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列桨战船是古代地中海地区使用的一类桨战船,尤盛行于公元前4世纪至前1世纪。它在古希腊的海军传统中发展而来,后来成为希腊化诸王国、迦太基及罗马共和国的主力战船。其名称大致意为“五”,但几乎可以肯定,这并不是指船桨上下叠成五层。现代大多数复原方案认为,这种船的两舷各有一组组重复排列的划桨单元,每个单元的各支桨共由五名桨手操作。由于没有保存下来的五列桨战船既能得到确切辨认,又大体完整,其具体布局至今仍有争议。
名称与分类
英语中的 quinquereme 一词源自拉丁语 quinqueremis,对应的希腊语为 pentērēs。古代作家常将这类船简称为“五”,与“三”“四”“六”以及数字更大的船级并列。
这些数字并不直接表示全船桨手的总数,也不能一概视为上下叠置的桨层数:古代最大的战船所用的数字名称,远远超出了实际可行的垂直桨层数量。
三列桨战船又称“三”,通常认为设有三层船桨,每支桨由一人操作。对于更大的船级,造船者显然增加了至少一部分船桨的操作人数。因此,传统英语称呼“five-banked galley”若被理解为具有五个独立垂直桨层的桨帆船,就可能造成误解。
五列桨战船代表的也是一个船级,而非单一的标准化设计。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建造的船只,其尺寸、船体形态和划桨布局未必完全相同。
起源与传播
五列桨战船出现于公元前4世纪初前后,当时地中海地区的战船设计正处于探索与试验阶段。此前的舰队主要依靠三列桨战船,但各方竞争推动了更大型船只的建造,以搭载更多战斗人员,并承载更重的装备。
历史学家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将四列桨战船和五列桨战船的建造,与叙拉古的狄奥尼修斯一世在公元前399年前后进行的海军备战联系起来。这是了解这两类战船早期发展的重要证据,但文献记载既不能确定其发明过程的每个阶段,也未能指出一位得到普遍认可的唯一发明者。
在希腊化时期,五列桨战船广泛进入继业者诸王国及其他地中海强国的舰队。虽然更大的战船也已出现,但五列桨战船在划桨动力、作战能力与易于运用的规模之间取得了良好的平衡。
迦太基曾大量使用这类战船。公元前264年至前241年的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也开始大规模采用五列桨战船,因为持续的海上作战已成为争夺西西里的关键。据波利比乌斯记载,罗马人以一艘搁浅的迦太基五列桨战船为范本,启动了最初的造舰计划。他描述的舰队包括100艘五列桨战船和20艘三列桨战船。不过,不能据此认为罗马及其意大利盟友在战前毫无航海经验。
建造与划桨系统
船体与推进方式
与其他古代桨帆船一样,五列桨战船兼用船桨与风帆。战斗中需要精确调整方向和速度时,船桨负责推进与操控;航行途中条件允许时,则可利用风帆减轻桨手的负担。
船体以木材建造,相对于宽度而言较为修长,但大型战船仍需具备足够的船宽和结构强度,才能承载人员与装备。作战甲板可容纳士兵,也为大部分划桨区域提供遮护。船只依靠靠近船尾的操舵桨转向,而不是现代的艉柱舵。
船首向前伸出水下撞角,用于通过受控撞击破坏敌船,尤其是攻击其脆弱的侧舷或船尾侧面。撞击能否奏效,取决于船体强度、航速、撞击角度,以及撞击后能否脱离敌船。
五名桨手的布局问题
一种受到广泛讨论的复原方案认为,五列桨战船设有三层船桨,其中:
- 上层每支桨由两人操作;
- 中层每支桨由两人操作;
- 下层每支桨由一人操作。
如此一来,船体两舷各个重复排列的垂直桨组中便各有五名桨手。这并不意味着全船横向只有五名桨手,也不意味着必定由五人共同划一支桨。
研究者还提出了其他布局,包括采用更少的桨层,以及将桨手以不同方式分配到各支船桨上。现有证据不足以将任何具体的座位布局视为所有五列桨战船一概采用的确定方案。
这种不确定性也影响着对船体尺寸、船桨长度、划桨效率和航行性能的估算。现代的定量复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对划桨布局的预先假设,而这种布局恰恰又是复原所要解释的问题。
船员与战斗人员
波利比乌斯在记述公元前256年埃克诺穆斯角海战的准备工作时,称罗马每艘战船配有300名桨手和120名战斗人员。这些数字常被用来说明五列桨战船的人力需求,但不能直接将这种战时战斗人员配置视为适用于所有船只和任务的固定编制。
除了桨手和士兵,一艘能够正常运作的战船还需要军官、舵手、负责协调划桨节奏的人员,以及操纵帆索和其他设备的水手。古代记载的总人数,并不总能清楚说明这些专职人员是如何计入的。
划桨需要协调配合与耐力。流行观念认为,古代战用桨帆船全都由戴着镣铐的奴隶驱动,这并不准确。不同国家、不同情势下的征募方式各异:船员可能包括公民、受雇人员、盟邦人员、获释奴隶,以及在特定紧急情况下征用的奴隶。奴隶制确实是古代地中海社会的一部分,但仅凭这一点,并不足以解释每支海军划桨队伍的通常构成。
庞大的船员队伍带来了繁重的后勤需求。舰队必须定期获得饮用水、食物、替换装备,并能使用合适的基地。因此,舰队能够持续作战多久,不仅取决于船只本身,也取决于岸上设施和补给网络。
作战作用
五列桨战船能够采用多种相互配合的海战方式。
撞击仍然十分重要。战船需要足够的动力和操控能力,才能抓住敌方破绽,同时避免暴露自身侧翼。五列桨战船的作战效能取决于船员训练和战术形势,而不只是体型大于三列桨战船。
接舷战发挥了其搭载士兵较多的优势。利用钩具可将两船拉拢并固定在一起,让士兵尝试夺取敌方甲板。第一次布匿战争初期,罗马战船曾使用乌鸦吊桥来便利这类进攻;波利比乌斯对这种接舷桥有过描述。它是一种特定的战术装置,而非五列桨战船这一船级固有的特征。
远射作战使用标枪、箭矢及其他投射武器。较大的有甲板战船还可以搭载弩炮、投石机等器械,但各船装备不一,不能假定每艘五列桨战船都配有某种特定武器。
这些作战方式并不相互排斥。接舷前可用投射武器扰乱敌方船员;即使战斗最终以近战结束,撞击的威胁也可能影响双方的机动。因此,将“希腊式撞击”与“罗马式接舷”截然对立,过于僵化,无法反映实际海战。
在罗马海军中的服役与后续发展
五列桨战船在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大规模舰队交战中居于核心地位,包括公元前260年的米莱海战和公元前256年的埃克诺穆斯角海战。这些舰队对人力的巨大需求,使海战成为国家资源投入的一个主要领域。
罗马共和国后期,这类战船仍在服役,与较小的船只及规模日益庞大的指挥舰并存。舰队的构成随任务而异:侦察、护航、运输船保护、沿岸行动和大规模会战,并不都需要同一种船只。
在罗马帝国时期,较小的战船在日常海军勤务中尤为突出,但包括五列桨战船在内的大型船级仍见于记载。没有确凿文献能够确定,五列桨战船是在某一个时间点从整个地中海地区一并消失的。
证据与复原
关于五列桨战船的知识,来自文献描述、铭文、古代船只图像及考古学证据。这些材料各有局限。作者往往默认读者已经理解船舶术语;艺术图像可能简化或遮蔽划桨布局;铭文则常常只标明船级,而不说明其构造。
在埃加迪群岛周边发现的青铜撞角,与公元前241年第一次布匿战争的最后一场海上战役有关,为当时战船的构造和海战的破坏力提供了直接证据。不过,它们既不能解决五列桨战船的划桨布局问题,也无法确切判定每艘沉船所属的船级。
因此,相较于五列桨战船的具体工程构造,其大体历史作用已有充分得多的依据。有关其尺寸、最高航速、排水量或座位布局的精确说法,都应被理解为依赖特定复原方案的结果,而非有普遍文献依据的统一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