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人文主义一词,用于描述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与积极参与公民生活、服务公共事务及共和自由等理想之间的联系,尤其指十五世纪佛罗伦萨的情况。它所指的一种观念是:古典学问有助于个人为审议公共事务、服务政治共同体做好准备。这个术语也指历史学家汉斯·巴伦提出的一种颇具影响力的历史解释。巴伦认为,捍卫佛罗伦萨独立的斗争促成了人文主义文化与共和政治信念的新结合。这两层含义有所重叠,但文艺复兴著作中存在公民主题,本身并不足以证明巴伦对其起源的解释。
含义与范围
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以 studia humanitatis(人文学科)为核心,包括语法、修辞、诗歌、历史和道德哲学。公民人文主义强调这套教育体系的公共目的。阅读古代作家的著作、掌握有说服力的言辞、研究历史事例,都可以培养公民、行政官员和外交官所需的判断力与品格。
其标志性理想是 vita activa,即积极行动的生活。人的卓越不仅通过沉思或隐退实现,也通过参与共同体事务实现。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排斥沉思性的学术研究、私人研习或宗教虔修。核心问题在于:学问与道德修养应当如何同公共责任相联系。
因此,公民人文主义的范围比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整体更窄。人文主义者也为君主、教皇及其他非共和政体的统治者效力,而古典学术并不必然导向某一种政体偏好。公民人文主义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共和主义:共和制度和相关论说早在文艺复兴之前便已存在,而人文主义的贡献在于独特的教育实践、文学形式及运用古典历史的方式。
古典与中世纪基础
与公民人文主义理想联系最密切的古代作家是西塞罗。他的著作将道德上的卓越与公共义务相联系,并把以智慧为根基的雄辩视为政治生活的工具。他作为演说家和政治家的生涯,为人文主义者提供了将文学成就与公民参与相结合的典范。罗马历史学家,尤其是李维和萨卢斯特,则提供了有关公共德性、政治冲突、野心与腐败的事例。
亚里士多德提供了另一项重要基础:他将人视为政治动物,并把公民身份阐释为参与统治与接受统治。人文主义者既通过沿袭下来的中世纪解释,也通过重新研读希腊文本,汲取这些思想。
学问与公民生活之间的联系并非文艺复兴的发明。中世纪意大利的城市公社已经发展出政治参与、公民修辞、公共档案管理以及为公社独立辩护的论说传统。与书信写作和法律行政相关的修辞实践,也为人文主义秘书和掌玺官的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础。
公民人文主义与基督教的关系,同样不能简化为从宗教向世俗政治的转变。文艺复兴时期有关公共义务的讨论,往往仍与基督教的道德信念相容。积极行动的生活与沉思生活,长期以来都是基督教思考的主题;参与公共事务可以被理解为服务邻人,而非摒弃宗教目标。
佛罗伦萨及其人文主义者
佛罗伦萨之所以成为讨论公民人文主义的主要场域,是因为它拥有共和制度、商业财富、广泛的外交活动,以及杰出的人文主义官员。其政治文化颂扬自由,但实际运作的制度却存在任职机会不平等、显赫家族相互竞争等特征。
科卢乔·萨卢塔蒂于1375年至1406年担任佛罗伦萨掌玺官,将人文主义学术与官方文书往来及维护佛罗伦萨政治利益相结合。他的生涯体现了文学文化与城市行政在实践中的融合,也表明早在巴伦所强调的十五世纪初危机之前,人文主义与公共服务之间就已存在重要联系。
莱昂纳多·布鲁尼是巴伦解释中的核心人物。布鲁尼兼具人文主义者、翻译家、历史学家和佛罗伦萨掌玺官等身份;他赞美佛罗伦萨的政治秩序,并以古典文学为范式书写其历史。他的《佛罗伦萨城颂》将这座城市的卓越与自由及公民制度联系起来;《佛罗伦萨人民史》则将其政治发展置于绵延的历史叙事之中。
布鲁尼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著作译为具有人文主义风格的拉丁文,使人们得以通过这种语言接触希腊政治思想。因此,学术与公民生活的关系不止于政治颂扬,还包括翻译、历史解释,以及讨论政治问题时所使用的词汇。
其他佛罗伦萨作家,包括马泰奥·帕尔米耶里,也阐述了公民行为和道德教育。他们的著作探讨家庭、职业及政治共同体中的义务,表明公民人文主义不仅关乎杰出的政治作为,也关乎日常的社会责任实践。
汉斯·巴伦的解释
巴伦在1925年发表的学术著作中引入了德语术语 Bürgerhumanismus,并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的危机》(1955年)中详尽阐述了他的解释。他认为,佛罗伦萨对抗吉安加莱亚佐·维斯孔蒂统治下米兰的扩张野心,尤其是1402年前后的冲突,推动了人文主义政治意识的转变。
按照这一解释,佛罗伦萨独立所受到的威胁,促使古典学问、共和自由与积极行动的生活之间形成更紧密的认同。布鲁尼成为这种人文主义的主要代表,其核心信念是捍卫自由的政治共同体,使其免受君主支配。
巴伦论点的重要性在于,它将思想变化与具体的政治处境联系起来。它不再主要把人文主义视为古代文献的复兴或个人自我意识的兴起,而是通过战争、对制度的忠诚和公共论辩,解释一种思想观念的形成。
不过,这一论点包含几项可以区分的主张:公民人文主义观念确实存在;佛罗伦萨是其形成的决定性场域;某一特定危机催生了它;它代表着对先前态度的重大突破。学者可以接受其中一些命题,同时拒绝另一些。
政治与伦理主题
自由与自治
公民人文主义著作通常将自由表述为政治共同体不受外部支配的独立状态,在某些语境中,也指公民参与其治理。这些含义不一定相互重合。一座城市可能在捍卫对外独立的同时,限制内部的政治参与。
不能不加限定地将这种自由等同于现代民主或人权。佛罗伦萨的公民身份和任职资格受到限制,妇女和许多男性居民都不具备正式的政治地位。因此,共和主义言辞与排斥性制度、寡头权力并存。
德性与共同善
当时的人认为,公共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维系这些制度者的品格。明智、正义、勇气,以及将共同体利益置于私人利益之上的意愿,都有助于维护政治自由。在这一点上,公民人文主义与德性伦理学存在交集,尽管它是一种历史形成的思想形态,而不是一套单一、系统的伦理理论。
与之相对的危险是腐败:野心、派系、奢靡或私利,都可能侵蚀共同制度。有关财富的讨论并不一致。商业繁荣可以被赞扬为城市力量的源泉,而对财产的过度依恋则可能被斥为对公共义务的威胁。
教育与说服
教育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因为治理需要判断力、历史理解力和有说服力的沟通能力。修辞学并非仅仅用于修饰言辞:它有助于组织公共论证、开展外交并塑造公民共同记忆。它在政治上的实用性也带来了解释上的难题。对一座城市自由的赞颂,既可能表达真诚的信念,也可能同时为其统治群体的权威提供正当性。
史学争论与后世影响
巴伦的批评者对关键文本的年代与解释、他所提出的断裂究竟有多鲜明,以及他赋予米兰威胁的因果分量,都提出了质疑。与中世纪的延续关系、佛罗伦萨更早的公民传统,以及人文主义者在不同政体下任职的经历,都使单一的起源解释难以成立。此外,解读公开发表的文字,还必须考虑其体裁、受众和制度性目的,而不能把它们视为个人信念的直接表白。
J. G. A. 波考克在《马基雅维利时刻》(1975年)中拓展了这一讨论,追溯了一套关注德性、腐败、政治不稳定及维护自治的共和主义词汇,如何进入后来的大西洋世界政治思想。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在这一解释中占有重要地位,尽管他对冲突和政治必要性的论述,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早期人文主义理想。
昆廷·斯金纳及其他历史学家强调,共和主义论说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而且有必要在具体语境中重建政治语言的含义。这些研究对某些解释提出了挑战:共和自由并不依赖于佛罗伦萨某一次思想突破。
在当代政治哲学中,公民人文主义有时指一种以参与公共事务和公共德性为核心的公民理想。它与现代公民共和主义有所重叠,但两者并不相同:一些共和主义理论强调免于支配的自由,却不把高度参与政治视为人类的最高善。只有将其古典渊源、文艺复兴时期的制度环境,以及现代史学中的用法区分开来,这个历史术语才能保持最准确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