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决权是个人或机构拥有的一种权力,可用于阻止拟议决定生效、暂停其实施,或要求重新审议。该词源自拉丁语 veto,意为“我禁止”。在公共事务中,否决权见于立法、修宪及国际决策过程;公司和其他集体性组织中也存在类似权力。否决权通常发挥阻止作用:它可以阻止一项提案,但其本身并不赋予持有者通过替代方案的权力。
否决权的意义取决于其所处的法律制度环境。有些否决具有最终效力,另一些则可由规定的多数票推翻,或在一定期限届满后不再构成阻碍。有些否决需要明确表示反对;另一些则源于某项决定必须取得特定参与者同意才能推进的规定。否决权安排可以保护宪政机构、地方行政单位、少数群体或参与国,但也可能使集体行动变得困难。因此,否决权的运作是制衡、立法协商和制度设计研究中的核心议题。
形式与法律运作
要理解否决权,最好先明确它影响的是何种决定、谁有权行使,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推翻否决。总统否决法案、议院拒绝批准宪法修正案,以及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都属于阻止性权力,但各自依循不同的程序。相关的宪法、条约、法律或组织规则决定了这项权力是否可由行使者自行裁量、是否仅限于特定理由,或是否须接受审查。
绝对否决权使提案无法通过其提交时所循的程序生效。可推翻的否决权,又称有限否决权,允许另一机构在否决存在的情况下仍通过该提案,通常须达到更高的表决门槛。暂缓否决权则延后立法通过,或将议案退回重新审议,但不一定提高最终通过所需的多数门槛。这些分类描述的是法律效果,而非政治影响力。依宪政惯例极少行使的绝对否决权,其实际影响可能还不如有组织严密的立法机关少数派支持的可推翻否决权。
否决的范围同样重要。整案否决是对议案全盘予以否决。单项否决权允许否决特定条款,通常是个别拨款项目,而其余部分仍可成为法律。有些宪法授权行政首长在退回法案时提出修正建议,由立法机关选择接受修改,或坚持原文。这类安排将否决权限与一种按既定程序影响法案措辞的机会结合起来。它们应与行政机关独立制定规章或提出法案的权力加以区别。
程序往往决定结果。宪法可以规定退回法案的期限,要求以书面说明理由,指定须先行重新审议的议院,并明确推翻否决所需的多数是按出席议员人数还是按该议院全体议员人数计算。关于不采取行动的规则尤其影响重大。不表态可能使法案成为法律,也可能阻止其成为法律,或启动另一套程序。公布法律的义务也可能不同于批准法律的权利:公布可能是一项法定义务,而非重新考量议案实质内容的机会。
并非所有阻碍提案的手段在严格意义上都属于否决。委员会拒绝安排审议某项法案、法院颁布临时禁令,或议会少数派采取拖延策略,都可能产生类似否决的效果,却不构成正式的否决权。同样,司法审查通常是依据上位法律规范审查立法,而不是赋予法官在政治层面上普遍决定法案能否成为法律的权力。政治分析往往将这些机制统称为政策变革的障碍,但法律分析则会区分它们的依据、发生时间和后果。
历史发展
古代最著名的先例是罗马共和国的干预权(intercessio)。罗马的政务官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阻止其他政务官的行动,而平民保民官则逐渐拥有了尤为重要的干预权。这些权力传统上被认为源于公元前494年保民官制度的设立,旨在保护平民免受公权力的侵害。保民官可以对官员的行为提出异议,而保民官职位公认的不可侵犯性,则为其提供的保护作了保障。罗马的这些制度安排植根于一个由职权交叠的政务官职位、习惯性权威以及社会等级冲突构成的体系,而非现代成文宪法所规定的分权体制。
罗马的先例并未形成一条延续不绝的制度传承脉络。后来的否决制度源自统治者与代议机构之间各不相同的关系。在欧洲君主国,立法往往需要统治者批准,因为君主被认为本身就参与行使立法权。因此,拒绝批准最初并不是对一个拥有完全主权的立法机关的外部制约,而是体现了这样一项原则:一部有效的法律,必须得到政治秩序中多个组成部分的一致同意。
在英国,责任内阁制的发展改变了御准在实践中的意义。君主最后一次拒绝御准发生于1708年,当时安妮女王拒绝批准《苏格兰民兵法案》。御准的法律形式保留了下来,但其日常行使逐渐受到规范君主行为的宪法惯例约束。这说明了一个重要区别:一项权力可以继续存在于形式上的宪制之中,却不再具有独立行使政治裁量权的性质。
另一种历史制度是波兰—立陶宛联邦的自由否决权(liberum veto)。这一制度与17至18世纪的议会实践相联系,允许一名议员通过提出异议打断议事程序;在其发展成熟后,甚至可以使整届会期的议事成果失效。1652年瓦迪斯瓦夫·西钦斯基所涉事件,通常被视为这一制度出现的标志,不过,这项惯例是逐步演变而成的,并非在某一次事件中就以最终形态出现。它原本旨在维护贵族的政治平等与自由,却演变成了阻挠集体决策的手段。1791年的《五三宪法》试图以多数决制取代它。
现代宪法中的否决权,是伴随着围绕代议制政府与行政权力的讨论而发展起来的。1791年法国宪法赋予国王暂缓否决权,但只要接连几届立法机关反复通过同一法案,最终便可推翻这一否决。1787年美国宪法则将行政首长退回法案的权力,与立法机关以特定多数推翻否决的机制相结合。这些制度设计回应了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如何赋予行政首长切实有效的制衡作用,同时又不使立法变革完全取决于行政首长的同意。
美国的总统否决权
美国联邦总统的否决权主要由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七款规定。法案经国会两院通过后,须呈交总统。总统可以签署法案,也可以将其连同反对意见退回最初提出该法案的议院。该院须将反对意见记入议事录,并重新审议法案。在达到法定出席人数的前提下,若投票者中有三分之二赞成,法案便送交另一院,后者也须按同样的票数门槛表决。两院重新审议均获通过后,法案无须总统批准即可成为法律。
宪法还规定,总统须在十日内采取行动,星期日不计入期限。若总统在此期间既未签署法案,也未将其退回,法案即成为法律,除非国会休会导致法案无法退回。在后一种情况下,法案不会成为法律,这种结果称为口袋否决。与将法案退回的普通否决不同,口袋否决不会立即给予国会推翻否决的机会。某次休会是否确实妨碍了法案退回,曾引发诉讼以及国会与总统之间的争议;仅凭国会处于休会状态,并不足以判定所有情形。
1792年4月5日,乔治·华盛顿首次行使总统否决权,以违宪为由否决了一项众议院席位分配法案。此后的总统既会因宪法问题,也会因政策分歧而行使否决权。1832年,安德鲁·杰克逊否决了延长美国第二银行特许状的法案,成为总统挑战重大立法政策的著名案例。1845年3月3日,约翰·泰勒任总统期间,国会首次推翻总统否决。这些事件使否决权逐步成为政府部门之间相互博弈的实际工具,而不再仅仅是防范违宪立法的紧急保障手段。
美国总统在联邦层面并不享有一般性的单项否决权。1996年《单项否决法》试图授权总统在法律颁布后撤销其中某些支出和税收条款。1998年,最高法院在“克林顿诉纽约市案”中裁定,受到质疑的撤销程序违反了宪法规定的立法程序要求。相比之下,许多州的宪法赋予州长某种形式的单项否决权,尤其适用于拨款事项。各州此类权力的范围不尽相同,包括行政首长能否削减金额,还是只能否决完整的项目。
否决权的影响并不限于实际作出的否决。总统政府可以在法案起草期间表明反对意见,议员也可能为避免法案遭到否决而修改条款。当总统能够维持任一议院参与表决议员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支持时,否决威胁尤其具有影响力。然而,行政部门的反对意见不能代替立法机关对替代方案的批准。国会在拨款、监督和立法议程方面的职权,与总统否决法案的权力仍各自独立。
比较宪制视野下的行政否决权
否决权与整体政府体制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差异。在总统制下,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的权力通常来自各自独立的选举程序,任期也分别确定。因此,行政否决权所调节的是可能由对立政治力量掌控的机构之间的关系。在议会制下,政府通常依赖立法机关的信任,因此,国家元首独立行使否决权,会引出不同的责任归属与民主授权问题。
巴西是一个由宪法规范部分否决权的总统制国家。根据其1988年宪法第66条,总统可以违宪或不符合公共利益为由,全部或部分否决一项法案。部分否决必须针对某一条、款、项或目的完整文本,而不能仅针对个别词语。国会两院均达到规定的绝对多数,即可推翻否决。对可否决文本单位的限制十分重要,因为删除个别词语可能使一项立法指令变成实质上截然不同的规则。
印度对不同类别的立法及宪法程序作了区分。根据第111条,总统可以将财政法案以外的法案退回,要求重新审议。如果议会再次通过该法案,无论是否作出修正,总统都不得拒绝批准。宪法修正案则另由第368条规范;该条要求,在完成规定的议会程序后,总统必须予以批准。这些规定是在议会制宪法框架下运作的,总统履行职能通常须遵循部长的建议;不能简单地将其类比于经独立选举产生的美国总统。
法国1958年宪法允许总统在法律公布前,要求议会对该法律或其中的特定条款再次审议。第10条规定,议会不得拒绝这一重新审议要求,但这一机制并不是需要以三分之二多数才能推翻的美式否决权。另有一套独立程序,允许在法律公布前将其提交宪法委员会审查。两者的区别在于实质:要求再次审议,是将一项政治决定交回议会;宪法审查则是判断该措施是否符合上位法的要求。
德国同样说明,批准、签署认证和政治性否决不应被视为同义概念。根据《基本法》第82条,联邦总统对依照宪法制定的法律予以签署认证并公布。历任总统曾因宪法方面的异议而拒绝签署认证。总统审查法律实质合宪性的权限范围一直存在争议,但这一职位并不拥有与美国总统相当的一般性政策否决权。因此,比较分析必须考察法律依据、宪法惯例,以及行政机关与议会多数派的关系,而不能仅看国家元首是否签署法律。
立法机关、联邦体制与民众的阻止权
即使没有行政机关参与,立法机关的议院也可能拥有否决权。在两院制下,要求两院通过同一文本,就赋予了每一院阻止法案通过的权力。这种权力的实际效果取决于两院是否享有同等权限、下院能否推翻上院的决定,以及预算或其他类别的立法是否适用特殊规则。第二院提出异议,可能会迫使双方通过调解委员会或反复交换修正案进行协商,而不一定表现为正式称作“否决”的行为。
德国的联邦制清楚地体现了议院较强与较弱的阻止权之间的区别。联邦参议院代表各州政府。对于必须经其同意的法案,如果无法达成一致,联邦参议院拒绝同意就能阻止其成为法律。对于异议法案,联邦议院可以按照宪法规定的表决规则,推翻联邦参议院提出的异议。因此,同一机构所拥有的阻止能力,会因法案的主题及其在宪法上的分类而有所不同。这一安排将国家层面的立法与各组成州的行政和财政责任联系起来。
英国上议院则提供了另一种模式。1911年和1949年的《议会法》允许某些公法案在满足规定条件后,无须上议院同意即可成为法律。对于财政法案,上议院所能行使的延缓权期限较短。将议会最长任期延至五年以上的法案,则不适用《议会法》规定的程序。因此,无论说上议院拥有完全否决权,还是说它完全没有否决权,都会掩盖不同立法类别之间,以及延缓通过与最终阻止之间的重要区别。
宪法修正往往还须满足额外的条件,而这些条件赋予了相关主体阻止修宪的权力。根据《美国宪法》第五条,通常由国会提出修正案的途径,要求两院各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随后再由四分之三的州按照国会指定的方式批准。总统在批准第五条所规定的修正案方面没有正式职责。第五条还规定,未经一州同意,不得剥夺该州在参议院的平等投票权。这些安排表明,即使没有行政机关参与,宪法也能赋予地域性组成单位行使否决权的地位。
选民也可以通过公民投票发挥阻止作用。在瑞士,通常可由五万名合格选民或八个州,在一项联邦法律正式公布后的一百天内,要求就该法律举行选择性公民投票。投票结果由所投票数的多数决定。意大利宪法第75条规定,可以就现行法律举行废除性公民投票,但须遵守除外事项和最低投票参与人数的规定。这些机制在实施时点和制度性质上都不同于行政否决:公民以集体投票的方式接受或否决一项措施,而不是由某位公职人员将其退回立法机关重新审议。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否决权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是常任理事国所享有的一种特殊阻断权。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七条规定,程序性事项的决定须有九票赞成。其他事项的决定须有九票赞成,其中包括全体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但须遵守《宪章》关于某些争端的当事国应当弃权的规定。五个常任理事国是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其中任何一国投反对票,都可使非程序性提案无法通过,即使该提案获得了所需的赞成票数。
反对票与弃权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按照既定惯例,即使有常任理事国弃权,非程序性决议仍可获得通过,前提是提案获得至少九票赞成,且没有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国际法院在1971年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咨询意见中认可了这一惯例。缺席也并非必然阻碍安理会采取行动,1950年苏联抵制安理会会议期间通过的决定便是例证。因此,《宪章》中的“同意票”一词是在既定的机构实践框架内适用的,并不要求每一项实质性决定都获得所有常任理事国的赞成票。
否决权源于1945年创建联合国的谈判。各大国认为,它们之间达成一致是该组织安全机制运作的必要条件。与一般立法程序中推翻否决的机制不同,《宪章》没有规定任何程序,允许安理会以更大的多数推翻常任理事国对实质性事项的否决。《宪章》的修正本身也受到第一百零八条的约束:修正案须经三分之二的联合国会员国批准,其中必须包括安理会全部五个常任理事国。
否决权影响的不仅是有关武装冲突的决议。安理会负责推荐申请加入联合国的国家,并推荐秘书长任命人选;常任理事国的反对可以阻止这些推荐。否决权还会在公开投票之前影响谈判。提案国可能因为某个常任理事国已表示反对,而修改草案、推迟提交,或不再提交。因此,有记录的否决仅能反映这一机制运作的一部分。
联合国大会不能简单地推翻安理会的否决,进而代行安理会的全部职权。根据1950年的“联合一致共策和平”决议,在常任理事国之间的分歧致使安理会无法履行其首要责任时,大会可以审议有关局势并提出建议。这些建议并不会因此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安理会强制执行决定。2022年4月,大会通过第76/262号决议,设立了一项常设机制,在否决发生后通常于十个工作日内召开大会辩论。这增加了说明立场和开展讨论的机会,但并未改变第二十七条。
国际组织中的一致同意与否决权
在安全理事会之外,国际层面的否决权通常源于一致同意或协商一致的要求。这些安排反映了在集体行动与参与国的主权之间取得协调的困难。条约可能要求每个成员明确表示同意,也可能允许成员弃权而不阻碍决定通过,或规定只要没有成员正式提出反对,即可作出决定。这些程序并不相同。在一致同意程序中,可能明确要求投赞成票;而协商一致通常以不存在持续提出的异议为判断依据,而不是通过有记录的唱名表决来确定。
欧洲联盟针对不同事项采用不同的决策规则。在欧洲联盟理事会,许多立法以合格多数方式通过,而且往往由理事会与欧洲议会共同通过。在通常情况下,对于欧洲委员会或欧盟高级代表提出的提案,须获得至少55%的理事会成员支持,且这些成员至少须有15个,其代表的人口至少占欧盟总人口的65%。构成阻挡少数通常须至少包括四个理事会成员。根据这些规则,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否决一项普通措施。
不过,一致同意在欧盟某些政策领域仍然十分重要,包括许多涉及税收以及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决定。修订条约和接纳新成员,也需要满足严格的共同协议与各国批准要求。因此,一国能否阻止某项决定,取决于相关法律依据,而不仅仅取决于该事项是否正由欧盟机构审议。此外,根据相关条约,弃权并不妨碍理事会通过须经一致同意的法案,因此弃权与投反对票有所区别。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决定。一国可以通过坚持异议来阻止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是只赋予部分成员的特殊法律特权。这一程序强调主权盟国之间达成一致,而非实行多数表决。北约扩员体现了这一程序的重要性:邀请新成员加入须先获得各盟国同意,随后还须履行相应的批准程序。因此,即使其他国家政府支持接纳新成员,一个国家的拖延或拒绝也可能使加入程序无法完成。
世界贸易组织通常也寻求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决定。其创设协定将协商一致界定为:作出决定时,在场成员均未正式提出反对。该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则包含一项重要的反向安排。某些决定,包括通过专家组报告,采用“反向协商一致”规则:除非一致同意不予通过,否则即予通过。由于胜诉的申诉方通常支持通过报告,败诉方无法像在早期《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实践中那样,单独阻止报告通过。这一例子表明,表决规则的细微变化,就可能逆转阻止决定通过的权力分配。
公司及集体协议中的否决权
在公司治理中,否决权通常意味着,采取某些行动之前,必须取得特定股东、某一类别股东、董事或投资者群体的同意。其法律依据可能是公司立法、公司章程、股东协议或融资合同。这种权力通常仅限于明确界定的“保留事项”,而非适用于所有经营管理决策。常见事项包括发行新股、修改公司组织性文件、出售重大资产、安排大额借款或清算公司。
这些权利往往是为了应对经济风险承担与一般表决权之间的不匹配。持有少数股份的投资者可能无法仅凭票数否决一项决议,但可以通过协商取得保障,以防止持股被稀释或业务发生根本性变化。如果拟议行动会改变某一类别股份所附带的权利,要求该类别股东单独批准也能提供类似保护。具体效力取决于适用的公司法及相关文件的条款表述;合同中关于取得同意的承诺,并不一定等同于公司行为有效所须满足的法定条件。
在共同控制的企业中,否决权的影响尤为重大。如果预算、经营计划或重大投资必须由两方参与者共同同意,那么任何一方都无法单方面决定这些战略事项。在竞争法中,这可能关系到某项安排是否构成共同控制。按照欧盟并购审查原则,对战略性商业决策的否决权可以使其持有人取得共同控制权,而仅用于保护少数股权投资的权利则未必如此。两者的区别取决于受保护决策的实质,而不只是协议中是否存在标为“否决权”的条款。
僵局条款旨在处理一方拒绝同意所带来的后果。协议可能规定,如果无法就特定关键决策达成一致,就必须提交高层代表处理、进行调解、启动股权买断机制,或最终解散企业。有些权利会在投资者持股比例降至某一门槛以下时,或在约定期限届满后终止。这些制度设计十分重要,因为当所有权结构、融资需求或经营环境发生变化时,原本用于保护初始投资的否决权可能会成为日常经营的障碍。
合伙企业、社团及共同管理的项目中,也存在类似的同意要求。这些要求能否得到法律强制执行,受到所适用法律体系的约束,包括强制性规则,以及董事或控制方所负的任何义务。否决权持有人能够阻止一项交易,并不意味着其自然有权滥用公司资产或无视其他法律义务。因此,私人主体的否决权不同于主权层面的宪法权力:其运作往往取决于合同解释、组织法,以及在未取得必要批准便作出决定时可以采取的救济措施。
否决者、谈判与制度后果
政治分析对否决者概念的运用比宪法学更为宽泛。按照乔治·策贝利斯提出的定义,否决者是指改变现状时必须获得其同意的个人或集体行动者。制度性否决者的地位源于宪制安排,而党派性否决者则可能产生于政治条件,例如那些必须持续达成一致才能维持联合政府的政党。这一分析方法使正式制度名称不同的政治体制也能相互比较。
其核心机制在于可接受替代方案的交集。假设当前政策为 ,每个必须参与决策的参与者 都只接受集合 内的提案。那么,能够获得所有必要批准的变更方案构成的集合为
这是对现状“获胜集”的简化表示:在给定规则和偏好下,能够取代现状的替代方案集合。在其他可接受方案集合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一个真正独立、且其同意不可或缺的参与者,不可能扩大这一交集。参与者之间的分歧越大,交集可能进一步缩小,不过结果也取决于偏好的形态和决策程序。
仅仅计算正式机构的数量并不足够。如果总统和立法机关两院均由一个凝聚力强的政党控制,那么三个在法律上相互独立的机构,在行动时可能具有高度一致的偏好。反过来,一个执政联盟内部也可能有多个能够阻止提案通过的政党。内部决策规则同样重要:采用简单多数决的集体否决者,与要求一致同意的集体否决者,其行为并不相同。政党纪律、选举激励以及议院内部的权力分配,都会影响名义上的阻止能力能否转化为实际能力。
议程控制又增添了一个维度。拥有否决权者可以否决提案,却未必有权将自己偏好的替代方案提交决策机构。议程设置者可以利用这种不对称,选择提出何种提案,以及是否将多项决定捆绑处理。整案否决迫使行政首长评估一揽子方案;逐项否决则允许其更有选择地否决。因此,谈判可能围绕豁免条款、实施日期、支出条款或不相关的措施展开,而对于否决威胁是否会真正付诸行动的不确定性,则可能延缓协议的达成。
因此,否决权的影响取决于具体条件,并非一概有益或有害。否决权可以抑制政策的突然逆转,保护那些在制度安排达成时以其同意为必要条件的参与者,并促成更广泛的共识。它也可能使已不再获得广泛支持的政策得以延续,阻碍对形势变化作出回应,或使决策转入透明度较低的谈判。在一种情境下体现为高度稳定的状态,在另一种情境下可能表现为僵化停滞。实证分析必须区分正式的否决规则与政治立场的一致程度,既衡量获通过的措施,也衡量受阻的提案,并将那些在作出公开决定之前就已被放弃的倡议纳入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