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共和国是古罗马的一种政治体制,始于传统上认定的公元前509年王政被推翻,终于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确立元首制。其名称源于拉丁语 res publica,意为公共事务或公民共同体。国家由每年选举产生的政务官、权力强大的元老院以及男性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治理,而非由世袭国王统治。在近五个世纪中,这些制度经历了重大变化;而惯用的起讫年份,也掩盖了这一时期首尾两端渐进演变的过程。
共和国时期,罗马从台伯河畔的一座城市扩张为意大利的霸主,继而成为地中海世界的主导力量。征服带来了行省、贡赋、奴隶劳动力和前所未有的资源,同时也改变了公民、士兵、统帅与统治精英之间的关系。罗马共和国既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代议制民主政体,也不能简单地视为由封闭的世袭阶层掌权的政体:民众投票确有实际的政治影响力,但财富、门第、庇护关系和不平等的投票制度,又使贵族占据了显著优势。
因此,罗马共和国的历史,既是一部持久的公民共同体的发展史,也是一部帝国的建立史,而共和国的制度却难以有效治理这个帝国。其法律、政治语汇、文学,以及彼此角力的自由与权威理念,深刻影响了后来的罗马帝国及后世的政治思想。
起源、年代与历史证据
按照罗马传统,共和国建立于公元前509年,此前,罗马王国的末代国王卢基乌斯·塔克文·苏佩布斯被逐出罗马。最广为人知的叙述将这场革命与国王之子强暴卢克蕾提娅的事件,以及卢基乌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的领导联系起来。据说,国王之位由两名任期一年的执政官取代。这一故事体现了共和制的核心信念:君主制意味着专断统治,合法权力应有任期限制,而公职属于共同体,不属于某个统治家族。不过,其中的叙事细节不能视为事件发生时留下的记录。
现存关于早期罗马的主要记述,都写于所述事件发生数百年之后。生活在奥古斯都时代的李维和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取材于更早的编年史家著作、家族传承、宗教记录和考古博古研究。这些材料保存了历史信息,但也包含用于劝诫示范的故事、后人重构的演说,以及受后世政治关切影响的解释。称为 fasti 的官员名录提供了年代框架,但其中最早的条目及其背后的政制安排,至今仍有争议。按照罗马纪年通常定于公元前390年的高卢人洗劫罗马事件,使古人对史料缺失的解释更为复杂。
考古学证据将罗马政治的发展置于意大利中部更广泛的转型背景之中。公元前7世纪至前6世纪,罗马诸山丘周围的聚落建起了宏伟的宗教建筑、铺砌的公共场地和大规模排水工程。罗马参与了连接拉丁人社群、希腊人聚落与伊特鲁里亚人的交流网络。这些发现表明,在传统所定的共和国建立年代之前,罗马已经形成规模可观的城市中心,但它们本身无法证实历代国王的继承顺序,也不能确定君主制覆亡的具体情形。共和国早期的官职,可能是逐渐获得了后来人们熟知的权力,而非经由一次确立政制的举措便定型。
关于共和国中晚期的史料要丰富得多。波利比乌斯是一位希腊政治家,在公元前168年罗马战胜马其顿后被带到意大利。他考察了罗马如何取得地中海霸权,并近距离观察了罗马的政治精英。对于公元前1世纪,演说、书信、铭文、钱币、法律文本以及亲历者的著述,提供了异常详尽的史料。然而,这些史料对社会各群体的呈现仍不均衡:精英男性的视角占据主导,而妇女、被奴役者、乡村劳动者和行省社群的经历,通常只能从中间接得知。
共和国的终结年代同样是约定俗成的。在公元前27年之前,恺撒的独裁、三头同盟成员的非常权力,以及屋大维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都已先后削弱了以政治竞争为基础的共和政体。人们通常以这一年的政治安排为界,因为它在保留大量共和制用语的同时,为奥古斯都的支配地位赋予了持久的制度形式。
政务官、元老院与公民大会
共和国没有一部统一的成文宪法。其政治秩序以法律、宗教规则、先例和“祖制”(mos maiorum,即祖先传下来的习俗)为基础。权力分配于政务官、罗马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之间,但三者的职能彼此交叠,并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分权体制。波利比乌斯将这一制度解释为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要素的混合体,这一论断广为人知。这样的描述反映了共和体制中存在多个权力中心,不过,实际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形势、个人地位以及对军事资源的掌控。
两名执政官通常掌握最高的常设行政权力。他们召集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统率军队,并行使“统治权”(imperium),即法律认可的指挥权。一年任期制和同僚制限制了他们的行动自由:同僚可以阻挠其决定,卸任的政务官日后也可能遭到起诉。裁判官同样拥有统治权,并在司法事务和行省统率方面日益重要。财务官负责财政事务,营造官监督部分城市行政事务和公共赛会,监察官则主持人口普查,并审查元老院成员资格。被称为“荣誉阶梯”(cursus honorum)的官职晋升次序受到越来越严格的规范,其中尤以公元前180年的立法为重要。
元老院主要由卸任政务官组成,提供了每年更替的在任官员所无法维系的政治连续性。在苏拉将其扩充至约600人之前,元老院约有300名成员;恺撒又进一步扩大了其规模。元老们通过称为“元老院决议”(senatus consulta)的决议向政务官提出建议。尽管元老院的建议通常不属于由人民通过的法律,却具有相当大的权威。元老院主导外交,监督大部分公共财政,分派统帅职权,并影响国家应对战争和紧急事态的方式。它的影响力不仅来自正式程序,也来自其成员长期积累的威望及彼此交织的利益。
公民大会选举政务官、通过法律,并行使司法权。百人队大会将公民按财富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年龄划分为不同的投票单位;这种安排有利于有产者。部落大会按地域部落组织投票,但公民是在各自群体内部投票,再由各群体的集体票决定最终结果,而不是将所有个人选票统一计票。平民会议选举十名保民官,他们的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干预权既能保护公民,也使他们得以推动重大的政治举措。投票通常要求公民亲自到场,而随着公民权扩展至整个意大利,必须前往罗马投票逐渐成为一项不可忽视的限制。
紧急状态下的制度安排体现了这一体制的灵活性。按照传统,可以为完成某项明确任务而任命一名罗马独裁官,任期通常不超过六个月。到了共和国晚期,紧急法令则转而敦促政务官保卫国家,却没有确立一种公认无争议的法律豁免,使其可以不受常规权利保障的约束。此类措施究竟授予了哪些权限,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议成为共和国政治危机的核心。
社会等级、公民权与法律
传统叙事通常以等级斗争为主线,讲述共和国早期的内部发展。这是贵族与平民之间的一场长期斗争。贵族属于一个成员范围有限的世袭群体,享有担任重要公职和祭司职务的特权;平民则既包括富裕家族,也包括贫困公民。因此,这场斗争并非简单的贫富对抗。古代记载描述了平民通过集体撤离,即“撤离运动”,争取制度保障的过程。第一次撤离运动传统上被定于公元前494年,并被认为促成了保民官职位的设立,不过这些早期事件的细节尚不确定。
法律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是十二表法,通常认为制定于公元前451至前450年。其残存条文由后世引文保存下来,涉及诉讼程序、债务、继承、财产以及家长权。法律的公布并未带来社会平等,却使重要规则不再只由官员掌握并酌情解释。此后的改革逐渐削弱了贵族的垄断。公元前367年,与李锡尼和塞克斯提乌斯有关的一系列法案向平民开放了执政官职位;公元前300年的《奥古尔尼乌斯法》则扩大了平民担任重要祭司职务的机会。公元前287年,《霍尔滕西乌斯法》确立,平民会议的决议无须贵族批准,即对全体公民具有约束力。
这些变化造就了一个由显达的贵族和平民家族共同组成的统治阶层。担任高级公职,尤其是执政官,能够为后代带来声望。祖先中无人担任过执政官的候选人,即使已经十分富有,仍可能被称为 novus homo,即“新人”。在元老精英之下及其周围,还有骑士等级。其界定标准随时间推移而变化,从骑兵服役和财产资格逐渐发展为一个显要的社会类别。庇护关系通过援助、诉讼代理、社交随侍以及相互的义务期待,将地位不等的人联系起来,但并不能机械地决定每一次政治选择。
罗马公民权兼具权利与义务,具体内容因身份和时代而异。公民可以享有免受某些惩罚的保障,并有权要求依法处理案件,同时也负有服兵役以及在征收时缴纳直接税款的义务。拥有公民权并不意味着能够平等参与政治。按照罗马法律,妇女可以拥有公民身份和财产,但不能投票或担任公职。获释奴隶通常可以取得公民身份,但受到一些限制;这些限制并不以同样方式适用于其生来自由的后代。奴隶则完全不具备公民身份。
罗马法通过成文法、长官对诉讼程序的裁定、祭司的解释以及日益专业化的法律知识而发展。传统上定于公元前242年设立、负责处理涉及外邦人纠纷的裁判官职位,反映了罗马商业与政治活动范围的扩大。法律地位仍然多元并存:罗马公民、拉丁人、意大利盟邦居民和行省居民,起初并不享有统一的一套权利。共和国的扩张不断迫使罗马调整城邦法律,以适应对规模大得多的人口的治理。
对意大利的征服与治理
罗马在意大利的崛起既非一帆风顺,也非历史必然。早期战争的对手包括邻近的拉丁人城邦、萨宾人、沃尔西人以及伊特鲁里亚诸城。攻占维伊一事,传统上定于公元前396年,这使罗马获得了台伯河以北的大片领土。随后高卢人攻陷并洗劫罗马,暴露了罗马的脆弱,但并未使其扩张永久停滞。罗马通过进一步征战、建立定居点以及协商确立与其他共同体的关系,重建了军事优势。对土地的控制壮大了公民群体,也为再次动员提供了资源。
公元前340—前338年的拉丁战争之后,局势出现了决定性的转折。罗马并未一概而论地对待战败的共同体,而是与它们建立了各不相同的关系。一些共同体获得了罗马公民权,其中某些最初并无投票权;另一些则依据条约保留了地方制度。拉丁殖民地又构成一个类别,有其自身的公民制度和对罗马应尽的义务。这些区别使潜在的反对力量难以联合,也让各共同体有了不同的合作动机。因此,罗马的政治版图不仅由被征服的领土构成,还包括一个由附属共同体和盟邦组成的密集网络。
萨莫奈战争通常被划分为公元前343—前341年、前326—前304年和前298—前290年三个阶段,使罗马与亚平宁山脉中南部的强大族群陷入长期冲突。公元前321年,罗马在考狄乌姆隘口蒙受屈辱,显示出其军事实力的局限。不过,公元前295年在森提努姆击败包括萨莫奈人和高卢人在内的联军,仍标志着罗马走向霸权的重要阶段。殖民地和战略道路帮助罗马巩固了扩张成果。公元前312年开始修建的阿庇亚大道连接罗马与卡普阿,体现了罗马道路如何服务于军事调动、信息传递和移民定居。
罗马对意大利南部的干预引发了与塔兰托的冲突,继而又与伊庇鲁斯的皮洛士交战;皮洛士于公元前280年来到意大利。他在赫拉克利亚和阿斯库卢姆取得的胜利代价高昂,也未能瓦解罗马的同盟体系。经过进一步征战,包括公元前275年在贝内文图姆附近的一场交锋后,皮洛士离开了意大利;塔兰托则于公元前272年投降。到第一次布匿战争前夕,罗马已控制意大利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但北部地区的地位仍有所不同,并继续发生变化。
同盟体系是这一成功的关键。意大利盟邦提供了大量兵员,通常在罗马统率的军队中保留自身的下属编制,而罗马则掌握战略指挥权。地方精英往往仍在本土掌权,并通过合作获得发展机会。然而,利益分配并不平等:盟邦为征服行动出力,却无法充分参与决策,也不能完整享有公民特权。这些悬而未决的矛盾最终引发了公元前91—前88年的同盟者战争,战后,公民权扩展至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因此,意大利的政治整合是在历经数百年的军事整合之后才实现的。
地中海征服与行省治理
布匿战争使罗马从意大利的头号强国转变为一个庞大的海外帝国。第一次布匿战争发生于公元前264年至前241年,交战对手是迦太基,战事以西西里岛为中心,迫使罗马大力发展海军。经过代价高昂的战争,迦太基放弃了在岛上的地位。西西里成为罗马首个重要的海外行省领地;撒丁岛和科西嘉岛随后于公元前238年纳入罗马统治。海外统治不同于意大利的同盟体系:罗马日益实行定期征收赋税的制度,并将各地城邦和社群置于每年指派的罗马统帅管辖之下。
公元前218年至前201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威胁。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先后在特雷比亚河、特拉西梅诺湖和坎尼取得重大胜利,其中坎尼之战发生于公元前216年。包括卡普阿在内的一些意大利城邦倒戈,但罗马的同盟网络仍有足够部分保持完整,得以支撑长期抵抗。罗马军队也在伊比利亚和西西里作战,叙拉古于公元前212年陷落。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将战火引向北非,并于公元前202年在扎马会战中击败汉尼拔。战后和约剥夺了迦太基的海外帝国,并严格限制了其军事自主权。
罗马通过战争和干预,在亚历山大大帝身后形成的世界中向东扩张。公元前197年,罗马在库诺斯克法莱击败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次年宣布希腊自由,但罗马的影响并未止于外交层面。对安条克三世的战争以罗马于公元前190年在马格尼西亚获胜告终。公元前168年,珀尔修斯在皮德纳战败,马其顿君主制随之终结。此后的冲突促使罗马在马其顿设立行省,而科林斯则于公元前146年被摧毁。同年,第三次布匿战争结束,迦太基也遭到毁灭。
行省最初指划定的职责范围,未必是疆界明确的领土单位。随着领土统治的发展,总督凭借规模较小的罗马属员班子行使军事和司法权力。他们依靠地方议事会、城邦精英、译员、承包商以及既有的行政惯例开展治理。各地的税收安排不尽相同:有些城邦和社群缴纳固定贡赋,有些缴纳农业什一税,还有一些特定收入由公共承包商征收。因此,罗马的统治依靠的是强制手段与地方制度的结合,而非一套统一的帝国官僚体系。
罗马继续通过战争、继承和政治干预扩张。公元前133年,帕加马王国被遗赠给罗马,但罗马仍须经过进一步战斗才能确立统治。公元前60年代,庞培重组了东部的大片领土;公元前58年至前50年,恺撒征服了高卢的大部分地区。这些新领土为国家和罗马个人带来了财富,也滋生了敲诈勒索的机会和围绕统帅权的争端。从公元前149年设立常设勒索罪法庭开始,罗马陆续建立法庭,审理行省治理中的不法行为。这些法庭揭示了约束权势总督的困难,却未能消除这一难题。
军事组织与统帅权政治
共和国的军队由公民征召兵发展而来,并有盟邦部队配合作战。服兵役最初与财产资格挂钩,因为士兵须有足够的财力置办相应装备。连年战争逐步加重了公民和盟邦的负担。波利比乌斯在记述共和国中期的罗马军团时,描述了一支通常由青年兵(hastati)、壮年兵(principes)和后备兵(triarii)组成的步兵部队,另配轻装兵和骑兵。军团内部较小的战术单位称为中队,使指挥官能够灵活部署前后各列战线,但实际战场上的运用方式并不固定。
罗马的军事实力既取决于战术,也同样取决于动员能力。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遭遇惨败后仍能征集新军补充兵力,至关重要。盟邦提供的人力大幅扩充了罗马指挥官可调遣的部队。殖民地确保战略要地的安全,道路便利军队调动,征发物资则为罗马境外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撑。舰队需要造船资源、训练有素的船员以及盟邦的投入,并且在遭受损失后需要反复重建。作战也依赖工程技术:军队修筑设防营地、攻城工事、桥梁和补给设施。
装备与组织的变化是逐步发生的。重型投掷武器皮卢姆标枪(pilum)、短剑和大盾,逐渐成为军团作战的典型装备。到共和国晚期,大队已成为主要的战术分队,一个军团通常辖十个大队。这些发展不能确切归因于某一次全面改革。尤其是那种广为流传的说法,认为盖乌斯·马略突然将一支由有产者组成的民兵军队改造成完全职业化的军队,过度简化了一个更为漫长的过程。公元前107年,马略为朱古达战争招募没有多少财产的人,确实意义重大,但征募方式和服役条件在此之前就已发生变化。
长期的海外征战,使一年一任的官职制度越来越难以适应军事行动的需要。将指挥官的权力延长至其任期结束之后,即所谓延任制度,保证了指挥的连续性,却也使部分人得以长期掌握军队和行省资源。士兵日益寄望于战功卓著的统帅,希望由他们提供战利品、奖赏,并帮助自己在退伍后获得土地。这并不意味着军队会自然而然地成为私人武装:效忠誓言、公共权力的授权、对所属部队的忠诚、物质利益的期望以及政治劝说,都发挥着作用。然而,能够许诺实际利益的指挥官,确实由此获得了影响士兵和非军事领域政治的筹码。
当军事争端与罗马城内的权力竞争交织在一起时,这种关系就变得格外危险。公元前88年,苏拉率军进逼罗马城,表明罗马军队可以被直接用来对付国内政敌。此后的特别统帅权将庞大资源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尤其是庞培为打击海盗和对抗米特里达梯而获得的统帅权。内战期间,各支军队依靠行省收入、没收财产、紧急征发以及安置承诺来维系。共和国晚期的政治秩序,已无法确保战胜的统帅交出其地位赖以维持的武力。
农业、劳动力、商业与公共财政
农业维系着共和国时期大多数家庭的生计,也是精英阶层财富的重要来源。意大利的农业经营形式多样,既有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的小农场,也有生产谷物、葡萄酒、橄榄油并饲养牲畜的大型庄园。征服扩大了可利用的土地范围,其中包括罗马人民在战胜后宣称拥有的土地,即公有地(ager publicus)。部分土地分配给了移民,另一些则以不同方式被占用或出租。围绕这些土地的争夺成为极易引发政治冲突的问题,因为法律上的权利主张、长期占有的事实、经济投入以及公民要求分得土地的诉求,未必彼此一致。
古罗马奴隶制的扩张与战争及地中海贸易密切相关。战俘和通过奴隶贸易购得的人被用于家务、农业、作坊、矿山等各类劳动。他们的处境差异极大,但所有奴隶都受制于他人的所有权与强制支配。奴隶劳动力的大量集中可能引发严重冲突:公元前135—前132年及前104—前100年,西西里爆发了大规模奴隶起义;公元前73—前71年,斯巴达克领导的起义则蔓延至意大利各地。奴隶劳动并未完全取代自由农民的耕作,考古证据也显示,各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而非一律转变为大庄园经营。
商业将意大利的生产与日益广阔的市场联系起来。双耳陶罐、沉船货物、港口设施以及陶器的分布,都为葡萄酒、橄榄油、谷物和手工业制品的流通提供了证据。罗马人口不断增长,物资供应依赖意大利及海外地区,尤其是西西里、撒丁岛,以及后来成为供应地的北非。铸币便利了各类支付、军费支出和商品交换。第纳里乌斯银币于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约公元前211年开始发行,随后成为罗马货币体系的核心,不过青铜货币和地方铸币在日常交易中仍占有重要地位。
公共财政的来源包括不定期向公民征收的款项、公有财产收益、关税、行省缴款以及征服所得。公元前168年战胜马其顿后,罗马暂停了向公民定期征收的直接税,但在紧急情况下仍可能再次征收。这一变化使公民与被统治者在财政负担上的差别更加明显。通常被称为包税人(publicani)的私人承包者负责征收税款并承办公共项目,往往通过资本雄厚的团体开展业务。他们的利益可能与行省社群和总督发生冲突;而对元老直接从事商业活动的限制,也未能阻止元老广泛参与信贷和地产交易。
罗马的政治经济也离不开分配。公共建筑工程既提供就业,也彰显政务官的慷慨;竞技赛会和宴会则有助于提升政治声望。盖约·格拉古于公元前123年推行的粮食法,使符合资格的公民能够以规定价格购粮;公元前58年,克洛狄乌斯推动的立法又将粮食配给改为免费。这些措施既解决城市粮食供应问题,也塑造了政治关系。债务则是另一个反复引发矛盾的问题:即使帝国扩张带来了财富,歉收、服兵役造成的离家、获得信贷的机会不均,以及严厉的追债手段,仍可能危及家庭生计。
宗教、家庭生活与文化交流
罗马宗教融入公共活动之中,而非独立于公共生活之外。政务官察看占兆、主持献祭并履行誓愿;各祭司团则在仪式和宗教法方面拥有专门的权威。教宗祭司监督重要宗教事务,占卜官解读与公共决策有关的征兆,维斯塔贞女则守护共同体的神圣炉火。正确履行仪式维系着罗马与诸神的关系。因此,占兆程序上的瑕疵可能成为政治问题,却未必只是别有用心的借口:宗教上的有效性与公共权力的正当性紧密相连。
军事扩张不断将新的崇拜和宗教习俗带入罗马。公元前204年,在对抗汉尼拔的战争期间,对“大母神”库柏勒的崇拜从小亚细亚传入罗马。与此同时,当局也可能限制被视为威胁公共秩序的社团。公元前186年,元老院针对巴克科斯崇拜颁布法令,施加严格管制;其留存至今的青铜铭文,是研究共和时期宗教管理的重要文献。这些事例表明,罗马采取的是选择性吸纳的做法,既非毫无限制的宽容,也非固守一套封闭、与外界文化隔绝的宗教体系。
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另一项基本制度。家父的权威塑造了涉及后代和财产的法律关系,但这种权威的实际行使取决于社会期望和具体情境。婚姻将不同家族联系起来,也可用于巩固政治联盟。在妻子不转入丈夫法律意义上的家族的婚姻中,妻子的财产地位仍独立于丈夫;这种婚姻形式日益普遍。精英女性虽被排除在投票和担任政务官之外,却参与继承、地产管理、宗教活动及家族谋划。有关贫困家庭的证据远少于精英家庭,但铭文和物质遗存仍揭示出多种多样的家庭结构与劳动安排。
与古希腊文化的接触,深刻影响了罗马的教育和表达方式。说希腊语的教师、身为奴隶的家庭教师、艺术家及知识分子在意大利活动,罗马精英则前往希腊各文化中心游历求学。传统上,公元前240年首次拉丁语戏剧演出被认为与李维乌斯·安德罗尼库斯有关;他改编希腊文学形式,使其适合罗马观众。普劳图斯和泰伦提乌斯以希腊作品为范本发展了拉丁语喜剧,恩尼乌斯则以史诗形式书写罗马的历史经验。这种文化交流发生于不平等的政治关系之中,尤其是征服战争将艺术品和受过教育的俘虏带到了罗马。
到公元前1世纪,拉丁语散文和诗歌已发展出丰富多样的形式。西塞罗兼擅法庭与政治演说及哲学写作;卢克莱修以诗歌阐述伊壁鸠鲁思想;卡图卢斯则通过精雕细琢的诗篇探索个人与社会关系。公众演说始终是政治竞争的基础,因为公民大会、法庭和元老院辩论都要求演说者以有说服力的表现争取听众。精英墓葬、凯旋游行、神庙和家族纪念物,同样彰显着关于祖先功业与公共贡献的主张。文化创作并非只是反映罗马的权势:它也提供了多种表达方式,使人们得以围绕征服、道德行为、公民义务和个人抱负展开争论。
改革、政治暴力与苏拉的制度安排
在后世关于共和政体动荡的叙述中,提比略·格拉古于公元前133年担任保民官,成为一个重要转折点。他提出的法案旨在落实占用公有土地的限额,并将可收回的土地重新分配给公民。这一提案回应了土地占有和公民群体状况方面切实存在的争议,却遭到既有占用者和政敌的抵制。提比略罢免了一位阻挠该法案的同僚保民官,挑战了公认的同僚共事准则。当他寻求连任保民官时,以大祭司西庇阿·纳西卡为首的反对者袭击了他的支持者,并将他杀害。有组织的政治杀戮就此进入罗马公民政治竞争的核心。
盖约·格拉古于公元前123年和前122年担任保民官,推行了范围更广的改革。他的措施涉及粮食分配、殖民地、司法安排和行省税收等事务。他也着手处理罗马的意大利盟邦的地位问题,但扩大权利的提案不仅遭到元老反对,也受到公民抵制。公元前121年,元老院敦促执政官卢基乌斯·奥皮米乌斯保卫国家,冲突随之达到顶点。盖约及其众多支持者遭到杀害。格拉古兄弟的政治生涯表明,通过民众机构制定的法律可以改变政策,但也表明,反对者可能宁愿采取非常规的强制手段,也不接受对自己不利的结果。
此后的政治竞争与军事危机交织在一起。马略在朱古达战争中崭露头角,并在辛布里人和条顿人构成威胁期间多次担任执政官;这两支力量分别于公元前102年和前101年被击败。他的政治联盟并不稳固,公元前100年围绕萨图尔尼努斯爆发的暴力冲突,再次引发了紧急干预。描述这一时期时常用的“平民派”(populares)和“贵族派”(optimates),并不是指成员固定、纪律严明的政党,而是指灵活的政治路线和主张:或直接诉诸民众,或强调元老院权威。这些路线和主张往往用于贵族之间的斗争,而这些贵族在社会利益上又有许多共同之处。
公元前91年,保民官马尔库斯·李维乌斯·德鲁苏斯遇刺,成为促使同盟者战争爆发的因素之一。长期为罗马提供兵员的意大利各共同体要求改变与罗马的关系;起义者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组织,并铸造货币。罗马作出让步,包括颁布公元前90年的《尤利乌斯法》及公元前89年的进一步立法,将公民权授予大批意大利人。军事镇压与法律上的接纳同时推进。其结果改变了公民群体的构成,不过,新公民应如何具体分配到各投票部落,仍然争议不断。
随后,围绕对米特里达梯六世作战指挥权的冲突,促使苏拉于公元前88年进军罗马。内战、杀戮和对立政权接踵而至。公元前82年获胜后,苏拉取得了非常独裁官权力,并通过公敌宣告,将敌人列为诛杀及没收财产的对象。他所作的制度安排扩大了元老院,强化了元老院对法庭的控制,规范了公职任职制度,并大幅限制保民官的权力。他大概于公元前81年辞去独裁官职务,并于公元前78年去世。部分制度规定延续了下来,但针对保民官的主要限制在公元前70年被撤销,依靠军队强行确立政治权威的问题仍未解决。
内战与元首制的兴起
苏拉之后,政治竞争仍在继续,但非常军事统帅权使权力日益集中。庞培通过在西班牙的征战、公元前67年对地中海海盗的镇压,以及对米特里达梯的战争,赢得了声望。他对东方的战后安排催生了新的行省和附属王国。马库斯·李锡尼·克拉苏拥有巨额财富和广泛的政治人脉,而尤利乌斯·恺撒则谋求通过担任公职和统率军队来晋身。公元前60年,三人开始了非正式合作,史称“前三头同盟”。这并非依法设立的机构,而是旨在克服阻力、实现各自目标的联盟。
恺撒在公元前59年担任执政官期间,促成了相关立法和安排,为随后统率高卢军队奠定了基础。公元前58年至前50年的征战使大片领土归于罗马控制,带来了财富,也造就了一支作战经验丰富、与恺撒本人关系紧密的军队。与此同时,三人联盟逐渐削弱:恺撒之女、庞培之妻尤利娅于公元前54年去世;公元前53年,克拉苏在卡莱败于帕提亚人之手,随后被杀。罗马城内的政治暴力,以及围绕恺撒统帅权的争端,都愈演愈烈。核心问题变成:恺撒是否会在确保能够再次出任执政官之前,先交出军事权力。
公元前49年1月,恺撒率军渡过卢比孔河,进入意大利,内战由此爆发。庞培与许多元老向东撤退。公元前48年,恺撒在法萨卢斯击败庞培;庞培随后在埃及遇害,恺撒则在当地卷入了围绕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展开的王朝争斗。此后的战役消灭了北非和西班牙的主要反对力量。恺撒集诸多非同寻常的荣誉和职权于一身,最终于公元前44年初获授终身独裁官头衔。3月15日,一群元老以捍卫自由、反对君主统治为名将他刺杀。他们除掉了恺撒,却未能建立一套各方认可、足以取代其权威的政治秩序。
公元前43年,恺撒的继承人屋大维、马克·安东尼与马库斯·埃米利乌斯·雷必达组成了获得法律授权的“后三头同盟”。与先前的联盟不同,这一机构拥有非常国家权力。他们通过公敌宣告和财产没收为战争筹资,并清除敌人,西塞罗也在其中。公元前42年,三头在腓立比击败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但他们自身的合作关系随后破裂。屋大维于公元前36年击败塞克斯图斯·庞培,排挤雷必达,最终与安东尼正面对抗。安东尼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地中海东部及其与克利奥帕特拉的联盟。公元前31年,屋大维的军队赢得亚克兴海战;公元前30年,屋大维入侵埃及后,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相继身亡。
公元前27年,屋大维正式交还非常权力,获授“奥古斯都”尊号,同时通过一项行省安排,保留了对罗马大多数军团的控制。此后的进一步调整,尤其是公元前23年的调整,使他凭借保民官权力和高于其他行省长官的统治权,巩固了自身地位。执政官、公民大会和元老院依然存在,但政治竞争如今已在一位统治者占据支配地位的格局下展开。由此形成的元首制保留了共和国的名义与话语,却将对国家军队的独立统帅权——因而也就是最高政治权力——变成了皇帝长期享有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