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是美国一个以会员为基础的政治组织,倡导民主社会主义,通过地方分会、工作场所活动、竞选活动和社会运动开展组织工作。该组织于1982年由民主社会主义组织委员会与新美国运动合并成立,致力于将民主控制扩展到经济生活,而不是把民主局限于选举和政府机构。它并不是一个独立取得选票列名资格的全国性政党,不过,其许多竞选活动都支持参加民主党初选的候选人。
伯尼·桑德斯2016年竞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以及此后社会主义候选人在市级、州级和国会选举中接连获胜,使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规模和知名度大幅提升。其活动范围广泛,既支持工作场所的组织工作和全民公共服务,也围绕住房政策、能源所有权和美国外交政策开展斗争。由于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采取分权式组织结构,内部又存在有组织的意识形态派别,其发展历程中反复出现关于选举独立性、社会主义战略、内部民主,以及近期改革与长期经济转型之间关系的争论。
社会主义认同与政治原则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的核心立场是,政治民主应当伴随对经济机构的民主掌控。因此,该组织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并不限于政府支出或收入再分配。该组织在声明中批评,资本主义下的投资、雇佣和生产决策权高度集中;这些决策影响整个社区,却仍主要由私人所有者掌控。该组织提出的替代方案包括公有制、工人控制的企业、合作社和民主计划,不过,成员对于这些安排之间应当如何平衡存在分歧。
“民主”这一修饰语既表明了一项政治承诺,也标示了社会主义历史内部的一条分界。DSA支持政治多元主义、公民自由、竞争性选举以及独立组织的自由。其创立所承袭的思想传统反对这样一种观点:社会主义必须实行以苏联为模式的一党制国家体制。同时,DSA认为,仅有选举权并不能消除由财富、对雇佣关系的依赖或参与各类机构的机会不均等所造成的政治影响力差距。因此,该组织的民主观不仅涵盖正式的政治权利,也包括劳动者在工作场所的权力和物质条件。
一个始终存在的问题是,这一目标与社会民主主义有何关系。全民医疗保障、公共养老金、强有力的集体谈判以及福利国家的其他制度,可以改善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生活状况。许多DSA成员支持这些措施,但将其视为进一步变革的基础,而非最终目标。另一些成员则更注重争取持久的改革和扩大公共部门,而不为未来的经济体制预先规定详细蓝图。因此,该组织内部既有以改革为导向的思潮,也有更明确奉行马克思主义的思潮。
DSA的政治框架还包括种族平等、女性主义、移民权利,以及反对针对性少数和性别少数群体的歧视。这些立场通常被表述为与经济权力相互关联,而非独立于阶级政治之外。不过,对于各项运动应如何将整个阶级的共同诉求与那些不能简单归结为收入或就业问题的弱势处境联系起来,成员之间仍有分歧。全国纲领确立了总体立场,却并未消除这些战略和理论上的差异。
区分目标与手段尤为重要。支持提高工资、设立公营公用事业机构或支持社会主义候选人,本身并不意味着对经济最终应如何组织达成了共识。DSA容纳这样的成员:他们共同参与眼前的运动,却对社会主义究竟会通过渐进改革的积累、工作场所的大规模动员、制度层面的对抗,还是这些进程的某种结合来实现,持有不同看法。
前身组织与1982年的合并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并非由某一次创立运动直接催生,而是源于20世纪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分化。其前身之一民主社会主义组织委员会(DSOC)于1973年在迈克尔·哈灵顿的领导下成立。哈灵顿因1962年出版的《另一个美国》而享誉全国,该书研究了战后繁荣之下的贫困问题。他属于与美国社会党一脉相承的民主社会主义传统,但围绕越南战争、工会领导层和政治战略的分歧,促使这一传统在20世纪70年代初走向分裂。
民主社会主义组织委员会重视与工会、自由派改革者、民权组织以及民主党进步派合作。其战略通常被称为“重组”:力图壮大以劳工为基础的进步政治联盟,并削弱民主党内部保守势力的影响。这一取向反映了美国政治的制度环境,包括限制严格的选票准入制度,以及在两大党之外维持一个具有竞争力的社会主义政党所面临的困难。
另一个前身组织“新美国运动”(NAM)成立于1971年,深受新左派影响。其成员带来了参与学生运动、反越战运动、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社区组织工作和地方政治教育的经验。与民主社会主义组织委员会相比,新美国运动总体上对依靠民主党政客或既有工会领导人持更为怀疑的态度。它也在组织工作中更加重视女权主义,以及政治信念与日常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
这次合并将目标相近但政治文化各异的两个组织结合起来。民主社会主义组织委员会带来了与全国性劳工组织及自由派机构的联系,新美国运动则带来了扎根地方的行动者网络和新左派的组织方式。双方的分歧涉及对外交政策、政党的态度,以及如何权衡选举工作与社区工作的重要性。合并谈判力求在一个共同的民主社会主义组织内包容这些差异,而非要求意识形态完全一致。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于1982年3月正式成立。哈灵顿与芭芭拉·埃伦赖希担任共同主席,分别代表了新组织所承继的重要思想与政治脉络。成立的时机影响重大:罗纳德·里根执政、工会力量削弱,以及战后多项改革承诺的退却,共同构成了不利于社会主义力量壮大的环境。因此,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最初的任务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防御性——维持社会主义组织,并将其与现有斗争联系起来——而不是在全国选举取得重大突破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从小型组织到迅速扩张
在成立后的前三十年里,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的规模一直相对较小。它维持地方分会的运作,举办教育活动,出版《民主左翼》,并参与劳工、女权、反战和社会福利运动。其成员活跃于更广泛的进步派联盟,但该组织并不具备主要政党或全国性工会所拥有的资源和公众知名度。1989年哈灵顿去世,也使该组织失去了最知名的创始人物;彼时,随着冷战结束,国际社会主义正经历重塑。
该组织所处政治环境的变化,是多种事态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一次持续不断的崛起。反对经济不平等的运动、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拓展了公众对阶级和企业权力的讨论。这些运动并未自然而然地转化为DSA的活动,但有助于形成一批更愿意接受社会主义主张的受众。越来越多的年轻活动人士开始在社会主义政党和老牌劳工组织等传统机构之外接触社会主义。
伯尼·桑德斯争取201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选活动,起到了决定性的催化作用。尽管桑德斯并非DSA成员,DSA仍通过“我们需要伯尼”运动支持他。他公开以民主社会主义者自居,让全国范围内更多的公众接触到了这一概念。他在医疗保障、学费、工资和金融权力等方面的主张,也为活动人士提供了可据以开展组织工作的具体议题。
据DSA公布的数据,其会员人数在2016年约为6,000人,到2017年夏季已增至约25,000人。2016年11月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对其政府的反对与对民主党走向的不满交织在一起,加快了新会员的加入。2018年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当选国会议员后,以及桑德斯第二次竞选总统期间,会员人数继续增长。到2021年,该组织公布的会员人数已超过90,000人,成为美国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社会主义会员组织。
这些数字统计的是登记会员,并不意味着有同等数量的人经常参与组织工作。会员人数迅速增加,使各分会在规模、经验和工作能力方面出现了显著差异,也带来了会费收取、人员配备、政治教育,以及在规模大得多的组织内部开展沟通等方面的管理需求。此后会员流失和财务压力表明,将全国关注的热潮转化为持续参与并非易事。尽管如此,扩张仍改变了DSA的角色:这个过去主要以宣传社会主义主张而为人所知的组织,已成为地方选举和部分全国性政治运动中颇具影响力的参与者。
会员、分会与内部治理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以个人会员和按地域设立的分会为组织基础。大量实际工作由地方分会开展,包括入户拉票、政治教育、支援罢工、住房权益运动以及为候选人背书。各分会的规模差异很大:大都市地区的分会可能设有支部、受薪工作人员和多个常设委员会,而较小的分会可能仅靠少数志愿者运作。因此,全国会员总数并不能全面反映组织的实力。
全国代表大会是DSA的最高决策机构。代表由各分会及组织规章规定的其他程序选出,负责辩论各项决议、修订组织章程文件,并选举全国政治委员会。代表大会通常每两年召开一次。大会闭会期间,全国政治委员会领导全国层面的工作,工作人员则负责行政、联络宣传、筹款和组织工作支持。全国办事机构能够提供资源和协调,但无法取代活跃的地方组织。
DSA的宪章和细则对会员资格、全国机构及纪律程序作出规定。其内部制度既通过代表和民选委员会实行代议制民主,也让会员直接参与分会会议和各项运动。分歧往往涉及应由哪一级组织决定为候选人背书、分配资源,或处理涉及知名会员的争端。这些是治理中的实际问题,而不只是政治用语上的差异:地方自主权有助于鼓励尝试,全国协调则能使持续开展运动成为可能。
美国青年民主社会主义者(通常缩写为YDSA)是DSA的青年和学生组织。其校园组织开展政治教育、支持校园职工,并围绕学费、学生债务等议题发起运动。YDSA为年轻会员提供了加入组织的渠道,也为学生行动与劳工及社区运动建立联系提供了平台。它的活动有别于按地域设立的成年会员分会,但又与这些分会相互联系。
有组织的内部派别也是DSA的一大特点。这些派别发表有关战略的论述、协调提交代表大会的提案,并支持内部职务的候选人。它们的分歧涉及劳工战略、选举、组织集权化、国际政治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这些派别并不完全对应于议会政党中常见的固定派系:其成员构成和联盟关系可能随议题而变化。不属于任何派别的会员也参与决策。由此形成的制度具有多元性,但也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开会、辩论和处理程序性事务,进而可能影响哪些人能够持续参与。
选举策略及与民主党的关系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的选举活动体现了一项关键的组织区别:它是一个独立的会员制组织,但它支持的许多候选人都以民主党候选人的身份参选。在美国大多数选举辖区,初选规则允许候选人争取主要政党的提名,而无须加入类似于欧洲议会制国家常见的那种政党组织。因此,DSA可以围绕民主党初选中的竞选活动招募志愿者、宣传社会主义纲领,同时在组织上保持独立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这种安排是为了应对相对多数制、选票准入法律及既有两党制带来的障碍。获得单独提名的社会主义候选人在取得选票准入资格或组建有竞争力的联盟时,可能面临重重困难。民主党初选则提供了一条较易进入的路径,尤其是在民主党在大选中占据明显优势的选区。DSA内部的批评者认为,这条路径也可能强化人们对民主党的认同,而该党的全国领导层并不认同社会主义目标。
DSA区分成员身份、地方分会背书和全国组织背书。这几种身份或支持关系不能混为一谈。候选人可以是DSA成员,却未获得全国组织的支持;分会的背书也不一定代表全国组织的决定。桑德斯的总统竞选活动还说明了另一种区别:DSA可以为非成员背书。因此,严谨叙述社会主义者在选举中取得的成就时,应区分当选公职的DSA成员、所有获得DSA支持的候选人,以及范围更广的进步派政治人物。
具有代表性的突破包括:2018年6月,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在纽约州一场民主党国会众议员初选中击败了时任议员约瑟夫·克劳利。同为DSA成员的拉希达·特莱布也于当年当选国会议员。在其他层级,DSA成员及其背书的候选人进入了州议会和市议会,其中包括芝加哥市政府中不断壮大的社会主义者阵营。这些胜利提高了DSA的知名度,也使其有机会通过民选公职推动立法,而不再仅仅依靠外部施压。
这些胜利也使政治问责问题更加突出。民选官员代表选民,必须遵守竞选和立法相关法律,并在不受DSA控制的机构中进行协商。背书并不赋予该组织对公职人员的法定管辖权。因此,成员们围绕应如何确立对当选者的要求、如何处理在投票问题上的分歧,以及何时应撤回支持展开辩论。提出的方案既包括继续在民主党初选中开展独立的组织工作,也包括为未来的工人政党奠定组织基础。至今没有任何一种方案能够化解参与选举的便利性与政治独立性之间的张力。
劳工组织工作与职场策略
有组织的劳工在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的社会主义政治理念中占据核心地位。在这一理念中,工作场所不仅是收入分配的场域,也是集体力量的来源:劳动者可以共同谈判、中断生产,并建立独立于雇主、能够持久运作的组织。这一视角将社会主义策略与工会运动的历史联系起来,同时也承认美国大多数劳动者并非工会会员。
DSA的劳工工作包括支援罢工、筹款、公开示威、向罢工纠察线配送食品,以及开展活动,鼓励消费者或社区组织支持劳动者。2018年,教师罢工潮从西弗吉尼亚州兴起并蔓延至其他州,其间多地的DSA成员协助开展了组织和声援工作。这种参与应与领导罢工本身区分开来;领导这些罢工的是教育工作者及其自身的组织。
DSA内部的一种主要路线是基层会员策略。其倡导者鼓励社会主义者以劳动者身份,在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行业内部建立联系,并支持工会内部更广泛的参与和更积极的抗争。其目标不只是争取工会为候选人背书,而是帮助劳动者培养集体行动的能力。这一路线可以涉及工作场所组织委员会、工会内部改革、生产一线的领导工作,以及不同工作地点的劳动者之间的协调。
其他成员则更重视广泛的劳工—社区联盟、在现有工会之外开展组织工作,或与现有工会领导层合作。这些路线在实践中可能相互重叠,但在时间和资源的分配上有所不同。一个地方分会可能需要决定,是优先支援正在进行的罢工、帮助成员在尚未成立工会的工作场所开展组织工作,还是推动一项扩大集体谈判权的法律。每项活动都依赖于实际建立的联系,而这些联系不可能仅靠通过一项全国性决议就凭空产生。
在2020年代初,DSA成员参与了声援星巴克和亚马逊工会组建运动的工作,也声援了受雇研究生及其他劳动者的组织活动。这些运动的独立性仍然十分重要:DSA的参与并不意味着一场组建工会的运动就成了DSA的项目。工作场所的组织工作由参与其中的劳动者主导,同时受到所在行业法律与制度环境的制约。对DSA而言,劳工工作既是战略机遇,也是组织能力的考验,因为持久的职场联系需要持续维护,不能局限于选举周期或媒体高度关注的时期。
医疗保健、住房与公共服务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开展的议题运动,通常致力于减少基本服务对个人支付能力的依赖。其中,全民医疗保障尤为突出。该组织围绕“全民医保”开展的组织动员支持由公共资金支付的单一支付方制度,并将全国层面的立法诉求与地方入户宣传、政治教育相结合。这场运动的社会主义意义在于,将获得医疗服务视为一项社会权利,而非主要视为就业福利或私人购买的服务。
DSA在这场辩论中发挥的是政治作用,而非临床医疗作用。其成员开展入户宣传、组织公众会议,并争取候选人和民选官员作出承诺。这些活动试图将个人面对医疗费用和保险保障不稳定的经历,与改革卫生系统的主张联系起来。联邦与州层面各项提案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因此,“全民医保”既是一项具体的立法诉求,也是一句涵盖更广泛目标的组织动员口号。
住房领域的工作因地方情况而异。各地方分会曾支持租户组织工作、租金管制、反驱逐运动,以及扩大公共住房或社会住房供给。这些活动与用地分区管制、开发政策、房产所有权和市政财政相互交织。对于租户保护、新建住房和公共住房供给之间的关系,成员们并非意见一致。在住房成本高昂的大都市地区,即便成员都反对居民被迫迁离,围绕住房供给与房东权力的争论仍可能使他们确定不同的运动重点。
能源与气候运动提供了另一条探讨所有权问题的路径。DSA成员支持公营公用事业、扩大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以及将脱碳与就业、公共投资相结合的各类绿色新政方案。在纽约州,DSA成员与盟友组织曾推动《建设公共可再生能源法》,该法于2023年获颁行。它扩大了纽约电力局在开发可再生能源发电方面的职能,使公共部门参与能源转型的主张有了具体的制度载体。
这些运动的直接目标各不相同。租户运动可能针对某个房东;公用事业运动可能寻求修改州法律;医疗保健运动则可能需要联邦层面的行动。DSA在组织上的任务,是将这些不同层级的行动联系起来,而不把它们视为可以相互替代。地方服务供给和互助可以建立联系、满足眼前需求,而立法运动则寻求在整个管辖范围内适用的变革。成员们就各类活动应投入多少志愿力量展开讨论,也探讨如何让参与者获得持久的组织力量,而不只是成为运动的临时支持者。
国际组织关系与外交政策立场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视野,既承袭了其前身组织的民主社会主义传统,也融入了成员在不同时期采纳的立场。该组织成立时便加入了社会党国际,这是一个由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劳工政党组成的国际联合组织。这一联系使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置身于一个广泛的政治阵营之中,其中既有执政党,也有反对派运动。这也体现了哈林顿的理念:民主社会主义是一项国际事业,而不只是美国国内的改革方案。
随着成员开始批评社会党国际部分成员党的政策,双方关系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争议。在2017年全国代表大会上,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投票决定退出社会党国际。支持退出者认为,该国际组织中的一些政党,其实际表现已不再体现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希望推动的社会主义原则。这一决定标志着其组织隶属关系的变化,但并未终结有关该组织应与哪些外国政党和运动保持关系的争论。
反对美国军事干预和批判帝国主义已成为该组织立场中的突出主题。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曾反对某些战争、军事援助计划和制裁政策,其纲领也呼吁对美国安全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包括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些是组织层面的立场,并不意味着全体成员意见一致。在反对美国强权与批评其他国家之间应如何把握关系,以及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应如何回应相互对立的政府之间的冲突等问题上,成员存在分歧。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问题一直是该组织开展活动和发生争议的重要领域。2017年,全国代表大会表态支持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此后的争论围绕这一立场应如何影响选举背书、与盟友组织的关系,以及对当选公职的成员有何要求而展开。这一问题表明,当全国层面的政策、地方联盟与公职人员的决定不一致时,一项国际立场便可能转化为组织内部的问题。
理解这些立场时,必须注意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分权式组织结构。地方分会、内部工作组或个别成员发表的声明,并不自动代表全国层面的政策。反过来,即便有相当一部分成员持不同意见,代表大会的决定仍确立了整个组织的承诺。要理解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外交政策取向的延续与变化,就必须区分这些不同层次。
政治教育、出版物与战略辩论
政治教育一直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的一项职能,即使在选举活动有限的时期也不例外。各分会组织读书会、公开讲座、工作坊和培训,内容涵盖社会主义历史、经济学、组织工作及当前开展的运动。这些活动的目的,一方面是增进理解,帮助成员形成对制度与权力的认识;另一方面则着眼于实践,为成员主持会议、上门拉票、在工作场所开展组织工作以及参与各项运动做好准备。
《民主左翼》是DSA的官方刊物,为组织工作报道和政治论辩提供平台。各分会也出版通讯、杂志和网络资料。这些出版物面向不同的读者群体:有些介绍当地正在开展的具体运动,有些则探讨社会主义理论或全国性战略。由个别成员或相关知识界网络制作的出版物,即使撰稿人在DSA内部颇具影响力,也不等同于组织的正式声明。
2016年后大批新成员的加入,使教育工作变得更加重要,因为这些成员的政治经历差异显著。有些人通过民主党的竞选活动加入,有些人来自劳工组织工作、校园行动或抗议活动,还有些人此前几乎没有参与组织的经验。共同参与一场运动,并不一定意味着对国家、经济所有权或政党持有相同的基本认识。教育工作成为处理这些差异的一种方式,而不必将接受一套统一、完整的学说作为入会条件。
DSA的战略辩论常常围绕改革可能如何改变权力分配展开。提高工资可以改善物质生活条件,却不改变所有权;壮大工会则还可能建立起一个能够采取进一步行动的组织。公有公用事业企业可能改变由谁获得收益、由谁作出投资决策,以及民主监督有哪些实施空间。成员评估各项运动时,不仅考虑其直接带来的益处,也考察它们是否扩大参与、加强独立组织,以及为后续斗争积累行动能力。
组织的迅速壮大使这些问题变得更加具体。选举胜利带来了立法协调和问责的需求;会员人数增加,使组织需要配备工作人员并保持财务稳定;全国性运动则要求就地方自主权作出决定。因此,DSA既是一个追求眼前政治目标的组织,也是一个让相互竞争的社会主义战略通过选举、工作场所、社区运动和内部民主制度接受检验的平台。