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匿战争是罗马共和国与北非城邦迦太基之间于公元前264年至前146年进行的三次战争。"Punic"一词源自拉丁语中表示"腓尼基人"的词，反映了迦太基源于腓尼基移民的历史。这些战争决定了哪一个强国将主宰西地中海。罗马赢得了全部三次战争，于公元前146年摧毁了迦太基，并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领袖强国，这一地位后来促成了罗马帝国的壮大。布匿战争是古代史中研究最为深入的事件之一，对于理解一个共和国如何借助海上力量、陆上军队和反复进行的消耗战建立海外帝国，具有重要意义。
本词条按时间顺序叙述这些战争：争夺西西里的第一次布匿战争，两次战争之间的间歇期，汉尼拔远征意大利、西庇阿在扎马取胜的第二次布匿战争，将迦太基降为附属国的苛刻和约，以及以城市毁灭告终的第三次布匿战争。随后考察双方的军事体系、政治与经济结构以及人员损失。最后几节讨论现存史料及其局限、现代学界关于战争起因的争论以及"迦太基必须被毁灭"这一传统说法、战争在后世文化记忆中的地位、迦太基城与战场的考古发现，以及在迦太基领土上设立的罗马行省。
对立的起源
迦太基及其贸易网络
传统说法主要保存于希腊和罗马的文献中，认为迦太基建于约公元前814年，当时来自推罗的殖民者在突尼斯海岸定居。该地拥有良好的锚地，易于防守，并且有稳定的食物供应，尤其是来自湖中的鱼类。其腓尼基名称通常被译为“新城”，经由希腊语和拉丁语转写而来，反映了它作为西地中海多个腓尼基殖民地之一的地位。
这座城市的财富来自商业。推罗人早期对西方的兴趣主要源于金属资源，腓尼基人为获取白银和锡而寻求从腓尼基通往西班牙的贸易路线。随着时间推移，迦太基商人和官员控制了北非、西西里、撒丁和西班牙的港口，掌握着这些地区的关键港口。迦太基实行共和制，设有每年选举产生的执政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真正的影响力掌握在那些财富依赖海外贸易的富裕家族手中，而非世袭贵族。
意大利的罗马
公元前3世纪，罗马仍主要是意大利半岛上的一个强权。其军队正在巩固对意大利各部族以及南部希腊城邦的控制，公元前272年攻陷塔伦特姆标志着这一进程的重要一步。罗马的战略重心指向内陆和意大利沿海。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前，罗马并没有真正的地中海海军力量，这一点后来深刻影响了战争本身的走向。
“布匿”一词
形容词“布匿”（Punic）源自拉丁语Punicus，该词来自拉丁语Punicus（更早为Poenicus），最终源于希腊语Phoinix，意为“腓尼基人”。希腊语和拉丁语作者用此词泛指腓尼基人，而现代学者则将“布匿”专门用于指西地中海的腓尼基人，例如迦太基人。由于保存下来的叙事大多出自罗马作者之手，他们便将这一称呼用于整个系列的冲突。在拉丁语中，该词还带有贬义，“布匿信义”一语即指背信弃义，源自罗马人对迦太基人性格的看法。
早期条约及其局限
两座城市之间的关系最初由条约加以规范。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记载了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六份条约，其中前两份分别签订于公元前509年和公元前348年。现代学者发现最早的文本难以解读，其年代判定部分依赖于波利比乌斯自己的年代体系。通常认为公元前509年的条约限制了罗马的海上活动：罗马人不得航行到迦太基以西的美丽海角以外，除非遭遇风暴或敌人的行动迫使其如此。在该区域内，罗马商人除了修理船只或进行祭祀安排外，不得从事商业活动。
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些早期协议旨在保护迦太基的商业。在这些早期条约中，迦太基主要关心的是保障其横跨地中海的贸易网络，而直到公元前279年，罗马的利益仍集中于意大利半岛。公元前348年及约公元前279年的后续协议（后者是在公元前279年为对抗国王皮洛士而签订的合作条约）改变了势力范围，各早期文本中划定的封闭区域也有所不同，这反映了迦太基与其内陆腹地以及与乌提卡和推罗等城市关系的演变，也反映了罗马海上能力的增长。
这些安排维持了一个多世纪之久，两座城市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商业联系。这种稳定局面在公元前264年结束，当时罗马介入西西里的墨西拿事务，引发了第一次布匿战争。
古代史料及其局限
关于布匿战争的几乎全部知识都来自希腊和罗马作家，其中记载的基础是古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他是公元前167年被作为人质送往罗马的希腊人，其著作《历史》写于公元前146年之后。他尽可能询问交战双方的当事人，学界普遍认为他总体上较为客观，在迦太基与罗马的立场之间大体保持中立。
后世的罗马作家大量依赖他的记述。李维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波利比乌斯，但叙事结构更为完整，并且更多地涉及罗马政治，同时明显偏向罗马。他的大部分叙述已经散佚：公元前167年之后事件的部分，今天只留存了一份内容目录。另有一些作者仅以残篇或摘要的形式流传，包括狄奥多罗斯和卡西乌斯·狄奥。公元2世纪的希腊作家阿庇安至今仍被广泛引用，他对第三次布匿战争的叙述是该战争现存的主要记载之一。
缺失的迦太基声音
关于这段历史的迦太基一方几乎没有留下记载。迦太基人的文字没有保存下来，而拉丁作家对其布匿敌人明显抱有偏见。即便是希腊作家也并不中立，因为希腊城邦本身与迦太基存在竞争，这影响了他们的叙述。也有一些与汉尼拔关系密切的目击者留下了记述。来自西西里卡勒阿克特的希腊人西勒诺斯曾随汉尼拔出征；很可能担任过汉尼拔希腊文学导师的斯巴达人索西洛斯也写过一部记述。两人的著作如今都已失传，不过西勒诺斯的记述似乎为科埃利乌斯·安提帕特等罗马史家所知。罗马人的文献表明迦太基本身也有自己的史书，但几乎全部在公元前146年的毁灭中，或在随后数百年的文化动荡中佚失。
铭文、钱币与考古
实物证据对文献起到了补充作用。历史学家利用钱币、铭文、考古材料，以及通过三列桨战船“奥林匹亚斯号”等复原实验获得的经验证据。钱币尤其丰富：钱币是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数量最多的遗物。钱币学研究表明，从这场战争开始时起，迦太基就增加了银币的铸造，以支付雇佣兵的军饷。不过，钱币很少能证明特定部队的行动。通常无法证明某一枚青铜币曾支付给某个士兵，或随某支特定军队流通。关于伊比利亚银币上的人像是否为巴卡家族成员，学界仍有争议。铭文同样稀少，因为将布匿文献译成希腊文或拉丁文的情况寥寥无几。这类证据可以确定年代以及财政和补给状况，但单凭它们无法重建一场战役的进程或一次谈判的内容，这些仍须依赖文献叙述。
数字及其可靠性
古代关于军队规模、舰队数量和伤亡人数的数字，是整个史料体系中最不可靠的部分。各家记载在基本细节上可能相互矛盾：它们在若干细节上有所出入，而且在描述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时，两者都没有像现代读者所期望的那样清楚地指出具体是哪一处隘口。一些总数也难以令人信服。关于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的一场风暴，有一种记载称罗马舰队损失了大部分船只，并且死亡人数超过十万。至于迦太基陷落，古代史料称被卖为奴隶的幸存者有五万人，但这一数字并不确定。因此，现代历史学家通常只把这类数字当作规模的粗略指标，并将其与后勤上的合理性以及其他史料相互比照加以检验。
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前241年）
战争始于墨萨纳（Messana）的归属问题。墨萨纳是西西里岛海岸上与意大利隔海相望的城市。由坎帕尼亚雇佣兵组成的马默丁人（Mamertines）占领了这座城市。叙拉古的希耶罗二世（Hiero II）出兵讨伐他们时，马默丁人先向迦太基求援，迦太基随即在城中驻军；之后他们又向罗马求助。罗马公民大会最终同意出兵干预。公元前264年，执政官阿庇乌斯·克劳狄·考德克斯（Appius Claudius Caudex）率两个军团渡过海峡。罗马当时没有自己的舰队，因此由盟邦的船只将军队运过海峡。原本只是一场地方纠纷，很快就演变为争夺整个西西里的斗争。公元前263年，希耶罗与罗马议和，保留了王国，成为罗马的盟友；迦太基则控制了西西里岛西部，包括利利巴乌姆（Lilybaeum）和德雷帕纳（Drepana）等设防港口。
在此之前，罗马几乎没有海上作战经验，也从未在意大利半岛之外作战。为了对抗迦太基的海军优势，罗马建造了一支规模庞大的舰队，据波利比乌斯（Polybius）记载，其规模约为一百艘五列桨战舰和二十艘三列桨战舰。罗马人以一艘失事的迦太基五列桨战舰为蓝本进行仿造。罗马最具特色的发明是“乌鸦吊桥”（corvus），这是一座长约11米、宽约1.2米的登舰跳板，架设在船头的立柱上，通过滑轮升降。跳板底部有一根沉重的尖桩，能刺穿敌舰甲板，将两艘船牢牢钉在一起，使罗马陆军士兵能够登上敌舰并近身搏斗。公元前260年，乌鸦吊桥在米莱（Mylae）海战中首次投入使用。迦太基指挥官对这一装置毫无准备，其领头的战舰遭到登船攻击而损失惨重。这一战术使海战变成了以罗马步兵的优势压倒迦太基航海技艺的较量。
乌鸦吊桥并没有解决罗马的海军难题。罗马舰队多次在风暴中整支覆没，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船头沉重的吊桥是公元前255年和前249年两次重大损失的原因之一。整场战争中，罗马的舰船损失通常被估计为六百余艘，迦太基的损失至少五百艘，但这些数字都只是大致估算。在罗马重建舰队期间，哈米尔卡·巴卡（Hamilcar Barca）在西西里西部坚守了数年，依托厄律克斯（Eryx）等据点，不断袭扰罗马的围城阵线，而不寻求决定性的会战。他得以保住迦太基在岛上的阵地，这也是战争拖延二十余年的原因之一。
战争最终在海上结束。公元前241年，罗马执政官盖乌斯·路塔提乌斯·卡图卢斯（Gaius Lutatius Catulus）在西西里西部的埃加迪群岛（Aegates Islands）附近拦截了汉诺（Hanno）率领的迦太基舰队。迦太基的船只人手不足，并且满载着本要运往哈米尔卡军中的补给，战斗于3月10日进行。古代文献对这场海战的记载各不相同：波利比乌斯称迦太基损失约五十艘战舰被击沉、约七十艘被俘，约一万人被俘虏；其他记载给出的数字则有所不同。无论确切数字如何，这次失败使迦太基失去了能够支援西西里驻军的舰队。
迦太基派哈米尔卡前去谈判，双方达成《卢塔提乌斯和约》。和约要求迦太基撤出西西里，并不得与希耶罗及罗马的盟友开战。和约还禁止迦太基战舰驶入意大利水域，并规定迦太基支付3200塔兰特的赔款，分十年付清。罗马最初提出的方案是2200塔兰特、分二十年付清，但罗马公民大会派出的委员会提高了赔款数额，并缩短了付款期限。迦太基军队获准携带武器返回本土。和约确认了罗马对西西里的控制，使罗马成为地中海西部的主导力量，也埋下了引发下一次战争的争端。
雇佣军战争与战间的紧张局势
雇佣军战争直接源于结束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和约。迦太基在西西里的陆上战役主要依靠雇佣兵作战。公元前241年，战争因拖欠约2万名曾在西西里服役的外国士兵的薪饷而爆发。迦太基的军队通常为某次特定战役临时组建，由不同民族的人混编，战役结束后即行解散，因此在冲突结束时，国家几乎没有与本城保持稳定联系的常备力量。雇佣兵抵达迦太基城后，元老院派出使团前往雇佣兵营地，表示愿意满足他们的任何要求，而雇佣兵却每天都提出新的要求。后来，一次看似已经达成的妥协破裂，叛乱在斯彭迪乌斯和马托等领袖的带领下愈演愈烈。
叛乱很快便超出了军队的范围。利比亚腹地的各个社群曾承受了为第一次布匿战争筹措军费的沉重赋税，当家庭无力缴纳所要求的款项时，许多男子便被抓走。他们的怨愤使其成为叛军乐于结交的盟友。古代史料称，约有7万名非洲招募兵加入了叛乱者的队伍，并为其提供补给和资金，但这些数字应当谨慎看待。迦太基最初的应对十分软弱，尤其是在汉诺指挥期间，他在战争初期的交锋中表现不佳。
转折点出现在哈米尔卡·巴卡被任命为总指挥时。此前，他保持了军队的完整，并在西西里对罗马人进行了成功的游击战。公元前239年，他逐步扭转了对叛军不利的局面。公元前238年，他的军队在锯子之战中获胜；迦太基人在俘获叛军首领后，于锯子之战中击败了叛军的野战部队。战役随后在小莱普蒂斯结束，这是雃佣军战争最后的一场重大冲突，并以迦太基人的决定性胜利告终。战斗异常残酷。据称，叛军曾将700名迦太基战俘折磨致死，此后战争在双方之间以极其残暴的方式继续进行。平叛之后，迦太基对非洲属民的统治得以恢复，但其财政和对自身军队的信任都遭受了严重损害。
罗马利用了这一弱点。从名义上看，罗马在冲突中曾支持迦太基，但仍趁迦太基衰弱之机夺取了撒丁岛和科西嘉岛，并勒索额外的赔款。夺取岛屿一事被列为这场战争的领土后果之一，迦太基因此失去撒丁岛和科西嘉岛，被罗马吞并。在财政和军队尚未恢复之时，迦太基实际上无力抵抗这一行动。
迦太基的应对是转向西方。哈米尔卡·巴卡与其女婿“美男子”哈斯德鲁巴在伊比利亚建立了新的权力基地。哈米尔卡在伊比利亚的迦太基领地上实行自主统治，直至公元前228年去世，随后由其女婿哈斯德鲁巴接任。哈斯德鲁巴建立了卡塔赫纳，使其成为迦太基在半岛上权力的中心。伊比利亚的矿山和贡赋提供了白银，重建了迦太基的财富。与罗马的边界于公元前226年确定，当时迦太基的“美男子”哈斯德鲁巴与罗马共和国签订条约，规定以伊比利亚的埃布罗河作为双方势力的分界线。然而，条约的条款相当松散：只要罗马不向埃布罗河以南扩张，迦太基便不向埃布罗河以北扩张。问题出在萨贡托。罗马后来与位于埃布罗河以南的萨贡托城结成了联盟；而在公元前221年哈斯德鲁巴遇刺后接任的汉尼拔，则将迦太基的领土向北扩展到埃布罗河岸边。结果，萨贡托被迦太基的领土包围。这条边界的模糊不清，为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起因
公元前221年，汉尼拔约在26岁时被任命为伊比利亚迦太基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此后两年，他一边向内陆扩张迦太基的势力，一边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关键的界线是埃布罗河。公元前226年的一项协议曾将该河定为迦太基影响力的北部边界。萨贡托是一座设防城镇，位于今天萨贡托市附近，处于这条界线以南，它与罗马保持着友好关系，但这种关系未必构成正式条约。该城的城墙使其成为重要的战略据点，攻占它可以确保汉尼拔的后方安全，城中的财富还能为他支付雇佣兵的军饷。围城持续了大约八个月，汉尼拔在战斗中身受重伤，公元前219年该城陷落。据记载，城中居民宁可自己放火自焚，也不愿投降。
萨贡托陷落前，罗马并未出兵救援。当时罗马的注意力已转向伊利里亚和北方的高卢，而萨贡托的求援虽已传到罗马元老院，元老院却不愿冒险开启新的战争。罗马使节先是前往汉尼拔处，随后又前往迦太基议事会，要求以违背和约为由交出汉尼拔。迦太基议事会听取了使团的陈述，但支持汉尼拔，理由是萨贡托人先挑起了敌对行动。城池陷落后，罗马共和国元老院又派出第二个使团，提出同样的要求。李维主要将这次使团描述为宣战的正式程序，因为罗马其实早已为战争做好了准备。迦太基再次拒绝，并否认此前的埃布罗协议有效。公元前218年3月，罗马宣布开战。
核心的历史问题在于，迦太基政府是否授权了这次围城。波利比乌斯将汉尼拔描绘成一个在寻找借口的指挥官，他的叙述把罗马与埃布罗河以南某城的结盟视为汉尼拔所需的正当理由。另有记载称，政府已同意发动进攻，或者至少汉尼拔在行动前曾短暂地向元老院请示。迦太基随后否认埃布罗协议，又使这两种解释都变得复杂。元老们主张，罗马人民从未批准过公元前241年由卡图卢斯和哈米尔卡两位将军谈判达成的条约，因此迦太基不受其条款约束。现代学者的观点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围城是迦太基蓄意执行的对抗政策，另一派认为这是一位野心勃勃的将军的冒险行为，而政府事后不得不为其辩护。这一问题的答案，决定了这场战争应被理解为迦太基国家的决策，还是巴卡家族的个人行动。
罗马在公元前218年制定的战略，是攻击迦太基最强的地方。罗马的规划者打算同时在伊比利亚的迦太基据点和非洲的基地本身发动打击，并为两个战场分别派出军队。然而，汉尼拔决定进军意大利，打乱了这一计划。他将兄弟哈斯德鲁巴留在伊比利亚指挥军队，于公元前218年春天渡过埃布罗河，穿越比利牛斯山，向高卢和阿尔卑斯山推进。罗马作出开战决定时，离此次行军的消息传到罗马，只过去了不久。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的军队被改派往伊比利亚，西庇阿本人则返回意大利北部迎击汉尼拔。原本计划作为争夺地中海西部的战争，因此首先在意大利本土展开，罗马原先设想的伊比利亚和北非行动，则被推到了次要位置。
汉尼拔入侵意大利
汉尼拔没有等罗马人来伊比利亚。他率军离开西班牙，翻越比利牛斯山，又越过阿尔卑斯山，于公元前218年末抵达波河河谷。这次行军中，他的大部分兵力死于严寒、饥饿和敌对部落之手，大多数战象也没能存活。他抵达意大利北部时，军队的规模远小于离开伊比利亚时的规模，不过古代史料对具体人数的记载并不一致。到达之后，他争取了山南高卢的凯尔特人部落，这些人视他为对抗罗马的有用盟友，征召兵员使他的实力得以大部分恢复。
罗马在北方派出的前两支野战军，都败在利用地形和进攻时机的战术之下。公元前218年12月，在特雷比亚河畔，汉尼拔以隐蔽部队和一场在寒冷河边的黎明交战击溃了执政官率领的军队，罗马士兵只有少数人逃脱。公元前217年6月，在特拉西梅诺湖畔，他把主力藏在一条狭窄湖岸道路上方的山丘中，趁薄雾在行军纵队侧翼发动突袭。罗马执政官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在战斗初期即被杀，约1.5万名罗马人阵亡，更多人被俘。这些失利表明，罗马军团可能在未能按惯常阵型展开之前就被围歼，也让元老院确信，常规的应对方式已经行不通。
公元前216年8月的坎尼之战是其中破坏性最大的一场战役。罗马指挥官、执政官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与盖乌斯·泰伦提乌斯·瓦罗集结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并将重装步兵排成异常纵深的阵型，意图突破汉尼拔的中央阵地。汉尼拔有意将最不可靠的步兵布置在中央，让他们在压力下后撤，同时把久经沙场的老兵部署在两翼。罗马人挤入新月形阵线时，两翼从两侧合拢将其包围；此前被逐出罗马两翼的骑兵随即返回，完成了合围。结果是一场双重包抄，罗马军队的大部分被包围并遭到屠戮。古代文献估计罗马阵亡人数约为5万至7万，现代历史学家认为这些数字并不可靠。坎尼之战至今仍被视为战术规划的典范，但它并未决定这场战争的结局。
特拉西梅诺之败后，罗马的应对由昆图斯·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塑造。他被任命为独裁官，采取避免全面会战的战略。法比乌斯让军团驻扎在山地中，那里汉尼拔的骑兵作用有限，他则与迦太基军队保持距离、伺机而动。他袭击觅食的小队和落单的分遣队，设法切断补给，据说还毁坏入侵者路径上的庄稼和财产。后来的作家将这一路线称为法比乌斯战略，法比乌斯也得了"迟延者"（Cunctator）的绰号，不过对手常用这个词来嘲讽他。这一战略保存了罗马的军队，也为征召新军团赢得了时间，但罗马贵族普遍不满，认为这是怯懦的表现，而且他们的庄园也因此遭受损失。法比乌斯任职约六个月后便被解除指挥权，接替他的执政官放弃了这一做法，并与汉尼拔在坎尼交战。
坎尼之战后，至少在南方，战略形势转向有利于汉尼拔。意大利最大的城市之一卡普亚倒向迦太基，阿普利亚、卢卡尼亚、布鲁提乌姆和萨谟奈的其他多个意大利城邦也随之叛离。这些倒戈为汉尼拔提供了据点、粮食和兵员，但并未给他带来他所需要的决定性结果。他既缺少攻城器械，兵力也不足以攻取罗马，而且迦太基无法大规模增援他的军队。罗马的核心同盟体系基本保持完整，其军队在随后几年中得以重建。汉尼拔在意大利南部停留了十多年，赢得了多次交战，却无法迫使罗马达成政治妥协。他为何在坎尼之后没有进军罗马，这一问题自古代以来便一直是历史学家争论的焦点。
战争的其他战场
意大利的战事从来不是唯一的战线。从公元前214年起，罗马同时在西西里、希腊世界和伊比利亚作战，迦太基则试图利用这些战场分散罗马的注意力。
在西西里，亲罗马的国王希耶罗二世于公元前215或214年去世，为叙拉古的政策转向打开了大门。该城的新政府抛弃罗马，转而投靠迦太基。罗马随即派军围攻叙拉古，军队由阿基米德的对手马库斯·克劳狄乌斯·马塞卢斯率领。马塞卢斯从海上发动进攻，古代作家记载其舰队约有六十艘五列桨战船；他的同僚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普尔喀则从陆地施压，攻打城墙。守军在工程师阿基米德的设计下，使用旋转起重机吊起并倾覆敌船，以近距离发射的投石机，以及其他扰乱进攻的器械进行抵抗。罗马人转而封锁港口，并于公元前212年趁守军因节日而分心之机，突破了内城城墙。阿基米德在城破时被杀。后来关于他用镜子焚烧罗马战船的传说，不见于同时代的记载，被普遍认为是后世的传说。叙拉古的陷落结束了西西里希腊城邦的独立，并加强了罗马对该岛的控制。
在希腊世界，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于公元前215年与汉尼拔缔结条约，划分了双方的活动范围，但这一条约对双方都没有多少实际价值。腓力的介入引发了第一次马其顿战争，战事主要发生在巴尔干和亚得里亚海沿岸，而非与罗马的主力交战。当时罗马在亚得里亚海以东几乎没有领地，因此其最初的反应仅限于派出一支由十艘五列桨战船组成的小分舰队驶入亚得里亚海。此后，罗马主要依靠新结盟的埃托利亚同盟牵制腓力。这场冲突没有产生决定性的会战，最终以公元前205年的《腓尼基和约》告终，腓力保留了他在伊利里亚获得的领土。这场战争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把希腊诸国拉入了罗马的势力范围，并预示了之后的马其顿战争。
在西班牙所在的伊比利亚半岛，罗马人的斗争更为漫长，代价也更为沉重。西庇阿兄弟普布利乌斯和格奈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自公元前218年起便在半岛作战，他们的行动使迦太基军队无法增援意大利的汉尼拔。公元前214年，哈斯德鲁巴·巴卡抵达半岛，终结了巴卡家族在伊比利亚的绝对指挥权；公元前211年，迦太基投入三支军队发动协同反攻。罗马军队为应对这一威胁而兵力分散。普布利乌斯在卡斯图洛附近战败阵亡，随后迦太基军队转而对付格奈乌斯，其凯尔特伊比利亚盟友已被贿赂而倒戈。格奈乌斯在其兄长死后数周内于伊尔科拉被杀。罗马史料将这场灾难的大部分归咎于这次倒戈，不过具体细节仍不确定。
迦太基收复撒丁岛、进攻西西里的努力均未成功，罗马得以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继续作战的同时，保住了对这些岛屿的控制。这场战争中，罗马的兵力虽然分散，但其人力资源以及对核心领土周边海域的控制支撑着它的多线作战，即便其军队在伊比利亚内陆屡遭重创。
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与扎马战役
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即后来的阿非利加努斯）在公元前210年遭遇惨重挫败后，首次统领罗马在伊比利亚的军队。几年之内，他扭转了那里的局势。公元前209年，他攻占了伊比利亚半岛上迦太基的主要港口新迦太基；公元前206年，他在伊利帕取得的胜利结束了迦太基在西班牙的统治。控制伊比利亚之后，西庇阿把注意力转向迦太基在非洲的本土领地。他主张，入侵非洲将迫使迦太基从意大利召回其最精锐的军队。罗马元老院起初不愿批准这一冒险行动，但于公元前204年批准了这次远征。
公元前204年，西庇阿在乌提卡附近登陆，兵力约3.5万人，骑兵数量相对较少。他最初的作战是袭扰与围城并行。他围攻乌提卡，希望以此作为稳固的基地，但迦太基与努米底亚的联军迫使他撤回冬季营地。公元前203年，他对敌军营地发动夜袭，随后在野战中击败了迦太基与努米底亚军队，其中最决定性的一战发生在大平原。这些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努米底亚国王马西尼萨。他曾被对手西法克斯逐出王国，而西法克斯得到了迦太基的支持。马西尼萨的轻骑兵使西庇阿获得了他自己的军队所缺乏的机动性。迦太基因这些失利而惊慌，开始提议和谈，并把汉尼拔从意大利召回。汉尼拔于公元前203年返回非洲，迦太基政府随即否认了西庇阿的谈判代表所同意的和约草案。
决定性的会战于公元前202年10月19日在迦太基西南方向的扎马雷吉亚附近平原上进行。尽管名称如此，两军并非在扎马城本身交战，确切地点至今仍有争议。古代史料对双方兵力的记载互相矛盾。现代估计认为，西庇阿约有步兵2.9万人、骑兵6100人；汉尼拔的军队通常被估计为步兵约3.6万人、骑兵4000人，另有战象80头。汉尼拔的兵力中既有老兵部队，也有大量新兵。罗马人最担心的是战象。西庇阿让步兵中队之间留出开阔的通道，并把轻装部队部署在通道一侧，引诱冲锋的战象进入这些缺口，在那里将其制服，同时不打乱主阵线。据记载，号角声和呐喊声吓住了一些战象，它们掉头冲回迦太基左翼，造成了混乱。
战象被制服之后，战局便取决于骑兵。西庇阿自己的骑兵在马西尼萨的努米底亚人加入后，把迦太基骑兵逐出战场并加以追击。罗马骑兵没有沉迷于追击，而是返回战场，攻击正与罗马军团交战的汉尼拔步兵后方。汉尼拔的老兵坚持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前后夹击最终打垮了迦太基战线。古代关于伤亡的记载差异极大，通常的数字是迦太基方面约2万人阵亡，另有约同样数量的人被俘，而罗马方面的损失则少得多。历史学家还质疑了传统观点，即西庇阿只是重复了汉尼拔在坎尼所用的双重包围战术。许多现代论述认为，胜负主要取决于罗马在骑兵上的数量优势，而非对汉尼拔战术的刻意模仿。
扎马之战结束了这场战争。迦太基接受了和约条款：失去全部西班牙领地，舰队缩减为一小支残部，并承担长期的赔款。汉尼拔后来在迦太基被归咎于这次失败，但西庇阿没有对他施以严厉的惩罚。这场战役确认了罗马在骑兵和指挥方面的优势，也标志着迦太基不再能够在西地中海挑战罗马。
和约与迦太基的从属地位
汉尼拔在扎马战败后，迦太基最终不得不求和，而罗马强加的条款重塑了这座城市在西地中海的地位。这些条款使迦太基失去了海外属地，也失去了大片非洲土地。其海军实力同样被大幅削弱：该城不得保留战象，舰队也被限制为十艘战舰。财政上，赔款定为一万塔兰特白银，分五十年付清，并扣押人质以保证协议履行。实际上，这相当于每年约二百塔兰特。
该和约在迦太基国内的批准过程存在争议。许多迦太基高级人士主张拒绝和约，但汉尼拔极力支持接受，最终和约于公元前201年春获得通过。军事自主权也随之收窄：迦太基被禁止在非洲以外发动战争，在非洲境内的军事行动也须获得罗马元老院的明确批准。此后，迦太基对罗马的附属地位已十分明显。换言之，迦太基在政治上从属于罗马，这一点已清楚无疑。
赔款的意义不止于金钱。公元前191年，迦太基提议一次性付清五十年分期赔款的余额，但罗马拒绝了这一提议。这一拒绝表明，这些款项作为臣服的可见标志，其象征意义远超其货币价值，赔款本身具有标示被征服地位的象征性作用。
罗马的奖赏安排还增强了迦太基邻国的实力。马西尼萨因在扎马战役中支持罗马而获得奖赏，得到了他父亲的王国，以及曾由西法克斯统治的西努米底亚王国。他利用和约的限制为自己谋利，侵占迦太基的土地，并采用各种手段，包括谎称迦太基正在重建海军，尽管和约明令禁止其拥有海军。迦太基向罗马申诉后，罗马派出一个委员会前来调停，公元前152年，监察官老加图作为元老院使团成员访问了迦太基。马西尼萨接受了仲裁，但迦太基的代表拒绝接受，因为他们此前已见识过罗马的裁决对自己不利。
尽管如此，迦太基仍然履行了财政条款。迦太基严格遵守公元前201年和约的各项条件，包括在五十年期间按期偿还战争赔款。经济复苏得益于汉尼拔的努力。战后，迦太基又陷入一场财政危机，而沉重的对罗马赔款负担加剧了这场危机。在这一危机中，汉尼拔当选为行政长官（suffete），他改革了税制，稳定了经济，使迦太基重新崛起为繁荣的商业中心。著名的双港也可能建于这一时期，迦太基很可能正是在此时修建了其闻名的双重港口。
罗马人的忧虑随着这种繁荣而增长。迦太基的复兴很快引起了罗马人对其再度崛起的恐惧，同时也激起了他们对迦太基迅速积累的财富的贪欲。老加图访问迦太基后，深信这座城市将是未来的威胁，他对迦太基的财富感到震惊，认为这对罗马构成危险。人们通常将“迦太基必须被毁灭”这句话归于他名下，这句话广为人知，但它更可能是后世作者编造的，他们想用一句简练的话来突出加图誓要摧毁这座城市的执着决心。
并非所有元老都认同这种观点。据记载，西庇阿·纳西卡主张，罗马不应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贸然行动，换言之，发动战争需要具备“正当理由”（iusta causa）。至于迦太基自身的军备扩充，其目的实际上是为了抵御努米底亚国王，而非准备与罗马开战。
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9至前146年）
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罗马对迦太基的政策日趋强硬。后世古代作家称，老加图在元老院发言时习惯以“迦太基必须毁灭”作结，这句话后来成为罗马敌视这座城市的象征。战争的直接导火索，是迦太基与努米底亚国王马西尼萨之间的长期冲突。公元前201年，罗马曾将迦太基的土地赏给马西尼萨。马西尼萨的袭扰引发了迦太基的军事反应，而罗马将此视为违反条约的行为，因为条约规定迦太基未经罗马许可不得发动战争。
公元前149年，一支庞大的罗马军队在乌提卡登陆。迦太基试图避免围城，交出了武器并送上人质。罗马随后要求迦太基放弃原城，并在远离海岸的内陆重建城市。迦太基拒绝了这一要求，转而备战，建造了新舰队，并开凿了通往港口的新水道。罗马最初的几次战役指挥失当，屡屡受挫。小西庇阿（即埃米利亚努斯）当时还是一名中级军官，他是大西庇阿的养孙。他在这些作战中表现突出，其中包括反对执政官马尼乌斯·马尼利乌斯的计划，该计划是在内佩里斯的崎岖山地中进攻迦太基的野战军，而当地地形有利于守军。
公元前148年，指挥权转交给另一位罗马将领，他同样未能取得进展。公元前147年，公众对小西庇阿的热情高涨，罗马民众大会因此破例免除了通常的年龄限制，选他为执政官，并授予他非洲的指挥权。他重整军纪，收紧了包围圈。他最重要的举措，是在港口入口处修筑了一道巨大的防波堤，以阻止封锁突破者，并切断海上运来的补给。迦太基守军一度维持了港口运转，但罗马的屏障使粮食越来越难以运入城内，饥荒和疾病在居民中蔓延。
公元前146年春，罗马军队突入港口区，夺取了外围防御工事。战斗随后转为逐屋争夺的巷战，这在古代战争中并不常见，因为通常城墙一旦被攻破，守军便会迅速投降。据称罗马士兵从一座屋顶跃至另一座屋顶，用跳板跨越建筑之间的空隙，并从上层向下攻击。小西庇阿的部队历时约六天，才抵达城市中心的卫城比尔萨。约九百名幸存者，其中许多是罗马逃兵，在卫城上的埃什蒙神庙中避难，神庙在火中燃烧。波里比阿记载，迦太基统帅哈斯德鲁巴投降了，他的妻子随即带着孩子投入火中自焚。哈斯德鲁巴被押往罗马，后来获准流亡意大利居住。
城市陷落后，随之而来的是毁城以及幸存者被奴役。古代史料对死亡人数和被俘人数的记载差异极大，现代的估计也不确定。迦太基在北非的残余领土被组织为罗马行省“阿非利加”，由乌提卡管辖。这一安排终结了迦太基的独立国家地位，也使罗马完成了对西地中海的控制。战争的结束还留下了持久的先例：摧毁一个对手城市，成为后来罗马军事行动的模板。后世作家将公元前146年的事件视为布匿战争的象征性终点。现代史学家仍在争论，这场毁灭在多大程度上出于战略需要，又在多大程度上受罗马政治气候的驱动。
军事组织与技术
迦太基的军队依靠多个层次的兵源。其公民核心部队规模很小，其中包括"神圣军"，这是一支由2500至3000名步兵组成的精锐部队，以白色盾牌作为标志。然而，野战军的大部分兵力来自雇佣队伍和同盟队伍。雇佣部队来自希腊、伊比利亚、意大利南部和高卢的雇佣兵军队，此外还有来自利比亚、突尼斯、巴利阿里群岛和北非的当地同盟者。努米底亚骑兵不需要马勒就能驾驭战马，是全军最受重视的部队之一。由于每支队伍都保留了自己的装备，军队的武器和盔甲因部队而异；希腊式重装步兵或许是最常见的样式，投石手和弓箭手则补充了各队的兵员。
迦太基通过让本国公民掌握高级和中级指挥权，来防范雇佣军倒戈的风险，以免成功的雇佣军发动叛乱。这一制度依赖于定期支付军饷，而这正是它的软肋。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后，国家无力偿清欠退伍雇佣兵的债务，由此引发的叛乱只有经过残酷的战斗才被镇压下去。雇佣军战争的记载中保留了其残暴的一面：斯彭狄乌斯和奥塔里图斯将700名迦太基战俘折磨致死。
罗马的实力依靠在罗马共和国的军团中服役的公民兵。罗马的军团与同一地区征召的同盟部队一同作战，因此坎尼会战中的罗马军队同时包括拉丁人和意大利人部队。罗马的主要优势在于其兵源储备。关于坎尼会战的损失估计各不相同：一种说法是阵亡44000人，而李维给出的数字是罗马人阵亡48000人，被俘19000人。经历此类失败之后，当局并未停止作战；为了补充兵员，他们降低了征兵年龄，并招募了通常不服兵役的人。
第一次布匿战争因西西里而爆发，而当时罗马并没有海军传统。公元前261年，元老院下令建造100艘五列桨战舰和20艘三列桨战舰。据波利比乌斯记载，造船者仿照了一艘搁浅的迦太基五列桨战舰。设计只是问题的一部分：由于缺乏海战方面的专业知识，罗马人处于劣势，罗马战船也比对手的更笨重、机动性更差。乌鸦吊桥（corvus）弥补了这一缺陷。这种可移动的登船桥安装在战船船首，末端有一个尖刺，能够钉住敌船，从而把海战变成了类似陆地上的近身格斗。公元前260年，这一装置帮助盖乌斯·杜伊利乌斯赢得了米莱之战，这是罗马有史以来的第一场海上胜利。随着罗马船员积累经验，乌鸦吊桥被弃用，转而采用更快的战船和传统的撞角战术。
汉尼拔的指挥艺术融合了地形利用、欺骗和包围。在坎尼，他部署部队使骑兵能够驱散罗马骑兵，然后绕回从后方进攻罗马步兵，形成了包围敌军的双重包抄战术。在向罗马进军的途中，他同样利用了艰险的地形：他翻越亚平宁山脉，穿过阿尔诺沼泽，将自己的军队插入罗马与北方防御罗马军队之间。后勤工作与战术同样艰巨。进入意大利的军队有46000名士兵和37头战象，而翻越阿尔卑斯山时，严寒天气使他损失了近一半士兵和大部分战象。更早之前，汉尼拔曾派遣使者争取高卢部落允许其安全通过，但对方拒绝了，并在每一段路上与之抗争，这种拖延既耗费了兵力，也耗费了时间。
政治制度、经济与社会
迦太基的宪制融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众制的因素，但实际权力掌握在少数富有家族手中。最高职位由两名经选举产生的官员共同担任，称为苏菲特（suffetes），任期一年。自公元前5世纪起，通常一名苏菲特统率军队，另一名负责民政，不过古代史料并未精确描述两者职责的划分。担任这些职务的资格似乎既需要足够的财富，也需要贵族出身，因此少数极具影响力的家族似乎主导了这些职位。
与苏菲特并立的是一个由有影响力的成员组成的元老院，成员终身任职，人数可能在200到300人之间。另设一个独立机构，即“一百零四人法庭”，负责审判将领及与军事有关的事务，其目的是使指挥官对国家负责。然而到汉尼拔时期，该机构已获得相当大的权力，使其本身成为一股政治力量。民众大会对执政官和元老院提出的议案进行表决。亚里士多德记载，当苏菲特与议事会无法达成一致时，民众大会拥有决定性的表决权。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记述，除非苏菲特与议事会达成一致意见，否则迦太基民众大会拥有决定性的表决权。后世古代与现代的记载对于民众大会的作用在此类僵局之外究竟延伸到何种程度，看法并不一致。
相比之下，罗马共和国的体制围绕两名每年选举产生的执政官、一个由前任官员主导的元老院，以及投票通过法律和选举官员的民众大会而建立。其贵族阶层同样是狭窄的精英集团，但布匿战争的长期压力促使其制度不断调整，包括扩大兵员征募，以及任用个人权威异常突出的指挥官。
迦太基的财富建立在商业经济之上。其经济本质上是商业性的，以贸易、手工业生产以及对突尼斯内陆肥沃土地的农业开发为基础，而大商人家族则投资于航海、庄园和战略性资源。北非腹地的农业劳动主要由当地的利比亚臣民承担，他们耕种土地、缴纳贡赋，并为迦太基军队提供士兵。白银是最有价值的出口商品。迦太基开采安达卢西亚和莱万特沿海的银矿，获取大量金属，并以此资助了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大部分开支以及汉尼拔的意大利战役。矿山的劳动主要由奴隶承担，其中包括战俘和当地居民。商业、庄园、贡赋与矿业的结合，使迦太基有能力支付雇佣军的费用，这一财政基础是战争初期罗马难以轻易匹敌的。
罗马的实力在于人力。其公民军团得到意大利盟邦社群的补充，这些社群提供部队，但并未被兼并为罗马的一部分，因此不享有公民权或政治权利，却仍须提供兵员。罗马的体制依赖于反复征召公民与盟邦部队，并由殖民地、条约及各社群构成的网络加以支撑，这些社群在战时承担的义务为罗马提供人力。第二次布匿战争还为罗马军队增添了非意大利籍的专业兵种：军团与翼军所缺乏的专业技能，由非意大利籍的雇佣兵提供，其中包括努米底亚轻骑兵、克里特弓箭手和巴利阿里投石手，他们成为罗马军队的第三类组成部分。
因此，盟邦的忠诚是这场战争的决定性问题之一。汉尼拔在特雷比亚、特拉西梅诺和坎尼的胜利促使盟邦纷纷倒戈。卡普阿、意大利南部部分地区以及若干希腊城邦改换阵营，而叙拉古最终在西西里与迦太基结盟。然而，许多拉丁殖民地和意大利中部的盟邦即使在罗马的保护看似不可靠时，仍然保持忠诚。尽管损失惨重、重要城市相继背离，罗马仍能让大多数盟邦社群继续参战，这是其最终能够熬过汉尼拔在意大利的战役的一个关键原因。当兵员短缺使通常的财产资格要求难以执行时，罗马还采取了严厉措施补充兵源，例如大规模征召无产者（proletarii）入伍。
人员伤亡与人口影响
第二次布匿战争是古代地中海最具破坏性的冲突之一，战争初期的损失主要落在罗马共和国的兵员身上。公元前216年的坎尼之战既显示了损失的规模，也说明了统计这些损失的困难。据李维记载，约48,200名罗马人战死在战场上，另有约20,000人在天黑、屠杀停止前被俘。波利比乌斯则给出死亡人数为70,000。现代历史学家对罗马军队规模的估计更为保守，但即便如此，他们仍认为罗马阵亡者约为30,000人。汉尼拔自己的军队付出的代价则小得多，损失不到6,000人。
坎尼之战的损失只是一个更长规律的一部分。特雷比亚、特拉西梅诺和坎尼三场战役合计，被算作摧毁了八个执政官军团。罗马通过扩大征兵基础来应对这些损失：征兵的最低年龄被降低，为组建两个新军团，当局招募了负债者、有犯罪记录的人，甚至奴隶。此后的交战同样造成了高昂的伤亡。公元前210年的赫尔多尼亚之役，有一种说法列出罗马方死亡7,000至13,000人，另有4,344名幸存者。
意大利所受的破坏比这些战役数字所显示的更为分散。汉尼拔在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著名行军之后，在半岛上的战役持续了约十五年。他的军队依赖在各地征粮和征用物资，而这些地区同时也是围城、行军和报复行动的发生地。结果是南意大利各地农田受损、村庄被弃、城镇秩序被打乱。其对农业和定居格局的长期影响，比任何人口数字都更清楚。存世史料大多是文学性的，且集中于军队和城市，因此乡村的损失很少以可核实的数字出现。
公元前146年对迦太基的劫掠，造成了整场斗争中最剧烈的人口断层。公元前146年初，罗马人发动最后的进攻，在约六天的巷战与破坏中，系统地摧毁了这座城市并杀死其居民。直到最后一天，他们才俘虏了5万人，这些人被卖为奴隶。迦太基曾从其公民中征募了一支强大而踊跃的部队驻守城市，并释放了所有愿意作战的奴隶，这使得在最终的伤亡统计中，士兵与平民的界限变得模糊。战前该城的人口本身也不确定。一些历史学家估计为15万至25万人，另有一种数字为70万人。迦太基城在当时是规模异常庞大的城市，数位历史学家估计其人口在15万至25万之间，不过迈尔斯（Miles）则主张为70万。若按较低的估计，劫掠后的幸存者占该城人口的很大比例，而他们被奴役的结果是，北非大量的城市居民群体因此消失。
劫掠造成的死亡人数同样不确定。一部参考文献汇编给出的范围是死亡45万至75万人、另有5万人被奴役；而一份学术性较弱的摘要则指出，根据古代史料，超过10万居民死亡或被奴役。这些数字反映了古代文学记载的总数与现代估计之间的差距，应被视为规模的指示，而非精确的统计。同样的谨慎也适用于战争中更广泛的人口记录，因为迦太基和罗马的人口普查数据均未留存。
史学与关于起因的争论
布匿战争幸存的叙事史料大多出自罗马人之手，或出自在罗马框架内写作的希腊人之笔，这一点深刻影响了人们对战争起源的解释。后来的罗马史家把罗马描绘成回应迦太基侵略的防御性强权。例如，李维的记载讲述了哈米尔卡让年幼的儿子汉尼拔发誓永远与罗马为敌的故事。现代历史学家则追问：罗马的战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预防性的，以及它们有多少是由贵族家族之间争夺军功、官职与声望的竞争所驱动的。波利比乌斯对罗马颇为推崇，但他也认为罗马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后对迦太基的行动，包括夺取撒丁岛，是侵略性且缺乏正当理由的，这使得任何简单的防御性解读都难以成立。
关于汉尼拔在意大利战略的争论同样激烈。最著名的问题是：公元前216年坎尼会战之后，他为何没有进军罗马。李维记载，汉尼拔的骑兵统帅马哈巴尔曾对他说，他知道如何赢得胜利，却不知道如何利用胜利。但许多现代学者怀疑，汉尼拔在没有攻城器械的情况下，本就不可能攻占一座有城墙防守、人口众多的城市，而他的政府也未曾提供这类器械。另有历史学家认为，汉尼拔的意大利战略依赖于瓦解罗马的盟友体系，其失败应归因于战略上的误判，而非错失良机。此外，学界也对汉尼拔是否真有连贯的计划存在分歧。一些学者认为坎尼的阵型部分是临时性的即兴安排，而波利比乌斯则坚持认为那是事先筹划好的。
第三次布匿战争提出的是另一类问题，即摧毁迦太基是否必要。古代作者将强硬立场归于老加图，他坚持迦太基必须被毁灭（Carthago delenda est，意为“迦太基必须毁灭”），这句话后来成了广为流传的格言。一些现代历史学家将这句话视为罗马政治修辞的证据，认为这场战争不过是以借口发动的战争；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句话体现了一种真实的恐惧，即迦太基的复兴将威胁罗马的霸权。要求迦太基放弃沿海城市、迁往内陆的命令，以及随后的围城，也被解读为经过算计的政治选择，或是目标超出安全考量范围的战争。少数学者将这场毁灭描述为种族灭绝意图的早期例证，这一判断至今仍有争议。
另一条争论线索涉及史料本身的可靠性。由于没有任何迦太基人自己的历史叙事留存下来，迦太基人的动机与决策只能从希腊语和拉丁语文献中重构，而这些文献往往是在事后回顾中解释罗马的胜利和汉尼拔的失败。因此，学者们会检验后世归于汉尼拔的战略究竟是他的真实意图，还是事后建构出的便利解释。近期研究还主张，迦太基在战前就拥有连贯的长期战略，这挑战了将迦太基政策视为机会主义与被动反应的传统图景。综合来看，这些争论表明，关于这些战争的历史叙述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胜利者的视角，也说明历史学家是如何借助经济、政治与军事后勤等结构性解释，来检验这一视角的。
文化记忆与遗产
汉尼拔在欧洲文化中的声誉建立在一种悖论之上。关于他的现存史料大多出自罗马作家之手，他们视其为罗马所遭遇的最伟大的敌人。李维等作家把他描绘成残忍之人，罗马作家还借用"布匿信义"（fides Punica，即"Punic faith"）这一概念，把欺诈说成是迦太基人所谓的固有特质。3-7 因此，罗马传统主要将他保留为一种恐惧的来源，一个在道德与政治警示中被反复援引的人物。5-4
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恐惧逐渐让位于钦佩。汉尼拔率领战象翻越阿尔卑斯山的形象成为这场冲突最具代表性的视觉符号，后世的艺术家与作家在绘画、雕塑和文学作品中反复回到这一场景。9-4 他的战役也被当作统帅之才的典范加以研究，而在现代政治话语中，他则成为野心与军事才能的参照点。汉尼拔的形象尤其便于与后世统帅作比较。在拿破仑·波拿巴1796至1797年的意大利战役期间，法国、英国和波兰的媒体以不同方式运用汉尼拔的形象；这些类比建立在地理与政治野心之上，各国对这一比较的接受程度也各不相同。7-9,7-7
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进入记忆的路径则有所不同。他的尊号"阿非利加努斯"（Africanus）纪念其战胜迦太基的功绩，后来作为家族的姓号传给了他的后代。26-2,26-3 这一称号属于罗马更广泛的做法：绰号可以记录一项军事成就。27-7 西庇阿以宽仁著称，这一点同样成为典范。李维记载，他拒绝接受为一名年轻女俘支付的赎金，并将她归还给未婚夫，这一故事在古典时代被视为战争中仁慈的典范，文艺复兴时期又被重新诠释为文学、视觉艺术和歌剧的题材。20-2,20-3,20-4 这一事件表明，后世作家如何把西庇阿塑造成罗马美德的象征，其程度往往超出了现存史料本身的强调。
迦太基自身的声音在这一传统中基本缺席。它的文学与档案记录没有以可观的规模流传下来，因此后人几乎完全通过罗马和希腊的文字来认识这座城市。它在欧洲文化中的形象因而经过了敌人视角的过滤，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何迦太基一方的历史常被简化为"布匿式背信"之类的刻板印象。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中为这一对立赋予了神话起源：埃涅阿斯抛弃狄多的情节预示了此后以迦太基被毁告终的战争。14-11,14-12
与这场冲突最紧密相连的短语，出自老加图之口。拉丁语"Carthago delenda est"（"迦太基必须毁灭"）据传是他在元老院演说的结语，即便议题与迦太基毫无关系也是如此。11-3 没有任何古代史料以今天人们熟悉的确切形式引用此语；现代措辞是学者在1800年前后确定的，而德国学者常用更长的"Ceterum censeo Carthaginem esse delendam"。11-4,11-5 这一归属也比口号所暗示的更为复杂：加图的同时代人西庇阿·纳西卡反对发动最后一场战争，但该战争仍于公元前149年获得通过。24-4,24-5
现代用法已将这一短语转化为对不懈敌意的泛称。14-10 它在政治修辞中的持续使用表明，一句归于罗马元老名下的话，竟能比它所谴责的城市存在得更久；而布匿战争本身也成为关于安全、竞争以及彻底胜利之正当性等争论的共同参照点。
迦太基的考古与战场
关于迦太基的实物证据，大部分来自托菲特。这是位于港口附近萨朗波区的一处圣地，供奉女神坦尼特和主神巴尔·哈蒙。这里有大量儿童墓葬，估计超过两万座。有的学者将其解释为献祭性埋葬，有的则认为是自然死亡的儿童墓。学界已知的大部分腓尼基语和布匿语铭文，以及许多石碑图像，都出自这一处遗址。1920年至1970年间的发掘发现了位于小型墓室中的婴儿墓葬，其中一些随葬有珠子和护身符。对其性质的解释至今仍有争议：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腓尼基研究领域形成了两极化的争论，一方接受仪式性杀婴的说法，另一方则将这些遗址视为净化与儿童埋葬之地。2016年启动的一个研究项目，将田野工作与骨骼学、微生物学和铭文学分析结合起来。
发掘工作也厘清了港口的情况。古代作者描述了一个内圆形水池，后来的史料将其与海军船坞联系起来，还描述了一个用于商船的外矩形水池。考古研究表明，这里存在一个规模可观的带码头水池，海侧由城墙围护，西侧则以托菲特为界。后世的再利用也有记录：港口北侧的一次发掘发现了一系列作坊遗迹，年代从公元1世纪延续到公元7世纪。
由于公元前146年之后发生的事件，布匿时期的地层很难解读。毁城之后的扰动，以及后来罗马城市建设造成的土层破坏，使石碑散落在遗址各处。采石活动（包括开采大理石）又进一步破坏了主要建筑。断代也因史料而异：一种说法将托菲特的起源定在公元前9世纪，另一种则认为是公元前8世纪。
战场的情况则是另一类问题，因为其位置主要依据文献描述和少量地形特征来确定。就坎尼而言，被标记为战场的地点位于阿普利亚大区巴莱塔附近的坎尼战场遗址考古区内。具体战场位置仍有争议，学界对这场战役发生在河流的右岸还是左岸存在很大分歧。对罗马和迦太基营地位置的解释也各不相同，有的历史学家认为战前汉尼拔的营地位于圣费迪南多镇。
扎马的位置则更不确定。所提出的各个地点都没有实物遗存加以证实，目前没有任何考古证据能够确认其中任何一处，而相互矛盾的古代史料更增加了混乱。古代记载将这场遭遇战置于纳拉加拉附近，而"扎马之战"这一名称则是一个多世纪后由一位罗马史学家使用的。现代百科全书对其位置的说法也不一致，其中一部认为这场战役实际上并非发生在扎马附近。
海军和后勤方面的证据来自另一类发现。水下遗物和钱币发现被用来研究舰队行动和物资运输，但它们很少能够确定陆上交战的具体位置。因此，战场研究必须综合考古发现、地形和文献史料；当三者互相矛盾时，对战场的认定仍只能是暂定的。
罗马的行省与后果
这些战争使罗马首次获得了意大利半岛以外的领土，而对这些领土的管理方式后来成为其继续扩张时的范例。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后，西西里由一名法务官正式治理，成为罗马的第一个行省。公元前238年，萨丁岛和科西嘉岛随之归入罗马。当时迦太基仍在从雇佣兵战争中恢复元气，罗马很快便迫使其交出这两座岛屿。在伊比利亚半岛，罗马军队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控制了西班牙地区。行省统治依靠一名总督，他既统率军队，又掌握司法权；当地社群则向罗马纳贡，并保留不同程度的内部自治。这种安排将行省领土与意大利的盟邦区分开来，后者通过条约而非行省身份与罗马相连。
原迦太基在北非的领土则走了另一条路。曾与罗马一同对抗迦太基的乌提卡被定为行政中心。罗马并未一次性吞并整个地区，而是允许马西尼萨国王及其继承者以附庸国王的身份统治其领地。这一核心行省后来发展成罗马帝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其财富仅次于意大利，其粮食供应使其被称为帝国的“粮仓”。迦太基城本身则有大约一个世纪没有重建：直到一百年后，罗马才在旧址上建起了一座罗马城市。
这些战争也改变了罗马在东地中海的地位。与马其顿的冲突与对迦太基的斗争同时进行，罗马还从对马其顿的战争中获取了大量战利品和领土，使共和国进一步卷入希腊世界的事务。在当时，其领导人士正在争夺征服所能带来的财富与声望，新增的收入和领土增强了罗马共和国的实力。
长期的战争也改变了罗马的国内政治。赢得重大胜利的将领获得了极高的个人威望，这影响了将军与政府之间的权力平衡。例如，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名望极高，以至于元老院的传统权威开始衰落。这些历时多年、远离意大利作战、依靠税收和掠夺提供资金的战役，改变了士兵、军官和政治家的期望。
迦太基被摧毁之后，罗马在西部地中海已无可与之相比的对手。失去迦太基，任何国家都无法严重挑战罗马的权威。共和国在海上的优势，以及对西地中海岛屿和沿岸地区的控制，就此在这一时期确立，并对随后罗马帝国在地中海的主权行使产生了持久影响。然而，迦太基的覆灭并未消除国内的矛盾。迦太基的灭亡消除了罗马最主要的对手，但国内的紧张局势（土地危机与军国主义）后来在格拉古兄弟时期爆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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