及相关组织的代表参加,但这些参与者并不因此成为本院议员。杜马的主要议会办公建筑群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猎人商行街;帝俄时期的杜马则在圣彼得堡的塔夫利宫开会。
从立法提案到法律生效
联邦立法程序始于具有法定提案权的主体提出立法提案。根据宪法第104条,总统、联邦委员会及其成员、国家杜马议员、政府和各地区立法机关均享有立法提案权。宪法法院和最高法院也有权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提出立法提案。这意味着,国家杜马审议的提案来自宪政体制的多个组成部分,而不只是本院议员起草的法案。
法案通常附有说明文件和相关材料。涉及开征或废止税收、税收减免、国家举债、国家财政义务变更,或由联邦预算承担的支出的提案,须附有政府意见。这一要求将立法提案与财政管理联系起来。它并不意味着只有政府才能起草具有重大财政影响的立法,而是确立了行政部门在评估此类提案方面的宪法职责。
普通法案一般经过三读审议。一读审议法案的基本构想、目标和主要条款。如果国家杜马原则上接受该法案,通常就会确定提交修正案的具体安排。二读审议详细文本及拟议修改,通常依据委员会编制的修正案表进行,其中列明建议接受或否决的修正案。三读则就最终文本进行表决。这套程序旨在将政策层面的共识与具体条文的拟订区分开来,但不同法案的审议速度和深入程度各不相同。
普通联邦法律通过后,须在五日内送交联邦委员会。联邦委员会可由全体成员过半数赞成予以批准;对于无须强制审议的法律类别,宪法还规定,若联邦委员会在十四日内未予审议,也可视为批准。如果联邦委员会否决某项法律,两院可通过调解委员会协调分歧。国家杜马也可由全体议员至少三分之二赞成,再次通过该法律,从而推翻上院的否决。
总统通常须在十四日内签署并公布联邦法律,或将其否决。如果两院分别以全体成员至少三分之二的多数再次批准此前通过的文本,即可推翻总统行使否决权所作的决定。2020年宪法修正后,总统还可在法律公布前提请进行特定形式的合宪性审查。因此,宪法法院发挥着不同于政治机构的作用:它评估法律是否符合宪法,而不判断某项提案在政策上是否可取。
预算立法另有专门程序。政府编制并提交联邦预算草案,国家杜马则审查预计收入、支出分配、借款及相关财政假设。目前,联邦预算通常涵盖下一年度及其后两年的规划期。预算必须经联邦委员会审议,并由总统签署。预算执行及后续报告则由其他法律另行规范。通过这一程序,国家杜马参与批准政府活动所依赖的财政安排,尽管收入征收与支出管理属于行政机构的职责。
政府组建、监督及其他宪法职能
杜马与政府的关系始于批准总统提名的总理人选。根据2020年修订后的宪法框架,总统在杜马批准后任命总理。如果杜马三次否决所提名的人选,总统将任命总理,并可解散杜马、举行新的选举。由于存在解散杜马的可能,这一批准程序并不意味着议会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来决定由谁执政。
2020年宪法修正案还赋予杜马根据总理提名批准副总理和大多数联邦部长人选的职能。负责特定领域——包括国防、国家安全、内务、司法、外交、紧急事务和公共安全——的部长,则适用另一套总统任命程序,其中包括与联邦委员会协商。因此,“批准政府”并不是指一套适用于所有部长的统一程序。
杜马可由全体议员过半数通过不信任投票。总统起初可以解散政府,也可以不接受杜马的决定。如果杜马在三个月内再次通过不信任决定,宪法要求总统在遵守相关宪法限制的前提下,在解散政府和解散杜马之间作出选择。因此,信任程序将议会监督与内阁任期或杜马自身任期可能提前终止的后果联系起来。
日常的立法监督则采用较为常规的机制。政府每年提交工作报告,其中包括对杜马所提问题的答复。议会和议员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质询,要求官员提供信息。“政府时间”为部长及其他受邀官员向杜马作陈述提供了制度化安排。议会调查另有专门的法律框架,并不取代刑事侦查或司法程序。
杜马还参与内阁以外的任命和机构监督。它根据总统提名任免俄罗斯银行行长,并审议该行的年度报告。它还任命联邦人权专员。2020年重新分配与审计院有关的权限后,杜马负责任命审计院副院长及半数审计委员,联邦委员会则任命院长和另一半审计委员。审计院的外部审计职能为议会审查联邦财政提供支持。
另外两项权力也体现了杜马宪法职责的广泛范围。大赦适用于特定类别的人员,不同于总统针对个人给予的特赦。相比之下,总统弹劾程序始于杜马对总统提出叛国罪或其他严重罪行的指控:启动程序须有至少三分之一的议员支持,通过指控须有三分之二的议员支持,并须履行宪法规定的委员会及法院程序。决定是否罢免总统的是联邦委员会,而非杜马。1999年5月,杜马审议了针对叶利钦总统提出的五项指控,但没有一项获得继续推进程序所需的300票。
政党构成与议会政治的变化
自1993年以来,杜马的政治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最初几届杜马中有多个相互竞争的选举联盟和政党,而选区选举也产生了众多并非通过全国政党名单当选的议员。1995年选举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团。政府并不依托稳定的议会多数执政,这与议会制下通常实行的内阁政府模式不同;立法往往需要总统、部长、党团领袖及地区利益代表之间进行协商。
1998年金融危机显示了议会批准权在实际政治中的重要性。谢尔盖·基里延科政府被解职后,杜马两次否决了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的总理提名。随后,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获提名,并于1998年9月得到批准。这一事件表明,在宪法框架内,杜马对总理人选的态度可以影响总统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任命的总体提名权转移到了议会手中。
1999年选举后,政党格局发生了变化。在选举前不久成立的“团结”与“祖国—全俄罗斯”,同共产党及其他政治团体一道,成为议会中的主要力量。两者此后的政治整合推动了统一俄罗斯党于2001年成立。在2003年杜马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党成为第一大党,随后又因更多议员加入其阵营而进一步增强了议会实力。
官方选举结果显示,统一俄罗斯党在2007年获得315个席位,2011年获得238席,2016年获得343席,2021年获得324席。这些席位数在议事程序上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普通联邦法律和杜马的许多决定只需全体议员过半数赞成即可通过,而若干门槛更高的事项则须获得三分之二多数,即300名议员的支持。统一俄罗斯党2011年的席位数超过了普通多数门槛,但未达到三分之二;其2007年、2016年和2021年的席位数则均超过了这两项门槛。
在2007年、2011年和2016年选出的各届杜马中,四个政党获得了议会席位: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和公正俄罗斯党。2021年选举中,新人党也通过政党名单进入议会。届时,公正俄罗斯党已与其他政治组织合并,并以“公正俄罗斯—为了真理”的名义参选。多个党团的存在,为表达不同立场、参与委员会工作和开展议会辩论提供了正式的组织框架;但仅凭这一点,并不能判断各党团对某项具体结果具有多大影响力。
区分议会席位数量与宪法职权,是理解这一机构的关键。团结一致的多数派可以通过普通立法,主导议会内部的许多决定,并为任命提供所需票数。但它无法仅凭自身力量,免除联邦委员会参与、总统采取行动、在适用情形下接受司法审查,或由各地区批准宪法修正案等要求。反过来,当议会多数派与行政机关支持相同措施时,即使行使宪法赋予的广泛权力,也可能很少发生对抗。杜马的表决记录、修正案决定、委员会议事记录及监督机制的运用情况,构成了考察这些关系的具体制度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