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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议会

瑞典议会是瑞典的国家立法机关,负责立法、税收、国家预算、监督政府及批准首相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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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议会是瑞典的国家立法机关。议会实行一院制,由349名议员组成,议员经选举产生,任期四年。议会负责制定法律、决定国家税收与支出、监督政府,并对议长提名的首相人选进行表决。议会在位于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圣灵岛上的议会大厦举行会议。其宪法地位以一项原则为基础:公共权力源于人民,而议会是人民的首要代表。

这一机构由王国各等级的集会逐步发展为以平等投票权和比例代表制为基础的现代议会。现行议会制度兼具强有力的委员会体系、广泛的政党组织架构、向公众开放议会文件的机制,以及允许政府在未获议会多数明确支持的情况下就职的规则。尽管议会在瑞典民主制度中居于核心地位,其权力的行使仍须遵循由基本法、独立法院、地方自治及欧洲联盟成员国义务所构成的制度框架。

从等级会议到两院制议会

瑞典议会起源于中世纪的会议,当时君主召集有影响力的群体,就税收、王位继承及其他国事征求意见。1435年在阿尔博加举行的会议,通常被视为瑞典议会史上一个重要的起点,不过它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议会,农民参与的程度也不确定。16世纪,会议逐渐形成了较为明确的制度形态。与德语 Reichstag 相关的名称 riksdag,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使用的。

发展成熟后的等级议会由四个等级组成:贵族、教士、市民和农民。这一安排使瑞典有别于欧洲许多其他等级会议,因为拥有土地的农民能够作为独立群体发声。然而,代表资格取决于法律规定的身份,而非平等的个人选举权。不属于享有选举权的市民阶层的城镇居民、无地的农村劳动者,以及广大人口中的许多其他群体,都没有直接代表。各等级分别议事,汇总其决议的程序则因议题和历史时期而异。

议会的权力随着王权的强弱而起伏。1617年,议会通过了一项重要的议事规程,但到17世纪晚期,卡尔十一世和卡尔十二世统治下的王权得到强化。卡尔十二世于1718年去世后,1719年和1720年确立的宪制安排开启了自由时代。各等级及其委员会对政府施加了广泛影响,被称为“礼帽派”和“便帽派”的政治派别相互争夺主导权。这并非现代的政党民主:代表权仍不平等,政治影响力也集中在少数社会群体手中。

古斯塔夫三世于1772年发动政变,恢复了相当大的王权,并在1789年进一步加强王权。1809年,古斯塔夫四世·阿道夫被推翻后,新的宪制安排在国王与议会之间划分了权力。1809年《政府组织法》还设立了议会监察专员,监督公职人员是否依法履职。这项为制约行政权力而作出的制度安排,成为瑞典对宪政实践最具影响力的贡献之一。

1866年,由四个等级组成的议会被实行两院制的议会取代。第一院由省议会和部分市级机构间接选举产生,第二院则在设有财产和收入资格限制的条件下直接选举产生。这项改革以更统一的议会结构取代了按等级分立的组织形式,但并未立即确立普遍的政治平等。第一院的选举制度尤其有利于富裕阶层和根基深厚的地方精英,因此,选举权改革成为此后数十年的核心议题。

民主化与一院制的确立

瑞典议会从十九世纪的议会体制走向民主代表制,并非通过一次根本性的宪制变革完成,而是经历了一系列改革。1907至1909年间,通过立法扩大了男性在第二院选举中的投票权,并引入比例代表制选举。但一些重要的资格限制依然存在,而第一院的组成仍受到地方不平等投票制度的影响。因此,这些改革虽扩大了政治参与,却尚未确立成年人的平等选举权。

议会政治的决定性突破发生在1917年。当年选举后,尼尔斯·埃登领导的自由党与社会民主党联合政府就职,其执政基础是大臣须获得议会支持,而非君主个人的信任。国王古斯塔夫五世接受了这一变化带来的实际后果。尽管旧有宪法条文仍然有效,内阁与议会之间的关系已转向议会制。

1918至1921年间作出的各项决定,为男女在全国选举中享有平等投票权奠定了基础,但仍存在一些限制,直至此后数十年间才陆续取消。1921年9月,女性首次在全国议会选举中投票。1922年议会开会时,共有五名女性议员就任:第一院的谢尔斯廷·赫塞尔格伦,以及第二院的伊丽莎白·塔姆、阿格达·厄斯特隆德、内莉·蒂林和贝尔塔·韦林。她们的当选标志着能够参与国家代议政治的人群发生了根本变化,尽管男女议员人数相当的目标仍遥不可及。

民主化之后,两院制又延续了半个世纪。两院的政治基础最终趋于相似,但选举周期仍有不同。第一院通过间接选举逐步改选,第二院则更直接地反映全国选举形势的变化。争论日益集中于:这种安排是否不必要地延缓了选民意向变化的体现,并使议会问责关系复杂化。

1968至1969年间通过的宪制改革确立了一院制,新议会于1970年首次选举,并于1971年召开。最初,议会共有350名议员。1973年的选举使两大政治阵营恰好各占175席,一些表决票数相同的议案不得不通过抽签决定结果。自1976年选举起,议员人数减至349人,从而避免了全体议席平分为两方的情况。

新的《政府组织法》于1975年生效,使宪法文本与已经确立的议会政治惯例保持一致,并使君主不再参与政府组建。一院制下的议会任期最初为三年,自1994年选举起改为四年。这些变化确立了当代瑞典议会运作所依据的基本制度框架。

宪法地位与权限边界

瑞典议会的主要宪法依据是《政府组织法》,该法是瑞典四部基本法之一。其余三部为《王位继承法》《出版自由法》和《言论自由基本法》。这四部法律共同规范公共机构、王位继承以及对传播与出版自由的重要保障。《议会法》则规定议会运作的具体规则,其法律地位介于基本法与普通法律之间。

《政府组织法》将议会确立为人民的最高代表机关,赋予其制定法律、决定国家税收、决定国家资金用途,以及监督政府和公共行政的职责。这些权力使议会处于国家代议制民主的核心地位。政府治理国家,但须向议会负责;它并不像总统制下的总统那样,拥有通过单独的全国性选举获得的执政授权。

宪法修正程序有意设定了比普通立法更高的门槛。修正基本法通常需要议会先后通过两次措辞完全相同的决议,且两次决议之间必须举行一次议会选举。这一安排让选民能够在修正案最终通过前作出回应。在特定条件下,议会中的少数派还可以促使就待决的宪法修正案举行具有约束力的公民投票。相比之下,一般的全国性公民投票通常只具有咨询性质。

议会的权力并非在法律上不受限制。基本权利对立法构成约束,瑞典法院及其他公共机关可以拒绝适用与上位法相冲突的规定。这种司法审查采取分散模式,而非集中于一个独立的宪法法院。1995年纳入瑞典国内法的《欧洲人权公约》,也构成约束立法的法律框架的一部分。

加入欧洲联盟后,瑞典在欧盟法涵盖的领域还受到进一步约束。宪法规则允许转让特定的决策权,但须遵守实体和程序上的保障要求。因此,如果仅以不受限制的议会主权学说来描述瑞典议会,就会掩盖瑞典宪政秩序的重要特征。

公共权力也分布于不同地域层级和机构之间。市镇和大区享有宪法承认的地方自治权,行政机关在处理某些具体案件时则享有法律保障的独立性。议会可以就这些机构的组织和职责立法,但无论是议会委员会还是个别部长,通常都不能取代主管机关对某一具体行政案件作出决定。因此,议会权力通过一般性规则、预算、任命和监督来行使,而非直接干预每一项公共决策。

选举、选区与政治代表

瑞典议会的349个议席通过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该制度旨在兼顾地域代表性与全国范围内大体按得票比例分配议席的结果。其中,310席为固定选区议席,39席为调整议席。瑞典划分为29个议会选区,通常与各省的范围一致,或由人口最多的省及大都市地区进一步划分而成。各选区固定议席的分配取决于其合资格选民人数。

议席采用修正圣拉古法分配,这是一种最高平均数法。首个除数为1.2,之后依次为3、5、7及后续奇数。调整议席用于纠正选区选举结果与各党全国得票比例之间的偏差。政党通常须获得全国有效选票的至少4%,才能参与整体议席分配。即使未达到全国门槛,政党若在某一选区获得至少12%的选票,也可获得该选区固定议席的分配资格。

在选举日年满18岁、现已或曾经登记为瑞典居民的瑞典公民,享有议会选举投票权。公民身份要求是全国选举与市镇及大区选举的区别之一,后两类选举允许部分非瑞典公民投票。议会常规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时间为9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与市镇及大区选举同日举行。议会特别选举不会使常规的四年选举周期重新起算。

选民主要选择一个政党,但也可以在该党的选票上表达对某位候选人的偏好。在议会选区内,候选人获得的个人偏好票须达到该党在该选区所得选票的至少5%,才能优先于党内名单排序当选。因此,该制度将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与有限的个人候选人选择机制结合起来。替补议员也通过选举程序确定,以便在议员出任大臣或按规定休假时,继续履行代表职责。

2022年9月的选举体现了这一制度下多党并立的结果。社会民主党获得107席,瑞典民主党73席,温和党68席,中间党与左翼党各24席,基督教民主党19席,绿党18席,自由党16席。没有任何一个政党的席位数接近单独过半所需的175席。这种席位分布使党际合作不可或缺,无论是组建联合内阁、与政府外的支持政党达成协议,还是就具体措施展开谈判。因此,选举中的比例代表原则不仅影响政治代表的构成,也影响行政权力的实际组织方式。

议长、议员、委员会与议会工作

议长主持瑞典议会的议事活动,代表议会,并在组阁过程中发挥宪法赋予的重要作用。三名副议长协助主持全体会议。议长虽以政党成员身份当选议员,但履职时应公正主持议会事务。议长任职期间不以普通议员身份参与表决,其议席由一名替补议员代为行使表决权。

大量实质性工作在议场之外进行。瑞典议会设有15个常设委员会,每个委员会至少有15名委员,按惯例通常为17名。各委员会的职责范围涵盖财政、税收、司法、外交、国防、社会保险、教育及其他主要政府事务领域。委员席位的分配大体反映各党在议会中的力量对比。委员会在全体会议作出决定前对有关事项进行预审,以便详细审查提案,并为各党形成自身立场提供空间。

委员会通常会提交报告,阐明其建议作出的决定及理由。持不同意见的委员可以提出保留意见,列明其他立场,供全体会议审议。委员会可以索取书面资料,邀请大臣和官员作出说明,安排听证会,并征询专业意见。委员会的议事活动通常不公开,但部分听证会向公众开放。这种安排将内部审议与证据及最终政治备选方案的公开呈现区分开来。

议会党团是另一重要的组织层级。党团负责协调立场、分配职责,并与其他政党协商。因此,议员的议会活动通常以党派归属为基础,而非以独立的选区代表身份各自行动。不过,议员的授权属于个人:退出政党并不意味着自动失去议员资格,政党也不能直接收回其议席。

议会年度的日程包括隆重的开会仪式、议员提案的一般提交期、委员会审议提案、辩论及表决会议。全体会议的程序区分实质性辩论、向大臣提问、质询辩论,以及对已完成预审的事项作出决定。公开记录保存议员提案、政府法案、委员会报告、发言和表决情况,使人们能够追溯议会决策的形成过程。

议会行政机构通过委员会秘书处、法律与研究服务、文件制作、安保、信息服务以及议会图书馆,提供不偏向任何党派的支持。这些资源对于反对党和个别议员尤为重要,因为他们无法调动政府的行政体系。因此,议会能否有效运作,不仅取决于其法定权力,也取决于能否获得专业支持,使议员不必依赖大臣便可独立审查复杂提案。

政府组建与议会信任

瑞典任命首相的规则体现了消极议会制的特点。议长先与各政党代表及副议长磋商,再向议会全体会议提出首相人选。只有在全体议员中过半数,即349名议员中至少175人投反对票时,该提名才会被否决。因此,候选人并不需要获得175张赞成票。即使明确支持政府的政党所掌握的席位不足半数,其他议员的弃权也能使政府得以上台。

议会接受提名后,由首相挑选其他大臣。君主在选择政府方面没有政治裁量权,不过,政府的正式交接仍在王宫举行的特别国务会议上进行。这一分工体现了君主在宪制中的礼仪性地位,与议长负责实质性检验议会支持程度的职责之间的区别。

议长最多可以提出四次首相人选。如果四次提名均遭否决,就必须举行特别选举,除非按宪法规定的期限,届时本就应当举行例行选举。每次提名之间的谈判可能十分广泛,因为关键不仅在于哪些政党会加入政府,还在于哪些政党愿意容许政府执政。各方达成的协议可能涉及财政政策、立法优先事项或协商程序,而不一定给予每个支持政府的政党内阁职位。

例行选举后,尚未辞职的现任首相必须在新一届议会首次会议后的两周内接受议会的信任检验。如果超过半数议员投票反对首相,首相就会被免职。这一要求明确了选举结果与现任政府能否继续执政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将其完全交由政治惯例决定。

议会全体会议也可以通过针对首相或其他大臣的不信任投票。提出这类动议至少需要35名议员支持,而动议通过则至少需要175票赞成。针对首相的不信任动议一旦通过,通常会导致整个政府下台;针对其他大臣的动议则只涉及该大臣。宪法条款规定,在特定情形下,举行特别选举可以影响不信任动议通过后的即时后果。

政府在某项法案或预算提案的表决中失利,并不自动等同于正式失去议会信任。宪法规定的信任程序与立法受挫的政治意义是两回事。内阁可以选择在重大失利后辞职,但法律规则允许少数派政府继续执政,并就各项措施逐一协商争取支持。这一区别有助于解释瑞典议会史上少数派内阁为何能够长期维持。

法律的拟订与制定程序

大多数重大立法提案由政府提出。政府法案提交瑞典议会之前,可能需要经过广泛的准备程序,包括开展调查、公布报告,以及征求公共机关、市镇、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机构的意见。这种称为 remiss 的征求意见程序,使部长们在确定提案之前,能够充分考虑行政实践经验、法律分析以及受影响各方的利益。

许多重要的法律草案须由立法审查委员会审查,该委员会由瑞典最高审级法院的现任或前任法官组成。其审查事项包括草案是否符合基本法、是否与法律体系协调一致、是否保障法律确定性,以及在适用中可能出现哪些问题。委员会的意见仅供参考,并不构成绝对的否决权。政府和议会即使受到批评,仍可继续推进立法,但这一审查增设了一道公开的法律审视程序。

在议会内部,政府法案和议员动议会被交付主管委员会审议。议员可以在每年的一般动议期内提交动议,也可以依照程序规则,针对政府法案或其他议会事务提出动议。各委员会也可在其职权范围内主动提出提案。委员会审查相关材料后提交报告,建议全体会议如何作出决定,并附上持异议委员的保留意见。

随后,全体会议就委员会的提案及其他备选方案展开辩论并进行表决。普通决议通常依据实际投票结果作出,而不要求获得全体349名议员的绝对多数支持;但修改宪法和信任表决等事项适用特别规则。因此,并非每次议会表决都以组建政府时人们熟悉的175票为门槛。表决程序会对相互竞争的提案作出安排,使全体会议能够形成明确的决定。

法律通过后,须正式颁布并刊载于《瑞典法令汇编》。瑞典君主并不像某些其他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君主那样,对立法行使御准权。法律会规定生效日期,过渡条款则可规定如何处理既有案件或法律关系。因此,法律的制定只是整个过程的一个阶段;这一过程始于政策调查,最终由法院、行政机关、市镇和私人主体付诸实施。

瑞典议会也会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授予规则制定权。政府和行政机关可在获得授权的情况下制定下位法规,但重要事项仍须由法律规定。法律与授权立法之间的界限,决定了哪些问题必须经过完整的议会程序,哪些问题可以通过更灵活的行政规则处理。因此,瑞典的立法将议会授权与大量由行政机关制定的具体规定相结合,而不要求全体会议决定每一项技术细节。

税收、支出与经济机构

掌控公共财政是瑞典议会在宪法上的核心职能之一。议会决定国家税收,批准国家支出,并确定政府管理公共资金所须遵循的框架。预算不仅仅是一份会计文件:它确定各政策领域的优先次序,并将政治承诺与法定支出权限联系起来。市镇和大区的财政各自构成公共部门的独立组成部分,但受到国家立法和国家拨款的显著影响。

现代预算程序在20世纪90年代一场严重的经济和财政危机后得到重塑。其核心是一套自上而下的框架程序。第一阶段,议会确定总体框架,包括收入估算和各支出领域的支出限额。随后再作出决定,在这些限额内分配拨款。国家预算分为27个支出领域,既便于详细审议,也无须在每个环节重新讨论总体框架。

政府通常在秋季提交预算案,选举和政府更迭前后则适用特别的时间规定。春季财政政策法案概述经济政策和中期优先事项。预算修正案则用于在财政年度内作出调整。财政委员会负责协调议会对总体框架的审议,其他委员会则审查各自政策领域的拨款。

财政政策还须遵循一个更广泛的框架,其中包括支出上限、广义政府净借出目标和公共债务锚。具体目标可以通过政治决策调整,但这套制度的宗旨是将年度决策与中期财政约束联系起来。框架程序还提高了这样一种做法的难度:就单项增支或减税措施分别争取不同的多数支持,拼凑出一份预算,却不接受这些措施合并后的财政结果。

瑞典中央银行是瑞典的中央银行,也是议会下属机构。这种关系并不意味着议会直接决定每一次利率调整。瑞典中央银行在履行货币政策职责时享有受法律保障的独立性,其职权范围和问责机制则由立法规定。议会任命央行总理事会,再由总理事会任命执行董事会。议会对货币政策的审查发挥监督作用,但不会使央行的日常决策变为听从内阁指令行事。

审计和后续检查是预算权的补充。各委员会可以审查拨款和政策措施是否取得预期成效,国家审计署则评估财务报告以及国家各项活动的绩效。批准支出与评估资金使用情况之间的区别十分重要:一笔付款即使在形式上合法,仍可能引发有关效率、成效,或某项计划是否实现了议会所定目标的疑问。

监督、监察专员与公共问责

瑞典议会对行政机关的监督,结合了政治质询、宪法审查、独立审计和对公共行政的监察。这些机制各有目的:有些揭示政策分歧,有些则调查大臣是否遵守宪法要求,或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对待个人。它们的共同意义在于,使政府在两次选举之间也必须承担责任,而不只是在选民下一次选举代表时才接受问责。

宪法委员会审查大臣履行公职以及处理政府事务的情况。其工作可包括查阅政府文件,以及举行公开听证会,听取现任大臣、前任大臣和官员的陈述。由此形成的报告可能批评有关行为,或指出程序上的缺陷。这类审查结论不同于刑事判决,也不同于正式的不信任声明,但仍可能带来政治后果。

议员可以向大臣提出书面问题和质询。质询会引出按计划举行的全院辩论,使议员能够进一步追问,而不只是得到书面答复。问答时间则为直接审视政府政策提供了另一种场合。这些程序使反对党有机会要求政府作出解释,将议题纳入公开记录,并检验大臣的说法是否与先前的陈述及现有证据相符。

议会监察专员通常以瑞典语缩写 JO 为人所知,负责监督公共事务中法律法规的执行。这一机构依据1809年的宪制安排设立,后来成为国际上效仿的典范。个人可以就公共机关的行为提出申诉,监察专员也可以开展视察或主动发起调查。他们可以提出批评,并在特定情形下提起公诉,但通常不会就事项的实体问题另作决定,以取代有关机关的决定。

国家审计署是另一个隶属于瑞典议会的独立机构。它对国家机构开展财务审计,并通过绩效审计考察经济性、效率和效果。其报告为议会追问政府项目的运作情况提供了实证依据。审计不同于对大臣的质询,因为其结论以专业审查为基础,而非主要依靠对抗性辩论。

公众获取信息的权利是问责制的另一项基础。瑞典的官方文件公开原则可追溯至1766年的《出版自由法》。议会文件、全院会议记录、表决信息及许多委员会材料均向公众开放,但须遵守法定保密规定。会议转播和数字记录使无法亲临议会大厦的人也能获取相关信息。公开透明并不意味着不再有秘密协商或受保护的信息,但它使新闻业从业者、研究人员、各类组织和公民能够梳理决策过程,并将官方解释与文件记录加以比较。

欧洲事务、国际关系与议会办公场所

瑞典于1995年1月1日加入欧洲联盟,为议会工作增添了一个决策层面。政府在欧洲联盟理事会中代表瑞典,但必须就欧盟事务向议会通报情况并与之磋商。因此,议会往往在布鲁塞尔的谈判结束之前就发挥影响,而不只是在国际层面的决定交由国内落实时才介入。

欧盟事务委员会由17名委员组成,独立于15个常设委员会。各部大臣在出席欧洲联盟理事会会议前须与该委员会磋商,首相在出席欧洲理事会会议前也须与之磋商。这些磋商使政府的谈判立场获得议会支持。各专门委员会也会跟进各自领域内的欧盟提案,将欧洲层面的政策制定与国内立法审查所依托的专业领域衔接起来。

根据里斯本条约,各国议会审查欧盟立法草案是否符合辅助性原则:在不属于欧盟专属权限的领域,只有当成员国无法充分实现行动目标时,才应在欧盟层面采取行动。瑞典议会可以据此提交附具理由的意见,对提案提出异议。这一程序并未赋予各国对欧盟立法的普遍否决权,但使各国立法机关在审查决策应在哪一层面作出的问题上拥有正式职责。

瑞典议会还审议需要议会批准的国际协定,并参与议会间合作。瑞典代表团参与北欧理事会、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议会大会等机构的工作。这些活动为交流信息、审查国际承诺和维系立法机关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渠道,而在宪法框架下,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的责任仍由政府承担。

议会办公场所反映了这一机构发展的几个阶段。位于圣灵岛的议会大厦由阿龙·约翰松设计,于1905年启用。最初的建筑群由相邻的建筑组成,分别供两院制议会和瑞典中央银行使用。实行一院制后,议会于1971年至1983年间暂时在塞尔格广场的文化宫举行会议,圣灵岛的议会建筑则在此期间进行改造。

改建后的议会建筑群于1983年启用,设有适合一院制议会使用的议事厅。建筑群包括办公室、委员会会议室、行政设施和公众旁听席,并与附近其他议会建筑相连。原有的议事厅仍是议会场所的一部分,用于其他议会活动。公众参观和旁听议事,使运作中的议会融入斯德哥尔摩历史悠久的城市公共空间;与此同时,安保措施以及公共区域与工作区域的划分,则对公众进入议会日常工作场所作出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