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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 伦理与政治哲学 / niccolo-machiavelli · 人物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是佛罗伦萨政治思想家、外交官、历史学家及剧作家,其著作革新了对权力、共和自由与政治行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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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科洛·马基雅维利(1469年5月3日—1527年6月21日)是佛罗伦萨的秘书官、外交官、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和剧作家。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重要人物,他探讨了政治秩序如何建立、捍卫、腐化与更新。他最著名的著作《君主论》和《论李维》虽论述了不同的政体,却都关注有效行动、历史条件、军事力量与制度存续之间的关系。他的著述成为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性文献,但并未构成一套统一、系统的学说。

长期以来,人们对马基雅维利的评价分歧鲜明:一方面,“马基雅维利式”这一形容词使人联想到一个据称教人施展欺诈手段的人;另一方面,在共和主义思想史学者的研究中,他又是公民自由的捍卫者。这两种形象都依据了他著作中的某些真实特征,却都未能涵盖其思想的全貌。他的政治论述源于为佛罗伦萨共和国服务的经历、意大利各邦的动荡局势、对统治者和军队的近距离观察,以及对古代历史的长期研习。除政治分析外,他还撰写史著、喜剧、诗歌和书信,展现出他对野心、依附关系、说服以及人性弱点异乎寻常的多面理解。

佛罗伦萨、教育与意大利危机

马基雅维利出生于佛罗伦萨,父亲贝尔纳多·马基雅维利受过法律教育,家境并不宽裕,母亲是巴尔托洛梅娅·德·内利。这个家庭属于佛罗伦萨根基稳固的市民阶层,却不在占据主导地位的银行世家之列。贝尔纳多留存下来的记录,记载了他为儿子教育所作的支出,也反映出这个家庭对书籍的兴趣。马基雅维利学习了拉丁语,并接触到在佛罗伦萨文学与公民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古典作家的作品。没有证据表明他曾就读大学,或像某些杰出的人文主义者那样接受过系统深入的希腊语训练。

他的思想是在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氛围中形成的。这一思潮强调通过研读古代典籍来学习语法、修辞、历史、诗歌和道德哲学。然而,他后来的著作常常质疑人们从古典学问中得出的结论。古代事例不再只是用来印证传统道德训诫的点缀,而成为论证冲突、暴力、社会利益和政治制度脆弱性的依据。他抄录的卢克莱修《物性论》手稿留存至今,表明他曾研读这部重要的唯物主义长诗;不过,卢克莱修对其政治思想究竟产生了多大影响,至今仍有争议。

佛罗伦萨的制度生活既包含共和政体的公职体系和公民参与,也存在势力强大的非正式庇护网络。自1434年起,美第奇家族在该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占据主导地位,却并非始终废除共和政体的形式。因此,马基雅维利成长于这样一座城市:宪制表象与实际权力之间的差别,是日常政治生活中不断浮现的问题。担任公职的资格受到限制,而佛罗伦萨的公民身份,也不意味着所有居民都能平等参与政治,或对佛罗伦萨的属地拥有控制权。

1494年法国入侵意大利,改变了这一局面。查理八世的远征促成了皮耶罗·德·美第奇被逐,并揭开了意大利战争的序幕。在这场战争中,法国、西班牙、教廷、神圣罗马帝国以及意大利各方势力竞相争夺半岛。佛罗伦萨恢复共和政体后,其发展受到多明我会传教士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的影响;他的主张将宗教改革与支持扩大公民参与的宪制结合起来。1498年5月,萨沃纳罗拉被处决,仅数周后,马基雅维利便出任高级行政职务。

这些剧变为马基雅维利的著作提供了长期探讨的问题:制度能否约束权势家族,民众参与能否增强国家实力,宗教权威如何使人服从,以及繁荣的意大利社会为何在外国军队面前不堪一击。因此,他的政治思想并非植根于从中世纪观念向现代观念转变的抽象进程,而是源于共和治理与国家间安全所面临的一场具体危机。

共和国任职与外交经历,1498—1512年

1498年6月,马基雅维利出任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秘书厅长官。他还为负责战争与外交事务的自由与和平十人委员会效力。这些任命使他进入共和国的行政体系,但并未使他成为政府的领导者。他起草公函、撰写报告、与军事指挥官谈判,并承担外交出使任务。他的职权受佛罗伦萨当局指令的约束,但这些工作让他得以持续接触实际政治难题,后来这些难题深刻影响了他的著述。

出使法国宫廷的经历,让他看到了佛罗伦萨与大君主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佛罗伦萨既依赖法国的支持,又试图保留独立行动的余地。马基雅维利注意到,外交辞令若无财力、军事实力和可靠同盟的支撑,便难有分量。他在报告中区分了各国政府希望实现的目标与其实际资源所能支持的行动,这种分析习惯后来成为他政治论著的核心特征。

1502至1503年间,他与切萨雷·博尔贾的接触尤其影响深远。博尔贾在父亲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支持下,通过军事征伐、政治交易和精心策划的暴力行动,巩固对意大利中部的统治。马基雅维利对他的观察,涵盖了直至他在塞尼加利亚诱捕并杀害反叛将领的这段时期。博尔贾的经历后来为《君主论》提供了诸多实例,涉及战略筹划、对征服地区的治理,以及摆脱对他人权势依赖的困难。马基雅维利对他的论述重在分析,而非一味赞许:亚历山大去世后博尔贾的败亡,也表明事先筹划并非无所不能。

在佛罗伦萨国内,马基雅维利与1502年当选终身正义旗手的皮耶罗·索德里尼密切合作。他尤其积极地参与军事改革,力图以从佛罗伦萨领地征募的军队取代雇佣兵。1506年,共和国颁布了民兵条例,马基雅维利也在负责民兵事务的行政机构任职。经过长期斗争,佛罗伦萨于1509年收复比萨,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该政策的成效。不过,这一成果是军事压力、外交活动和外部形势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非仅靠民兵作战取得。

1512年,军事力量对比转为不利于佛罗伦萨,共和国随之覆亡。西班牙军队洗劫普拉托,由此引发的危机使美第奇家族重新掌权。马基雅维利于11月被免职。十四年的任职经历,既没有让他总结出一套普遍适用的政治技术,也没有使他建立起一门超然客观的政治科学。相反,这些经历为他积累了一系列观察入微的案例:凭借果敢取得成功的统治者,因优柔寡断而陷入瘫痪的政府,追求彼此冲突利益的盟友,以及足以决定外交承诺是否具有实质内容的军事制度。

被排斥于公职之外与主要著作的写成

马基雅维利遭免职后,又经历了更为凶险的变故。1513年2月,人们在一份与反美第奇阴谋有关的名单上发现了他的名字,他因此受到牵连。他被捕入狱并遭受酷刑,却始终没有认罪。美第奇家族的利奥十世当选教皇后颁布大赦,他于3月获释。此后,他大多退居佛罗伦萨以南佩尔库西纳的圣安德烈亚家族庄园,同时寻求重返公职的机会。

他与弗朗切斯科·韦托里的通信,记录了他在这些年间交织着挫折感、务实盘算、社会观察与学术抱负的生活。在1513年12月10日那封著名的信中,马基雅维利描述了自己的日常活动,以及夜间研读古代作家著作的情景;在他的想象中,阅读仿佛是与往昔伟大人物的交谈。他还提到,自己正在撰写一部论述君主国的短著。这封信为《君主论》的写作进程提供了确凿证据,但其创作与修订的具体阶段仍存在争议。

《君主论》现存的献辞是写给伟大的洛伦佐之孙洛伦佐·迪·皮耶罗·德·美第奇的。马基雅维利希望借此展示自己拥有对统治者有用的专长,从而重新获得任用。这一现实目的并不能涵盖全书的意义,却对其行文方式有重要影响:作者将自己呈现为这样一个人——凭借亲身经历与历史研究,能够解释统治权如何取得,又如何丧失。随后数年间写成、篇幅更大的《论李维》,则通过范围广泛得多的一系列论证来探讨共和政体。试图将这两部著作的每一段文字都确定到某个具体年份,仍难有定论。

被排斥于原有职位之外,并不意味着他在思想或政治上完全孤立。马基雅维利参与了与奥里切拉里花园有关的讨论;这座位于佛罗伦萨的花园与鲁切莱家族有着密切联系。《论李维》题献给扎诺比·布翁德尔蒙蒂和科西莫·鲁切莱,两人都是这一圈子的成员。佛罗伦萨有识之士之间的交谈,维系了一种思想交流环境,使古罗马、政制变迁、军事组织和当代事务得以放在一起考察。

在美第奇家族统治下,马基雅维利逐渐获得了一些有限的委任。1520年,红衣主教朱利奥·德·美第奇,即后来的教皇克勉七世,委托他撰写佛罗伦萨史。他也承担过一些次要的外交和行政任务,但始终未能恢复1512年以前的职位。1527年5月罗马遭劫掠后,美第奇家族再次被逐出佛罗伦萨。恢复后的共和国并未重新任命他担任原职。他于1527年6月21日去世,葬于圣十字教堂。《君主论》和《论李维》在他生前以手稿形式流传,分别于1532年和1531年首次付印出版。

《君主论》:权力的获取、必要性与政治判断

《君主论》共二十六章,探讨君主国、军事资源、君主的行为以及意大利政治革新的可能性。开篇的分类区分了世袭领地与新获领地,并考察了凭借自身武力、他人武力、才干或运气取得的领土。这些区分将注意力引向臣民服从的基础。继承既有制度的统治者,与推翻原有王朝或统治一座曾经自由的城市的征服者,面临的问题并不相同。

本书最具挑战性的论述出现在第十五章。马基雅维利在此宣称,他关注的是所论之事的“实际真相”,而非想象中的政治秩序。一个始终按照传统道德行事的统治者,置身于并不如此行事的人群之中,可能会遭到毁灭。因此,统治者必须学会不为善的本领,并判断何种情势要求运用这种本领。这并不是在建议每一次行动都应当残酷或欺诈,而是在论证:不能把通常的道德训诫当作足以确保生存的行动指南,并以此认为自己已经尽到了政治责任。

德能与命运这两个概念构成了理解这一问题的框架。德能并不单指道德上的美德:视语境而定,它包括才干、勇气、决断力、战略智慧,以及在动荡局势中建立秩序的能力。命运则涵盖偶然性,以及那些使人的计划受挫的外部条件。在第二十五章中,马基雅维利将命运比作一条破坏力巨大的河流,人们可以预先修筑防御设施来抵御它。他也强调了一个始终存在的难题:人们往往固守自己惯常的行事方式,当形势要求改变行事风格时,便可能因此失败。

第十六至十九章考察了慷慨、残酷、守信、爱戴、畏惧、仇恨与轻蔑。靠横征暴敛来维持的慷慨,可能使统治者招致仇恨;看似吝啬的做法,却可能保全财力、减轻民众负担。马基雅维利认为,如果无法兼得爱戴与畏惧,那么让人畏惧更为稳妥,但他随即将畏惧与仇恨区分开来。侵夺财产和虐待臣民会危及政权的稳固。第十八章中的狮子与狐狸,分别代表抵御强力和识破陷阱的两种互补能力。公开展现的形象十分重要,因为大多数人是根据看得见的结果作出判断,而非凭借对统治者意图的深入了解。

不过,本书仍然区分了不同类型的成功。叙拉古的阿加托克利斯以极端暴力夺取了权力,但马基雅维利否认,这种行为本身就足以赢得荣耀。他对“善用”残酷的讨论,指的是围绕某种被认定的必要性集中施行暴力,此后便停止使用,而不是不断重复施暴。这些段落并未解决政治暴力的道德难题;它们表明,夺取权力、维持统治、获得声誉与赢得荣耀,并不是同一套衡量标准。

最后一章呼吁一位领袖挺身而出,将意大利从外国统治下解放出来。其激昂的文风有别于前面各章的分析性论述,但这一呼吁将书中的具体讨论与促使作者展开这些讨论的危机联系了起来。人们熟知的“目的使手段正当”并不是《君主论》中的原句,而且这种说法掩盖了本书对情势、后果、政治根基,以及仅仅占有权力与取得持久成就之间差别的重视。

《论李维》:自由、冲突与共和制度

《论李维》是一部共分三卷的研究著作,以李维的罗马史开篇部分为出发点。马基雅维利并未逐段作注,而是穿梭于罗马史事、其他古代事例和近代经验之间。罗马共和国将民众参与、贵族权威、军事扩张与长期的制度发展结合在一起,因此成为一个尤其富有启发性的案例。他将罗马的成功视为需要解释其成因的现象,而非应当怀着敬意加以效仿的典范。

马基雅维利最独到的主张之一,是罗马民众与元老院之间的冲突有助于维护自由。在第一卷第四章中,他反对将政治失序一概视为制度失灵的表现。平民与贵族之间的斗争催生了保护自由的法律和官职,其中尤以保民官为代表。这里的关键区别并不只是和谐与冲突之别,而是通过公共制度表达的冲突,与诉诸私人暴力、个人派系以及依附权势人物的冲突之别。

这一论点建立在对不同社会群体欲望的区分之上。权贵希望支配和压迫他人,民众的主要愿望则是不受支配和压迫。因此,马基雅维利往往认为,民众比精英更能可靠地守护自由。他并未将自由等同于现代意义上全民参与的民主,而且他所设想的政治共同体也将许多群体排除在有效参与之外。尽管如此,他的论述仍赋予民众的判断以重要地位。在某些情况下,依法行事的民众可能比单个统治者更加审慎、更加稳定。

制度必须将政治力量纳入程序化的轨道。公开控告能让针对有影响力公民的不满得到审理,而不至于迫使其反对者采取法外行动。法律还必须为个人抱负提供施展空间,正视社会条件的变化,并防止非常权力演变为永久支配。在论述罗马的独裁官制度时,马基雅维利区分了依法受到明确限制的紧急职务与绕过宪制形式的夺权行为。评判非常权力,不能仅凭其名称,还应考察其授权依据、存续期限及其在政治秩序中的位置。

《论李维》也直面共和自由对武力、扩张和革新的依赖。罗马以民众为基础的军事组织增强了其征服能力,但扩张也带来了危及共和国的不平等和冲突。腐化不只是个人的不诚实行为,更指一种公民与制度不再能够维系公共自由、常规法律也失去效力的状态。要使一个政体重返其创立时的状态,可能需要重新恪守奠基原则,树立彰显公共问责的有力榜样,或依靠非凡的领导力量。

因此,《论李维》与《君主论》的关系,不能简化为真诚的共和信念与君主式机会主义之间的矛盾。两部著作都探讨了政治秩序的创立、军事自主、社会冲突,以及适应变化环境的必要性。它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君主论》聚焦于统治者如何取得并维持统治,《论李维》则考察一个共同体如何长久维系自由。这两方面的结合,使马基雅维利成为后来共和主义的核心思想来源;与此同时,他对创立政治秩序时使用非常暴力的认可,也始终令认同其思想的读者感到不安。

军备、公民组织与《战争艺术》

马基雅维利将军事组织视为政治独立的基础。一个无力自卫的政府,只能受制于为其提供武力者的利益与决策。在《君主论》中,雇佣军之所以危险,是因为他们的效忠主要取决于报酬;而向另一位统治者借来的援军,则可能使借兵者依附于拥有武装力量的外国势力。他倾向于以国家“自己的军队”取而代之,不过,在他讨论的不同政治环境中,这类军队的具体社会构成也有所不同。

他任公职期间建立的佛罗伦萨民兵,兵员主要征自辖下乡村,而非不加限制地征募城市公民组成军队。这一区别表明,将他的方案简单称为“公民民兵制”,并不足以反映其复杂性。这一尝试旨在使兵役与领土治理更紧密地结合,并减少对雇佣军将领的依赖,但其运作仍受制于佛罗伦萨与属地各社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征募、训练、装备、指挥以及政治信任,无不面临困难。

马基雅维利在1521年出版的《战争艺术》中,最为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军事思想;这也是他生前付印的主要论著。该书采用对话体,以奥里切拉里花园为场景,由经验丰富的统帅法布里齐奥·科隆纳担任主要发言者。全书共七卷,讨论征募、训练、阵形、行军、扎营、会战和攻城战。对话的文学场景,将军事技术问题与马基雅维利借以探讨历史和政体的公民议政活动联系起来。

罗马军事制度是他的主要范本。马基雅维利推崇纪律严明的步兵、系统的训练、配合协调的阵形,以及军事服役对公共权力的服从。他的主张并非只是照搬古代装备,更深层的目标在于恢复武力、纪律与政治实力之间的组织性联系。他反对让战争成为独立军事承包者的专属职业,因为这些人的利益可能与国家利益相背离。

他的具体军事建议也显露出局限。他认识到了火器与火炮的作用,却未能充分预见到不同兵种混编的步兵阵形以及持续火力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他依据罗马军事实践重构的战术,有时与当时的战场条件并不相合。此外,1512年佛罗伦萨军队在普拉托的败绩,暴露了共和国防务的严重弱点,但仅凭这次失败,还不能断定他的军事方案在各个方面都存在根本错误。

因此,在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中,战争与制度及社会组织密不可分。统治者选择何种军队,会影响其与臣民及盟友的关系;共和国如何分配军事负担,则会影响其民众的政治地位。军事效能不能仅仅归结为统帅的才智。它取决于兵员征募、服从、资源、共同利益,以及一个政治体制在危机发生之前组织集体行动的能力。

历史解释与《佛罗伦萨史》

《佛罗伦萨史》于1520年受委托撰写,1525年呈献给教皇克莱孟七世,通过叙述佛罗伦萨及其所处的更广阔背景,拓展了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探究。全书共八卷,始于罗马帝国在西方统治的瓦解,止于1492年洛伦佐·德·美第奇去世。第一卷概述意大利的历史演变,其余各卷则逐步聚焦于佛罗伦萨的内部纷争与对外关系。

马基雅维利的历史研究方法不同于现代以档案为基础的史学。他利用前人的编年史和历史著作,围绕有待解释的问题筛选并重新组织事件,又仿效古代史家的做法撰写人物演说。这些演说不应被视为逐字记录,而是表达了史家认为冲突中的各方所持的利益诉求、恐惧与论点。它们的功能部分在于分析:通过有组织地呈现政治论辩的交锋,使对立立场清晰可见。

全书的核心问题是社会分化与制度薄弱之间的关系。在罗马,社会等级之间的冲突能够催生强化公共自由的制度安排;而在佛罗伦萨,斗争却一再演变为派系争夺,最终以流放、排斥或一方独大告终。马基雅维利追溯了贵族、富裕市民、行会群体与处境较为不利的工人所卷入的冲突。他对1378年梳毛工起义的叙述,罕见地突出呈现了下层群体的理据,其中包括一篇由他构拟的演说,揭示了财富、权力与体面身份诉求之间的关系。

这并不意味着该书只是在颂扬社会反抗。马基雅维利关心的是,政治行动究竟能否建立持久的公共制度,还是仅仅让一个支配群体取代另一个。即使宪制形式依然存在,私人关系网和对个人的效忠也可能架空共和政体的公职机构。反过来说,只要存在能够容纳并引导社会分歧的公共程序,这些分歧就未必会摧毁一座城市。因此,历史叙述所探究的,是哪些条件使富有成效的冲突有别于派系分裂。

美第奇家族的委托还带来了一个额外的叙述难题。马基雅维利的赞助人所属的家族,深度参与了佛罗伦萨政体的转变。他在书中既肯定美第奇家族的成就,也分析庇护关系与非正式权力,因而容许读者作出更具批判性的解读。这种间接批评究竟达到何种程度,至今仍有争议;但无论把该书归为毫无保留的赞颂,还是通篇隐晦的抨击,都不足以准确概括它。

他的历史著作还包括1520年写成的《卢卡的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这部篇幅较短的作品对传主的生平作了自由的改写,将其塑造成一部具有典范意义的政治与军事传记,显示出他笔下的历史体裁可以有多大的差异。贯穿这些作品,历史提供了考察反复出现的政治压力的案例,却并不预设相同的事件会以完全相同的形式重演。

喜剧、诗歌与政治行动的语言

文学作品是理解马基雅维利思想面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最著名的喜剧《曼陀罗》约写于1518年,英语中通常称为 The Mandrake。故事以佛罗伦萨为背景,讲述卡利马科试图与富有而轻信的尼恰之妻卢克蕾齐娅发生性关系的经过。情节围绕一个捏造的医学说法展开:用曼陀罗制成的药剂可以使女人受孕,但据称服药后第一个与她同床的男人会死去。这一谎言为让卡利马科代替丈夫与她同床提供了借口。

计谋的成功,靠的不是某一个骗子的本事,而是各方动机交织而成的网络。利古里奥策划了这场骗局;尼恰渴望得到继承人,因此容易受骗;卢克蕾齐娅的母亲支持这一安排;修士蒂莫泰奥则提供了迎合众人需要的宗教说辞。卢克蕾齐娅起初反抗,最终却接受了新的局面,并确保自己能与卡利马科维持长久的关系。这一结局动摇了主动操纵者与被动受害者之间的简单划分,不过,对于她最后的决定究竟意味着妥协、展现自主性,还是道德败坏,解读者仍有分歧。

这部戏与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之间的联系颇具启发性,但不能将其简化为政治寓言。它以戏剧的形式呈现了人们如何在欲望驱使下重新解释证据,表面上体面的言辞如何为不当行为提供便利,以及成功如何有赖于理解不同参与者的利益。担任神职并不意味着必然恪守道德,社会秩序也未必以维系秩序者的美德为基础。不过,这部喜剧是通过节奏把握、语言游戏、人物塑造和戏剧性逆转来发挥作用的,而不是直接阐述某种政治论点。

他后来的喜剧《克莉齐娅》于1525年上演,取材自普劳图斯的《卡西娜》。剧中年迈的男主人公对一名年轻女子的欲望引发了家庭内部的冲突,也暴露出权威在激情和嘲弄面前的脆弱。人们常将这部作品与马基雅维利本人关于衰老和欲望的经历联系起来,但它也属于文艺复兴时期将古代戏剧改编到当代社会背景中的广泛创作实践。剧中的家庭纷争与《君主论》所探讨的治国之术在规模上有所不同,却同样关注误判与自欺。

马基雅维利还创作了未完成的讽刺长诗《金驴记》、统称为《十年史》的历史叙事诗、歌曲以及中篇小说《贝尔法戈尔》。他的书信内容横跨公务分析、文学实验、性幽默、对贫困的抱怨和对公共事务的思考。这种广泛的题材有助于解释其散文何以如此灵活多变。他既能对政体进行分类,也能将论证凝练为鲜明的对立;既能让相互竞争的声音同台交锋,也能借喜剧细节揭穿宏大的说辞。他的文学作品与政治著述都关注人们口头宣称的主张、内心的欲求与行动的实际结果之间的落差。

宗教、道德与阐释史

马基雅维利对宗教的论述,兼具制度分析、批判以及对宗教政治力量的肯定。在《论李维》中,罗马宗教有助于维系纪律、服从和公众信心。宗教实践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其教义,还在于它能塑造行为和集体预期。他对萨沃纳罗拉的讨论同样承认先知式权威的政治意义,同时强调:当信仰减弱时,一个无法自卫的运动便会显露出脆弱性。

他对天主教会的批评,既涉及其行为,也涉及政治结构。他认为,教廷是造成意大利分裂的因素之一:它没有足够的力量统一意大利半岛,却又足以阻挠其他力量实现统一。他还将某些强调谦卑、远离尘世荣光的基督教诠释,与他所认为的古罗马公民价值和军事价值作了对比。这些段落不足以完整说明他个人的宗教信念,却确实表明,他愿意根据宗教机构对集体生活的影响来评判它们。

这一思路的道德意涵几乎立即引发了争议。1559年,他的著作被列入罗马《禁书目录》。英诺森·让蒂耶于1576年发表的抨击,促使人们将“马基雅维利主义”与欺诈、暴力的统治联系起来,在法国宗教战争的背景下尤其如此。在英国戏剧中,“马基雅维利式人物”成为一种广为人知、工于心计的恶棍形象。这些用法往往把少数令人不安的格言抽离出来,脱离了马基雅维利原本讨论它们时所针对的制度与历史问题。

另一种与之相争的阐释传统则强调马基雅维利作为共和主义作家的一面。巴鲁赫·斯宾诺莎将他视为对政治权力有深刻洞察的分析者。让-雅克·卢梭曾提出一个著名论断:《君主论》表面上是在教导君王,实际上却是在教导人民认识自己的统治者。19世纪的意大利读者也从追求国家统一的愿望出发,解读《君主论》结尾的呼吁。这些借用式解读重新发掘了文本的重要面向,同时也反映出一些与16世纪佛罗伦萨并不完全相同的关切。

现代学术研究形成了几种影响深远、却又相互竞争的解释。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将马基雅维利置于国家理性的历史脉络中。列奥·施特劳斯强调他对传统道德的激进挑战。以赛亚·伯林则认为,这一冲突发生在不同的道德世界之间,而不只是道德与不道德之间。J. G. A. 波考克和昆廷·斯金纳着重探讨共和自由、公民传统与历史语境中的语言。其他研究则强调修辞、社会冲突、偶然性、性别、帝国,以及民众参与和强制之间尚未化解的张力。

将马基雅维利称为政治现实主义的奠基者,确实抓住了他对权力、必要性与后果的重视,却可能低估他对自由、荣耀、公民生活的复兴以及制度持久性的追求。同样,若简单地把他视为价值中立的政治科学的先驱,就会忽视贯穿其著作的价值判断与区分。对他的阐释始终围绕着一些具体的文本问题展开:非常规的暴力能否奠定自由秩序,扩张是否会损害共和自由,以及当政治行动者的性情顽固不变时,政治判断能否因应形势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