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修正是依照正式授权对宪法作出的变更。它可以增添条款、删除现有表述、替换规则,或改变部分宪法文本的法律效力。由于宪法设立公共机构、分配政府权力,并且往往保障基本权利,宪法修正在法律权威上不同于普通立法,在程序上也常有区别。这一术语既可指修改宪法的过程,也可指由此产生的法律文书。
修宪程序旨在解决宪政主义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在维护根本承诺的同时,使制度与规则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宪法通常要求修宪获得议会特别多数支持、各地域单位批准、通过公民投票,或同时采用其中数种机制。有些宪法还规定,某些特定原则不得通过通常的修宪程序加以修改。另一些宪制则允许通过普通立法程序变更重要的宪法规则。
因此,宪法修正的法律意义并不仅仅取决于所通过的文字,还取决于谁有权提出修正案、哪些机构必须同意、是否存在实质性限制,以及法院如何解释修正内容与宪法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比较研究将正式修宪与宪法解释、政治实践的变化以及对现行宪法秩序的替换区分开来。
修宪权的依据与历史发展
修宪通常被理解为行使依法设立的权力:宪法本身授权特定机构修改其条文。这不同于制宪权,后者是最初建立宪法秩序的权力。这一区分解释了为什么有权修改宪法的机构,仍可能无权废除宪法的根本基础;也解释了为什么符合表决要求,并不一定能解决有关宪法变更效力的所有问题。
成文修宪规则的发展,与现代法典化宪法的普及相伴而行。1787年起草的美国宪法第五条,将联邦层面的提案与各州批准相结合,提供了一个沿用至今的范式。1791年法国宪法采用的修宪程序在时间上限制更为严格,要求连续数届立法机关表示支持修改后,特别议会方可采取行动。这些安排体现了不同的考量:美国的程序旨在使纠正宪法成为可能,同时不允许联邦常设机构单独行事;法国的程序则旨在稳定新近确立的宪法体制。
一种经典分类将宪法分为“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刚性宪法要求采用比普通法律立法程序更为严格的修宪程序;柔性宪法则不一定如此。这一区分着眼于法律程序,而非实际修改频率。如果一个政党或执政联盟经常掌握议会三分之二的席位,那么即使宪法要求修宪须获议会三分之二多数支持,也可能频繁得到修改。反过来,一项在法律程序上简单的修改,也可能因根深蒂固的社会预期,或因需要争取多个政党达成一致,而在政治上难以实现。因此,法律上的刚性与实践中对变更的阻力,是相互关联却又各自独立的特征。
修宪在文本形式上也存在差异。在美国,修正案附于宪法正文之后,即使后来的条款取代了原有条款,原文仍予保留。许多其他法域则将修正内容直接纳入整合后的文本。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不决定修正内容的法律位阶:有效的宪法修正通常具有宪法效力,不受文本编排方式的影响。不过,这一区别确实影响宪法解释,因为附加的修正案使各条款之间的时间先后关系格外清晰。
相关术语并不统一。“修正”“修订”和“变更”在某一法域可能可以互换,在另一法域却可能指向不同的程序。例如,瑞士区分部分修订与全面修订;西班牙则对全面修订以及某些受到特别保护事项的修改,规定了更为严格的程序。因此,一项措施的名称,不如其范围、法律依据及法定通过程序重要。
提案、立法机关通过与批准
正式的修宪程序通常将提案、审议、通过和生效划分为不同阶段。提案阶段确定谁有权将修宪提议列入宪法议程。通过阶段确定所需同意的程度及其分布。如果还须另行批准,另一机构或选民便可在提案初步通过后发挥决定性作用。随后,公布、认证或颁布程序确立权威文本,并可能确定修正案的生效时间。并非所有宪法都将这些阶段分开,类似的术语也可能指代不同的法律职能。
《美国宪法》第五条规定了两种修宪提案途径:由国会两院各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或应三分之二州的州议会申请,由国会召集制宪会议。修正案须由四分之三州的州议会或州会议批准,具体采用哪种方式由国会决定。迄今获批准的全部27项修正案均由国会提出。1933年获批准的第二十一修正案,是唯一经州会议而非州议会批准的修正案。宪法并未赋予总统在批准第五条所规定的修正案过程中任何职责,因此总统通常享有的否决权不适用于此。
法国体现了立法机关通过与民众批准之间的另一种关系。根据1958年宪法第八十九条,修正案首先必须由议会两院以完全相同的文本通过,随后通常交付全民公决。不过,对于政府提出的修宪案,总统也可选择将其提交议会两院联席会议,届时须获得所投票数的五分之三赞成才能通过。区分政府提案与议员提案十分重要,因为并非所有提案都能采用这一替代途径。第八十九条还要求两院必须达成一致;国民议会不能像在某些普通立法情形下那样,推翻参议院的决定。
表决比例以何种人数为计算基数,是一项重要的技术性规定。要求出席议员的三分之二赞成,不同于要求全体议员的三分之二赞成;二者又都不同于既要求全体议员过半数赞成、又要求出席并投票者达到特定超多数的双重门槛。因此,弃权在不同法域可能产生不同影响。多次审读、两次表决之间须间隔一定时间,或在其间举行一次选举等要求,也会在主要多数门槛之外增加条件。例如,西班牙的严格修宪程序要求两院各以三分之二多数原则通过修宪提议,随后解散议会,再由新当选的两院通过,最后举行全民公决。
时限还会引出另一组问题。有些修宪提案若未在规定期限内获批准便会失效;另一些则没有明确期限,可以一直处于待决状态。美国第二十七修正案于1789年提出,直到1992年才获批准,体现了未设批准期限可能带来的结果。当批准程序历时漫长、涉及众多机构时,期限、撤回同意的规则,以及由哪个机关负责认证程序完成,都可能成为具有法律意义的问题。
联邦成员的同意与地域代表性
在实行联邦制的国家,修宪不仅影响公共权力机关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影响各地域单位之间的宪制协议。全国多数民众可能支持一项大幅削弱某些州或省自治权的变更。因此,联邦制国家的修宪程序往往将按人口计算的多数认可与各地域单位的同意结合起来。由此形成的规则保护了联邦成员单位,但也可能使人口较少的成员单位拥有超出其人口占全国比重的影响力。
澳大利亚《宪法》第128条规定,宪法修改通常须先经联邦议会两院各以绝对多数通过,才能交付选民表决。该条也规定,在特定条件下,一院反复通过修改案后,亦可将其交付选民表决。在公民投票中,提案通常既须获得全国所投票数的过半数支持,也须在过半数的州获得多数支持,即六个州中至少有四个州赞成。各领地的选票计入全国投票结果,但不计入多数州赞成的要求。某些涉及特定州的修改还须获得该州选民的批准。这些规则将全国层面的民主认可与分布于联邦各地的同意区分开来。
瑞士同样要求宪法修改既获得全国选民多数支持,也获得州票多数支持。每个州的州票取向由该州的民众投票结果决定;其中六个州各有半票。因此,一项提案即使获得全国选民多数支持,也可能因未达到所需的地域多数而未获通过。瑞士的宪法制度将这一联邦保障机制与广泛的公民创制机会结合起来,使地域层面的批准成为更广泛的直接民主体系的一部分。
加拿大《1982年宪法法案》确立了多种修宪程序,而非一项普遍适用的统一规则。一般程序要求参议院和众议院通过决议,并由至少七个省的立法机关通过决议,且这些省的人口合计须占所有省总人口的至少50%。另有一些事项须获得一致同意,包括涉及君主、总督或省督职位、加拿大最高法院组成以及修宪程序本身的变更。仅适用于部分省份的变更,可以依照由联邦议会和受影响省份参与的程序进行。有限类别的变更则可由联邦议会或某一省的立法机关单独作出。
在这些安排下,如何归类便具有决定性意义。在计算票数之前,有关机构可能需要先确定拟议变更适用哪一种修宪程序。加拿大最高法院在2014年参议院改革咨议案中裁定,联邦议会不能单方面引入咨询性的参议员选举或固定的参议员任期,而废除参议院则须获得各省一致同意。此案说明,决定哪些地域单位必须参与修宪的,可能是修宪对宪制产生的实际影响,而不只是其立法名目。
公民投票与公众参与
宪法公民投票让选民直接决定是否接受拟议的宪法变更,但其法律作用因地而异,差别很大。有的制度要求所有修正案都必须举行公民投票,有的仅对特定事项作此要求,还有的则允许在足够数量的议员或公民提出要求时举行投票。有些投票是对已经拟定的文本予以批准;另一些则是授权启动起草程序,或在不同的宪法方案之间作出选择。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公众咨询,与作为修宪必要环节的公民投票并不相同。
爱尔兰要求,宪法修正法案经议会通过后,还须由公民投票批准。批准只需获得所投票数的过半数支持,不设最低投票率门槛。2015年获批的《第三十四修正案》允许两人不分性别缔结婚姻。2018年获批的《第三十六修正案》则以允许就终止妊娠立法的条文,取代了此前涉及未出生者生命权的宪法规定。这些例子表明,宪法投票可以只是取消现有限制或授权日后立法,而不必本身就提供一套完整的规范。
意大利依据其宪法第138条,实行可依请求举行的确认性公民投票。宪法性法律必须在议会两院各经两次审议,两次审议至少间隔三个月,且第二次表决须获得各院全体议员的绝对多数支持。如果任何一院的第二次表决未达到三分之二多数,法定数量的议会少数派、50万名选民或五个大区议会可在法律公布后三个月内要求举行公民投票。如果两院在第二次表决中均以至少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则不得要求举行此类公民投票。依照这一程序举行的公民投票不设最低投票率门槛,这与意大利用于废除普通法律的公民投票不同。
丹麦的程序结合了议会批准、其间举行的大选、新当选议会的再次批准以及公民投票。根据宪法第88条,修正案必须获得所投票数的过半数支持,且赞成票须达到全体选民的至少40%。日本宪法第96条则要求,修宪须由议会两院各自以全体议员至少三分之二的赞成票提出,再于专门举行的公民投票或选举中,以所投票数的过半数予以批准。这些差异意味着,不参与投票的法律意义以及修正案获批在实践中的难易程度,都高度取决于具体法域。
公众参与也可以发生在正式批准之前。爱尔兰的宪法会议和公民大会曾在议会采取行动及举行公民投票之前,审议拟议的改革。这些机构体现了协商民主:经遴选的参与者获取信息、听取不同立场的论证,并在提出建议前进行讨论。其建议本身并不能修改宪法。更广泛地说,听证、请愿、公布草案文本以及公民教育,都可以影响提案的形成,而不改变依法必须批准该提案的主体。
实质性限制与受保护的宪法原则
有些宪法不仅限制修正案的通过方式,也限制其可以变更的内容。这些实质性限制通常称为永久条款或不可修改条款,旨在保护特定的根本原则,使其不能通过通常的修宪程序加以变更。这种保护并不意味着一种宪法秩序在历史进程中不可摧毁,而是在该秩序内部确立一项法律界限。革命或新宪法的制定,与依据现行宪法作出的有效修正,属于不同的问题。
德国《基本法》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其第79条第2款规定,修正案须获得联邦议院全体议员三分之二的赞成,以及联邦参议院三分之二的票数。第79条第3款禁止修正案触及联邦划分为各州的体制、各州原则上参与立法的权利,以及第1条和第20条所确立的原则。这些原则包括人的尊严,以及民主、社会、联邦法治国家的核心特征。这种保护针对的是根本原则,并非绝对禁止改动这些条文中的每一个字词。第146条则另行规定,由德国人民自由通过的宪法取代《基本法》的问题。
其他宪法保护的制度性安排各不相同。法国宪法第89条宣布,共和政体不得成为修宪的对象。巴西1988年宪法规定,不得审议旨在废除以下内容的修宪提案:国家的联邦制形式;直接、秘密、普遍和定期的投票;权力分立;或个人权利及其保障。葡萄牙宪法第288条列出了广泛的实质性限制,包括国家独立、共和政体、政治多元主义,以及主权机关之间的分立与相互依存。各国所保护的事项反映的是各自的宪制安排,而非某种统一的普遍模式。
时间和情势方面的限制则另有目的。巴西禁止在联邦干预、国防状态或戒严状态期间修改宪法。法国规定,在领土完整受到威胁时,不得启动或继续修宪程序。这些规则旨在防止在被认为不利于自由作出宪法决策的条件下进行根本性变更。即便拟议修正案的内容本身原本可以获准,这类限制仍可能适用。
实质性限制会带来棘手的解释问题。修正案可能在形式上保留某个受保护的机构,却大幅削弱其实际独立性。因此,法院可能需要区分变更与废除,并确定受保护原则的核心内容。另一个问题是,能否先废除不可修改条款,再修改受其保护的规定。各宪法制度对此并无统一答案:结果取决于宪法文本、修宪权的范围,以及适用的司法法理。
对宪法修正的司法审查
对宪法修正的司法审查可以涉及程序、实质内容,或兼及两者。程序审查考察宪法规定的要求是否得到满足,包括表决门槛是否正确、有关机构是否具有权限、是否履行强制通知义务、是否符合公民投票条件,以及是否取得所要求的地域单位同意。实质审查则考察,一项即使已按适当程序通过的修正,是否仍然超出了修宪权的范围。后者的影响尤为重大,因为它允许法院宣告一项在形式上与宪法本身具有同等名义地位的措施无效。
印度发展出了最广为人知的基本结构原则。在1973年的“凯萨瓦南达·巴拉蒂诉喀拉拉邦案”中,最高法院由十三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以微弱多数裁定,议会依据第368条享有的权力并不包括摧毁宪法基本结构的权力。该判决并未就受保护的要素列出一份统一、穷尽的清单。此后的判决确认了宪法至上、司法审查、世俗主义以及政府的民主性质等原则。这一原则不同于明文规定的永久条款,因为其实质性限制是由司法机关根据宪法结构和修宪权的性质推导出来的。
最高法院在1980年的“密涅瓦纺织厂诉印度联邦案”中运用了这一推理。法院宣告《第四十二修正案》中试图排除对宪法修正进行司法审查、并宣布议会修宪权不受限制的条款无效,同时否定了更大范围地排除若干特定基本权利适用的做法。这些判决使修宪权本身受到限制这一点,成为印度宪法基本结构的一部分。它们也确立了这样一项原则:将某段文字增入宪法,并不必然使其免受合宪性审查。
哥伦比亚宪法法院发展出了一套相关但不同的宪法替代原则。按照这一思路,经授权作出的修正可以修改宪法,但不能通过仅供修宪使用的程序,替换宪法赖以界定自身的结构性要素。2010年,法院宣告一项要求举行公民投票的法律无效;该公投原本可能使总统第二次连续当选连任成为可能。法院既指出了程序瑕疵,也认定其构成对宪法基本安排的替代。这一原则着眼于改革与替代之间的界限,而不只是考察是否与某一现行条款相抵触。
南非提供了一个不同的例子,其宪法文本对修宪门槛作出了细致区分。南非1996年宪法第74条规定,修改载明立国价值的第1条,或修改第74条第1款本身,须获得国民议会至少75%的议员支持,以及全国省级事务委员会中至少六个省的支持。其他修正则依其涉及的事项适用不同要求。法院可以审查这些规则以及宪法规定的公众参与义务是否得到遵守。不过,各法域的司法权限并不一致:有些法院承认修宪存在实质性限制,有些侧重于程序审查,还有些则受到明文规定的限制,不得或仅能有限地审查宪法修正。
正式修宪、宪法解释与宪法更替
即使正式文本未作任何改动,宪法的实际运作也可能发生变化。法院重新解释宪法条款,立法机关在现有权限内创设新机构,政治参与者则逐渐形成规范法律权力行使方式的惯行。这些过程通常被称为非正式宪法变迁。它们必须与正式修宪相区分,因为二者所依赖的权威来源不同,逆转这些变化的途径也可能不同。
在美国,从1896年的“普莱西诉弗格森案”到1954年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有关种族隔离的宪法判例原则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第十四修正案的文本并未改变。“布朗案”依据平等保护原则,认定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违宪。这一发展说明,宪法解释能够改变既有宪法保障的实际作用。这并不意味着法院正式修改了宪法文本;法院将其裁决表述为对现行法律的解释。围绕解释方法的分歧,关注的是应当如何行使这种权力。
英国的情况说明,为何不能总是将修宪等同于修订一部具有最高效力的成文法典。英国宪法由制定法、普通法、制度安排和宪法惯例共同构成。包括《1911年议会法》《1949年议会法》和《1998年人权法》在内的重要法律,都通过议会立法改变了宪制安排。根据正统的议会主权学说,议会可以制定或废除任何法律,不过,现代宪政实践还涉及权力下放安排、政治承诺,以及法院对宪法性法律的承认。不存在一套普遍适用的特殊修宪程序,并不意味着宪法变迁不受政治约束。
正式修宪还必须与宪法更替相区分。宪法更替确立新的宪法文本或宪制秩序,有时通过旧宪法明确授权的程序进行,有时则通过常规修宪规则之外的制宪过程实现。文本篇幅并不是区分二者的可靠标准。简短的修正案可能改变政府结构,而大规模的技术性修订却可能保留宪法的核心承诺。因此,区分部分修订与全面修订的宪法制度,不仅需要判断文本改动的范围,还需要判断制度本身是否保持了同一性。
这些变迁形式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法院通过一次次解释适应新情况,可以减轻修改宪法文本的压力。反过来,修正案可以推翻某项司法解释,或使一项存在争议的规则不再能由普通立法改变。美国第十一修正案是在1793年“奇泽姆诉佐治亚州案”之后出台的,改变了宪法对某些以州为被告的诉讼的处理方式。因此,正式修宪是在一个更广泛的宪法体系中发挥作用的;在这一体系中,法院、立法机关、政治惯行和制宪过程分别提供了不同的调适机制。
权利、制度与公共财政作为修宪对象
宪法修正既涉及宪法原则,也处理具体的制度问题。有些修正确立可依法强制保障的权利;另一些则重新设计选举制度、重新分配管辖权、授权征税,或纠正技术性缺陷。其效果取决于宪法措辞与实施机构之间的关系。对某项权利的宣示,可能立即使与之抵触的法律失效,也可能要求后续立法,或同时产生这两种效果。涉及制度的宪法修正可以直接改变投票规则,同时将行政细节留给普通法律规定。
美国重建时期的宪法修正案体现了宪法干预的几种形式。1865年获批准的第十三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和强迫劳役,但作为定罪后刑罚的情形除外。1868年获批准的第十四修正案确立了联邦和州层面的公民身份规则,并通过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等保障限制州的行为。1870年获批准的第十五修正案禁止因种族、肤色或曾受奴役而剥夺或限制投票权。这三项修正案还分别赋予国会执行权,将宪法保障与立法权联系起来。
选举权与代表制度的变革往往需要修改宪法,因为宪法本身就界定了选民范围或公共机构的组成。1920年获批准的美国第十九修正案禁止因性别而剥夺或限制投票权。1971年获批准的第二十六修正案保护年满十八岁的公民的投票权,禁止因年龄而剥夺这一权利。1913年获批准的第十七修正案将参议员的选举权从州议会转交各州选民。这些修正案改变了民主参与的不同要素:资格、防止被排除在外的保障,以及选出代表的方式。
公共财政是另一个主要领域。1913年获批准的美国第十六修正案授权联邦征收所得税,无须在各州之间按比例分摊,也不必依据人口普查或人口统计结果,从而解决了有关直接税的规定所造成的宪法限制。德国2009年的宪法改革将“债务刹车”框架纳入《基本法》,其中包括对联邦结构性借款的限额,以及对各州借款的限制,同时规定了相应的适用条件和例外。此类条款将财政政策的某些方面上升为宪法规范,而这些事项原本可能属于普通立法的裁量范围。
宪法修正案的正式通过,并不保证其内容会立即或全面地落实。执行立法、行政能力、诉讼、经费以及公众的遵守程度,都可能影响实施。美国宪法禁止投票中的种族歧视,比1965年《投票权法》的出台早了近一个世纪。因此,区分法律上的制定与有效执行,对于评估宪法修正案的历史影响至关重要。宪法权威确立规则的法律地位,而制度和政治条件则决定规则如何实际运作。
修宪设计、延续性与实施
修宪规则在不同机构之间以及不同时间阶段分配权力。要求议会以高比例多数通过,可以促成超越执政联盟范围的共识。在最终批准提案之前举行一次选举,可让选民有机会作出回应。由各组成单位批准,可以保障它们的宪法地位。公民投票则提供直接的民意授权。这些机制不能相互替代:一项提案可能获得选民的广泛支持,却未得到各组成单位的充分支持;也可能在议会获得压倒性支持,却未获多数选民赞同。
因此,修宪程序的难度具有多个维度。决策环节的数量固然重要,但各环节的独立性和先后次序同样重要。如果议会两院均由同一个纪律严明的多数派控制,其在实践中形成的阻力,可能小于立法机关与另行选举产生、且政策偏好与之相左的行政首长之间形成的阻力。要求在选举后批准修宪,在一种政党制度下可能构成重大障碍,在另一种制度下却可能只造成短暂延迟。比较评估必须考察机构的实际行为,而不能仅凭数量门槛推断修宪在实践中的难易程度。
提案的结构也会影响修宪决策。单一主题规则可以限制将互不相关的修改捆绑在一起,使选民能够对每项修改更清楚地表达意愿。相反,一揽子修宪可以将不同群体视为相互依存的条款结合起来,从而促成协商解决方案。瑞士要求,旨在部分修改宪法的公民动议,除须满足其他有效性条件外,还须遵守主题统一原则。这一要求背后的法律考量是:不应迫使选民仅仅为了实现某项宪法修改,就接受另一项他们不希望、且与前者缺乏充分关联的修改。
当修宪涉及公职、任期、法院或地方权限的变动时,过渡规则尤为重要。新的选举制度可以从下一次预定选举开始适用,而非立即实施。司法任命程序发生变化时,可以让现任法官继续任职。重新分配权力时,可以保留现行法律,直至替代法律制定完成。如果缺乏此类规定,修宪可能导致未决程序、公职人员的职权以及既往行为的持续效力陷入不确定状态。因此,修正案的生效条款和过渡安排,其影响可能与主要实体条款同样重大。
法律记录还必须准确载明哪些内容已成为宪法的一部分。不同语言版本之间的差异、起草错误的更正、公投结果的认证,或最后一项必要批准的作出日期,都可能引发问题。废止也会带来相关问题:修正案可能取消某项宪法禁令,却不会自动恢复此前所有以该禁令为依据的法律。例如,美国第二十一修正案废除了全国禁酒令,终结了第十八修正案确立的宪法制度,同时保留了各州另有的一套监管权限框架。因此,实施修宪时,必须关注修正案与现行法律、机构职权以及规范法律变更时间效力的规则之间的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