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选择理论系统地研究:当群体成员的偏好、利益或判断不同时,群体如何作出决策或评价备选方案。其研究主题包括投票规则、社会福利的衡量、资源分配和判断汇总。一个核心问题是,集体决策能否同时满足若干合理要求,例如平等对待每个人、尊重全体一致的意见、保持一致性,以及抵御策略性操纵。
这一领域处于经济学、政治学、哲学和数学的交叉地带。肯尼思·阿罗奠定了其现代基础;他的研究表明,对偏好汇总提出的一些看似并不苛刻的条件,可能无法同时满足。后续研究既发现了更多不可能性,也揭示了建设性的可能途径:限制偏好的范围、引入更丰富的福祉信息、采用随机化程序,以及运用不同的公平观念,都可以为不同形式的集体决策提供支持。
社会选择理论并不认定存在一种普遍最优的决策规则,而是阐明各种规则能够实现什么、体现哪些价值,以及使用这些规则需要作出哪些权衡。这些问题不仅出现在选举中,也出现在委员会决策、公共支出、资源配置,以及汇总众人评价的自动化系统中。
历史发展与思想基础
对集体选择的形式化研究早于现代经济学。13世纪末,拉蒙·柳利描述了一些通过比较候选人来进行选择的程序。18世纪,让-夏尔·德·博尔达与孔多塞侯爵提出了不同的选举方法。博尔达于1770年向法国科学院介绍了一种基于排序的计分方法,并于1781年发表了相关论述。孔多塞在1785年的论文中考察了多数比较,以及集体决策在何种条件下可能具有可靠性。
他们的研究揭示了一项至今仍具根本意义的区别。计分程序根据候选人在选民完整排序中的位置来评价候选人;两两比较程序则分别考察该候选人与每位对手交锋时的表现。即使用的选票完全相同,这两种方法也可能选出不同的胜者。孔多塞还证明,即使每位选民的排序都是一致的,多数偏好仍可能出现循环。后来,以笔名刘易斯·卡罗尔更为人熟知的查尔斯·勒特威奇·道奇森提出了一种方法,其依据是:要使某位候选人成为两两比较中的多数胜者,至少需要在个人排序中进行多少次相邻位置互换。
另一条思想脉络来自福利经济学。功利主义方法根据各种安排所产生的福利来评价它们,而序数经济学则强调,观察到的选择通常只能揭示排序,而非可以直接衡量的满足程度。艾布拉姆·伯格森于1938年提出的社会福利函数明确指出,评价经济安排需要对个人利益作出伦理判断。保罗·萨缪尔森随后将这类函数纳入福利分析。这一传统探讨的是应当如何构建社会评价,而不是将市场结果视为衡量社会可取性的充分尺度。
邓肯·布莱克于1948年对委员会决策的分析,针对沿单一维度排列的偏好,确立了一项重要的肯定性结论。阿罗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于1951年出版,并于1963年修订,随后将偏好汇总置于一般性的公理框架之中。阿马蒂亚·森的《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于1970年问世,拓展了这一领域对信息、权利和福利比较的研究。阿罗与约翰·希克斯共同获得了197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森则因对福利经济学的贡献而于1998年获奖。
此后,这一领域的研究范围超出了选举排序。对策略行为的研究将其与机制设计联系起来,而关于分配、判断和计算的研究则考察了那些无法简单地用选出一名候选人来表示其结果的集体决策。
偏好、信息与集体规则
标准模型以个体集合 和备选方案集合 为起点。备选方案可以是候选人、政策组合、物品配置,也可以是对社会状态的完整描述。个体 具有偏好关系 ,其中 表示 认为 至少与 一样好。这一关系的严格偏好部分 表示严格偏好;无差异部分则表示排序相同。
通常假定偏好具有完备性和传递性。完备性意味着任意两个备选方案都可以比较。传递性意味着,若 且 ,则 。这两个性质共同定义了弱序。它们并不要求个体自私:个体可以根据自身消费、他人的福利、道德信念,或多种考量的组合,对备选方案进行排序。
偏好剖面是所有个体偏好的列表 。阿罗式社会福利函数将每个容许的偏好剖面映射为一个社会排序:
其中, 是容许的偏好剖面构成的定义域, 是 上所有弱序构成的集合。与之不同,社会选择函数选出一个备选方案,而社会选择对应可以选出一个非空的备选方案集合。这些区别很重要,因为给出完整排序比确定一个可接受的胜出方案要求更高。
规则所获得的信息同样重要。序数信息只能确定排序,不能确定偏好的强度。如果 当且仅当 ,那么效用函数 就表示了序数偏好。任何严格递增变换都保持同一排序。因此,将任意选取的序数效用表示相加,并没有不随表示方式变化的意义:即使任何人的偏好都没有改变,仅仅改变数值表示方式,也可能改变表面上的社会最优方案。
基数效用提供了额外的结构,但基数性并不会自动确立人际可比性。某种标度可以有意义地表示一个人的效用差值,却仍无法将其与另一个人的效用差值进行比较。因此,社会选择理论区分效用水平的可比性、效用差值的可比性,以及社会评价必须在哪些变换下保持不变。
公理规定了规则应如何使用其获得的信息。匿名性要求平等对待个体;中立性要求平等对待备选方案。一致同意原则要求尊重所有人的共同意见,而一致性条件则规定,当排序或可选方案发生变化时,选择应如何响应。这些要求彼此独立:平等对待选民并不保证平等对待候选人,而能够作出明确选择的规则也未必会产生具有传递性的社会排序。
多数规则、投票循环与选举程序
当备选方案只有两个、选民人数为奇数且每位选民都有严格偏好时,简单多数规则会选出获得更多选民支持的方案。肯尼思·梅于1952年给出的刻画定理表明,在允许个人无差异的二元选择情境中,匿名性、中立性和正向响应性等条件唯一确定了多数规则。正向响应性要求,当个人偏好朝着有利于某一方案的方向变化时,该方案在集体选择中的地位应相应改善。这一结果为多数规则提供了严谨的理论依据,但这一依据并不能自动推广到三个或更多备选方案的选择情境。
孔多塞悖论展示了备选方案增多时可能出现的困难。假设三位选民的偏好排序如下:
多数人认为 优于 ,多数人认为 优于 ,同时多数人又认为 优于 。每个人的偏好排序都具有传递性,但多数关系却不具有传递性。没有任何方案是孔多塞胜者,也就是在两两进行的多数表决中能够击败所有其他方案的方案。
循环的存在使表决程序对结果产生实质影响。如果各方案通过依次进行的淘汰式投票展开竞争,比较顺序就可能决定最终胜者。在上述例子中,先比较 与 ,胜出的 随后会输给 。如果先比较 与 ,最终胜出的则是 。这体现的是议程依赖性,而不是任何个人推理上的不一致。
其他选举规则在避开某些困难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问题。相对多数制只统计第一选择票。博尔达计数法按名次赋分:当候选人数为 时,通常依次赋予 分。即时决选制反复淘汰第一选择票最少的候选人,并将其选票转移给仍未被淘汰的候选人。孔多塞方法在存在孔多塞胜者时将其选出,不存在时则依据其他原则确定结果。赞成投票制允许选民支持多名候选人,但仅有序数偏好排序,并不能确定每位选民将赞成门槛设在何处。
没有哪种方法能够满足所有常见的评判标准。相对多数制可能使孔多塞胜者落选,博尔达排序可能取决于未能当选的候选人,而即时决选制则可能违反单调性:在某些偏好组合下,提高某位候选人在部分选票中的名次,反而可能导致该候选人落选。这些例子涉及的是明确界定的数学性质,并非对选举制度作出普遍适用的优劣排序。它们在实践中的意义还取决于提名规则、选票所提供的信息、投票率,以及选举的目标是选出一名代表,还是组成一个代议机构。
阿罗不可能定理
阿罗不可能定理讨论如何从个人排序构建集体排序。当备选项至少有三个、选民人数有限时,不存在一种汇总规则,既能同时满足无限制定义域、帕累托条件、无关选项独立性和非独裁性,又能始终产生完备且可传递的社会排序。
无限制定义域要求规则能够接受由个人弱序构成的任何偏好组合。帕累托条件要求:只要每个人都将 严格排在 之前,社会也必须如此。无关选项独立性通常简称为 IIA,它要求社会对 与 的比较仅取决于个人对这两个备选项的比较。如果在两个偏好组合中,个人对这两个备选项的两两比较保持不变,那么无论个人如何排列其他备选项,社会对这两个备选项的比较也必须保持不变。
非独裁性排除了这样一种个人:对于任意两个备选项,此人的严格偏好总能决定社会对它们的严格偏好。这一技术意义上的独裁者不必担任政治职务,也不必实施强制。该定义针对的是汇总规则:某个人的严格排序系统性地凌驾于其他所有人的排序之上,而当此人对某些选项无差异时,则可由额外的约定确定这些选项的排序。
证明通常考察决定性联盟,即其偏好足以决定某项社会比较结果的群体。帕累托条件使全体选民构成决定性联盟。独立性和传递性使决定性得以从一组选项之间的比较扩展到其他比较。在定理的其他假设下,这一结构意味着某个个人具有决定性。非独裁性所排除的恰恰就是这一结论。
该定理并未证明民主不可能实现,也未证明每场选举都具有任意性,或所有投票制度都同样站得住脚。它证明的是一组特定要求无法兼容。有些程序舍弃独立性,有些限制定义域,有些只选出获胜者而不产生完整排序,还有些纳入排序以外的信息。每种应对方式都改变了问题本身,因此必须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加以评价。
对阿罗的 IIA 也需要谨慎理解。它比较的是不同偏好组合下的社会排序,而不只是要求落选候选人退出时,选举获胜者保持不变。候选人退出的相关性质与此有所关联,但属于另一种形式化框架。同样,该定理并不禁止利用人际福利信息开展伦理评价。这类评价不在该定理所采用的纯序数、不可作人际比较的信息框架之内。
限制定义域与一致选择的可能性
不可能性结论取决于一项规则必须容纳哪些偏好。如果允许的偏好组合具有额外结构,集体决策就可能满足一些在不受限制的定义域上彼此不相容的要求。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例子,是相对于备选方案的某一共同排序而言的单峰偏好。
设想各项政策沿某一维度从低到高排列,例如按支出水平排序。一名选民有一个最偏好的点,即峰值;从峰值向任一侧偏离,在这名选民看来都会使结果变差。对于峰值两侧的方案,其相互比较不必以任何特定方式取决于它们距峰值的远近。关键假设是:所有选民的偏好相对于同一个政策排序都具有单峰性。
当选民人数为奇数,且偏好均为严格单峰偏好时,位于中位选民峰值处的备选方案就是孔多塞赢家。如果中位峰值为 ,那么对于任何位于其左侧的提案,中位选民以及所有峰值位于更右侧的选民都会支持 ,而反对该提案。对于右侧的提案,也可作出相应论证。更一般地说,在通常的奇数选民情形下,单峰性能够防止严格多数循环。
这一结果是中位选民定理的基础,但其含义是有条件的。它并不能证明所有选举都会由政治立场温和的候选人获胜。现实中的选择可能涉及多个政策维度,选民可能对备选方案应如何排序存在分歧,有些偏好也可能具有多个峰值。政党竞争模型还需要对投票率、候选人的目标,以及选民如何回应竞选纲领作出假设。
定义域限制不仅可以改善一致性,也可以改善激励。在一条直线上,对于具有单峰偏好的选民,选取所申报峰值的中位数是一种防策略操纵的规则。在其他人的申报保持不变时,选民无法通过虚报峰值使结果更接近自己的真实峰值。广义中位数规则通过引入额外的固定点来扩展这一逻辑,这些点有时被称为“虚拟选民”,可用于刻画更广泛的一类决策程序。
其他限制还包括单交叉偏好:可以对选民作出某种排序,使得沿这一顺序,对某一备选方案相对于另一方案的支持至多发生一次转变。对可用备选方案的限制也可能产生影响。在多维空间模型中,多数稳定性要难以实现得多,因为不同联盟可能支持向不同方向移动。因此,关于定义域的假设是对决策环境作出的实质性判断,而不只是用来绕开某个定理的技术手段。
策略性行为与偏好的如实披露
除一致性之外,偏好汇总还面临另一个问题:人们可能虚报偏好,以影响结果。偏好 的选民可能转而支持 ,因为 看来无法胜出,而 又优于很可能获胜的 。社会选择理论将这种策略性申报与选民对结果的评价发生真实变化区分开来。
如果如实申报对每位参与者而言都是弱占优策略,那么一项直接规则就是防策略的。在其他所有人的申报保持不变时,任何人都无法通过提交虚假的排序,获得自己严格更偏好的结果。这是一项很强的保证:它既不依赖参与者对他人的准确判断,也不依赖有利的均衡。
吉巴德—萨特思韦特定理由艾伦·吉巴德于1973年和马克·萨特思韦特于1975年分别独立确立。该定理指出:当备选项至少有三个,且定义域涵盖这些备选项的所有严格偏好排序组合时,任何确定性的、防策略的、满射的社会选择函数都必然是独裁的。满射是指每个备选项都能在某种偏好组合下被选中。该定理讨论的是选出单一结果,而阿罗定理讨论的则是完整的社会排序。
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改变这一设定。当备选项只有两个时,多数规则是防策略的。限制偏好范围也能使非独裁的防策略规则成为可能,例如单峰偏好域上的中位数规则。引入货币支付的规则则带来了更多可能性。在拍卖理论和公共项目机制中,在准线性效用等假设下,设计得当的转移支付能够使个人激励与社会目标相一致。准线性意味着货币以加法形式进入效用函数,不会通过收入效应改变非货币结果之间的偏好排序。这些机制还面临预算、分配和参与等方面的其他约束。
随机化提供了另一条途径。在偏好排序严格的情况下,随机独裁机制按固定概率抽取一名选民,并将该选民最偏好的备选项作为最终选择。相等的抽取概率使选民得到对称对待。这一程序是防策略的,并且具有事后帕累托效率:任何被选中的备选项,都不会是全体一致认为劣于另一备选项的。“随机独裁”这一名称描述的是每次实际选择如何确定,而不是将政治权力永久赋予某个人。
这些理论保证应当与实际中的可操纵性区分开来。一项规则即使在某种偏好组合下允许参与者通过虚报偏好获益,在偏好不确定时,也可能仍然难以操纵。反过来,仅凭计算复杂性,并不能保证人们在通常情形下诚实申报。与激励相容的联系,使这一领域既关注程序规定了什么结果,也关注参与者有动机提供什么信息。
福利汇总与人际比较
投票模型往往将序数排序视为唯一可用的信息。社会评价则可以纳入收益的大小及其分布。这改变了分析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再只是追问应当如何汇总排序,而是追问个人福祉的哪些方面可以相互比较,以及哪些比较具有伦理意义。
一种常见的表示方法是为每个人赋予一个福利数值,并通过下式评价社会状态:
其中, 是福利权重。如果权重相等,且效用具有适当的可比性,这就是一个功利主义目标。要赋予这一表示以意义,仅仅给每个人的偏好贴上数值标签还不够。如果每个人的效用尺度都可以各自乘以任意正数,那么加总所产生的社会排序就可能改变。因此,这种表示依赖于某些限制条件,使效用差异具有人际可比的意义。
其他目标则体现了不同的分配优先取向。最大最小规则以处境最差者的福祉来评价一项配置:
词典式最大最小规则首先比较处境最差者的福利;如果这些福利水平相同,就比较处境次差者的福利,再依次比较下去。优先主义方法赋予福祉水平较低者所获收益更大的社会权重,通常采用递增的凹函数对具有可比性的福利进行变换。这些原则可能与总福利最大化产生尖锐分歧。
帕累托效率提供了一个要求较低的标准。如果不存在任何可行的改变,能够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差的同时使某个人境况变好,那么这一配置就是帕累托有效率的。这一标准并未解决许多分配问题:高度不平等的配置也可能是有效率的。同样,即便所有人都偏好某一状态而非另一状态,也无法据此确定如何比较那些使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受损的状态。效率与分配评价之间的区别,是收入不平等分析和公共政策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森的研究强调,评价所依据的信息基础本身就是一项重大选择。效用可能反映出人们对匮乏处境的适应,而收入又无法充分体现人们在实际能够实现何种生活方面的差异。因此,可行能力方法关注的是实现有价值的生活方式的实质性机会。当现有信息或公认原则不足以对所有比较作出判定时,社会选择也可以采用不完全排序。不完全评价可以识别出明确的改善,而不必声称其余所有备选方案都同样好,也不必认为每项政策都必须在排序中占据一个确定的位置。
权利、自由与判断聚合
集体选择并不总被理解为不受限制的偏好聚合。法律权利和道德权利可能将某些决定保留给个人,或将某些结果排除在集体权限之外。这就在依据所有人的偏好评价结果与保障个人对特定事务的自主权之间造成了张力。
森于1970年提出的自由主义悖论,将这种张力的一种形式加以形式化。最低限度的自由主义要求,至少有两个人各自对某一对备选项拥有决定权:对于指定给他们的那一对备选项,社会层面的比较由其个人偏好决定。在不受限制的偏好域上,这一要求可能与帕累托原则及连贯的社会排序发生冲突。这个结果并不表明,所有自由观念都与社会福利不相容。它所表明的是,当允许人们不受限制地关切他人的行为,并同时满足其他条件时,某种特定的个人决定权界定就会产生问题。
这一机制涉及超出个人自身行为范围的偏好。一个人可能不喜欢从事某项活动,却更在意另一个人是否从事这项活动。此时,赋予每个人对一组备选项比较的决定权,再加上所有人对第三组比较的一致偏好,就可能形成循环。对此的应对方式包括:限制哪些偏好应被纳入考量,将权利表示为对可行决策的约束,或分析人们如何策略性地行使权利,而不是将权利直接嵌入社会排序之中。
一个相关分支是判断聚合,它研究如何汇集针对逻辑上相互关联的命题所持的信念或判断。假设一个群体考察命题 、 和 。第一名成员接受这三个命题;第二名成员接受 ,但否定 及该合取命题;第三名成员接受 ,但否定 及该合取命题。每个人的判断集合在逻辑上都是一致的。然而,多数投票的结果却是接受 、接受 ,同时否定 。
这种模式被称为话语困境。在法律情境中,也会出现类似例子:多数法官认可认定法律责任所需的各项前提,但由不同法官组成的多数却否定法律责任本身。因此,基于前提的聚合与基于结论的聚合可能产生不同结果。要评价其中任何一种程序,都必须考虑该机构需要裁断哪些命题,以及其理由应当如何与结论相联系。
判断聚合将社会选择的研究对象从偏好扩展到逻辑结构。要维持集体判断的一致性,可以赋予某些命题优先地位、限制可接受的判断、允许集体判断不完备,或放弃对各个命题分别进行独立聚合。这里的相关权衡不同于选举中的权衡,因为约束结果的不只是候选项之间的比较,还包括逻辑蕴涵关系。
公平分配与多赢家决策
许多集体决策问题涉及资源分配或多个项目的选择,而非选出单一赢家。公平分割研究可分物品、不可分物品、杂务以及混合资源的分配。其核心准则包括效率、平等对待、比例性和无嫉妒性。如果没有任何人认为别人的资源组合比自己的更好,该分配就是无嫉妒的。
对于估值具有可加性的同质可分资源,比例性要求 名参与者中的每个人,按照自己的估值,至少获得总价值的 。人们熟悉的两人“你分我选”程序,说明了实物上的均等与主观公平之间的区别。一人按照自己的估值将资源分成价值相等的两份,另一人从中选择。在标准模型下,按照各自的评价,两人都能获得至少一半的总价值。但这一简单程序并不能直接推广到任意数量的参与者,也不能直接满足所有额外的公平要求。
不可分物品带来了更严格的限制。如果两个人都想要同一件物品,那么无论把它分给谁,若不引入支付或抽签等额外机制,都无法实现无嫉妒分配。因此,较弱的公平概念就显得十分重要。“至多移除一件物品后的无嫉妒性”,简称 EF1,要求:对于一个人所嫉妒的另一人的物品组合,只要从该组合中移除某件物品,嫉妒就会消失。当物品数量有限,且估值非负并具有可加性时,EF1 分配总是存在。这并不意味着严格的无嫉妒性不再必要,而是表明,当不可分性使更强的条件无法实现时,可以采用一种可行的放宽条件。
选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委员会,则涉及另一种形式的集体公平。即使有相当规模的群体支持其他候选人,选择个人得分最高的候选人,也可能产生一个成员构成同质化的委员会。基于认可的委员会投票利用允许选民认可一组候选人的选票,研究代表性要求。例如,比例认可投票使用调和级数 ,对一名选民所认可的当选者进行计分。随着该选民认可的当选者增加,新增当选者的边际贡献递减,从而有利于让原本可能得不到代表的群体获得代表。
参与式预算进一步引入了成本各异的项目和预算约束。城市可以请居民在游乐场、交通改善项目和社区设施之间作出选择。与人数固定的委员会不同,可行结果必须满足
其中, 是项目成本, 是预算。最大化认可总数,可能会偏向成本较低的项目,或支持者高度集中的社区;而比例规则则寻求群体之间的其他平衡。项目之间的互补性、地理因素的影响以及受益程度的差异,都可能要求采用比单纯统计认可数更丰富的模型。
计算、应用与形式模型的局限
计算社会选择研究集体决策对计算的要求,并运用算法方法设计集体决策程序。它探讨如何计算获胜者、需要多少偏好信息、操纵行为在计算上是否易于实施,以及如何表示对极大结果空间的偏好。这些问题将公理化分析与计算机科学联系起来。
有些投票规则的计票程序很简单。相对多数制和博尔达计分法只需逐一读取选票并累加票数或分数,即可算出结果。另一些规则则需要求解优化问题。凯梅尼规则寻求一种排序,使其与选民两两比较结果的一致程度最大,等价地说,就是使两两比较中不一致的总次数最少。一般而言,计算精确最优的凯梅尼排序是一个 NP 难问题。因此,研究者针对规模可控的实例开发精确求解方法,设计近似算法,并分析候选者数量或偏好结构受到限制时的情形。
表示偏好本身也可能成本高昂。如果一项决策要决定是否实施 个项目中的每一个,那么在施加可行性约束之前,就有 种可能的项目组合。要求每位参与者对所有组合进行排序,很快就会变得不切实际。紧凑的偏好表示语言、有限次数的询问和迭代式偏好获取,可以降低信息报告负担,但使用这些方法可能无法纳入备选方案之间的相互影响。例如,居民对某个交通换乘枢纽的估值,可能取决于一条接驳线路是否也获得资助。
其应用包括合并搜索系统给出的排序、遴选小组成员、统筹共享资源,以及汇总人类或软件作出的评估。在人工智能领域,社会选择概念有助于分析哪些主体的评价应被纳入考量、如何整合相互冲突的目标,以及汇总程序能够提供怎样的一致性或公平性保证。对产品或模型的排序,也可能像对选举候选人的排序一样,在计分、两两比较与策略性报告之间呈现张力。然而,即使输入在数学形式上相似,也不意味着相关制度所牵涉的利害关系或适当的保障措施完全相同。
形式模型有其明确的边界。偏好可能在讨论中发生变化,参与者掌握的信息可能不均等,而选票记录的也可能是策略性选择,而非稳定的内在排序。政治制度还承担着分配权力、设定议程和保障权利的职能;这些职能都无法由一个偏好汇总公式充分涵盖。实证研究可以考察在特定环境中,循环或操纵机会出现得有多频繁;不可能性定理则揭示,在其整个适用域内,哪些性质无法得到保证。
因此,设计实际程序时,必须明确选择由谁参与决策、有哪些可用的备选方案、允许采用哪些信息,以及允许产生哪些结果。适合用于选择某项技术标准的规则,未必适合分配公共预算或代表多元群体。计算可行性、激励性质和公理意义上的公平性始终是不同的维度:改善其中一个,并不一定会改善其他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